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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保护中国的深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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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昌海 发表文章数: 1617 |
谁来保护中国的深喉?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举报人的下落 ★ 文/陈江 “我就是‘深喉’”,当91岁的美国原联邦调查局副局长费尔特站出来宣布这一消息之时,世界为之震惊。 发生在1972年~1974年间的“水门事件”,使尼克松成为美国历史上惟一引咎辞职的总统。他指使下属在民主党总部安置窃听器的举动,最终在费尔特的举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之下彻底败露。 费尔特在《华盛顿邮报》两名记者和总编辑的严守秘密中安然度过了33年。 与此同时,一些中国举报人却辗转于各部门,呼唤着安宁和安全的生活。 生活在缺乏法律保护的不安中的,还有更多大大小小的中国“深喉”。 在中国,一些举报人不仅可能在举报期间受到打击报复,在举报之后的安全和境遇也 缺乏保障。此外,他们中的一部分还因“告密者”的身份而受到歧视 于新华——国贸城案 于新华,现任哈尔滨国贸城总经理。 “于总很敬业的,不常在办公室,经常会到商场内转,以便能够及时掌握市场的动态,也为了多接触一些底层商户,听取他们的建议。”她的下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将近十年前的事,可能记得的人并不多了。 1994至1996年,由于时任国贸城副总经理于新华的举报,国贸城这个哈尔滨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价值数千万的国有资产被追回。与此同时,以哈尔滨市常务副市长朱胜文为首的几十名官员落马,其中局级干部7名,处级干部13名,共67人被刑事立案。也有消息说,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曾任哈尔滨市委书记)的落马也与此有关。 然而,由于身份暴露,于新华付出了血的代价。除一度遭免职外,还曾被不明身份的歹徒袭击,从腿到脸被连砍四刀,差点丢了性命。 虽然历经险厄,但现在的于新华,尚属能得善待。但并不是所有的举报人都有此待遇。 周伟——慕马案 “他已经死了。”沈阳五里河街气象社区一位工作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这位工作人员口中的“他”,就是曾经检举过慕绥新、马向东的离休干部周伟。 当本刊希望联系到周伟时,得到的却是周已在上个月因为癌症去世的消息。 “开除周伟的党籍是沈阳市委市政府定的,如果错了,就是沈阳市委市政府集体的错误。”当时的沈阳市市长慕绥新曾经这样说。 周伟曾任沈阳市家用电器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厅局级干部。自离休后开始积极对腐败行为进行检举。 1998年春节前后,沈阳市于洪区宁官村的数十位村民找到周伟反映4年前该村干部未经村民同意,私自将一块集体土地非法转卖,计人民币420万元,可是有300万元不知去向。宁官村近2500名村民联名向沈阳市检察院举报,但不想,举报此案的几十名村民却被抓、被打。周伟立刻同一些老干部实地调查,结果发现,宁官村被违法用地所占良田达6137亩,价值3亿多元,其中1亿多元被私分和挥霍,而这一事件的牵头者就是副市长马向东的岳母景玉兰。 周伟迅速写就《对沈阳非法占地权钱交易大要案的举报》,并带领6名村民到北京,向中纪委、公安部、国土资源部举报了“宁官村土地案”。举报后刚刚回到沈阳,周伟即被拘留,理由是“非法集会示威”,之后又被开除了党籍。 