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记忆，回忆一下重庆龙头寺公园的科技浮雕长廊。有些记忆不准的地方加上问号表示。

数学家：祖冲之、刘徽（？）、杨辉三角、陈景润、华罗庚（？）
注：古时没有数学，叫算学。

有塑像者，三人：张衡、李时珍、祖冲之

张衡：浑天仪（广场中心有一个很大的模型）、地动仪（塑像边上有一个较小模型，及8只青蛙，即蛤蟆，均为水泥石头做成，但被人扳下6只且不知去向，现余2只）、天文、历法。

李时珍：医药

祖冲之：圆周率，似乎没有介绍其他数学工作，主要介绍当过什么官。

四大发明皆有，且待遇很高，浮雕长廊上刻画着，且在公园内其他地方还有塑像：
造纸：一人手中拿着一卷纸。
印刷：地上有若干单独汉字模块，活字吧，光看小朋友在字上跳，忘什么汉字了。
火药：这个似乎没见到塑像。炼丹烧火的样子，据说是古代化学。乍一看还以为炼丹术，因为边上写着飞升等几个汉字。
指南针：长把大勺子，似乎是铜做的，可容4-5个小朋友在里面玩耍，可跳跃，3个最佳，多则拥挤。
据说这种勺子装的指南针其实转不动。

李冰：都江堰

沈括：？

远古：有巢氏造房子、燧人氏钻木取火、仓颉造字、神农、后稷伏羲八卦太极。
很疑惑，这些人的名字不和日本人取得一样吗。当然房子、汉字、取火事实上都不是由某人发明的。

现代：两弹一星、解放牌汽车（？）

嫦娥卫星：好像还有塑像的。

其他记不清楚了。

公园内还有一个名为院士林的树林，都是些移植过来的树，小半大的树。凡有院士认领的树下均有一块石头，上书某某院士。有一个澳大利亚院士，且该人既不是华人华侨华裔，也不是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据不完全统计，工程院院士居多。

看完感觉，一个字，汗。。。。。。实在没啥拿得出手的。

:: 据说这种勺子装的指南针其实转不动。

确有文章介绍此事。张衡“地动仪”前段时间方舟子已经评论过了（据说在他之前就已经有人怀疑过），下文则是有关“勺子装的指南针”的，转几段在这里：

磁勺状“司南”模型不是真正的司南
作者：杨东晓
选自：《看历史》



“司南”的诞生

1952年，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从事金属物理研究的钱临照接到一个特殊的任务，中科院院长郭沫若要去访苏，需要带一件象征中华文明的礼物送给苏联。礼物确定为仿制一套代表中国古代科学成就的“司南”。

物理所的钱临照找来最好的磁石，又到全北京玉活最好的琉璃厂找玉工帮他琢磨，按照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博物馆处王振铎处长提供的方案，琉璃厂的师傅取型于汉代勺子，雕琢出来一把造型优美的天然磁石器物。

这只磁勺被安放在精美的青铜地盘中央，地盘是东汉一种占卜工具，四周刻着四维、八干和十二地支共二十四个方位。地盘中央部位被打磨得光滑无比，但是经过反复试验，这只天然磁石制作的“司南”就是不会指南。可是离郭沫若出访的日子越来越近，于是，只能采用电磁线圈给这柄磁勺充磁，使它本身的磁力足够大——以抵抗勺子旋转时的摩擦力。

天然磁石制作的“司南”无法指南，这不仅仅是钱临照1952年碰到的问题。实际上，王振铎从1945年就反反复复地做了无数遍实验，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直到1947年，王振铎在一篇论文中写道，他最终请玉工磨成了一把天然磁石制成的磁勺，“琢珑成司南后，置于地盘上投转之，而仍赋有较强之磁性，因其仍据有指极性之表现，其杓指南。”

但这把能指南的天然磁勺除了在论文中出现过之外，却再也没有音讯。当《看历史》杂志记者向国家博物馆考古学家孙机求证时，孙机表示国博的研究者们至今没有见过这把天然磁勺。

