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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__中西教育融合的先行者
张伯苓__中西教育融合的先行者
[转文]
张伯苓,南开大学创办人, 教育救国! 很少有人了解:正是张伯苓先生促使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 也很少有人了解,张伯苓先生是第一位对"东亚病夫"开始抨击的校长!
1990年解除幽禁之初，张学良和夫人暂时留住在台北寓所休养,在采访当中，有记者突然向张将军提问：“先生在年轻时受谁的影响最大？”张将军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是张伯苓先生！”
南开学校是由民间力量而发轫，在风雨飘摇的旧中国，面对内忧外患，国势危难的局面，张伯苓校长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教育救国”的坚定信念，“越难越开”，在条件简陋、经费拮据的种种艰难困顿之中，顽强开拓，默默耕耘，由小到大，表现出难以想象的办学韧性。南开自建校之初，就明确提出了志向高远的办学目标，旨在通过教育传输科学文化知识，培育有公德有能力的新人，“以教育之力量使中国现代化”，达到“教育救国”的理想。通过最初十余年的创业和努力，终于声誉鹊起，中脱颖而出，成为信誉良好的名校。在此基础上，进而建立大学部（南开大学），并力求在大学规格和质量方面向国外优秀大学学习，通过不懈的长期努力，最终与之比肩而立，以期呈“东西之盛”。明确的办学目标和理想，是南开得以发展壮大的精神动力。
南开的成长路径，是在立足国情的“本土化”诉求和追逐世界水准的开放办学的双重作用下，伸展开来的。这看似不甚协调的两个方面的合流运作，反映出张伯苓校长既实际又革新的办学理念。尽管他在理论层面未作高深系统的阐述，然这一实践本身所昭示的思想内涵却有力地证明：南开的发展之路在中西文化汇流交融的大环境中实属“智者的选择”。南开在由中学向大学发展的过程中，也经历了仿效美国教育体制的探索。张伯苓曾经数度远赴欧美考察教育，旨在与世界潮流保持同步。可贵的是，他较早醒悟到：先进的教育必须与中国的实际需要相适应，新教育必须为社会提供服务。这就是他所提出的立足本国国情的“土货化”诉求。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最早关注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研究并对华北区域的社会生活和物价情况展开系统调查分析，编制“物价指数”，在学理和应用两方面均取得显著进展。学校还“经常组织学生主动接触社会，参观工厂、农村、机关乃至监狱，培养学生的社会服务意识和能力。地处天津商埠环境，南开大学积极参与本地区新兴工商实业的建造和营运，提供人才和技术，使得学校的壮大与所在地区的近代步伐同步行进。
"以教育力量使中国现代化”、“造成‘现代能力’之学生”、“大学最重要者即良教师”等南开办学理念，令人最为耐读，体现了张伯苓的办学特色和“南开经验”.
早期的南开大学规模并不大，校长、教师和学生雍穆和合，既竞争进取，又互助协作。知名学者恋此环境，即使收益平平，亦能安心教书治学，累以时日，成绩斐然；青年学子增长学识的同时，仿效师长，学得做人风范，毕业后深得社会认同。注重做人教育，体现了南开校风的精髓。在教育方式上，尤其注重寓德育于体育、智育等多种活动之中。良好品质的养成，固然需要耳提面命的说教来塑造，更需要在融洽的师生关系互动中、在丰富多彩的课外社团和激情动感的体育活动中自然陶冶而不断完善，即需要健全的“校园文化”的濡染和熏陶。有人曾指出，近代学校体制偏重知识传授，却弱化了人际沟通和人格培养，可谓现代大学教育的一个“盲点”，而中国古代书院师生间交流切磋的传统则更具“人性化”。早期南开“家庭学校”的融融氛围可能为近代学校体制的弊端提供了某种“补救”。
但是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 张伯苓先生教育理念没有再受欢迎!现在南开又重新恢复了张伯苓先生的校训和教育理念!
