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期间茶室挺热闹的，可惜我没有赶上。这几天想了想这些问题，现在把自己的想法说一说，并且仿照站长的“ 纯系聊天之作”的挡箭牌，加上一句“这些想法很不成熟”，希望大家猛烈拍砖。

我想，中国文化这个概念有点大且杂，对当前的讨论---公理化方法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太合适，不如替换成传统。

而传统的意义也较模糊，借助于生态学中的生态位概念，不如把传统定位于一种相对稳定的思想状态，它有以下特点：

1，至少存在一部分人认可信奉这种思想
2，这种思想能够向下传承
3，这种思想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对于1，先不管这种思想是这群人原创还是外界植入；对于3，要求这种思想具有一定的自组织自维持能力，否则稳定性就不会存在；对于2，其传承的细节可考虑以下方式：

1，无需语言的潜移默化。这是主要基于我们人类模仿能力之上传承。并且，从脑结构来说，这是非陈述性学习，多是潜意识行为，尽管它的一部分也能被我们的思维意识注意到。动物界里群体性动物那些非本能决定的社会行为的传承，大都可看做这种类型。

2，语言传承。通过语言，我们可把一个人甚至一代人的思想总结出来，下一代通过陈述性学习来接受这些思想。这种方法不是很精确，那些没有文字的民族主要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传承。

3，文字传承。通过文字，人们可以把自己的思想记录下来。这种方法较为精确，也能传播的更广更久。现在看来，凡是有一定影响力的民族，无不是靠发展处了自己的（或接受了别人的）文字来做到思想传承的。

从群体角度看，可以借助进化稳定策略，分析其稳定结构，而把新思想的兴起与传播看成以该稳定态为基础的变化或干扰，看看能否让系统从一个稳定态进入另一个稳定态；并且这个干扰的规模与临界点在哪里。不过，我曾在我接触到的人工神经网络模型与进化论的遗传理论里找过，发现它们都太简单，无法直接或稍作修改后挪用。

以上主要是从群体这个层次，来看思想的传承；从个人这个层次来看，和传统相对应的概念就是习惯。我觉得传统与习惯这2个概念很重要，是上下2层的联结点。也就是说，假如真有一个基于群体的宏观方程和一个基于个体的微观方程。那么传统与习惯至少是这2个方程的一个耦合点。

在个人的思维层面上，也可先粗略分为习惯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并且把习惯性思维看做看做一个更稳定的状态，而创造性思维是受习惯性思维支持并限制的一种变化。个人认为，不同个人，不同民族，不同发展水平文化之间，创造性思维那个变化幅度差别虽也有一定分布，但总的来说差别不大；而习惯性思维的差别，则是主要的决定因素。而习惯性思维，年龄越大可塑性越差，20岁基本定型。

传统与习惯结合，就形成了一种较稳定的思想状态。一般来说，这种稳定态本身就有排斥变化自我维持的能力，除非有较大外力或生存环境巨大改变，才会做出适应性缓慢变化；并且类似于物种，假如外力变化过快，也有可能因不适应而消亡，比如玛雅文化。

回到公理化方法在中国传播这个话题上，我的观点如下：（有的和网友类似）

1，中国文化的源头与早期就没有发展出系统的公理化方法，我们没有这样的传统（不过，这到没有什么丢人的，毕竟世界上只有一个古希腊）。
2，中国文化过早的进入一统状态并很长时间没有与外来文化交流过，传统的力量极其巨大，非常排外。
3，受传统影响，我们的思维习惯并不适应公理化方法那样的思维习惯；即便能够接受，也觉着别扭；即便能在专业范围内勉强运用，在专业外还是传统思维习惯的天下。

因而，中国接受公理化方法，靠徐光启那样个把天才（他接受公理化方法到什么程度我也保持怀疑）不可能成功，唯一途径就是选派留学生儿童时就去海外学习，形成不同的思维习惯（至少可与传统思维习惯抗衡），再让他们回来影响中国的儿童。而这一举措在清末才实施，实在是太晚了。