可周伟从未因此而停止检举。 1999年3月,当时的沈阳市市长慕绥新针对周伟又一次上京举报的行为传达指示:对敢于进京举报的,“从重从快打击,决不手软”。 到北京举报后回到沈阳,等待周伟的是劳动教养和开除党籍。 700多天的劳教,6场大病,5颗牙齿脱落,记忆力一度急剧下降,周伟还以为“自己不会活着出来了”,但当他被释放的时候,却发现慕绥新、马向东等等自己昔日的举报对象已经锒铛入狱。 但在出狱后的几年中,因在劳教期间所受折磨而疾病缠身,周伟的境况每况愈下,直至撒手人寰。据一位了解周的当地记者称,此前,他一直为其当年所受的待遇而要求平反。 郭光允——程维高案 周伟已去,在世的郭光允,则希望能够避世。 2004、2005年,连续两次同济大学同窗会,郭光允都没有出现在老校友们企盼的目光当中。郭光允对本刊说,当时老同学们又开始担心:难道郭光允又被抓了? 事实上,63岁的郭光允是在有意避世。 这位以普通公务员身份连续8年检举的老者,在经历了审查、压制、追杀、收审、抄家、劳教等等打击报复之后,最终等来了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的落马。现在他为何要选择一种近似于躲藏的低调生活呢? “我也是迫不得已。”郭光允直言。“躲”在石家庄铁路宿舍家中的郭光允几个月来已经拒绝了数家媒体的采访。虽然曾经因为拉程维高下马而名噪一时,但现在“中国第一举报人”的名声也给郭光允带来了“副作用”。 “目前程维高的儿子程慕阳已经逃到加拿大,花点钱雇个杀手来对付我太容易了。我没什么,可我的家人怎么办?”郭光允说。 中纪委在处理程维高的通报上罕有地将郭光允的名字写了出来,给如实举报、且长年遭到打击报复的郭光允彻底正名,让郭光允看到了平反的曙光,但同时,郭光允也因此背负了“盛名”。 如今,郭光允每天都生活在“明处”,对于家人生命安全的担忧也每时每刻都压在这位63岁的老者身上。 郭光允说,程维高落马后,曾有人警告他——“就是为了要你的命!”多年来,郭光允对这样的警告早已习惯。 郭光允直言,1995年开始举报以来,对于自己这条命已经不是看得太重。实际上,对于这位身患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腰间盘突出、肩周炎、关节炎等10几种疾病,每天一半时间要用在治病上的老人来说,让他郁郁不已的已经不是明刀明枪的生命威胁,而是必将伴随其终老,甚至可能要继续伴随其后代的歧视。 “现在我就是被歧视,作为举报者,我现在根本没有地位。”郭光允如是说。自从2003年8月9日程维高被党纪处理以来,郭光允的平反工作仍未见根本上的解决,虽然其间中纪委书记尉健行曾对郭光允的平反工作进行过批示。 对此,郭光允的解释是由于曾经作为政府内部的举报者,在有些人来看这是非常“不光荣”的告密行径。郭光允说,他还听到一位石家庄市官员在落实其平反工作时曾经直言:郭光允举报省委书记,让省委书记下台,要是以后这样干的人越来越多,省里的工作怎么做…… 迄今,郭光允平反的内容只落实了恢复党籍和报销医药费,其他如归还抄家物品、信件等至今未能落实。 “举报成功之后谁来保护我们?”郭光允自问,“至少作为举报人的我现在丝毫没感觉扬眉吐气。” “这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悲哀。”郭光允的妻子贾玉阁说。★ 其他几名举报人的命运 兰贵来,南京第一个公开身份的举报人,因举报南京新联厂原副厂长章志岳(副厅级)而公开接受举报奖励,但仅仅两天后就被原雇佣单位解雇。(综合2003年8月18日《南京日报》报道) 顾汝汉,一名小学教师,为了“不让淮海农场(位于江苏省盐城地区,素有“江苏农垦摇篮”之称)毁在贪官的手里”,面对淮海农场场长叶秀河“顾汝汉将我往牢里告,我就把他往死里整”的威胁,在八年中承受了各种各样的打击报复:停发工资、解聘、开除公职,甚至妻子丢掉工作,全家负债累累,自己沿街乞讨。(综合2005年7月2日《新京报》报道) 陈少青,因实名举报“顶头上司”原海南省万宁市工商局局长叶东雄,而引发了海南省工商系统的“反腐风暴”。然而,陈少青却屡次遭遇打击报复,直至重伤入院。