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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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略中升起 在战乱中陨落(雷池月)
《书屋》二〇〇四年第七期
在战略中升起 在战乱中陨落
——古都史话之二
雷池月
http://www.housebook.com.cn/200407/07.htm
站在西安重新翻修的明代城墙上，曾有种“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感觉——它并非兴亡所引发的感慨，而近于一种失望的落寞。西安在明初只是府治所在（虽说这里是朱元璋第二个儿子秦王的封地，但明代的藩王“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锡土”），行省体制健全后，也不过所谓“省垣”而已，那规模和格局自然有限。唐代长安朱雀门的巍峨富丽以及从朱雀门直通明德门的朱雀大街的宽阔繁华，虽已灰飞烟灭无法比较，但北京的正阳门、德胜门都还在，相形之下，西安的“新”城墙真是让人平添一份遗憾。
西安记忆里的辉煌决不在北京之下。从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朝建都镐京到公元十世纪初（９０７年）唐朝灭亡，两千年间，各大王朝都曾经在此定都，只是客观条件实在不许可时，才被迫移往别处。即使扣除掉都城他迁的时间，西安作为国都历史也在千年以上。古人为什么执意选择西安做国家的政治中心，甚至几次在废墟上重建，而到了最后却又不得不彻底放弃了它呢？为这个问题寻求答案的时候，你会发现，历史的前进是怎样被一种盲目的力量所左右，人类自我摧残和自我修复的能力，几乎像一种如影随形的本能，在时间的长河里重复着进化与退化之间永无休歇的轮回。那过程是非常残酷的，因为许多无辜的人们周期性地被推向毁灭，去承受失去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美好事物的痛苦，既不能预防，又无法逃避。
（一）
关中地区独特的地理条件，构成了历代王朝选择在西安方圆百里之内建都的主要原因。所谓“独特地理条件”，概言之，一是享灌溉之利的肥沃农田；二是相对封闭的环境——西面和北面是干旱而人烟稀少的半荒漠地区，东面的黄河和南面的秦岭之间只有一条通向中原的道路，即深险莫测的函谷。函者，匣子也，山谷的形势像个匣子，你说险不险？何况这个匣子长达数十公里（从河南灵宝的崤山到陕西的潼关）。
良好的农业生态加上安全的地理屏障，为世居此地的周部落提供了生息、发展的理想环境。周太王改造部落，使之粗具国家雏形。太王的孙子周文王姬昌更是个关键人物，他一手抓改革（推行劳动地租制度化），一手抓发展（吞并周围的小国和部落），使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增长。为了不触怒中原商王朝，他卑词厚赂，装疯卖傻，以牺牲尊严换取时间，为未来的决战积蓄力量。武王姬发完成了他父亲的宏愿，推翻了商朝，定都于镐（今西安的西南面），这就是西安建都的开始。过了两百多年，周幽王姬宫涅为了取悦美人褒姒，废掉申后和太子宜臼，激怒了申后的娘家，申侯联络犬戎和其他一些小国，于公元前７７１年起进攻镐京。幽王被杀，太子宜臼靠外公家的力量登了王位，是为平王。可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关中地区被犬戎军队尽情糟蹋，镐京不能呆了，只好迁都到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西安作为都城的历史告一段落。
在护送平王东迁的路上，秦部落的首领立了功，被封为诸侯，在岐（今陕西岐山）以西的地方建立了秦国，国都雍（今陕西凤翔）。公元前３５０年，秦孝公把国都从雍迁到咸阳。这次东迁是秦国图谋向中原发展的信号。随着国力的增强，秦国成了所谓“虎狼之邦”。历史常常是服从“丛林法则”的，弱肉强食，虎狼当然具有最大的优势。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终于统一了中国。
秦始皇在咸阳留给中国的最大遗产，是他首创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形态，从他以后，“百代都行秦政制”。这种“政制”对社会发展的破坏和阻滞作用，只能用罄竹难书来形容。就说文化吧，在秦之前，无论就文化的发展水平还是就活跃程度而言，中国都不会落后于同时代的欧洲（希腊），可是，在长期集权政策的作用下，社会文化环境的恶劣和民族文化质素的低下，是正如诗人闻一多所言：“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春风吹不起半点涟漪。”当然在某些人眼中，它始终是“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秦始皇的“业绩”留给后世的影响太大了，后代的帝王们，特别是那些想有所作为的，总多少对他心存敬慕，不过真正模仿的人却也不多，因为有着“张而不弛，圣人弗能也”的教训——如果不是太过分，秦朝那张弓怎么会十五年就拉断了呢？
