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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 “黄金白银的时代” 部分曾以法老王为笔名发表于《枫华园》第六零六期 (二零零七年六月八日出版)。

黄金白银的时代

- 卢昌海 -

黄金白银的时代

本世纪初, 那个把伦敦的天空画成了红色的人后来被称为 ‘伦敦天空的发明者’。 我这样写了我们的生活, 假如有人说, 我就是这种生活的发明者, 这是我绝不能承认的。 众所周知, 这种发明权属于更伟大的人物、 更伟大的力量。

——王小波 (《黄金时代》后记)

王小波去世整整十年后才读他的小说是一件令人汗颜的事, 读完后还要胡侃, 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

我读王小波小说的感受和十几年前读者的感受可能会很不相同, 其中最大的差别就是新鲜感的淡化。 他的小说有许多东西在当时是非常独特 (比如文笔), 甚至有突破性的 (比如性描写), 那些东西后来已经被许多人模仿 (比如文笔), 甚至发扬光大 (比如性描写)。 因此直到今天才读他小说的人所感受到的新意或冲击显然要远小于十几年前的读者。

方力钧的画作
方力钧的画作

我读王小波的《白银时代》和《黄金时代》的最直观的感觉, 是想起了方力钧的一些画作。 那些画作任谁看过一眼都很难忘记, 因为画上所有的人都是光头。 那种近乎荒诞的视觉冲击让人立刻想起了过去那个独一无二的荒诞年代——那也是王小波小说描述或影射的年代。 我觉得两者的风格颇有互通之处。

王小波小说让我产生的另一个联想是想起了中学的一位图画老师, 他是一位极有水平的老师, 常常在课上当堂作画。 他把画纸挂在黑板前, 用毛笔画山水, 开始的时侯他东画一笔、 西抹一划, 似全无规则可循, 但渐渐地, 一幅漂亮的山水从那看似无序的笔墨中现出了身影。 看王小波的小说也是这种感觉, 他的笔似乎总在跳跃, 段落之间往往毫无过渡, 但渐渐地, 片断之间的联系丰满了起来, 最终构成一篇完整的作品。

初读王小波小说时我并不怎么喜欢, 因为那笔调太颓废, 而我一向不喜欢太颓废的笔调。 他笔下的人物尝试过很多事情, 比如当历史学家、 哲学家、 小说家等, 甚至还学过数学, 做过物理。 但他对所有那些东西的描述都带着一种颓废的笔调: 写历史是掉进屎 (史) 坑; 学数学的人是 “本身就古怪”, 元数学的功能是 “让人头疼”; 哲学家的生活是坐在臭椿树下冥思苦想, 在蹲式便器边上支个小帐蓬, 在里面睡上半夜, 带一身蚊子咬的大包。 甚至连他本人正在做的事情——写小说——也逃脱不了被自嘲的命运。 不过写小说实在是一件妙不可言的事情——它的奇妙让我想起一个悖论, 一个有关 “不能用少于二十个汉字加以定义的最小整数” 的悖论。 这个悖论的 “悖理” 就在于: 当你找到这样的整数时, “不能用少于二十个汉字加以定义的最小整数” 本身就变成了对它的定义, 而这个定义只有十九个字。 写小说的奇妙之处则在于: 你可以把它写得很颓废, 但当你让它颓废到一定程度时, 它有时会摇身一变成为一种风格, 乃至品位, 这种风格和品位仿佛灰烬中冉冉升起的火凤凰, 它不再颓废——在这点上它似极了那个悖论。

王小波的小说就有这种悖论意味, 它绝非只有颓废, 就象方力钧的画作绝非只有荒诞。 读他的小说, 读着读着就会被他的文字所感染, “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 那种悲凉犹如一张垂天的大网, 让人逃无可逃, 避无可避, 就象王二眼里那个被臭气笼罩的豆腐厂:

我在豆腐厂工作时, 厂门口有个厕所。 我对它不可磨灭的印象就是臭。 ... ... 这些臭味是一种透明的流体, 弥漫在整个工厂里。 ... ... 坐在...屋里往外看, 可以看到臭味往天上飘, 就如一勺糖倒在一杯水里。 臭味在空气里, 就如水里的糖浆。 在刮风的日子里, 这些糖浆就翻翻滚滚。 ... ... 透过臭气看天, 天都是黄澄澄的。 生活在臭气中, ... ... 渐渐地我和大家一样,相信了臭气就是我们的命运。

讲述或影射文革的文字我读过不少, 比如季羡林的《牛棚杂忆》, 平实细腻, 比如都梁的《亮剑》(电视剧未涵盖后半部分), 血泪纵横。 读那些文字, 虽然也能体味那个炼狱般的年代, 却有一种旁观的感觉, 不如王小波的文字那么有笼罩性, 仿佛自己也被裹进了那个恐怖的年代。 在这点上他的文字是不朽的——就象李银河所希望的那样。

