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站长主页 -> 繁星客栈 -> 艺 廊 (影视音像论坛) -> 孟京辉:着魔的实验者 | November 22, 2024 |
孟京辉:着魔的实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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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tlebird 发表文章数: 658 |
孟京辉:着魔的实验者 孟京辉:着魔的现代戏剧实验者 转文 10多年前,孟京辉已经狂热地投身于中国最早的实验戏剧的实践中了。从主演法国荒诞派剧作家尤标期库的《犀牛》至今,他已经为自己写下了一份响当当的履历。 9月11日至10月18日,他导演的《坏话一条街》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上演。他告诉记者,这是近年来票房很好的一部戏。连演30场的《坏话一条街》尚未落幕,他又在着手排演另一部戏。——199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意大利剧作家、演员达里奥福的一部反映意大利警察黑幕的作品,一个月以后就要上演。这部作品已经在76个国家上演了20多年。《坏话一条街》里看似荒诞不经的表现手法——包括民谣、绕口令、戏曲唱段、占据一个舞池的乐队以及几乎在与主要演员抢戏的群体表演已经让几位年龄略大的老演员极不适应,紧接着孟京辉又要在下一部戏里展示可能更为极端的漫画式的、标语口号和高音喇叭式的东西。他要刺激观众。 记者8月下旬去看《坏话一条街》排演的那天,离首演只有两个多星期了。这时除了过土行的剧本和张广天的音乐已经基本确定,表演如何进行还没谱呢。郑大妈的扮演者李野苹冲着孟京辉喊:“你得马上拿出一个方案来”急了。但孟京辉还是端着一杯茶不慌不忙地等着那最漂亮的瞬间不可思议地浮现出来。他不想让演员把从前获得过成功的那种表演很惯性地带到这部他认为应该是全新的作品中来。 当下班的人们川流不息地往家赶的时候,他们还在中央实验话剧院的排练厅里热烈地争论着,实验着。“我还有个瞎想,清洁工上场时,能不能戴一个防毒面具?”孟京辉的念头瞬息万变。 一个看了《等待戈多》剧本和阿瑟·米勒亲自为北京执导的《推销员之死》便执意要去从事戏剧的年轻人不可能被任何既定的模式框住。早年他去看那些被他称为不爱学习不思进步的导演们的话剧时,痛苦得几乎要嚎叫着从剧场里逃出去。正是这种对于循规蹈矩陈陈相因不满和不屑使他日后在自己的实践中“无法无天”地做出了一系列颇有点惊世骇俗的反叛; 1991年在中央戏剧学院小礼堂演出《等待戈多》时,他和舞美把这里设计成一个封闭的空间,把地板、顶棚、窗户全部喷成白色,把观众全部请到舞台上,让他们从上边往下边看两个流浪汉等待戈多。一棵刷白的树吊在刷白的电扇上,电扇转动树就转动。在这个医院般令人紧张的白色空间里,他们又放置了一架15个人才能抬动的黑色三角钢琴。他们还在台词中加入了大量的北方俚语和童谣,使原本冗长的对话变成了令人兴奋的侃太山。 1995年在《我爱XXX》中,他让台上八个演员在1小时20分钟的时间里不停地说着“我爱……”,比如“我爱你”,“我爱你带电的肉体”,“我爱玛丽莲·梦露和肯尼迪兄弟”等等,直到神经脆弱的观众大叫无聊也不肯罢休; 1996年的《阿Q同志》则突发奇想地让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60年代的聋哑工人和90年代的一个精神疗养院的心理医生和他的病人各演《阿Q正传》的三部分,中间用一个摇滚乐队串场。这部探索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戏剧在离演出还有7天的时候被通知不能上演。 孟京辉笑着告诉记者一个秘密:在做戏剧以前,他是一个特别自卑、羞涩。跟别人交往时不爱说话,总躲在人家后边,是戏剧让他学会了交往,学会了表达,学会了影响别人,因为这是一个戏剧导演直码应该具备的本领。 “这个过程让我整个人都变了,我就完全对戏剧着魔了。当我表达了,尤其当我影响了别人时,我就很快乐。” 明年年底,他打算用《我爱XXX》回顾整个世纪。他还想做一个长达四小时的戏剧,将它与画展、艺术装置放在一起做,印一份详细节目单,让观众自由选择,自由出入。他还特别想排《智取威虎山》。这个一门心思搞实验艺术,不抽烟、不喝酒不下棋拔掉了电视天线的戏剧导演还没有定下来什么时候跟他那位谈了九年恋爱的女友结婚。 在《坏话一条街》上演期间,记者采访了他。以下为访谈内容。 □你的作品常有出人意料和超现实的表现手法,你说你追求诗意和力量,但你有没有考虑到 中国观众的审美习惯?他们看戏时更关注的是情节,而诗意恰恰是最被他们忽略的。 ■ 我最近一直在想,我也不是什么超人,我就生活在北京这块土地上,就生活在大家中间,我就是普通人。我能领悟到东西,人们应该离异能领悟到,事实也证明确实如此。观众是绝对开放的,你给他好的东西,他接受好的东西,你给他坏的东西,他接爱坏的东西。你的那点聪明,观众马上就能理解。 □你对大众趣味怎么看? ■给大众趣味一记耳光。问题是给他一记耳光之后你要告诉他什么?作为独立思考的人,我现在做的就是找到和我一样能独立思考的人群。大众是要受到引导的。你适时地给他一记耳光,但更重要的是你要给他东西。 □你部说过,要把那些附庸风雅者赶出剧院。这是我听到过的当代艺术家很过激的一句话,这样做是否太理相主义了? ■不是理想主义,而是最基本的原则,有人会说,我们现在请观众还请不来呢,你还说这种话。这是两回事。就像两个人的关系一样,你是不能求着他的。交朋友也一亲友。我始终觉得观众是好朋友。如果跟朋友交往时你求着他,对他奉承说:哎呀哥们,你太棒了,你真喜欢你,你跟我好吧!这种朋友关系也就到此为止了,你和观众必须是一种平等关系。所谓附庸风雅的观众,就是那种把看戏当成资产阶级的消费,把看话剧当作满足某种心理需求的一种行为,他把自己的生活点缀了。我不认为戏剧有这个功能。戏剧就是和人的心灵沟通,这种沟通应该是深刻的。人们老说戏剧如何低迷,我觉得不是这么回事。现在戏剧观众很多。你必须要找到属于你的那批观众。 □属于你的观众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是那些有文化有追求,对生活有独立见解的人,哪怕他的观点和我不一样,但我们之间有沟通的可能,彼此间会有一种交流和了解。这些人是敏感的,有上进心的。这样的观众能和我共同占有一个空间,这个空间是我们的想象。 □你靠什么把观众拉到剧院来看你的戏? ■我身上有一种幽默感。和朋友在一起时我常常表达对生活的嘲讽。看见什么人失了态,我会把那个细节抓过来,加以放大。这种生活中可爱的东西,我正在努力往戏里填,到了戏里会比生活更有趣味,更有想象力。可能观众觉得这些跟他们自己有关,就来了。 □你觉得当代生活给你的作品提供了什么?是灵感还是力量? ■我们不会从生活找灵感。灵感是从自己的头脑和意识里飞出来的。你堤到力量,这个词用得好。我在生活中发现很多勇敢的人,有的人则非常智慧。我们把这些放在舞台上,就能产生力量,再反馈给生活。我希望表现生活中人们的勇气和毅力,这比别的都重要。我经常看到一些人被生活打垮了。原先非常精神,脸上放光,两三年后再见到他,怎么变得这么老啊,看问题没任何想象力,被生活打垮了。生活随手做了一首诗,一幅画,他一脑袋撞进去,就粉身碎骨了,瘫软无力地在生活面前跪下了,完了。这种人特别悲哀。我觉得人怎么都不能被生活打倒。 □在这些年的探索过程中,你的作品一直在变吗? ■一直不变 □希不希望有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 ■没必要,那样就不好玩了。只要一求稳,你自己肯定就已经是既得利益者了,要不然你为什么求稳?我觉得就应该像堂·吉诃德一样,骑着个破马,拿着个扎枪,跟无数风车作战。 □就是说观众永远得跟在你后面疯跑? ■对。必须这样。必须永远革命。 □1993年你去柏林参加了“中国前卫艺术节”,当时有什么感想? ■那是第一次出国。我们把《等待戈多》拿到柏林一个可容纳五六百人的中型剧场去演,演了四五场,每场有200多人看。后来我们看了东柏林一个小剧团演的《等待戈多》,我们沉得我们演得好,处理得一般。我一下子自信起来,中国在这方面挺牛的。去年我在韩国参加了一个讨论会,我把最近几年中国小剧场实验性作品剪了一个15分钟的片子给他们看,到会的所有专家都看傻了。 □你的作品在德国,日本上演后,当地好评如潮,但你说你对这些评价表示怀疑。 ■我太怀疑了。我觉得外国人不能完全理解我们的东西。我自己真的不愿意再到国外去演出。我更愿意跟中国人交流。我的作品里更多强调的是人民性。日本文化交流那么频繁,全世界的戏剧都到东京去演出,你说你的东西引起了巨大轰动,这绝对值得司疑。本土观众和你之间会有一种亲密感,我更看重这个。这种关系是牢不可破的,这种东西才厉害。 □你一直在干你热爱的戏剧工作,你觉得幸福吗? ■挺幸福。上研究生时,我傻,我笨,我就干这个了。现在戏剧好了,有人看了,大家觉得挺有意思,有荣誉感。可是从1191年到1994年,戏剧低谷到根本没有人再去坚持。所有人都去挣钱的时候,我没去,我努力了。 如果有一天不让我干戏剧了,我也可以去干别的,比如画画,搞计算机,甚至可以当个经理赚钱。但戏剧这么美好的东西,怎么可以放弃呢?爱还爱不够呢。 我们都在行走, 日出日落,看着远方的帆船,看着孩子们骑着车在田野上欢笑,回家原来是那样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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