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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版本的事实”

- 卢昌海 -

在历史资料中, 日记、 书信、 回忆录等都算第一手资料, 是我喜欢的。 三者之中, 以可靠性而论回忆录是相对最差的, 往往写于时隔多年之后, 且意在发表, 有诸多主客观原因或动机可使之偏离真实或公允, 尤其在那些不易找到旁证的细节上。

因此在读回忆录时, 但凡涉及作者跟别人的交往细节, 我时常会想, 那 “别人” 是否也写了回忆录? 是否记述了可供比对的细节? 比如李宗仁在《李宗仁回忆录》中说自己曾向美国驻华军官史迪威 (Joseph Warren Stilwell) 介绍对二战前景的预测, 且一一应验, 令后者见到他时 “翘起大拇指说: ‘你说对了, 你说对了!’”。 读到这些细节时我就会想, 史迪威是否也写了回忆录? 是否记述了这些令他 “翘起大拇指”, 从而照说该印象深刻的事情?

当然, 我对此类历史的兴趣有限, 虽好奇于相互比对的可能性, 本质上却只是起一个提醒自己勿要轻信的作用, 很少真地去寻找比对的机会。 不过, 读的书多了, 纵然无心, 碰巧把相关之人的回忆录都读了, 且碰巧可以比对也是有的。 这其中最常见的是论战, 那是存心供人比对的, 不过人在论战中能保持多少公允是令人怀疑的, 因此我更感兴趣的是那些 “自说自话”、 只是碰巧出现 “交集”, 从而可以比对的情形。 这种情形还真不多, 最近有幸碰到了一例, 涉及的是两位物理学家的回忆录。

这两位物理学家是来自英国的戴森 (Freeman Dyson) 和美国物理学家费曼 (Richard Feynman)。

戴森的回忆录 《Disturbing the Universe》
戴森的回忆录
《Disturbing the Universe》

1979 年, 戴森写了一本有随笔色彩的回忆录, 名为《Disturbing the Universe》。 在这本引人入胜的回忆录中, 有一部分记述的是戴森和费曼的交往, 其中给人印象很深的, 是 1948 年夏天他们两人驱车从东北部出发, 横穿大半个美国, 前往中西部的阿布奎基 (Albuquerque) 的长途旅行。 戴森用整整一章的篇幅记述了那次旅行, 标题叫做 “阿布奎基之旅” (A Ride to Albuquerque)。

在那次旅行中, 戴森和费曼在奥克拉荷马 (Oklahoma) 州遭遇了暴雨, 因道路被淹而在一个小旅馆里住了一夜。 据戴森回忆, 他们是受阻后被迫折返, 来到一个名叫维尼塔 (Vinita) 的小镇, 那里已挤满了与他们一样被阻的旅行者, 但他们幸运地找到了一个旅馆房间。 戴森对他和费曼的那个旅馆之夜作了很温馨的描述, 写到雨点如擂鼓般打在窗户上, 他和费曼则彻夜长谈 ("we talked the night through")。 费曼谈到了他去世的妻子, 谈到了他和妻子如何作弄洛斯阿拉莫斯 (Los Alamos) 实验室的安保人员, 也谈到了他妻子的幽默及面对死亡的勇气。 除此之外, 费曼还谈到了他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工作, 两人并且就彼此对物理学的若干观点展开了争论…… 直谈到黎明前才睡了一小会 ("before dawn we succeeded in sleeping a little")。 天亮之后, 两人便驱车继续前行。

我最早读戴森这本回忆录是临出国前的 1994 年, 读的是中文版, 出国后则读过英文版。 我也读过费曼 1985 年出版的有故事集风格的著名回忆录《Surely You're Joking, Mr. Feynman!》, 印象中却并未提及戴森。 这当然也不奇怪, 因为一个人的回忆录倾向于记述自己经历中的重要事件, 或见过的重要人物, 因此有一种显而易见的 “相对性”: 相对于戴森来说, 费曼是著名人物, 从而不仅会提到, 还会用较多的篇幅; 但相对于费曼来说, 戴森可能只是普通人物, 提与不提就比较随意和偶然了。 这种 “相对性” 也降低了回忆录相互比对的机会, 因为交往双方哪怕都写过回忆录, 也完全有可能因地位的不对等而只有一方记述了交往细节。

费曼的回忆录 《What Do You Care What Other People Think?》
费曼的回忆录
《What Do You Care What Other People Think?》

不过戴森毕竟也并非那么不著名, 而费曼也并非那么看重 “著名人物”, 因此当我前不久阅读费曼 1988 年出版的另一本回忆录《What Do You Care What Other People Think?》时, 终于发现费曼也记述了与戴森的一次交往, 并且巧得很, 恰好就是戴森记述过的那个旅馆之夜, 从而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比对机会。

比对的结果相当有趣。

首先, 费曼没有提戴森的名字 (因此在索引中搜 “戴森” 的名字是搜不到那段记述的), 而称之为 “我的一位物理学家朋友” (a physicist friend of mine) 及 “一位安静而庄重的英国朋友” (a quiet and dignified English fellow)。 其次, 费曼那段记述是穿插在其他回忆里的, 是回忆里的回忆, 并且没有提具体时间。 这些模糊——我们将会看到——有可能是故意的, 但事件却毫不模糊, 是 “驱车横穿美国” (going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by car), 在奥克拉荷马州因道路被淹而被迫折返, 在已挤满了像他们一样被阻的旅行者的情况下, 幸运地找到一个旅馆房间住了一夜。 从这些熟悉的描述, 再联系到费曼和戴森的生平, 可以很有把握地确定那位 “安静而庄重的英国朋友” 正是戴森, 而那一夜正是戴森回忆过的那个旅馆之夜。