作为反例，鲁迅与胡适，中国文化的叛逆代表，他们出去的晚，也就影响了对欧美文化核心精神的吸收，虽然在中国都创派成宗，可都是半瓶醋（当然，很多中国人是没有醋或瓶底）。尤其鲁迅，以其超强的叛逆精神，可因出去时岁数大，又因去的是日本那样的二手国家，对欧美文化隔阂更大。鲁迅与胡适，鼓吹了一辈子科学（胡适还鼓出.Min2.主，而鲁迅对.Min2.主有所保留），他们自己对科学方法的认知，其实停留在非常浅显的层次上，并没有真正的理解。

相应的，中国第二代留学生，因国内即接受了较系统的数理训练，即便出去的晚，也能较快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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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传统与习惯，还想再加几句，避免不必要的争执。

作为个人的习惯与作为群体的传统，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那是个体与群体的基本特性，只能面对，无法视而不见的。假如用物种做类比，那么传统与习惯就类似于遗传（不考虑父母染色体的杂交），而变化与创造类似于变异。从生态学上看，变异与遗传的比率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参数。参数过大，物种就因自身原因消亡；参数过小，则当外界环境改变时，又会因不能及时适应新的外界环境而消亡。

回到中国，当前我们的传统力量太强大，导致了适应新环境能力太弱。所以鼓吹批判抛开传统，只要不像文革那样借助于行政力量形成运动，对中国的前途只会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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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这只是从传统角度看对新的思维方式的排斥，是中性的。这方面的例子有键盘的字母排列方式与中国古代的书写阅读方式，都不涉及.Zheng4.治（考虑中国的.Zheng4.治只会加大传统的力量）。

古代书写方式竖排，是因为木简竖着刻字更方便；而从左往右看，是因为卷起书简比放开书简更难操作，而人更多是右撇子。久而久之，竖排从左往右看的书写阅读方式就形成了传统，即便后来有了纸张和刻板，也维持下来；尽管人水平移动眼球和从右撇子从右往左写字更方便，也无法打破这个传统。

我曾对这个问题想了半天，书写阅读方式似乎与祖宗崇拜与思想钳制这些因素关系不大，更大的就是传统的自我维持能力与个人幼年习惯性思维的养成有关。

好文!

作为个例，我的老板是中年出国的浙江人，虽然他认识到“中医就是搞迷信”，但照样“清火”不已。这大概可以看作传统、习惯在变化时的一个现象吧。

日本的精英不会为他们的祖宗没有给他们发展出禅宗与阳明学而感到自卑，更不会去骂自己的祖宗。
一个理性的中华文化学习者同样不会为他们祖宗没有发明出“科学”与“.Min2.主”而感到自卑。

孤狼兄此文很有系统性。现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也有一些人在构筑数学模型，孤狼兄的思路量化之后或许也可以成为其中一种。当然，对社会科学中的概念进行量化，同时又不因量化而失去必要的模糊性及涵盖能力，是很有挑战性的。

:: 而从左往右看，是因为...
是从右到左吧？我印象中直版的书是从上到下、从右到左看的。

::日本的精英不会为他们的祖宗没有给他们发展出禅宗与阳明学而感到自卑，更不会去骂自己的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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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渝吉算日本的精英了吧，他当时主张远离那些祖宗留下的不切实际的学问，主张学习地理学、物理学、历史学、经济学、修身学等科目，而那时我们还在之乎者也，最后学生差点灭了曾经的老师.

：：一个理性的中华文化学习者同样不会为他们祖宗没有发明出“科学”与“.Min2.主”而感到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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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是在探究我们为什么当时（19世纪左右）学得比我们曾经的学生慢，西方文化、自然科学等传播得比日本要慢得多。
日本在明治前德川幕府时虽然也是奉行闭关锁国政策，但期间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尤其在自然科学领域洋学(主要是兰学)盛行，正如福泽渝吉所言：“我国洋学的沿革已有百年，百年前的事姑且不论，仅就明治维新以来的情况加以考察。明治初年建立的大学南校是沿革的开始，自设立文部省时起，洋学之道在全国逐渐打通，呈兴旺发展之势。”