陈少青提出辞去公务员职务,打算带着老婆孩子回家务农或远走他乡打工谋生,但却迟迟得不到批准。(综合2004年6月10日新华网报道) 陈荣杰,在他退休后的20年里,总共将20多名贪官污吏拉下了马,并经过12年的努力,将原湖南省建六公司党委书记兼副总经理蒋艳萍拉下马。而其间,陈荣杰屡次遭到报复,有一次对方用的竟是一根拳头粗的钉了铁钉的木棒,还有一次步行回家时被身后飞驰而来摩托车撞飞1米多远。(综合2001年4月13日《法制日报》报道) 吕净一,河南省舞钢市残联干部,因举报遭到平顶山市政法委书记李长河的打击报复,先是被免职,接着以“涉嫌挪用公款”的理由遭拘留。1999年6月18日晚,李长河让人找来两名凶手,持刀破门闯入吕净一家中,吕净一本人被刺8刀,造成重伤,吕妻被刺身亡。(综合2002年2月6日人民网报道) (资讯整理:陈江)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望天空云卷云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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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ke 发表文章数: 526 |
Re: 谁来保护中国的深喉? 对深喉的行为动机现在好像说法不一,也就是说,他的行为可以不单是为了除恶扬善,而仍可以受到最严格保护,目前有点相关的事情是有关记者不告知消息来源的美国官司,对于不了解更多的我来说,两者有点相反的关系,这否算是一向是美国体制形成和运作依据的对人性做缜密分析和精细调度的一个表现:追求利益,保全名誉,促进公正,美国在对这些东西的分析和调度上用的是与炮打彗星一类的思想方法。 至于国内那种善恶不分是非颠倒与之比是天上地下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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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吹牛 发表文章数: 469 |
Re: 谁来保护中国的深喉? 呵呵,其实安全的反而是那些腐败分子。 本质上都是一伙儿的,举报人当然不安全。反他们,弄不好就是反革命,就是犯了颠覆国家罪。 一舞剑气动四方,天下英雄莫能挡 形踪飘忽疑无影,冷面郎君傲雪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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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 发表文章数: 420 |
Re: 谁来保护中国的深喉? 河南一男子为缉私全家作卧底 身份暴露流浪异乡 2002年,河南焦作人张成和家人卧底缉私两年,终将一走私团伙捣毁,并牵涉出了深圳、中山等地12家涉案企业。这些企业应追缴的偷漏税款高达1200多万元,另外,查获的走私物品价值600多万元,涉案人员均被判刑。 因为害怕受到打击报复,目前,张成和家人有家不能回,流落到山东靠种地为生,为了真实地展现张成卧底缉私的心路历程,本报记者带着家乡人对他的关爱,奔赴山东对他进行了三天的专访,把一个有血有肉、有胆有识的一个普通河南人的形象还原给大家。 缉私英雄 流浪生活 “你看,我租的5亩地种的全是樱桃树,明年就能结果,不知以后的收获咋样!”7月5日上午,在山东某市郊区的一块庄稼地里,49岁的张成(化名)摸着茁壮的樱桃树苦笑着说。说这话时,张成神情黯然,他的妻子在一旁陪着叹气。没来山东之前,家住焦作市的张成是一家国有企业的科级干部。1996年,张成在亲戚的介绍下来到广州做生意,因生意不景气,1998年,经朋友介绍,张成又来到了东莞市一家台商独资企业新民富纤针织厂做货车司机,月薪3000元,儿子张有也在这家工厂上班。 一段时间后,张成敏锐地觉察到厂里和许多有关联的三资企业,存在着严重的走私行为,而且走私数额相当庞大。