自新中国以来，无论是中国历史博物馆时期，还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年代，收藏和展出的陈列品中，“司南”都是经人造磁场充磁的钨钢(即普通电磁铁)，或经人工用电磁场传磁的天然磁。但中国古人并不会用电线绕成线圈来制作人造电磁场，如果古人真的用天然磁石雕出“司南”后，怎么让它指南呢？

“司南”之辨

1937年，37岁的英国生化学者李约瑟在三名中国留学生沈诗章、王应睐、鲁桂贞的影响下，对中国古代文明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决心学习中文。他每周向捷克汉学教授古斯塔夫·哈隆学习两个小时的汉语课，课本就是哈隆正在翻译的《管子》。

1942年9月，李约瑟受命于英国皇家学会，准备到中国陪都重庆担任“英国文化委员会驻华机构”代表。1943年春天，他首先到了中国昆明，考察了处于战争边缘但仍保持非凡创造力的学校和实验室，随后便到重庆就职。李约瑟在中国的4年中，到过川、滇、豫、陕、鄂、甘等很多地方考察，与从实验室中的科学家到乡野村民沟通，收集了大量与传统科技有关的资料，在他1946年离任回英国时，已经收获了很多珍贵的文献资料。他回国后不久，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演说中，高度赞扬了中国古代的科学成就，“中国人最伟大的三项发明无疑是造纸及印刷术、磁罗盘和黑火药”。

但无论是“三大发明”，还是“四大发明”，司南都被认为是磁罗盘或指南针，而司南到底是什么？不但当时的西方人不了解，中国人也并不完全明白。就在李约瑟在重庆、敦煌、北平等地考察中国古代文明之时，王振铎刚过而立之年，也因抗日战争而迁到了四川。

抗战前，这位燕京大学考古专业的研究生，就已经完成了“张衡地动仪”外型和内部结构图的绘制，并完成了关于其工作原理的论文。在辗转于川滇后方的艰难迁徙中，他仍然没有停止考古与复原古文物的工作。

从王振铎完稿于1947年12月15日的一篇论文可知，“三十四年十月”(即1945年10月)，他已经开始在四川南溪县李庄镇做人工磁体和天然磁石勺型司南在地盘上指极性准确性的试验，在此前，他已经完成了司南形状的设计和玉床琢洗的阶段。

在这个复原和实验的过程中，他将司南设计成了一个“勺”型。对于这个“勺”型的来源，王振铎根据的文献是明嘉靖通津草堂本流传下来的东汉王充《论衡·是应篇》通行本。其中对王振铎的复原工作起到决定作用的几个字是“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现代汉语的解释即为：“如勺之司南，投转于地盘(东汉占卜器具)之上，勺柄指南”。

也就是在这十二个字的指引下，一个磁勺放在方盘上的造型诞生了。这个造型，成为日后中国人重新认识司南的开始。但是，按照这个造型制作出来的磁勺如何指南，却是数代文物工作者的难题。

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学者孙机在2005年第4期《中国历史文物》上发表的《简论“司南”兼及“司南佩”》一文中，提到了更古老的《论衡·是应篇》版本—— 前北平历史博物馆旧藏残宋本，存卷十四至卷十七。宋本中相应的这几个字为：“司南之酌”，“酌”字一直至元本都没有改变。而“酌”与“杓”在古文中是意思完全不同的字，“酌”训“行、用”，也就是司南的使用。

一字之差，不但关涉的是司南的造型，而且在于司南到底是什么这个核心问题。另外，“其柢指南”中的“柢”字，在《集韵》 、《广韵》中，都是指“碓衡”。碓衡是一段横木。而这与司南车上木人指方向的臂部相当。(孙机《简论“司南”兼及“司南佩”》)