::日本的精英不会为他们的祖宗没有给他们发展出禅宗与阳明学而感到自卑，更不会去骂自己的祖宗。
::一个理性的中华文化学习者同样不会为他们祖宗没有发明出“科学”与“.Min2.主”而感到自卑。
我不是在骂祖宗，更不是自卑。我只是想弄明白为什么一个好的方法到现在还未能在天国成为主流，反倒是忽悠和欺骗成了"成功的法宝"。
其实，指出祖宗的缺点并不意味着骂祖宗（以我来看，骂祖宗也不见得是什么罪过），而为了今天的人更好的发展，为我们的后辈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对祖宗顶礼膜拜当然是容易，但这是好事吗？

这个民族的祖先崇拜这种情结太深，就直接那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来说吧，作为父母一方养育了子女，社会阅历更广，社会经验比较丰富所以觉得天然是子女的恩人和老师，子女没有能力和资格与其辩论和讨论问题，而子女基于朴素的观念，觉得这辈子必须要对父母感恩，不能得罪他们，不能怀疑父母的对他们的看法和评价。这种想法会贯穿中国人的一生一世，阻碍了一代又一代的发展，很难有更新的思想出现。本人目前有了一个女儿，觉得养育子女是作为父母的责任和义务，不是对子女的恩赐，把这样一个人带到这个世界，作为父母必须时刻牢记你必须尽力呵护这个小小的生命直到他成年。在养育的过程中，子女给父母带来的精神上的欢乐就已经是对父母的回报了。所以基于这点，子女无须对父母感恩。如果大部分中国人父母无法意识到这点，那么他们就是太自私了，也是没有责任感的。他们今天对子女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我印象中直版的书是从上到下、从右到左看的。

第一个是“从右往左看”，第二个是“从左往右看”，我写错了。

更有意思的是，我当时第一个想写成“从右往左看”，并且比划了一下右手卷起左手放开想象中书简的动作。可我仍习惯性写成了“从左往右看”，并因思维清醒意识到第二个要和第一个不一样，就写成了“从右往左看”，结果2个都错了。并且提交前我看过一遍，也没有察觉。

这也可看作潜意识与习惯性动作对行为与思维的影响有多大的例子

：：现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也有一些人在构筑数学模型

昌海兄有网址吗，我想去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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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网友提到日本的情况，这事我也感兴趣，参入一下。

我是先从鲁迅那里知道他认为日本人最大优点是认真（鲁迅念念不忘寻找中国人的最大缺点，不认真是他的最终结论，不久他就死了），对这个问题我曾有意识的询问与阅读和日本人有接触的人与书，发现确实是这样。只是我们很多同胞用的是另一个名词，一根筋。

日本人做什么都认真：向中国学时就认真学中国；向欧美学时就认真学欧美；认为应该保存自己的传统，那就认真保存；尽管易流于偏激，但总的来说利大于弊。不像我们，其实做什么都不认真。

不过，认真的人也确实不易在社会上生存，这种情形也并不仅限于中国，只是中国更厉害一些。社会极其复杂，往往不是我们的理智所能把握住的；有时不依靠理智，凭借直觉选择或从众心理随大流而不求明白了解，反而是更好的生存策略。

所以，象我们这样的思维习惯，以及用专.Zhi4.模式来组织国家，是早期社会发展的常态；.Min2.主与科学那些思维方式与习惯（包含公理化方法）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并不具备群体间的竞争性优势；它们只有在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分工与合作日渐成熟，知识积累与理智发展到一定层次，才会通过降低整个社会群体运行成本来表现出强大的竞争力。其形成条件要比我们的专.Zhi4.与思维模式要苛刻的多（可古希腊既是.Min2.主的发祥地，又是公理化方法的发祥地，真是让人羡慕与敬佩）。

同样，认真的人也是这样，他们需要一个更加发达完善的社会组织模式；或者一个封闭的环境，通过形成他们的传统来维持。日本人的武士道讲究身心的修炼，而武士职业又讲究冒险与进取，或许是他们即能保持认真的生活态度，又不象我们这样被科举制度搞得毫无个性与生机的原因之一吧。

