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部宝贵财产。

在我们这个蓝色的星球上，覆盖着一片桑叶。拿开桑叶，是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历史活剧常常在重演，重演中会有前进，前进中又常常会重演。“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在这块土地上，一代代演绎着的伟大的历史活剧，让哲人深思其中的奥妙，让历史学家在这些故事堆中耗费终生，让作家和诗人写出他们的史诗作品。这块土地发人深省，催人泪下！“留下多少好故事，讲给后人听”。 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的五十年中，“文化大革命”对于我国的兴衰，是一项特别宝贵的财产。它不仅仅影响我们的父辈、祖辈。甚至影响到我们，乃至我现在所处的欧洲社会。 或许就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缘故，才使得我们这代人不能与父辈们产生心与心的直接沟通，有时老一辈们的心怀沉浮、老谋深算与现而今蓬勃的时代背道而驰。我们常想：他们是完全可以进入“历史博物馆”的那一批“古玩”。 然而真的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吗？我们的父辈们究竟经历过什么样的坎坷与蹉跎，什么样的岁月磨难呢？ 恐怕真正与他们谈过心，听他们述说过往事的新生代们，几乎是微乎其微吧…… 那天我与我的父亲促膝长谈了整整一个晚上，我们的话题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或许是由于我在国外的缘故，他的每一句话推心置腹、字字钢筋有力。我从他那厚重的眼镜后面，看着他深陷的眼睛充满着亢奋和些许哀愁，似乎那双眼睛在努力地追忆一幅幅历史的见证。那双眼睛曾见过太多太多的喜怒哀乐；它们似乎又有些胆怯，不愿再看到那匆匆离去的几十年。蓦地，那双眼睛变得陌生而又充满了渴望，它们陌生得让我畏惧，它们的激情在吞噬着我。我凝视着那双眼睛，渐渐的，那双眼睛的主人开始与我交谈了：

--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发出的伟大声音：“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全国人民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载歌载舞。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在短短几年内，荡涤干净，政通人和……一座新中国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而我就出生在这歌舞升平的开国大典之后的第三年夏天。 我们那一代人是唱着《东方红》长大的。你也许没看过《东方红》的舞蹈吧，我在宣传队的时候，带领大家跳过……--

说着，他便提了提裤子，在我们这间仅有几平米的所谓客厅的屋子里面舞了起来。从他的动作里已经可以看出岁月流失所遗留下来的痕迹，而他那繁熟的舞步，那稳而不乱的轻盈，使我不得不惊诧——改革开放已近三十年的今天，这位在新闻界蹉跎了数十年的父亲，在他心中居然被一些东西烙上了深深的印记。 一连串的狂舞以后，他回到了座位上，依然像以往那样透过宽大的眼睛望着我。也许是他太累了，也许是十二月的北京依然燥热。一滴汗珠顺着眉梢淌到眼角，就像一滴泪水划过了面颊，进而继续地淌着。

---虽然我出生在一个小城市里，不过从一生下来，我就知道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员，我们的领袖毛泽东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在我还不大的时候，你爷爷奶奶就带我搬进了北京。我们当时所在的广宁村还不算是真正的北京城。那里背靠一座我叫不出名字的大山，咱们家当时就住在半山腰，那里有我幼年时的回忆。 我的名字究竟是谁给我起的我并不知道，但我从小就知道这是父辈对我的期望，“望子成龙”。我从小生活在我的出生地河北省正定县县城，这个小城镇非常非常古老，名胜古迹也是非常非常的多，但它已经破烂不堪了，父母因此去了北京。我是姥姥带大的。直到我8岁的时候，我才怯生生地拉着姥姥的衣角、寸步不离地来到了北京。 那个时候正是“三面红旗”、“大跃进”、“大炼钢铁”的年代，人们好像有用不完的力气。不管白天还是黑夜，大家都是唱着歌曲不停劳作的。当时有一首歌是： “社会主义好”，歌词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建设高潮。”--