众所周知, 性描写是王小波小说中一个比较先锋的部分。 不过他的性描写似乎是以对男性性器官勃起的描写为第一要务。 他笔下的人物, 在有事的时候会勃起, 在没事的时候也会勃起, 挨打时勃起, 打人时勃起, 受刑时勃起, 甚至在跳楼自杀时也要勃起。 雷同的描写太多了, 不免腻味, 甚至有种肉麻当有趣的感觉。 不过性描写放在十几年前对许多读者来说可能还是很大胆、 很新奇、 百读不厌的东西, 今天来评它多少有点不公。

王小波小说的另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是男性角色的形象普遍糟糕透顶, 普遍到一个例外都不存在, 糟糕到半点魅力都没剩下。 以收录在小说集《白银时代》和《黄金时代》中的故事为例, 可以穷举如下:

作品 人物 典型形象
《白银时代》“我” 身高二米一的庞然大物, 有忧郁症、 爱发呆, 成天将脸拍在桌面上, 而且 “有几分恐龙的模样”。
《未来世界》“舅舅” 患心脏病、 关节炎, 块头大、 体质虚, 性格懦弱又傻不拉几, 还有点阳萎。
《2015》“小舅” 外斜视眼 (后来变成斗鸡眼), 画画时象巴甫洛夫的狗一样口水直流, 带着手铐象只老狗熊。
《黄金时代》“我” “面色焦黄, 嘴唇干裂, 上面沾了碎纸和烟丝, 头发乱如败棕, 身穿一件破军衣, 上面好多破洞都是橡皮膏粘上的, 跷着二郎腿, 坐在木板床上, 完全是一副流氓相”。
《三十而立》“王二” “天黑以后, 像狗一样趴在坑上, 煤油灯炙黄了头发”。
《似水流年》“李先生” 外号 “龟头血肿”, “脸上老带着被人打时的傻笑”, “模样就和从井下刚出来差不多”
《革命时期的爱情》“王二” “小个子, 连鬓胡子, 脸上爬满了皱纹, 但一根横的也没有, 全是竖着的, 自然卷的头发, 面色黝黑, 脸上疙疙瘩瘩。 脸相极凶, 想笑都笑不出, 还有两片擀了毡的黑眉毛”。
《我的阴阳两界》“我” 外号 “小神经”, 阳萎病人, 头大如斗、 手大脚大, 离群索居、 沉默寡言, 脸相极凶、 吃相难看。

除形象糟糕外, 这些主要的男性角色还都极其背运 (只有桃花运奇迹般地例外), 并且还有这样的要命特点: 几乎所有的第一人称人物 (“我”、 “王二”) 都行为乖张 (起码在外人眼里如此); 几乎所有的第三人称人物 (“舅舅”、 “小舅”、 “李先生”) 在相应的女性角色面前都懦弱得象个奴才, 其中有些干脆就是犯人 (相应的女性角色则是警察)。 王小波的小说虽以大胆引进 “性” 元素著称, 但他笔下的男性角色却大都有在相应的女性角色面前坐怀不乱的能力, 只不过这种能力并非出于任何正面的品质, 而大都来自阳萎、 奴性、 胆小、 提防、 心灰意冷等最无男性阳刚之气的因素。

另一方面, 与男性角色的形象截然不同的是, 王小波笔下的女性角色虽大都有些 “十三点” 的意味 (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 “爱上” 他笔下的男性角色), 但形象大都不错, 要脸蛋有脸蛋, 要身材有身材, 要肌肤有肌肤, 甚至连那个年代很欠缺的披肩长发、 暴露衣着等摩登装扮都一应俱全。 王小波曾把他的小说与印象派画家的画作相对比, 毫无疑问, 他笔下男性角色的形象和行为影射的是人性在那个年代所受的摧残——那些第三人称男性角色对应的是性格因摧残而扭曲的男人; 而第一人称男性角色对应的则是用外表的颓败来抵御摧残的男人, 后者很可能注入了作者本人的性格。 我很欣赏他在《革命时代的爱情》中的一句话: “在革命时期里, 我随时准备承认自己是一只猪, 来换取安宁”。 这也是他笔下多数第一人称男性角色的处世之道, 这句话对那个时代价值观的蔑视真是一针见血。 但即便有印象派风格的提示, 我还是不明白他笔下的女性角色是怎么了, 她们并无叛逆那个时代所需的阅历基础和思维深度 (《黄金时代》中的陈清扬可能除外), 却一个个那么主动自虐地 “爱” 上了那些极其不堪, 并且 “politically incorrect” 的男性角色——那些男性角色中虽有几位 (“我”、 “王二”) 不无 “内秀”, 可那种 “内秀” 却绝非故事中那些女性角色的智慧所能发现的。 或许这只是作者自己的一个梦吧——一个 “黄金白银” 时代的性梦。