日本人的认真是确确实实的。看日本人写的书，可以管窥其认真的习惯。

::不过，认真的人也确实不易在社会上生存，这种情形也并不仅限于中国，只是中国更厉害一些。
::Min2.主与科学那些思维方式与习惯（包含公理化方法）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并不具备群体间的竞争性优势；它们只有在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分工与合作日渐成熟，知识积累与理智发展到一定层次，才会通过降低整个社会群体运行成本来表现出强大的竞争力。

非常同意孤狼兄的意见。
按照经济学的假设，人总是“趋利避害”的，在一个“非常不认真”的社会环境里，“认真”的人的行为成本是极高的，而从众往往是更好的选择，虽然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会增高，但每个人在眼前的现实中却往往无法考虑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而只能选择“不认真”来对付。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导致整个社会环境处于更“不认真”的状况。而改善应该首先从哪里开始？是靠每个人的觉悟？还是靠改变某种机制？谁先改变呢？这有点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最先改变的人不可避免地要丧失一些利益，甚至是无法生存。
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分工与合作日渐成熟，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外部“技术条件”，它可能会强迫人们选择“认真”合作。但有些文化传统造就的劣根，恐怕比这些外部技术条件更难改变，如上某些对传统文化的迷信者。

:: :: 现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也有一些人在构筑数学模型
:: 昌海兄有网址吗，我想去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

这个我不是从网上看来的，而是以前逛书店时偶尔看到的，有一次（几年前）看到一本有关社会科学中的数学的书，好奇地翻了翻，发现其中的数学居然包含了大量现代数学分析手段，不在金融数学之下。另一次则是不久前在一家旧书店看到一本有关“社会动力学”（Social Dynamics）的书，是用数学模型研究社会的，那应该是该学科的名称。孤狼兄可以搜索有关“Social Dynamics”的资料。Wiki对此的说明是：

“Social dynamics is the study of the ability of a society to react to inner and outer changes and deal with its regulation mechanisms. Social dynamics is a mathematically inspired approach to analyse societies, building upon systems theory and sociology......”

在物理预印本档案馆（arXiv.org）的“Physics and Society”部分（拙作“从 ‘预测’ 战争说起”曾提到过该部分）搜索也能搜到一些该领域的论文。

回应一下有关中日数学发展落差的讨论。

1852年，中国数学界当时的顶尖人物李善兰和西人合作，陆续翻译了老欧的“几何原本”以及“代微积拾级”“代数学”等著作。这个时候中国的数学尚领先于未搞明治维新的日本。

这里我想说明的是：1.虽然中国学者将李善兰称作清朝的大数学家，但我认为他的数学水平估计就和当时欧洲一个大学的学术领军人物平级，和西方同时期真正的数学家比如黎曼等根本就不在一个数量级，所以真的不好意思将他称作数学家。2.虽然徐光启在之前两百年就翻译过“几何原本”，但只翻了原著大概是前面那六章，不到一半。完整的翻译那是李善兰的功劳。3.这些译出来的学著别说是向百姓普及，即使是在中国当时的学术界也是一脚踏在死水里，波澜不兴。

李善兰的译作出版后，当时犹奉中国为师的日本人马上就把它介绍回日本。不过，当日本学者捧起李善兰的译本拜读时，一个个读得如一头雾水。原因不是因为日本人天生没有数学头脑，也不是因为他们对中文感到陌生。你说咱那善兰兄守旧也好，创新也好，反正他是按翻佛经翻圣经那种传统翻译法，辫子一把抓地将西文著作里的文字加数学符号全一古脑地翻成中文了。比如说，数学表达式里面的拉丁字母ABC他就翻成相应的天支地干，Cyrill字母他就翻成二十八宿（总算是比当初唐玄奘翻佛经时的大量直接音译强，不然咱们今天念代数就很有可能跟念阿弥陀佛似的）。日本人咋一看，还以为又弄了本中国的风水堪舆书回来呢。一些特殊的数学符号，如积分的小蛇号，善兰兄就找了个中文“积”字的偏旁“禾”字来表达。真是塞蛇入竹筒，一根筋到底；禾秆当辫扎，吃力不讨好。更绝的是，他还得将人家横写的数学公式大卸八块后捋成竖排。这可比舍弃大好网页不读偏去读Latex 或HTML 的source script还折磨人啊。