真正起来反抗秦朝残暴统治的，倒不是其根据地关中，而是被它征服的关东地区。反抗呈燎原之势，起义的军队不下数十支，真正有实力的当属刘邦和项羽为首的两支队伍。几经混战，刘邦的“义军”于公元前２０６年最先进入了咸阳。看到秦宫里豪华奢侈的设施和数以千计的美女，刘邦正想尽情享受，却被张良等谏阻。他清醒过来，把部队撤到灞上（位于西安东郊）。为了争取民心，他“约法三章”，使咸阳得到了保护。不久项羽的大军跟进关中，刘邦自知不是他的对手，乖乖接受了“汉王”的封号，带领部队撤往汉中。项羽进得咸阳，最迫切而又最快意的事就是点起一把大火，以发泄心中的国恨家仇。“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咸阳成了废墟。项羽泄完了恨，就带上掳掠来的财宝、妇女准备东归。当时谋士韩生曾建议他留在关中，说：“关中阻山带河，四塞之地，地肥饶，可都以霸。”可是项羽答复他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他对关中不感兴趣，只想回江东去见“父老”，对他来说，面子比天下更重要。韩生献计不成，退下来发牢骚：“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这话传到项羽耳里，他把韩生下油锅炸了。
刘邦先是烧绝栈道，麻痹项羽，当项羽大军远赴山东、河北征战时，他“暗渡陈仓”再入关中，逐步控制了整个陕西（含巴蜀）及陇西地区。他把这里作为后方基地，交给萧何管理（萧的任务主要是提供后勤保证），自己带着部队渡过黄河，到中原去争夺天下。公元前２０１年，大局粗定，刘邦曾一度决定在洛阳建都。胶东人娄敬远道来见刘邦，对他说：洛阳固然居中天下，便于四方朝贡，可是地理形势太弱，是所谓“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的地方。当初，周朝强盛，诸侯宾服，后来衰落了，“天下莫朝，周不能制”，这不全是因为“德薄”，而是形势使然。关中地方被山带河，四面屏障，膏腴之地，所谓天府。陛下入关而都之，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立具，山东（中原）虽乱，秦之故地可保全。一番话说得刘邦动了心，便向群臣征求意见。所谓“群臣”，基本上就是他从沛县带出来的那些老伙计。他们心系故土，不想留在关中，他们争着发言：“周朝在洛阳王业数百年，秦在咸阳二世就亡了。洛阳东有成皋（今河南荥阳，有虎牢关）之险，西有崤、函之固，倍（背）靠黄河，地理形势也不差。”刘邦又拿不定主意了，便再问张良。张良态度很明朗，百分之百支持娄敬。张良是洛阳本地人，他的观点显然是客观可信的。于是刘邦决定建都长安，是为西汉。
长安位于咸阳废墟的东北（今西安西北方向），几乎紧挨着渭河，是前一年（公元前２０２年）才设置的新县，一穷二白，什么也没有。先花了一年多时间，建了一座长乐宫，公元前２００年１０月，刘邦在这里第一次按照皇帝的标准举行朝会和庆典。“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莫不振恐肃敬”，敬酒的时候，以尊卑排序，进退行止，听口令，稍不如仪，就被拽到一边儿去，直到酒会结束，没人敢喧哗失礼。刘邦的感觉好极了，不无感慨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接着，在萧何主持下又建起了未央宫。那段时间，刘邦到山西跟匈奴作战，备极艰险（白登之围差点连命都丢了），回来看到富丽堂皇的未央宫，心理反差太大，受不了，把萧何骂了一顿：“天下汹汹，苦战数载，成败未可知，为什么修这么漂亮的宫殿？”萧何当然会拣好听的说：“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免得后代再为建宫室劳民伤财）。”刘邦一听这话，高兴了。
萧何的话还算准确，后来除了惠帝建城墙以外，吕后、文帝、景帝都没有再搞过大规模的基建。直到刘彻（武帝）当政，情况才有了变化。刘彻好大喜功，在位五十二年，折腾个没完没了。刘彻在京畿地区搞的大工程，除了宫室园林是出于满足个人的物欲，有一件却是造福百姓及后人的，即关中的水利灌溉网。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有力地保障了此后的一百多年里，关中（畿辅）地区的稳定和富庶，直到公元一世纪初，情况才发生根本变化。
西汉的灭亡，并不完全是因为出了一个王莽，即使没有王莽，尖锐的社会矛盾也不可避免地要带来大规模的动乱。王莽是个有眼光而且有手段的野心家，早期曾为缓和社会矛盾做过不少努力，屡次捐钱献地，安抚贫民，甚至通过他的姑母孝元太皇太后的名义表示：王家的田产除了坟地以外全部分给贫民。同时他很注意笼络读书人，通过他们或上书，或献图谶、符命，制造汉祚将尽、王莽当称帝的舆论。汉平帝死后，王莽册立了一个两岁的小孩为帝（孺子婴），自己口口声声要学周公辅成王，后来又耍了许多花样，最后才打出“天意不可违”的幌子，就了帝位。因为是“禅让”，动静不大，长安城基本保持了稳定。但在全国各地，王莽的“篡逆”行为却成为矛盾总爆发的契机，各地的刘氏宗室、官吏和农民先后起兵，此伏彼起，越闹越凶。王莽执政十七年，打了十七年，从没消停过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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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当此京都, 黄沙扑面, 可有迁都之想?? 汉城重炮威力之下, 迁都民众斥为违宪.
| 发表时间：2004-10-31, 04:24: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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