其实，这首歌在我是小学生的时候，老师也教我们唱过，这首歌现在还有，只不过没人再传唱了。我想，这首歌在新中国五十多年，翻天覆地的社会变化中，依然生存着。那究竟是社会主义的意义变了而歌儿没变，还是歌儿的意义变了而社会主义没变呢？

--那个时候我还小，虽然生活艰苦，但也应了现在流行的一本书名——《痛并快乐着》。每天我只是瞪着大眼，看着父母看着周围所有的大人们日夜忙碌着。就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他们时常一只手抓着几个窝窝头，另一只手抓块咸菜，一边吃着一般赶路上班。 有一天，我的母亲突然回到家，焦急地寻找着什么，最后抓起我们家仅有的一个炒菜的锅，匆匆地走了。后来我才听说，由他们负责炼铁的炉子已经点燃，但是炼铁用的废铁，还没有凑够。情急中，大家又回家找废铁，凑够了数量，最终炼 出了铁水。 第二天在大街上有大红纸张榜，在“胜利完成任务的成员名单”，终于找到了我父母的名字。

我在家里排行老大，我下面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 父母工作很忙，家里的大事小事都得我们自己完成。在众多家务事当中，最令我们头痛的就是每个月必须买一车的煤球。

我们当时住在半山腰，煤厂在山下很远的地方。我们每次都要借一辆手推车，装上满满的一车煤，离开煤厂往山坡上推。由于一路都是上坡，我们只能一气呵成，中途几乎都不能休息。一路上最艰难的路段是上一个足有45°角的大斜坡。我在中间掌舵主推，其他人在两边协助推车。在上坡前我们总是先休息会儿，喘口气，分配好每个人的位置，然后大家呼喊一声“上”，小推车便冲上了大斜坡。有一次我们在冲破的时候，我的大弟弟——文刚，由于不小心一只脚被小车轮轧着了。他大喊一声，倒在了车的旁边。但我们的车不能停下，在我们冲上坡顶后，才回来把他扶起来。只见他双手抱着脚，眼睛里含着泪，却没有哭出声音来。那个时候他只有 5、6岁。 我当时喜欢歌曲，文艺。于是乎，我便拿着在山上砍柴、打草挣来的钱，再加上表哥和你奶奶的“赞助 ”，买了一个中国当时流行的乐器——二胡。 你爷爷当时在发电厂工作，他是厂里业余京剧团中有名的小生演员。每当我慌腔走板地拉奏二胡时，你爷爷总是眯缝着眼，嘴里嘟囔一句：“妙哉。”便也“咿咿呀呀”地顺起嗓子来。 当时家里唯一的一件电器，也被誉为“文艺奢侈品”的半导体，是我艺术的启蒙老师。不过，在我上小学时，我遇到了一位令我一生难忘的老师、我真正文艺生涯的启蒙者，他叫——许克久。