日本学者一看这没法读下去了。他们一块儿聚拢在榻榻米上一商量，得找原文。那个年代的日本既没因特孽又没驻外参赞。大伙儿决定后，蹬上木屐便专程跑到那会儿日本的通商口岸长崎特区，拉上个懂点日文的传教士当翻译，经过一番波折，总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把原著弄到手了。

拿到西方数学原著后，日本人还得去央求人家传教士帮忙解读解读。开始人家传教士可是老大不愿意的，咱们西方文明的精华圣经上帝的福音没看你这么用心读。日本学者说了，咱们用日本文明的精华艺伎款待你，用歌舞能剧的天竺之音打动你，你不照样是不感兴趣？一用日本人体盛款待你你就食指大动，这不一样道理吗。

于是，日本学者就在双方合作下开始正正经经老老实实地ABC从头学起。当他们把原文和里面阐述的数学理论都学懂后就明白了，这数学符号数学公式的还译什么呀，直接把它照搬过来不就是了。反正对日本人来说，他们本身写的文字就是从外面借来搬来的，又何须介怀再搬一次拉丁Cyrill呢。

写到这里忽然有感，我们无须过于责备李善兰迂。想想当今我天朝不还为纯化汉语打杀外来词不遗余力吗？比如CCTV，不，俺又错了，俺指的是细细体味，那上面的播报员已经明文规定禁止说NBA了，必须一律统一口径为“北美全国篮球联盟”。道可以道的，不能胡说八道，名许可之名，非常明。我泱泱大国，悠悠万事，从来是凡事必得名正言顺，以此为大。

当日本学者翻好西方的数学著作后，日本的明治维新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始了。天皇参考比较过西方的数学“天书”后，立知天外有天，毅然公开宣布：“和算废止，洋算专用”。

咱们不说别的，要是拿咱们大清老太后来跟明治换个位置，她能有这样的气魄说类似的话吗？咱泱泱大国即便是放下身段去求人家讲究的也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另一方面，日本人可是等不得求你传教士来帮忙翻译了，直接上西方学习取经不就得了。

于是日本便遣送大量学子出西洋学数学（学其他科目的当然也不少）。他们不但把西方数学的尖端学到手而且翻译纂写了很多普及数学的书籍回日本推行数学教育，而且这些数学学者们学成回国后也极受重视。其中几位佼佼者如留德的高木贞治，直接师从David Hilbert，日后也成了一位大数学家。留英的菊池大麓，官至文部大臣，枢密顾问官。留德的藤泽利喜太郎官至日本的贵族院（相当于上议院）。

反观中国，同样时期出洋留学的那帮人，从严复容闳到詹天佑等一大批，留学的重点均放在最“实用”的军事，机械，交通，经济等领域，绝对忽视了数学。偶有学数的回国后也不受重用或用非所学，最后籍籍无名。

说到这里，简单总结一下。中国近代数学被日本赶超的原因，除了汉字和西方文字的差异造成隔阂以外，我看主要原因是由于传统包袱沉重，放不下身段向人家学习，自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对西方那些“形而上”的东西（数学也算是吧），更是鄙视有加。

说到这里，俺又想起大约三十年前，计算器刚刚出现的时候，中国的正统教育学者对它是非常鄙夷的。他们写了大量的文章花精力做了大量的测试来论证计算器的速度还不如算盘，声称滥用计算器的后果将会使下一代失去在脑瓜里云计算的能力，危害无穷云云。他们最喜欢宣传的一个故事就是说美国某大科研机构用消防玻璃柜装着一个算盘，上面贴着标志：“一但停电，请打碎玻璃”。