2000年,他得知海关有奖励线人的政策,他决定去做线人。虽然全家都强烈反对,但是张成决定的事谁也阻挡不了。 有了这个想法,张成先后多次来到广东海关缉私部门,详细询问了关于举报的具体事项。通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和接触,最后,他和黄浦海关缉私分局太平海关达成了口头“协议”。2000年7月底,张成辞去了工作,开始了他的职业线人生涯。在厂里了解到的情况,为他以后的卧底生涯打下了基础。他的举动后来得到了家人的支持。 2002年6月26日,趁该厂大量走私货物运到东莞之际,张成父子向广东省黄埔海关缉私局太平海关缉私分局举报,一举将该走私团伙捣毁,并牵涉出了深圳、中山等地12家涉案企业。这件案子被太平海关的上级单位称为“近年来办得最成功、收获最大的经典案例”。 2004年3月4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终审判决书中认定了新民富纤针织厂等走私的企业多达13家,这些走私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应判处的罚金和应追缴的偷漏税款高达1200多万元。另外,还有被海关缉私部门查获的价值600多万元的走私物品,相关涉案人员均受到了法律的惩处。 案件破获后,海关仅支付给他举报奖金26万元,于是,官司由此产生。2004年11月8日,张成将黄浦海关缉私分局太平海关告上了法庭,要求支付举报奖金176万元。今年4月21日,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张成败诉,心灰意冷的张成没有上诉。 随后,面对身份暴露后的生命危险和有家不能归的现实,无奈的张成携全家流浪到山东某市郊区靠种地为生,“缉私举报已经改变了我们全家人安静的生活,不知道我们还要经历多少颠簸流离之苦,”张成说。 放弃工作找证据 记者:以前厂里有人举报吗? 张成:有,1998年厂里也有人举报,海关也去查了,但是没有证据,最后不了了之。大家都是普通打工的,为的是挣点工资,对什么是走私他们也说不清,所以很少有人举报。从这件事上我也受到启发,要想举报成功,必须掌握走私的内幕和证据。 记者:举报之前和家人商量了吗? 张成:没有。辞职后的第二天,也就是2000年7月30日一大早,我就来到广州海关,他们让我找黄埔海关缉私局,在这里,他们给我讲解了一些举报奖励的情况,让我与下属的太平海关缉私分局联系。一位情报科的工作人员说,一定要想办法搞到具体准确的情报,等时机成熟了将走私者一网打尽。 记者:为什么两年后海关才行动?是机会不成熟,还是另有隐情? 张成:之所以没有行动,一方面是海关需要大量的证据,要摸清走私的时间和规律;另一方面是即使有了几次机会,也因海关工作人员过双休日失去了机会。 记者:监视两年的时间里你打过退堂鼓吗? 张成:一开始没想到监视这么久,开始我以为一两个月就会打掉这个走私窝点的,没想到一拖就是两年时间。 有一次,儿子说,再监视半年,如果不行就算了,我也同意了,那时也有点心灰意冷。没想到,两个月后,海关缉私局成功地打掉了这个窝点。由于我们在行动之前提供了可靠的情报和较为详细的证据,再加上儿子在企业内部秘密向缉私警察提供了企业各部门实施走私分工的负责人名单,最终抓获绝大部分涉案人员,同时又牵涉到另外十几家企业的走私行为,当场缴获大量走私物品而大获全胜,此案告破后,被广东海关称为“打击走私犯罪的最完美经典案例”。 记者:在两年的线人生涯中,你感触最深的是什么吗? 张成:我以前是一个很开朗的人,喜欢开玩笑、喝酒、交朋友。我几十年来一向好酒,在厂里时,经常约几个老乡喝几杯,那时感到生活很惬意。有时半夜酒瘾上来了,也能起来就着花生米喝上几杯,但自从做了卧底之后,我怕喝酒误事,更怕酒后失言泄露身份,就把酒给戒了。以前关系很好的酒友、老乡和朋友也都断了联系,再无来往。我整天就是对着望远镜,枯燥孤独。 记者:这两年你花了多少钱? 张成:这两年时间我没工作,儿子和女儿打工挣的钱几乎全花在上边了,妻子除了帮助我监视外,她还帮人绣花每月挣几百元钱,估计一下,一共花了七八万块钱。 全家参与卧底缉私 记者:你儿子和全家怎么也参与了? 