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小的时候，我就是个不肯动脑筋的人。比如说数数，从1背到9之后，我就直接背11、12、13……然后一直到19，越过20再数21、22、23……以此类推，最后数到100。我不明白，为什么数字到了9以后就要再转换一次，想不明白我就不想，我懒得动脑筋，不想的后果是不会数，直到上小学一年级，我还是不会数10、20、30这样的数字。令我父亲大惑不解的是，从100数倒着往回数，数到零，我仍然是不肯10、20、30……长大后，父亲问我，怎么顺数倒数都可以记着不数后面带有零的数字。其实，不是我记恨这些数字，是我真的不会数。

上小学后，学数学，这又是我大为头疼的事，为什么数数？为什么要把那些数字加来减去的，还是背“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这样的诗有趣得多。那时候我的数学作业本，满眼望过去，全是红叉叉，没有一个勾！1+1=2，1-1=2，3+4=2，0-0还是等于2，无论任何的数学题，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2。其实，我现在也没有明白，那时候为什么不选择等于0或者1，毕竟0和1比2更好写一些。可那个时候，是我懒得动脑筋的真实状况。懒得动脑筋不是我的错，我这样认为，谁叫老爸让我4岁就读书的呐！那本来还就是一个不用动脑筋学习，只顾疯玩的年龄吧。

家中四个孩子，我是最大的。因此，父亲对我期望很大，总希望将来有所大成就，好给弟妹们做榜样。谁知道我打小就是个没有理想的人，是个很不争气的人。还记得小时候，一天早晨起来，妈妈给我梳辫子。当时很为妈妈这样照顾我而感动，于是我对我妈说：“妈，我长大了要养你。”妈妈听了特高兴，问我怎么样她，我的回答是：我去当售票员，卖车票赚钱养她。妈妈对我这个回答很是失望，那时候农村到处都贴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标语，妈妈问我要不要当个科学家，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当科学家？！天啊，那太难了。我退而求其次地告诉妈妈，我可以去捡破烂，等祖国实现了“四个现代化”的时候，路边的破烂也肯定会高级得多。把它们捡来卖了，总还是可以养得活我和我妈的吧？总之，我不愿意从事任何需要动脑筋的工作。

当个售票员或者捡破烂，这种理想很是在我的头脑中盘桓了一段时间。当售票员的理想破来大约是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那时候老爸第一次带我出远门。坐在车上，看着售票员阿姨收了一叠又一叠的钞票，还要算找那个乘客多少钱，要做减法；有时候，碰到好几个乘客一起买票，还要做加法，做完加法之后还要做减法……钞票拿在手里，都是一毛、二毛、一块、两块的，我看着就很是感慨，对于我这个任何数学习题都以2来终结的人，这种工作是万万干不得的了。那个时候，老爸指着忙碌的售票员问我还想不想当售票员，我赶快摇头予以否定了。

后来，就剩下捡破烂的这个理想了。但这种理想不太有机会实现得了，因为那个年代穷，路边几乎没有可以捡得到的破烂。真的，我每次上学放学的路上，对于我行走的地方都非常留意，除了一些烂纸片外，真的没什么可捡的。就这样，一些烂纸片还是被我捡来订成了一个作业本。因为家穷，直到小学三年级之前，我爸都没为我交过学费，我上学既没课本，也没作业本，作业本是捡废纸订成的，铅头是捡铅笔头摁进高梁杆里做成的。这些活动，也算在我小时候成就了我捡破烂的理想。那时候，我非常自信地认为自己靠着捡破烂读完了小学三年级，今后也肯定可以靠捡破烂养活我和我妈。

但是，随后几年的生活也让我产生了怀疑。不肯动脑筋，只想做个简单的人肯定是不好的。因为老师那么不喜欢我，我的学习成绩总是排在最后，同学们也嘲笑我穷捡别人丢掉的东西。而且有一个冬天的雪夜，因为数学考试又是零分的我，被老师反锁在教室里。四川冬天的夜里真冷啊，窗外飘着雪，我身上破烂的棉袄根本无法抵挡这样的寒冷，我躲在用来挡雪的斗笠后面，蜷缩着昏沉睡去。直到我老爸焦急地找到我，他抱着冰冷的我就和老师大吵起来。那时，我开始怀疑长大后捡破烂为生的可行性。直到上初中后，我接触到三毛，这个理想变得愈为坚定。连三毛都想去当个拾荒者，我这个一毛都没有的人，是大大可以做得捡破烂的人的。

我还是想做个简单的人。

初中毕业后，我只身到了海南，开始了一个人闯天涯的生活。呵呵，那完全是可以为所欲为的，我捡破烂的理想再也不用暴露在父母锥心无奈的眼光下了。

那时，在我住所旁边就有一个捡破烂的老人。我喜欢他得不得了，老觉得那老人一身仙风道骨。他孤独地生活着，独来独往，身上自有一种尊严。这，让我确信他就是王，是他那个破烂王国里的王。

他有一个小院子，那小院子是他在铲边马路边的杂草后整理出来的，小院子四周围着他种的木薯，其中向着行人的一面是用小树枝编成的篱笆，可以看见他堆在院子里的破烂。小院子还用几个林棍做了一道门，木栅栏的门不到半人高，门上还挂着一把锁。尤其那道门的左右两边，分别还挂着两块用破硬纸板做的牌子，牌子上用毛笔写着几个大字：“抓到就杀”。每天我都要跑去看这四个字，无限仰慕地望着老人那一院子的破烂：其实就是各种玻璃瓶子。而那些玻璃瓶子都因这四个字身价百倍起来。

老人从哪里流落而来，我不知道，我但知道他肯定和我一样是个外乡人。他没有房子，几根木桩钉在地上，就是他的床，那床上竟然还挂着蚊帐。床前就是一张捡来的破桌子，桌子下倚着一把扫帚。老人的小院收拾得很干净，小院的中心有老人用捡来的破盆子、小塑料桶等搭起来的花坛，有三层呐，那些扶桑和三角梅都开得很热闹。

天热了，有时候能瞧见老人在月光下自斟自饮地小酌一番，那样的平心静气，仿佛那简陋的壶里，是他几十年的人生风雨，而他只不过在那里重新清点罢了。这个六十开外的老人，清癯、瘦高，整天都穿着白衣白裤白鞋。有的时候，兴致来了，他会认真地打起太极拳来；而在心情好的某个早晨或深夜，他会旁若无人地高声唱戏。

我每天从他门前往返数次，总觉得这是一个有境界的人，连捡破烂的职业都被他发挥到了如此的境界来。好像收破烂是世上无与伦比的职业。他的快乐，他的闲适，仿佛让我看见了那位“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欣然有喜”；“遇凉风暂至，而自谓是羲皇上人”的陶晋公来。

直到今天，我终于还是没有去捡破烂。可是，只要某些时候，遇到温柔的月光，我都会想起多年前的那些月光那身白衣那只酒杯和那个清瘦的老人和我那可爱的做简单的人的理想。

二零零四年五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