看见，中国人的愚昧思想并未随着脑后那条辫子的剪掉而消失。中国教育家所制造的笑话仍在一代接一代地比所制造的人才为之丰富。今天如是，在可见的明天，仍然如是。

宇澄兄妙文！

李善兰的大名俺也是久仰了。呵呵，要说他那密码般的翻译其实倒也暗合了公理化方法的精髓啊，Hilbert同学不是说过吗，几何中的点、线、面换成啤酒、 酒瓶、酒杯什么的也无所谓（只要别拿它当诠释即可）。点、线、面尚且无所谓，字母符号、排版格式什么的就更无所谓了，只是坑死了读者。:-)

我觉得用漢字意译挺好的啊，比如方程、几何、微分、积分（我听说微分、积分就是李善兰的翻译）这些名字多好啊，简洁又优雅，比integrate、differentiate来得好。所以也不能一概而论，总归还是应该多试试，择其优者。

楼上说的NBA一定要翻译成北美篮球联盟也没什么不好，就是有点啰嗦，我觉得这是白话文的问题诶，文言文的没落导致构造精炼的词汇的能力削弱了吧。

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碰巧被出生在一片土地上之后，这个人就不得不延续几千年来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人的习俗？

我也支持对学术名词进行翻译。不过老李似乎做过头了，象A、B、C、D这种用来标识东西而无固定含义的字母还是保持字母为好。汉字比字母多，字形也大都比字母复杂，大脑识别对比汉字要比字母慢，而且汉字每个字单独都有含义，看到一个汉字时会不由自主地反应甚至联想出它们的含义来，分散注意力，看一篇＂汉化＂的几何证明感觉会很吃力。

现在的人对ABCD熟悉，但古代人的确对天支地干更熟悉，也更容易理解。
你们批评古人太囿于当时的习俗，你们现在的认知不也囿于现在的习俗吗？
哪种习俗更科学可以商榷。但对当时短时期来说，古习俗更利于打开市场。
abcd在历史长河上的确应该更占优势。但当时，翻译成 天支地干更容易传播，翻译成天干地支尚且兴趣寥寥，直搬abcd恐怕更无人问津。

宇澄兄行文从容不迫、妙趣横生，读后如饮美酒，并能令人深思。

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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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一个人碰巧被出生在一片土地上之后，
：：这个人就不得不延续几千年来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人的习俗？

我想是人更易对幼少年时期接触到的事物产生情感；即便没有强迫与限制，我们也更喜欢自己故乡的山水人物习俗与文化。

（而情感多是大脑边缘系统与前额叶眼额皮层的功能，力量极其巨大；处于后发展出来前额叶联络皮层的理智与之相比，常常不能占据上风。）

要想让我们理智精心选择的思维行为模式具有一席之地，恐怕只能靠有意识的反复训练，直至形成习惯才有可能。

还没有仔细看这篇文章。
先说说这一块。

::而传统的意义也较模糊，借助于生态学中的生态位概念，不如把传统定位于一种相对稳定的思想状态，它有以下特点：

1，至少存在一部分人认可信奉这种思想
2，这种思想能够向下传承
3，这种思想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

这是你自己思考后下的定义吗？
首先对你表示敬意。

借助一些我所获得的知识，我补充一个重要的特点，在这里，相对稳定除了表现在“第2条:这种思想能够向下传承”，其实它也是开源的。这种输入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映射的，或者是经过改良的。稳定不表示不变的，传统的内容其实体现了一种动态的平衡。

此外，传统是一个组群存在的一种重要身份标志。

应该有很多类似的讨论我们可以在文献中找到。类似的话题从前在老客栈的时候也讨论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曾经贴过一小个有关传统的帖子，而且有我画的一幅图，表示它的概念。

：：我也支持对学术名词进行翻译。不过老李似乎做过头了，象A、B、C、D这种用来标识东西而无固定含义的字母还是保持字母为好。
========================================================
老李肯定思考过，权衡过，最终还是考虑了中国当时的国情。