但其他情节可就不同了。

首先是旅馆的地点, 戴森说是维尼塔, 费曼没有明说, 但提到他们刚过塔尔萨 (Tulsa) 就被告知前方道路被淹。 费曼不信, 又开了 10 英里左右, 确实过不去, 才 “回到城里” (back in town) 找旅馆。 从这段描述看他们应该是回到了塔尔萨, 它在戴森所说的维尼塔以西约 60 英里处。

这是小出入, 更有趣的不同则在后面。

据费曼回忆, 他们的房间在三楼, 没有门, 只有一道布帘与走廊相隔。 两人入住后戴森想要小便, 但房间只有一个水槽, 而没有厕所。 厕所在走廊的另一端, 他们可以听到女孩子们在走廊上嬉笑走动的声音, 那让戴森很紧张, 不愿去厕所。 费曼没有解释戴森为何紧张, 或许是因为所有房间乃至厕所都没有门, 只有布帘, 故而让 “安静而庄重的英国朋友” 却步吧。 怎么办呢? 费曼建议就在水槽里解决, 但那显然也是 “安静而庄重的英国朋友” 做不出来的。 两人当时都累了 (both tired), 便各自躺在床上, 费曼甚至小睡了片刻 ("I kind of fall asleep a little bit"), 然后被一些轻微的响声所惊动, 便睁开了一只眼睛, 只见黑暗中戴森正蹑手蹑脚地走向水槽……

费曼的记述到这里就结束了, 只述及了戴森的尴尬事 (在人物和时间上的模糊有可能是替戴森避点讳), 而完全没有彻夜长谈的影子, 不仅没有, 甚至跟长谈所需的气氛都有些背道而驰——因为两人 “都累了”。 当然, 这不见得一定是矛盾, 因为我们可以设想爱开玩笑的费曼不会放过这样一个取笑戴森的机会, 而被那取笑一刺激, 两人又有了精神, 于是开始彻夜长谈…… 只不过那长谈对戴森是大事, 对费曼则是小事, 因此戴森记了, 费曼则没记; 而在水槽中小便对戴森是尴尬事, 对费曼却是趣事, 因此戴森没记, 费曼却记了。 这是视角、 兴趣、 情感等方面的差异造成的, 在回忆录中是很常见的。

对于这种视角、 兴趣、 情感等方面的差异, 戴森曾引述过著名物理学家西拉德 (Leo Szilard) 的一个精彩说法。 西拉德有一次跟德裔美国物理学家贝塔 (Hans Bethe) 提到自己打算写日记, “不是为了发表, 只是记录些事实供上帝参考。” “你不认为上帝已经知道事实了吗?” 贝塔问。 “是的,” 西拉德回答说: “他知道事实, 但他不知道这个版本的事实。” 戴森和费曼对那个旅馆之夜的回忆正是对 “这个版本的事实” (this version of the facts) 的极好的诠释。

戴森对回忆录的可靠性也有很清醒的认识, 在《Disturbing the Universe》一书的序言中他曾写道, “我完全知道记忆是不可靠的, 它不仅会对我们人生中的事实进行选择和重排, 而且还会粉饰和创造。” 在 2006 年出版的随笔集《The Scientist As Rebel》中, 他不仅再次表示 “记忆不仅会扭曲而且还会创造”, 且还特别提到当年撰写回忆录时, 惊讶地发现自己记得了那么多实际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当然, 清醒的认识虽是好事, 却也不必因此而轻看回忆录。 回忆录的可靠性并不单纯依靠回忆, 比如戴森的回忆录就参阅了他的家信 (这应该也是他能够发现 “自己记得了那么多实际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的原因之一), 对于记日记的人来说, 回忆录还可参阅日记, 从而更为可靠。 但无论怎么可靠, 视角、 兴趣、 情感等终究是因人而异的, 因此再好的回忆录——甚至日记和书信——也都只是 “这个版本的事实”。

不幸的是, 这一特点也给人诠释和评价回忆录提供了随心所欲般的便利, 我们时常可以看到被社会或评论者个人钟意的所谓 “正面人物” 的回忆录里的差错或片面之处被称为 “笔误”、 “白璧微瑕”、 “在所难免”; 而被社会或评论者个人嫌恶的所谓 “反面人物” 的同类问题则被称为 “谎言”, “欲盖弥彰”、 “混淆视听”, 甚至以此为由将某些不待见的回忆录查禁销毁。 对我个人来说, 回忆录是姑妄读之的东西, 有机会相互比对是乐趣, 若无机会, 则作为一家之言备作参考亦不坏。 对社会来说, 我认为应鼓励并切实保存各种版本的史料, 不要听任意识形态、 社会潮流、 一时好恶等等来作筛选。 唯有这样, 才能让历史学家们在无论多少年之后都有尽可能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来相互比对、 分析梳理。 无论 “选择和重排”、 “粉饰和创造”, 还是 “这个版本的事实” 都有机会在那样的比对和分析中被甄别、 辨明, 唯有查禁销毁却会永远抹去那样的机会。

而且从历史的经验来看, 崇尚查禁销毁的人往往比最拙劣的回忆录作者更喜欢 “选择和重排”、 “粉饰和创造”, 也更喜欢玩弄 “这个版本的事实”——当然, 玩剩下的只会是合他们意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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