许老师的长相很有特点：他个子不高但很魁梧结实，一张好像意大利雕塑般的脸，高鼻梁，高颧骨，眼睛泛着尖锐的亮光。猛一看好像是位欧洲人。 许老师很有才气，那个时候他好像只有三十多岁，但已经是文明全区的优秀教师了。在学校里无论多差、多乱的班级，只要由他担任班主任，这个班就一定会转变为全校成绩最好、最守纪录、文艺体育表现最出色的班。 在我小学快毕业的时候，许老师接管了我们班。这其中的原因是：一来，每个学校都把快毕业的班作为重点，提高升学率；二来，是我们这个５０人的班，是全校出了名的“乱”班。 许老师在接我们之前，早对我们了如指掌。以前老师讲课面对大家时，大家还算认真听讲。但老师只要转过身，背对大家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大家就开始有小动作。全班随即一片混乱。而当老师转过身来，大家又立即恢复了平静。弄得老师也不知所措。但是许老师可不比平常人，他能在转身背对大家时，也能够非常准确地喊出那个同学，在做什么什么动作，并且给予一次警告。这一招，吓得我们全班同学目瞪口呆。还有的时候，某个同学趁许老师转身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挑逗其他同学，许老师居然能够立刻在不转身的情况下，一甩手就能将手中的粉笔准确地砸在这个挑衅的同学的头上。简直是“神”啦。全班同学对此百思不得其解。 直到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观察研究，我们才发现，是黑板上方那一排镶着伟人照片的像框帮了他的忙，这一排玻璃像框把我们全班各个角落都能反射进来，由于镜框的角度摆设得很巧妙，只能站在黑板前才能看到我们班的全景。当我们终于了解这个奥妙之后，大家便对许老师佩服得五体投地。 当时的我就开始热爱文艺和体育，由于我在许多比赛中都拿过很好地名次，所以我在当时全班的学生中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物。许老师很器重我，也很能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在每次的班级或校级大会上让我朗诵文章，诗歌。并推荐我到区里少年宫话剧组演话剧。我的艺术本能的确是许老师启发挖掘出来的，他是我的启蒙者。 有几个同学人高马大的，常常仗势欺人，很多同学都怕他们。许多的老师花了很多时间教育他们，都无功而返，然而现在为了制服这几个横行霸道的同学，徐老师邀请他们几个，一起练拳击。当他们戴上拳击手套之后，才发现只有挨打的份啦。这个时候，许老师告诉他们今后再也不许动手打别人了，“有本事在拳击场上跟我打”。这几位同学吓得连连称道：“不敢，不敢，再也不打人了。”后来这几位同学再没欺负人，他们也在运动方面很有成就。 在许老师的领导下，我们办成了优秀班集体，而人们对许老师学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与评论。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由于我在学校本来就有名，家庭出身也没有什么问题，所以第一批红卫兵一经成立，我就是他们的队长。那个时候，我们还很小，只有十三、四岁。看着高年级的大哥大姐们“破四旧”，“打砸抢”的革命行动，我们心里还真有点胆怯。不过为了表现自己“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我也随着人流上街游行、批斗黑帮。不过令我终生最难忘的是，在有一天夜里，“红卫兵造反兵团”要揪斗许克久老师。那是一个秘密行动，我们这些小孩子是派来协助的。我们一同乘着两辆大卡车，向押着许克久老师的看守所进发了。那些高年级的同学和大人们都身着不带领章、帽徽的旧军装，腰间系着带铁头的皮带，手里攥着毛主席语录，唱着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造反有理。” 我们被夹在卡车车厢里的人群中，心里其实一直忐忑不安。卡车冲进看守所大院，他们一拥而下。我们没下车，只是站在车厢的一角。不一会儿，一阵骚动，在黑压压的人群中间，一个人被他们拖着，重重地扔在了车厢里。这时我看清，他就是许克久老师。他双手用手铐紧紧地反扣着，脸朝下趴着。那群造反派一边呼喊着，一边爬上了车厢。他们解开腰间的铁头皮带，铁卡子朝前，疯狂地砸向许老师，在雨点中他们还呼喊着口号：“打倒许克久，砸烂他的狗头”。 在这疯狂的人间炼狱中，我试图听到许老师的声音。可我的确没有听到他一声哀求。这抽打时那么疯狂，是那么的灭绝人性；那样漫长，好像所有能发光的东西都已经消失，而我只能不得不站在一旁 ，看着一群魔鬼在一片漆黑当中拿着手中尖锐的武器，狰狞地跳舞狂欢。 我哭了——看着被魔鬼煎熬的我的老师、我的恩师——放声地大哭着。然而这哭声是那样地渺小，那样地微不足道，以及没有任何人能够听得见。因为这夜太黑了，黑得谁都不认识谁。--

他讲到这儿时，摘下了眼镜，默默地把头低下来，一语不发，静静地坐在我面前。他的心里究竟是一生的遗憾，是长久的深思，还是无尽的惆怅？ 这回我父亲真的哭了， 夹杂着那天疯狂的叫喊声，夹杂着那天凛冽的抽打，源源不断地流进唇隙。

听着父亲哽咽的声音，我想那些泪水一定很咸很咸。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