”几何原本“在9世纪翻译成阿拉伯文，12世纪拉丁文，15-16世纪在中国的印刷术传入的背景下被多次印刷和再翻译，否则牛顿手中可能拿不到“几何原本”。印刷术对科学的传播也起了巨大的作用，所以人类文明、文化、科学等应该是无国界的，历史上每个民族都有其贡献，绝对没有优劣之分，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等各方面的融合是大趋势，是任何力量都挡不住的。

看到宇澄兄文，想起老丘2009在清华有篇演讲：”从明治维新到二战前后中日数学人才培养之比较”，大家可以参考。

:: 老李肯定思考过，权衡过，最终还是考虑了中国当时的国情。

这个我也相信，老李不会无缘无故地做那样的翻译选择。我只是评述符号的优劣。用来标识东西而无固定含义者，我个人认为是用简单、容易辨识、且同样无固定含义的符号更有利。如我前面所说，这一方面是大脑辨识速度更快，另一方面是可以避免让大脑不必要地反应出与所述内容无关的符号本身的含义。举例来说，如果我们把点、线、面真的换成啤酒、酒瓶、酒杯，虽然同样可以表述几何，但熟悉这些东西的人看到诸如

“平行酒瓶是在同一个酒杯内向两边延伸都不相交的酒瓶”
“从一个啤酒到另一个啤酒必定可以有一个酒瓶”

的命题时往往就会不必要的纳闷。这个可能是表意文字与字母文字相比的一个不利之处--带好安全帽，这话可能要挨砖:-)。

我收回对老李翻译的看法。

我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背景，那就是当时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完全不知道A、B、C、D之类的字母，在这种情况下，我所叙述的理由只有一条还成立，那就是中文字本身的含义会使大脑因产生不必要的联想而分散注意力。但相反的理由则有两条：

1. 那些字母会因为没有读音而对阅读产生一定的阻碍（虽然阅读不同于朗读，无需发出每个字的音，但若有大量的字不知如何发音，仍会产生阻碍）。

2. 那些字母会因完全陌生，而只能被当成图像来识别，从而实际上要比识别字型复杂，但却熟悉的汉字更慢、更难（不相信这一点的网友可以试着识别一些字型最简单的韩文、日文或藏文）。

这两条的不利之处很可能足以抵消那唯一的优点而有余，因此我收回前面的观点。如果老李掌管教育体系，使用A、B、C、D或许是合适的，因为他可以通过教育的配合让人们同步学习那些字母，如果只是翻译一本书，那就很难说。

：：这两条的不利之处很可能足以抵消那唯一的优点而有余，因此我收回前面的观点。如果老李掌管教育体系，使用A、B、C、D或许是合适的，因为他可以通过教育的配合让人们同步学习那些字母，如果只是翻译一本书，那就很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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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李既然能引进“＝、÷、（）、＞、＜”，说明他是能保留则保留的.A、B、C、D很机械地翻成组成汉字的丶,一,丨,丿就贻笑大方了,当时翻成甲、乙、丙、丁可能是当时的最佳选择了吧,老李只要在附录里面做一个符号翻译对照,做一个特殊说明就行了.小时候看老电影经常看到"路人甲","特务乙".
翻译是门大学问,所以科技文章尽量要看原著,或者手头一本译文,一本原著.
昌海兄上帖的分析很细致了,大家都在老李的角度看问题就容易统一意见.

Seraph MM

：：这是你自己思考后下的定义吗？

呵呵，对头

不过说是定义有点勉强，更多是一种从最简单模型的角度来看，需要对传统提出什么特征，而非传统到底具有什么特征。

：：在这里，相对稳定除了表现在“第2条:这种思想能够向下传承”，其实它也是开源的。
：：这种输入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映射的，或者是经过改良的。
：：稳定不表示不变的，传统的内容其实体现了一种动态的平衡。

你说的很对。

我当时只用第3点笼统说了说，没有展开。其实即使想展开也做不到：没有数据，没有模型；不知哪几个是必要因素，它们之间哪怕最简单的量化关系是什么；以及如何建立最简单又能工作的模型。

：：我曾经贴过一小个有关传统的帖子，而且有我画的一幅图，表示它的概念。

对你的那个帖子有印象，我先找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