张成:儿子是2000年6月份进入那个厂的,儿子在技术上有优势,后来,我和一位经理吵架后,儿子也辞职了。 我从太平海关回来后,和儿子商量,让他再回到这个厂,目的是收集走私材料和证据。2000年10月,儿子辞职两个月后又来到厂里,并和一位经理的关系搞的比较好。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他从一个普通打工者到班长,然后是主管助理,最后升任主管,手下管着100多人,月工资3000多元,深受厂方器重。当上主管后,儿子已经掌握了企业走私的财务状况、运料、进货渠道和领导组织实施等许多第一手“绝密”资料。 记者:开始你是怎么监视的? 张成:按照情报科长的安排,我应该监视那个在东莞市寮步镇的销售点,为了利于监视,我干脆在销售点的对面100米远的地方租了一小间房子。这些走私企业的“黑色交易”,一般都选择在中午或深夜进行,还常常故意布些迷魂阵或分散交易。无奈之中,我只好把妻子和女儿动员起来,让他们也加入到“侦察”工作中,24小时不间断地观察窗外的一举一动。女儿为了帮助我,辞去了工作,和男友的婚约也一再推迟。为了确保对窗外监视目标时刻监控,我还为妻子女儿制订了“值班时间表”,并对当班观察情况作好笔录,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为了准确地观察到他们晚上的行动,我还投资买了红外线夜视望远镜、窃听器等监控设备。这样不仅详细掌握了走私企业的运货规律,车辆型号、牌照和作息时间,甚至还清楚地了解到走私窝点的各种配置和走私的装备。 记者:在两年的监视中,没有暴露过身份,或者引起他们的怀疑? 张成:没有。有时,在远处看不到走私运货车的牌号,我又不能去,厂里的人大部分都认识我,我只好让妻子去。一次,妻子正在车旁记牌号,一位跟车的老乡发现了,妻子慌忙说,来这里找一个亲戚。回到住处后,妻子吓得直哆嗦。在天气比较好的时候,跟踪走私车我有时骑摩托,有时打的。不管刮风下雨,天天如此。我非常小心,害怕身份暴露后,前功尽弃,所以格外小心。 身份暴露殃及老乡 记者:缉私警察捣毁走私窝点时,你儿子的身份暴露没有? 张成:没有。2002年6月26日中午,黄埔海关缉私局和太平海关缉私分局调集了100多名缉私警察兵分两路直捣走私窝点,厂里很混乱,厂方的一些负责人想冒充工人逃走,缉私警察用电话遥控指挥儿子指认,为了避免暴露身份,儿子拿着电话一会儿躲在卫生间里,一会爬到房顶上。 记者:你儿子什么时候暴露了身份? 张成:四天后,海关缉私警察在抓捕另外一名涉案人时,办案人员由于无法从人群中直接辨认,太平海关缉私分局情报科一位负责人要求儿子到现场进行当面指认,儿子的身份才暴露。 记者:儿子的卧底身份暴露后,你们的正常生活受到干扰吗? 张成:举报的时候不害怕,但是走私的人被抓走后,尤其儿子的身份暴露后,我和家人都害怕了。儿子的卧底身份暴露后,他很快接到了工厂人事部门的辞退通知:“由于河南焦作籍打工仔张成父子在厂工作期间,违反公司规定,损害厂方利益,予以辞退。”令人费解的是儿子被辞退后,受到牵连的还有其他170多名河南老乡,该厂随后发文通知,以“河南人太多”、“需要调整为由”而将该厂所有河南籍员工予以辞退。 记者:被辞退的河南老乡理解你们吗? 张成:身份暴露后,我们原本平静的生活被打乱了,老乡们纷纷埋怨责骂我们,说我们父子多管闲事害得大家丢了工作,他们被辞退后就意味着每月失去了1000多元工资,他们的这种想法我也理解。后来门前总是出现一些鬼鬼祟祟盯梢的人,时不时有人往他家的窗子上扔砖头。一次为了保证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我把家搬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然而恐吓电话、死亡威胁和老乡们的冷嘲热讽还是紧紧追随着我们一家,从此,我们一家整天提心吊胆。 记者:身份暴露后,你们采取了什么措施? 张成:状告海关之后,为了逃避被举报的10多个工厂的威胁和报复,我们一家人只能离开东莞,分散在北京、深圳等地。我和儿子共有八九个手机号,隔几天就换一个,即使是这样,还常常接到一些匿名电话,2004年9月份,我还为自己和家人买了最高值110万元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我的保额是60万元,即使自己出了事,家里人的生活也有着落。 