陈序经(社会文化学大师，社会历史学家、教育家),中国桂冠诗人查良铮(穆旦),数学家陈省身,吴大任、物理学家吴大猷,饶毓泰(物理学家,政治运动中自杀)、“黄土之父”刘东生,已故作家曹禺等,何炳棣(历史学家),雷海宗(历史学家)都是南开学子。以温家宝总理的学识,他肯定也很熟悉他的教育理念, 尽管他上南开中学时张伯苓已经不能发挥作用了.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大学教育如何融合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经验主义和理想主义等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是，在中国教育史上，这个人的背影却总是不那么“显眼”，说张伯苓留下的背影不那么“显眼”，并不是针对其一生的教育成就而言，毕竟其手创的教育事业——南开大学、天津南开中学、重庆南开中学、天津第二南开中学——依然枝繁叶茂。所谓的不显眼是从中国教育史，尤其是大学发展史上的评价而言。一直以来，世人对张伯苓的称颂，多半集中于中等教育，南开具有现代性质的中等教育不仅起步早，而且成绩斐然。翻看百年来南开中学历届学生名录，就会看到一大长串耀眼的名字，粗略算来，她培养过近六十位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其中包括两院的两位前院长周光召、朱光亚。此外，南开中学还培养了十数位共和国的政坛显要，至于各方面的专家、学者、艺术家和实干人才则“不可胜数”，这辉煌的教育成绩足以影响人们对张伯苓的评价和教育角色定位。
陈平原先生曾讲：“在现代中国教育史上，南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可在教育逐渐成为热门话题的今日，历史上与现实中的南开，都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未引起足够重视的，主要是南开大学。南开大学的教育成绩固然没有人否认，但是自南开大学成立起就不断有人嘲笑张伯苓的办学实践和理念。南开大学创校的时代，正是民主、科学倡行，新文化运动勃兴的时代。“文以治国”虽是张伯苓办学理念之一，但南开有文科而无中文系，当时的讥讽之声充盈于耳，所谓“张伯苓文笔不通，不注重中文，以至整个学校鄙俗不堪”等等。
“理以强国”亦是张伯苓的教育理想之一，但在办学路数上，南开的道路显然与众不同。长久以来，1928年的《南开大学发展方案》是被“忽视”的研究南开的重要文本，即便是南开人，也往往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因为这篇文字所阐释的一个道理及阐扬的教育理想，是极其浅显易懂的，是很普遍的常识。那就是，要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同时，应注意到本国文化教育的固有特点和社会环境状况，应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整合中寻找发展的道路。针对南开的发展，张伯苓力主“土货化”，“‘土货化’者，非所谓东方精神文化，乃关于中国问题之科学知识，乃至中国问题之科学人才”，“土货的南开，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概括起来，就是“知中国”，“服务中国”二语。“知中国，服务中国”这句话乍听起来，也许太平淡无奇了，实白得会让人不屑一顾，然而中国人做事往往好高骛远，不能切近实际，愈是埋头实干的人，愈是不易受到注意。常识，人人都知道，但未必都能注意到，在实践中，更未必能将其落实到实处。
中国的一些事情往往表演色彩太重，不是喊口号的人多，做事情的人少；就是干事情的人容易偏重于理想主义，总是眼高手低。不错，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是大师聚集的地方，但大学也是培养干才的地方。张伯苓的不同，便是在“以实用为科学的重点，是把科学从崇高的地位拖到尘埃”。《南开大学发展方案》出台后，张伯苓为了落实所提出的目标，着手在大学的学科建设、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
“对于从未踏进南开校园的读书人来说，阅读‘老南开’时，碰到的最大障碍是很难进入规定情景。”（陈平原语）而在“规定情景”内的南开人，对于母校也未必能看得清楚、透彻。若不是静下来仔细读读张伯苓，确实不易发现老南开“血脉运行”的真实情况。20世纪20年代后期，南开的“知中国”方针真切地落实在了社会调查实践上。“一方面开设有关研究中国现实问题或追踪当代学术发展的课程”，如“当代中国政治问题”、“中国经济问题”、“乡村建设概论”、“西洋文学当代人物”、“化学问题之研究”等；“另一方面增强应用性课程”，文科各系增加“公文程式”、“新闻习作”、“讲演术”等课程，商科加强商业金融实践训练，曾加“办公室管理”、“人事管理”、“售货学及广告学”、“工商实际问题”等课程。更主要的是，南开“组织学生到天津市各大银行实习，调查津埠商业贸易，主修农业经济的到河北省定县，参加晏阳初创办的平民教育工作”。到30年代，南开学生“共调查了天津各种机关单位100多个，学生足迹遍布工、商、文、教、交通、通讯、新闻、社会部门及司法、军、政乃至外国租界”。调查并非图具虚名式的参观，张伯苓曾主持成立“社会视察委员会”，调查前由教授根据课程性质确定调查方针，由教师带领学生有针对性地深入社会开展工作；调查后学生要写出详细的调查报告，并组织汇报讨论，约请专家评定。最后，师生就若干问题深入研究，进而发表报告。如此注重实际，又不失科学态度的调查活动，对于今天的大学教育依然不乏借鉴意义。