孙机于是提出，司南其实指的是指南车，这样一来，“司南之酌，投之于地，其柢指南”的现代汉语解释就成了：“使用司南车，把它放置在地上，其横杆指向南方”。

不仅宋本的《论衡·是应篇》中为“司南之酌”，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清朝本涵芬楼盛名通津草堂本中，宋刻元明补修本《论衡·是应篇》中，用的也是“司南之酌”。该本虽为清朝本，但因是“宋刻元明补修本”，所以还是延用宋刻时的“酌”字。

而指南车，在宋以前的文献中也叫“司南”，是一种木制的、靠机械结构的运动来固定指向的器物，如果孙机的论点正确，这也就与天然磁性材料指南无关了。

民族感情

根据现有的文献，中国人发现磁性能指示南北方向，是从北宋开始的。而司南的出现远远早于北宋。《论衡》是东汉时代的著作，如果将司南解释成利用天然磁性指南的磁勺的话，那么中国人使用磁性辨别方向的时间，将往前推大约1000年。

即便中国人发现磁性指南出现在北宋，也是人类最早利用磁性指南的开始。但在1940年代末到1950年代初那个特殊时期，复原和展现中国古人的科学成就，不仅仅是一个科学命题，也同样是一个涉及到民族情感和民族自信的问题。

因此，这个“勺状”的复制品，尽管无法用天然磁性指南，但仍担负着发展国际友谊的重任，1952年，它被当作中华古老文明的象征而送到了苏联。第二年，中国邮政还出了一套特种邮票“伟大的发明”，一共四枚，其中第一张(特74-1)就是这个勺状的“司南”。这也使得这个“司南”成为家喻户晓的形象。

1952年夏天，李约瑟在北京重逢了他在西南时期的中国科学界故友，并新结识了王振铎，在北海团城玉佛寺的亭台上，王振铎向李约瑟讲述了他的“司南”。在李的记忆中，他们“共同讨论体现了他的结论的精美模型”。

与王振铎的这次会面给李约瑟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记忆。在李氏《中国古代科学》一书中，“18世纪以前中国传到西方的机械和其他技术”列表里，“磁罗盘”(李氏用词，非中国古代的水罗盘和旱罗盘，他在这里注解为“天然磁石制成的匙”)早于西方11个世纪。

“四大发明”写进历史课本，一代代的中国学生由此认识了这个勺状的“司南”。这个“司南”也一再被送给国际友人，虽然在赠送的同时，都会说明这是今天复制的模型。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个珍贵的模型礼物同样是由钨钢制成并经过现代科技的电磁场强化过。因此在它的身上，体现的与其说是古代文明，不如说是现代科技。

不过，物理学界从1956年起就有人开始质疑勺型司南，已故东北师范大学物理学院刘秉正教授对司南的质疑从1956年开始，他找到七种不同的天然磁石，不仅做了大量的物理学试验以证明天然磁石无法像展出的司南那样指南，而且一直到2006年还在发表论文从各个方面来表述，司南不是勺形磁石。

事实上，1952年用人造磁场给磁石充电的事情，在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内部并不是秘密。到了1980年代，社会动荡都已过去，正常的研究工作得以进行，孙机便查找各种古籍版本，详细考察对于司南的记载，并得到早于王振铎明刻本的宋刻本上的记载“司南之酌，投之于地，其柢指南”，进而从文字的角度，试图解开了司南到底是什么这个谜。

2002年，勺型“司南”的模型被安放到南极点。到了2008年，勺型“司南”出现在奥运会开幕式上。而实际上，中国历史博物馆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已确认“司南”模型是个错误的概念，90年代末就不再对公众展示了。

“司南”的复制与研究，不过是科学实验和考古复原工作中，不断犯错、修正、再犯错、再修正环节中正常的一环。但这个小小的“勺状”物，却承载了它原本不该承载的内容，在时代的大潮中，被人为地塑造成一个象征。

民族自尊心这个东西真的不好说啊。不过我感觉理工科出身的人可能会更加理性的看待这些“四大发明”什么的，因为理工科的会更加注重这些发明的工作原理，甚至会上升到理论高度。但可能很多人更愿意沉醉于古中华文明的成就中，以此来缓解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自卑感。那么我们到底为什么会落后，可能只是少数人关心的问题。