176万应该属于我 记者:案件破获后你领取了多少奖金? 张成:一共26万元,案件破获后前两次海关给了3万。剩余的23万元是今年才领到的。案件破获以后,直到去年3月省高院审结了整个走私案件后,海关才将23万元的奖金私下给我。当时给我的时候,他们什么也没说,只说我们父子贡献比较大,所以按照10%的比例给予奖励。 记者:23万元应该是不小的数目! 张成:是的,在一般人看来是不少了。但是这几年我们在这上面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因为儿子的身份暴露了,还一直担惊受怕。一拿到23万元举报奖金,我就给全家人买了保险,包括女儿、女婿。当然,关键是觉得这个举报奖的计算有问题,我觉得不应该给这么点钱。 记者:那你如何计算出海关应该给你176万元的呢! 张成:因为好多东西我不清楚,尤其是海关不告诉我行政处罚以及拍卖所得等方面数额,所以我只能推算应该这么多,当然这个推算也是保守推算的,就这样也应该给我176万元。 我和北京的林峰律师算过,海关没收的违规违约金大概是1200万元以上,按照3%标准奖励,我应该拿到36万多元;判决书上出现的走私企业非法所得是600多万元,按10%标准奖励,我应该拿60万元;12家相关违规企业受到的行政处罚等保守估计在2000万元,按3%标准奖励,我应该拿60万元;海关拍卖走私货物估计价值100万元左右,按10%标准奖励我应该拿到10万元;判决书上标明的受罚企业补税有300多万元,按3%标准奖励,我应该拿到9万元。所以加在一起,我应该拿到大约176万元。当然,这些还不算我在此期间的损失费。 卧底带来的辛酸 记者:做卧底之前,你一家人年收入在7万元左右,儿子张有在厂里也当上了主管,现在你们流浪他乡后悔吗? 张成:(沉默一会儿)不后悔。再让我做一次选择,我还会这样。我有个脾气,不管做啥事,一定要有恒心,把它做成。 记者:假设没有物质奖励你们还会冒这么大的风险举报吗? 张成:(思考一会儿)说不要奖金是假的,既然国家有这个规定,这个奖金就应该属于我,但我不是冲着奖金来的。但是,开始儿子不知道奖金的事,他劝我几次后,便理解支持我了,他相信他爸爸的选择是对的。他们的走私太厉害了,他们本来是来料加工企业,产品应该全部销往大陆以外的地区,但是全部销往到了国内,逃避了税收。当地政府在宣传中也提倡群众举报,作为一个公民我有义务这样做。 记者:你们为啥来到这个城市? 张成:儿子离开富纤针织厂后,又在一个台商企业找到了一份厂长助理的工作,可是有一天,一个其他厂送货的人认出了他曾经举报过走私案,第二天,厂长就命令儿子走人。见身份暴露,而在只好先到深圳避避风声,也不敢再找工作,害怕有生命危险。老乡朋友都不敢联系我们了,也不敢出去玩。因为他们知道我们老家焦作的详细地址,现在有家不敢回,在朋友的介绍下,今年3月份我们全家4口人和女婿只好来到这个城市,开始了另一种全新的生活。 线人的权利谁来保护 当卧底线人或举报人的身份暴露,尤其是因为海关缉私部门的需要而暴露时,安全应该予以怎样的保护呢?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法律又是如何规定的呢? 河南天翔律师事物所的李华阳律师说,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中,找不到相关线人在卧底期间受到保护的规定,更没有给予其卧底期间经济补偿的政策。但从这个案件中的一点事实可以认定,张成与海关有“口头”协议,换言之,张成是被“指定”为专业卧底线人,基于这种意义,当走私案彻查后,除了按有关规定给予奖励外,应该另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 他说,我国目前的法律当中,只有相关对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从重处罚的规定,而对于举报人遭到打击报复或身份暴露受到的经济上的、生活上的、精神上的等损失,没有相配套的法律法规,这也导致了卧底线人或举报人的身份尤其是因部门的需要而暴露时,安全应该予以怎样保护的问题?