“黜空谈、重实干”并不是南开的“专利”，但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南开走得确实扎实而又迅速。“服务中国”，立竿见影。南开大学于30年代初相继成立电机工程系、化学工程系、经济学院，均着眼于服务国计民生，学校曾广泛地与天津电灯电车公司、天津久大精盐公司、永利碱厂建立联系，实行互助，“以我之学识，易彼之经验”。当年南开东北研究会、经济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的创立，则堪称独步国内。编纂、分析中国重要经济与金融统计数字，深入农村进行农村经济研究，积极协助开展乡村平民教育运动，均是南开经济研究所从事的重要活动。作为中国第一个有组织开展中国经济研究的私人机构，她所取得的成就曾受到国内外研究机构和研究者极高的评价，而其所保存的旧中国经济资料，也为后人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南开推进土货化发展的同时，另一个现象亦尤值得注意，那就是在南开土货化进程中发挥巨大作用的诸多教师，却是有着海外教育背景的“海外学子”。
从经济研究所的何廉、陈序经、方显廷，到应用化学研究所的张克忠、张洪沅；从文科的徐谟、蒋廷黻、黄钰生，到理科的姜立夫、邱宗岳、杨石先等等。这些教师在南开走出了一条贴近中国本土的学术研究之路，成为各学科中的领军人物。蒋廷黻在后来的回忆讲：“我是一个新从美国回来的年轻博士，每一想到哥大教授们教给我的伟大理论和南开的情形，我就不耐，有好几次要发火。我认为张本人和南开太土、太保守。其他一些年轻人也和我有相同的看法。经过深思，特别是若干年后，我对张氏反倒越来越崇敬了。事情很简单，因为中国没有高度的知识水准。我想即使张伯苓改换了他的生活方式也不会给中国带来任何好处。”其实，从后来的发展看，南开的土货化是尊重中国传统经验和注重现实环境的，在推行中是保持低调的。正因为此，南开的成绩才显得实实在在。
一般来讲，大学制度与大学理念时常处于矛盾状态，制度不会臻于完善，而理念却又总会至臻至善。蔡元培先生曾于1927年前后，力倡实行大学区、大学院制度，其初衷就是希望能以教育学术化取代教育官僚化，保持学术界纯正的学风，坚守学术自由的传统。然而，当年的蔡的美好设想，也遭到了学术界内外的强烈反对，且在中国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贴近中国本土，不仅要从学术研究上着眼，也要考虑到中国现实中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条件。当年南开大学借助社会力量办学，接受军阀、政客的捐助，曾有学生、校友提出批评，认为此举有辱大学的清誉。但严修和张伯苓也有自己的看法，那就是南开人耳熟能详的名言，即“盗泉之水可以濯足”和“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大粪浇灌出来的”。这些看似轻松的话语，其实背后蕴含着丰富的办学实践经验和深远的办学理念。
现代大学的发展，究竟是制度上出现了危机，还是没有树立起正确的理念？这恐怕就是引发北大人事制度改革论辩的实质问题。有人曾指出，“大学发展过程中理念与制度的不同步性是其达到同步的基础和前提。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不同步性是大学发展的真实状态”。既然如此，与其坐而论道，不如在实践中检验真理。近现代以来，关注中国大学发展的人，其思想大都是理想主义色彩重于经验主义的，所以他们留下的文字丰富，而且色彩斑斓，十分好看。而注重经验的教育实践者则往往埋首于解决实际问题，不太注意文字的搜集整理，反而不容易被后人注意，只不过是到了纪念的日子，被人拿出牌位供一供。
从个人角度而言，希望能够通过重温张伯苓的教育实践与思想，来引发人们对于大学发展的一点思考，就算是不浪费先人留下的一份遗产吧！
我们都在行走, 日出日落,看着远方的帆船,看着孩子们骑着车在田野上欢笑,回家原来是那样开心!
| 发表时间：2006-07-03, 10:19: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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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力值: 306/306
Re: 张伯苓__中西教育融合的先行者
在办学路数上，南开的道路显然与众不同。长久以来，1928年的《南开大学发展方案》是被“忽视”的研究南开的重要文本，即便是南开人，也往往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因为这篇文字所阐释的一个道理及阐扬的教育理想，是极其浅显易懂的，是很普遍的常识。那就是，要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同时，应注意到本国文化教育的固有特点和社会环境状况，应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整合中寻找发展的道路。针对南开的发展，张伯苓力主“土货化”，“‘土货化’者，非所谓东方精神文化，乃关于中国问题之科学知识，乃至中国问题之科学人才”，“土货的南开，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
南开推进土货化发展的同时，另一个现象亦尤值得注意，那就是在南开土货化进程中发挥巨大作用的诸多教师，却是有着海外教育背景的“海归人士”。
我们都在行走, 日出日落,看着远方的帆船,看着孩子们骑着车在田野上欢笑,回家原来是那样开心!
| 发表时间：2006-07-03, 10:27: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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