我最欣赏的王小波杂文片断

针对有人批评《黄金时代》的 “格调” 不高, 王小波写了 “关于格调” 一文, 这篇文章中以著名电影 “庐山恋” 为例讨论格调的那段我很欣赏。 那是一种充满智慧的幽默, 而在幽默之中又透着犀利的锋芒, 这样的文笔套用温瑞安小说的标题来说那是 “惊艳一枪” (也可以算是 “温柔一刀”), 这样的枪法 (或刀法) 比如今那些恨不能凭强烈的语气把对方压成肉酱, 结果自己也溅上一身腥的穷凶极恶的论战实在高明多了:

对于作品来说, 提升格调也是要紧的事。 改革开放之初有部电影, 还得过奖的, 是个爱情故事。 男女主角在热恋之中, 不说 “我爱你”, 而是大喊 “I love my motherland!” 场景是在庐山上, 喊起来地动山摇, 格调就很高雅, 但是离题太远。 国外的电影拍到这类情节, 必然是男女主角拥抱热吻一番, 这样格调虽低, 但比较切题。 就爱情电影而言, 显然有两种表达方式, 一种格调高雅, 但是晦涩难解。 另一种较为直接, 但是格调低下。 按照前一种方式, 逻辑是这样的: 当男主角立于庐山之上对着女主角时, 心中有各种感情: 爱祖国、 爱人民、 爱领袖、 爱父母, 等等。 最后, 并非完全不重要, 他也爱女主角。 而这最后一点, 他正急于使女主角知道。 但是经过权衡, 前面那些爱变得很重, 必须首先表达之, 爱她这件事就很难提到。 而女主角的格调也很高雅, 她知道提到爱祖国、 爱人民等等, 正是说到爱她的前奏, 所以她耐心地等待着。 我记得电影里没有演到说出 “I love you”, 按照这种节奏, 拍上十几个钟头就可以演到。 改革开放之初没有几十集的连续剧, 所以真正的爱情场面很难看到。 外国人在这方面缺少训练, 所以对这部影片的评价是: 虽然女主角很迷人, 但不知拍了些啥。 

按照后一种方式, 男主角在女主角面前时, 心里也爱祖国、 爱上帝, 等等。 但是此时此地, 他觉得爱女主角最为急迫, 于是说, 我爱你, 并且开始带有性爱意味的身体接触。 不言而喻, 这种格调甚为低下。 这两种方式的区别只在于有无经过格调方面的加权运算, 这种运算本身就极复杂, 导致的行为就更加复杂。 后一种方式没有这个步骤, 显得特别简捷, 用现时流行的一个名词, 就是较为 “直露”。 这两种方式的区别在于前者以爱对方为契机, 把祖国人民等等一一爱到, 得到了最高的总格调。 而后者径直去爱对方, 故而损失很大, 只得到了最低的总格调。 [“关于格调” 片断]

王小波在 “都市言情剧里的爱情” 一文中对冯小刚导演的都市言情剧《情殇》的评论我也非常欣赏。 虽然我并未看过这部言情剧, 但此类情节在言情剧中简直太典型了。 同样, 那段评论是真正王小波式的幽默:

毛姆是这样评论侦探小说的: 此类小说自爱伦·坡以来, 人才辈出, 培养出一大批狡猾的观众, 也把自己推入了难堪之境。 举例来说, 一旦侦探小说里出现一位和蔼可亲、 与世无争的老先生时, 狡猾的观众们就马上指出: 杀人的凶手就是他, 此类情形也发生在我们身边, 言情剧的作者也处于难堪的境地。 这两年都市言情剧看多了, 我们正在变得狡猾: 从电视屏幕上看到温柔、 漂亮的女主角林幻, 我马上就知道她将在这部戏里大受摧残 —— 否则她就不必这样温柔、 漂亮了。 在言情剧里, 一个女人温柔、 漂亮, 就得倒点霉; 假如她长得像我 (在现实生活里, 女人长得像我是种重大灾难) 倒有可能很走运, 她还有个变成植物人的丈夫, 像根木棍一样睡在病床上, 拖着她, 使她不便真正移情别恋。 从剧情来看, 任何一个女人处在女主角的地位, 都要移情别恋, 因为不管她多么善良、 温柔, 总是—个女人, 不是一根雌性的木棍, 不能永远爱根雄木棍, 而且剧里也没把她写成木棍, 既然如此, 植物人丈夫作用无非是加重对女主角的催残 …… 剧情的发展已经证实了我的预见。