如果公民和这些行业发生法律纠纷,就处于弱势地位。这些行业既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实施者,甚至还是解释者,这样就使公民和行政机关在法律的地位上严重不平等。行政机关有义务提前向社会公开相关规定和细则,如果等到法庭上才公开,那公民的知情权谁来保护。张成父子和太平海关缉私分局的行政诉讼,其实是法理矛盾最直接的体现。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现行的法律对线人的安全和保护的缺失,当线人受到侵害和威胁时,很难得到保障,因此不断地听到诸如长期拖欠线人奖金、打假线人未能得到妥善保护或被致残打死家属告状等报道。 “如果不从制度或法律的高度加以规范,势必会动摇人们的信心,直接导致群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以及对犯罪行为的冷漠和不负责任,”李华阳律师说。 □本报特派记者 殷晓章 李玉森 实习生 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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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谁来保护中国的深喉? 包身工惨况举报者人间蒸发 中国媒体彻底遗忘了他 北京报章《新京报》记者上月底带同“报料人”陈忠明前往河北省定州市拟采访一宗包身工(即工人被奴役)的新闻,陈忠明在采访期间失踪。7月7日之后全中国媒体突然消音,再没有相关跟进报道。《新京报》其后设立热线电话寻找陈忠明,唯《亚洲时报在线》记者致电该热线时,一名接线员竟然表示不知道谁是陈忠明。 包身工惨况举报者人间蒸发中国媒体彻底遗忘了他 《新京报》在上月底带同“报料人”前往河北省定州市拟采访一宗包身工的新闻,记者刘炳路当晚感觉有人身危险,于是决定和摄影记者张涛以及报社司机同宿于一个房间,而举报人陈忠明独睡于一个房间。结果翌日陈忠明失踪,至今音讯全无。《新京报》为此事连续两天重点报道,公开呼吁民众协助寻找,但7月7 日之后该报再没有跟进报道。 陈忠明失踪6天后,《新京报》于7月6日呼吁知情者拨打《新京报》的热线(010-63190000)提供相关线索。《亚洲时报在线》记者于7月 14日致电查询陈忠明的下落,唯接线的人侯小姐表示:“这里是客户服务部,我们不知道谁是陈忠明。我们也没有再报道有关包身工的新闻。” 《亚洲时报在线》记者其后再度致电《新京报》的热线,另一名接线人员则表示知道陈忠明是河北省定州市包身工新闻的“报料人”,但是,不太清楚是否已经找到了他。当记者指要找刘炳路谈谈时,接线人员表示:“刘炳路不在报社,有可能再去采访包身工的新闻吧。” 《亚洲时报在线》于7月7日亦曾经致电热线,唯接线人员也表示不清楚这件事,只表示他们没有新的线索,所以不会再报道有关包身工的事件。 负责采访的《新京报》记者刘炳路事后曾经在网上论坛公开交代事件时,表示歉疚。但是,无论如何,对于“报料人”失踪一事,记者实在责无旁贷,遇有危险时,记者理应考虑到“报料人”陈忠明的安全,而不是弃之不顾。陈忠明如今生死未卜,音讯全无,《新京报》实在难辞其咎。 值得注意的是,在陈忠明失踪之前,《新京报》曾碰到三位当地官员,其中一人更是定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黄宏京。 河北定州在六月也曾发生过震惊中外的“611血案”,在6月11日晚上,一批不服电厂征地赔偿的居民遭暴力袭击,现场有人找到包括开花弹在内的武器。这次血案造成六死数十人伤。事件发生后,中国官方曾欲封锁消息,但美国《华盛顿邮报》取得这次暴力事件的录像,让事件受到中外关注。 亚洲时报在线 陈颖慈 撰文(14/07/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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