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头有一本《民国名报撷珍――社会聚焦》，主要收录的是20年代初至抗战前夕的散文小品。它们大都遴选自民国时期影响最大的四大报纸――《申报》、《大公报》、《晨报》、《民国日报》（沪）。这些散文小品、杂文随笔多是针砭时弊之作，字里行间充满了只是分子对国家、民族和人们的殷殷关切和忡忡忧心。我刚刚翻看了几篇，感慨良多，就先在这儿抒发一下了。

这些文章多写于五·四运动之后，大概是白话文的提倡日益鼎盛而且普及民心的缘故，文章中的语言通俗易懂，很少有冗长繁琐之感，多是短促精辟、铿锵有力的句子，譬若一位说话经济又逻辑严密的雄辩家，在他无懈可击的论证之下，意见相左者在他结束时的诘问中颓然败下阵来，但却心悦诚服。杂文早有“匕首”之喻，理应是出鞘麻利、直逼要害的。我高中时比较喜欢一份名为《杂文选刊》的杂志，里面的文风倒是很率直犀利，遗憾在于关注面太狭窄了：市井俗事、花边新闻，讽喻时政时也多是神龙摆尾，欲抱琵琶半遮脸，要么就是点到为止，很少愿意深究下去的，虽说他们有难以言说的苦衷，读来终是不爽。而登了大雅之堂的“专家时评”，又往往冠以“集权”、“民主”、“权力”等诸多理论，言词间字斟句酌、高深莫测。任一个社会现象也被掺进一系列嵌套了n重定语从句的话语格式里。条分缕析之下，“鸿儒”间是相视一笑，而“白丁”――我指，我们这些小老百姓，还是云深雾缭，不知所云。常有些自命聪明、玩世不恭的同学会说：“那些都是吃肉的人想的事儿，关心何用？！”我想，这样的心态应该很大部分来源于长久以来知情权、解释权的隔膜吧。前段时间接触了一些学者访谈录的书籍，有个叫辜正坤的北大英文系的教授持有这样一种观点，他认为，今天的白话文，他觉得这是五四的失败，也是所谓现代化的恶果之一，丢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古文去学几乎人人可无师自通的白话文，是一种智力资源的浪费。我本来也是深以文言的简约传神为尊的，当时是很赞同的。而今日翻看了《民国名报撷珍――社会聚焦》，观点扭过来了，古文中笔锋锐利、鞭辟入里的时文比比皆是（如唐韩愈的《原毁》），但终是脱离了劳苦大众的认知层次，止步于阳春白雪的狭小空间内。在杂文这一文体上，远不如浅显的白话文叫人通畅。《民国名报撷珍――社会聚焦》里作者的忧思、对时局的见解，都能清晰地被感知和理解。真理只有被理解才能得到遵循和维护，才会有恒久的生命力。在杂文这一与普罗大众息息相关的精神产品来说，尤其如此。

20 年代初到抗日前夕是一个政治、社会动荡的时期，缺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府。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统治阶级的这种分崩离析，反倒给了批判性的社会、精神力量以喘息和发展的空间――这应该也是该时期议论性散文蓬勃发展的原因吧。以我刚读的这篇文章为例（《今年的中国――我们要对于金钱下讨伐令了》，作者：唯刚。录自《晨报副刊·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作者开篇就以凝重的笔触写道：“民国成立以来，到了今年，越走越不是路，将近到了绝地了。”透出了浓厚的悲哀和作者振臂前的蓄积。果然，他一下子就洋洋洒洒地罗列了数十项令人不堪的社会实况，从总统到军阀，从议员到土匪；法律和财政被批得纰漏毕现，对国际地位和社会弊病也毫不留情，大而括之。剥开了种种龌龊的事之后，接下来又是声威势壮的数十条时局分析和疗救方案。知识分子不是政治家，而是倾向于从意识层面来唤醒民众、教化社会。最后作者归结到金钱崇拜上，篇尾有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话：“我们当以非金钱崇拜为出发点，以信仰一个标准的人格为集中点，把这个新信仰合成一个中心力，现在中国已经没有中心了，这种团结是万不可缺少的。”

掩卷而思，对比那个年代里那些无所畏惧的灵魂，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变得战战兢兢了。一方面固然是人间换了新颜，那种对振聋发聩之音的需要已经越来越小，这是可喜的现象，尽管它对人精神的活泛有着那么负面的磨蚀；人从经验中学到智慧，苦痛的历练，让许多人变得谨小慎微，言出言入间尽是为自己的谋划和计算，精神格局在一片新天地中反而异样地狭小。我们有过焚琴煮鹤的年代，于是我们就不再需要琴和鹤了吗？我怕被人骂“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只好保留进一步思考的权利。

二零零四年六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