更狡猾的观众则说, 剧作者的用意还不仅如此。 请相信, 这根木头棍子是颗定时炸弹、 一旦林幻真正移情别恋, 这根木头棍子就会醒来, 这颗定时炸弹就要炸响, 使可爱的女主角进—步大受摧残, 戏演到现在, 加在女土角身上的摧残已经够可怕的了: 植物人丈夫一年要二十万医药费, 她爱的男人拿不出。 有个她不爱的男人倒拿得出, 但要她嫁过去才能出这笔钱。 对于一个珍视爱情的女人来说, 走到了这一步, 眼看要被逼成—个感情上的大怪物 …… 我很不希望这种预见被证实, 但从剧情的发展来看, 又没有别的出路, 造出一颗定时炸弹, 不让它响, 对炸弹也不公平哪。 [“都市言情剧里的爱情” 片断]

下面两个片断我也很欣赏, 虽然它们彼此有些相似:

在一生的黄金时代里, 我们没有欣赏到别的东西, 只看了八个戏。 现在有人说, 这些戏都是伟大的作品, 应该列入经典作品之列, 以便流传到千秋万代。 这对我倒是种安慰 —— 如前所述, 这些戏到底有多好我也不知道, 你怎么说我就怎么信, 但我也有点怀疑, 怎么我碰到的全是经典? 就说《红色娘子军》吧, 作曲的杜鸣心先生显然是位优秀的作曲家, 但他毕竟不是柴可夫斯基 …… 芭蕾和京剧我不懂, 但概率论我是懂的。 这辈子碰上了八个戏, 其中有两个是芭蕾舞剧, 居然个个是经典, 这种运气好得让人起疑。 根据我的人生经验, 假如你遇到一种可疑的说法, 这种说法对自己又过于有利, 这种说法准不对, 因为它是编出来自己骗自己的。 [“欣赏经典” 片断]

从我懂事的年龄就常听人们说: 我们这一代, 生于一个神圣的时代, 多么幸福, 而且肩负着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神圣使命等等; 在甜蜜之余也有一点怀疑: 这么多美事怎么都叫我赶上了。 再说, 含蓄是我们的家教。

在三年困难时期, 有一天开饭时, 每人碗里有一小片腊肉。 我弟弟见了以后, 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 冲上阳台, 朝全世界放声高呼: 我们家吃大鱼大肉了! 结果是被我爸爸拖回来臭揍了一顿。 经过这样的教育, 我一直比较深沉。 所以听到别人说: 我们多么幸福、 多么神圣时, 别人在受苦, 我们没有受等等, 心里老在想着: 假如我们真遇上了这么多美事, 不把它说出来会不会更好。 当然, 这不是说, 我不想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 对于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 我是这么想的: 与其大呼小叫说要去解放他们、 让人家苦等, 倒不如一声不吭。 忽然有一天把他们解放, 给他们一个意外惊喜。[“沉默的大多数” 片断]

读王小波的东西, 很多观点在如今看来倒也不足为奇, 令人击节叹赏的是他的表述方式, 是那种带着超脱, 带着智慧, 带着幽默的文笔, 是那种娓娓道来, 气定神闲, 甚至常常顺着对方逻辑, 从对方思路出发的阐述, 而这一切的最终结果是彻底暴露对方的愚蠢。 那是一种归谬式的论述, 让对方的谬误一丝不挂地呈现在光天化日之下, 使所有能够思维的人都一目了然——这时自然已无须再加驳斥。 这就好比一个豆腐渣工程, 表面看或许和其它工程一样堂皇, 但你若看见了它千疮百孔的地基, 无需拿锤子砸也知道那是什么货色了。 当然, 智者的最大不幸就是生活在一个视智慧为洪水猛兽的年代, 越是有这种智慧和清醒头脑的人在文革时就会越痛苦。 我可以想象如果王小波把上面最后所引的那两段在文革的时候说出来, 革命群众会有什么反应。 革命群众的嘴脸如何, 余生也晚, 没见过活的, 从图片上看是昂首挺胸、 意气风发, 但他们的心智就象豆腐渣工程的地基, 总让我想起下面这段描写——那也是我比较欣赏的一个王小波杂文片段:

小时候, 我有一位小伙伴, 见了大公鸡踩蛋, 就拣起石头狂追不已, 我问他干什么, 他说要制止鸡耍流氓。 当然, 鸡不结婚, 搞的全是婚外恋, 而且在光天化日之下做事, 有伤风化; 但鸡毕竟是鸡, 它们的行为不足以损害我们 —— 我就是这样劝我的小伙伴。 他有另一套说法: 虽然它们是鸡, 但毕竟是在耍流氓。 这位朋友长着鸟形的脸, 鼻涕经常流过河, 有点缺心眼 —— 当然, 不能因为人家缺心眼, 就说他讲的话一定不对。 不知为什么, 傻人道德上的敏感度总是很高, 也许这纯属巧合。 [“奸近杀” 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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