前阵子方舟子对张衡地动仪的质疑我也稍微看了几篇相关报道。

我记得《後漢書 张衡传》里对地动仪的描述其实相当简略，毕竟《後漢書》不是专门介绍科技的著作，也无可厚非。稍微说说我的看法。

（1）地动仪在书中里原名是“候风地动仪”，当代人根据书里的简略描述复原出来的那个雕塑，看不出有任何和“候风”有关的设计。

（2）除了一些外观上的描述以外，书里说到地动仪的内部结构，只用了一句“其牙机巧制，皆隐在尊中，覆盖周密无际”，也就是说当时目睹地动仪并且记录下来的人也只是围观了一下，并不清楚其内部构造。

（3）如果秉持客观的态度看待史书上记载的这个候风地动仪，我们可以这样说：假设史书上根本这段记载，当然也就不会有“中国人在東漢之世造出了预测地震的仪器”这样的说法，于是置信度（借用一下这个词）为零；现在的情况是史书上有这样的记载，那除去主观意见的结果是，应该把置信度加一分；然后我们当代人根据现有的知识，于是估计说以当时的技术水平应该造不出这台仪器，所以应该把置信度减一分，这确实是“合理”的估计，但在我看来最多只能说是“合常理”，地动仪这样一种仪器的存在并不违反物理规律，也没有理由完全否认史书记载的可能性。所以对这件事情，仅凭现在能看到的资料，我想当代人至多只能说“不知道”。

（4）另外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如果那台地动仪一直是安放在地面上，而其内部有探头一直挖到很深的地下，以当时的技术水平也不是那么不现实。史书上没有详细的记载，毕竟围观的群众也只是记录一下外观。

看来王振铎同学做学问的方法有问题。地动仪也是这小子复原的。中国人关于地动仪的心态和犹太人在《塔木德》经书中发现统计学方法有点类似。与中国人不同的是，犹太人事实上不需要任何远古的证据来表明自己是优秀的，但某些犹太人（还是一个拉比）还是这么做了。

我第一次看到指南针是勺子就觉得怪怪的，神经病才会用勺子来指南，而且海上航行恐怕那勺子没有一秒钟可以放稳当。做一个勺子壮的指南针，困难，不好用，唯一作用是好看，至少比现在的指南针好看，可以当做艺术品一样的礼物送人。你要送一个现在的指南针样子的礼物，可能也拿不出手。在这件事情上，恐怕很难改变了，你要.Dang3.与国承认送错了礼物，这极端地违背了其媚外（任何外）的传统习俗。

我记起来公园浮雕墙上有如下几个字

学东
西渐

我就不知道这几个混蛋字是按照什么顺序排列的。

我估计该公园浮雕墙上的内容是经过筛选的，应该是中国自古以来的科技精华。

如果司南真的说的是指南车，那“投之于地”是什么意思？也说不通啊。要是指南车也没有详细记载，是不是也会有人说指南车其实也不曾存在过（话说指南车在古籍里是怎么记载的）。

当代人无法重现就可以证明古代也不曾存在过？今时今日，我所闻所阅各种疑古言论的立论语调之肯定，与盲信盲从也不分高下了。

勺型“司南”考古墓葬中未有发掘报道,存在概率极小.

现任CQ市长薄大人喜爱桂花、桂树。龙头寺公园开园典礼之日，薄大人出席并剪彩。为此，公园当局移植若干桂树于道路两旁。所谓楚王好细腰嘛。但桂树确实是贵树，第二天那些桂树又再次移植了。

另。龙头寺公园最上方的一块地，挨着市内至火车北站的公路，估计300亩，已处决的前公安局长文强强行从龙头寺公园划了这块地出来，给该市公安局系统盖房子。房子面积超大，据称150平方以上。注意，CQ房子是按照室内面积计算的。所以事实上，文强至少也是为公安系统作了贡献的。那个小区没有大门，这有点少见，里面的健身设施似乎比龙头寺公园还好。

:: 当代人无法重现就可以证明古代也不曾存在过？

fubo兄这么一顶，我才注意到权权对＂疑古派＂的这一质疑。我同意当代人无法重现不等于是证明古代不曾存在过。不过总体来说我相信当代人因受益于知识的长期积累，因而在科技方面的能力远远强于古人，如果当代人做过serious的努力仍无法重现某一项传说，我认为那可以被视为是很强的证据，表明该传说中的东西很可能不存在或有很大的夸张成分。

严重同意昌海兄的说法：现代人的知识积累远胜过古代人，如果经过艰苦的研究仍旧不能复制那些东西，那么对于那些东西的存在或者功能，就要存疑（尤其是它们的功能，夸大之辞更多）。
中国古代史书的记载，不可靠的也太多，包括司马迁的《史记》，不乏道听途说之语。我看《五帝本纪》就不太靠谱。
但中国人有个毛病，似乎越是古的东西，就越厉害，越高深！
民族自豪感啊，自尊心啊，伟大的民族！
以前在农村老家，大家都非常穷，偶尔来了客人还要好好招待，于是东借西凑弄俩菜，一般像油盐之类的东西都是论“勺”（很小的勺子）去借的。客人来过之后，往往要三两个月不吃油了。但咱不能丢了面子！

::fubo兄这么一顶，我才注意到权权对＂疑古派＂的这一质疑。我同意当代人无法重现不等于是证明古代不曾存在过。不过总体来说我相信当代人因受益于知识的长期积累，因而在科技方面的能力远远强于古人，如果当代人做过serious的努力仍无法重现某一项传说，我认为那可以被视为是很强的证据，表明该传说中的东西很可能不存在或有很大的夸张成分。
我觉得这个问题还可以这么认为：当代人做过serious的努力仍无法重现某一项传说后，此时疑古派已经取得强力证据。崇古派若要推翻这证据，必须拿出更强的证据来证实这项传说，否则就可以认为确实是“传说”。
作为我来说，我觉得古代可能会有些非常巧妙的设计制作或发明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了（不然有些技术确实不太好理解，最典型的是春秋时代的一些剑的制作，现代人用了精密的光谱仪才弄明白其原理并进行了复制，CCTV10曾经播放过）。很久以前看过一遍科幻小说，大意是说在古代一个人发明了长生不老药，但那药只能在人的儿童时期（或许是少年时期）才能起作用，一直服用的话会保持在儿童年代。里面有句话让我记忆深刻：我看见阿斯匹林发明了三次又失传（那个长生不死的女孩就是药发明者的女儿，已经活了大概上千年了）。

有一天，在祖冲之的塑像前听到两个人对话。其中一个说：祖冲之很聪明，小的时候就知道怎么称大象的重量了，就是把象赶到船上（下略）......。

都有个冲。

故意夸大固然不对，但我觉得也不至于说拿不出手。
看到一本老外的讲地磁场的书里面提到沈括记载的(也可能是别的中国古籍记载的)制作磁针的方法，觉得挺神奇的。
我觉得那些尝试即使不成功，本身也是值得佩服的。

::fubo兄这么一顶，我才注意到权权对＂疑古派＂的这一质疑。我同意当代人无法重现不等于是证明古代不曾存在过。不过总体来说我相信当代人因受益于知识的长期积累，因而在科技方面的能力远远强于古人，如果当代人做过serious的努力仍无法重现某一项传说，我认为那可以被视为是很强的证据，表明该传说中的东西很可能不存在或有很大的夸张成分。

因为没有人“这么一顶”，我直到现在才注意到站长对于我对“疑古派”的质疑的回应。但我大概还是没有看明白站长这段话的重点：

（1）如果重点在于‘当代人做过serious的努力仍然无法重现某一项传说’，那么地动仪的传说当代人早就实现了（别吓我直到今天、比如雅安地震之后成都的地震局还测不到）。需要存录的一点是《后汉书》里记载的候风地动仪的一次效验是陇西地震之后京师洛阳测得，并不是预测（预测地震确实是当代人也无法准确实现的，更不要说“重现”）。

（2）如果重点在于当代人没有能够按照古书里的描述来重现这一传说，那么古书里其实根本就没有详细的描述，因为范蔚宗编纂《后汉书》是为统治者总结经验为目的（“正一代之得失”），并不是技术类书籍。张衡传中对候风地动仪基本上只有外观上的描述，而没有对机制的描述（“其牙机巧制，皆隐在尊中，覆盖周密无际”）。所以纠结于传说中的候风地动仪的外观是否能实现其功能并没有太大意义。如果一定要当代人重现，最简单的办法是把现代测地震的设备装在一个外面有八条衔着铜丸的龙和八个蟾蜍的铜质工艺品里面，就可以了。

综上而言，我不知道站长所谓的“很强的证据”在哪里。

最后赘言几句，或许大家会觉得在科学技术昌明的今天，纠结于张衡的地动仪在历史上到底是否存在过或者是否发挥过功用是无意义的问题。确实确实，是这样的，即使假如确如《后汉书》的记载，张衡的地动仪真的存在过而且真的有效验，但既然这一技术没有流传下来，没有成为我们今天使用的现代测震设备的发展的基础，它的存在与否就对我们今天的社会没有产生影响。但这一思路在使得我为候风地动仪辩护的立场无意义化的同时，也使得那些试图否认候风地动仪存在的立场无意义化。如果不采用有意义无意义这样的功用性思路，仅仅想要作纯粹的探究，那么，候风地动仪的存在性这一点，正面支持的证据是传世文献的记载，而反方的证据，说穿了只有一句话：“这个好像不太可能哟”。

上面写了一堆，还想感慨一句，尽管我国古代号称有四大发明，在当时和后世都发挥了影响，但说到其影响力之深远一直存留到当代社会的，还是造纸术。

其他的三种，指南针有可能在郑和航海的时代起了作用（不太清楚当时他们用什么导航），但此后中国对航海也失去了兴趣，直到近代导航系统出现；宋代为了抗击异族入侵发展了火药武器，但一来宋朝最后也没有成功抵御异族，二来到了近代其火药技术一直停滞不前（到了满清反而退步）；活字印刷术虽然也说是宋代发明的，但其实书籍直到晚清还主要是用雕版印刷为主。

只有起源于汉代的廉价造纸术（昂贵稀有的纸张出现得稍微早一些，也不只在中国），两千年来，一代一代为我们这个民族保留了连续不断的史书和诗歌的文本传世。真的要说“拿得出手”“拿不出手”这样的话，纸、史书和诗歌大概可以算是我们的文化里最可宝贵的一部分。

这个沉没一年多的帖子在本茶室该算“古文”了，居然能被刨出来了，权权的考古能力亚克西。

:: 如果一定要当代人重现，最简单的办法是把现代测地震的设备装在一个外面有八条衔着铜丸
:: 的龙和八个蟾蜍的铜质工艺品里面，就可以了。

这个有点抬杠，我退一步说吧：倘若现代测地震的设备是纯机械的（即不带有任何張衡同学不可能有的电子部分），且可以放在传说中的地动仪的体积内（倘若传说连大小也未提，则这条可放弃），就算我的“很强的证据”不存在吧。

:: 候风地动仪的存在性这一点，正面支持的证据是传世文献的记载，而反方的证据，
:: 说穿了只有一句话：“这个好像不太可能哟”。

倘若中国的“传世文献”有很高的可信度和声誉的话，我也乐意相信它（谁不希望自己的祖先厉害呢？），顶多在相信那一条的同时保留这样一条意见，即候风地动仪最有可能是瞎猫碰死耗子（因为一来那时对地震及地震波的机理或形态不了解，張衡同学不太可能制作出机制上成立的地动仪；二来“传世文献”似乎只提到过一次被记录的地震；三来参阅文末的附文）。但是中国的“传世文献”（其实不仅“传世文献”，近代乃至现代的历史文献也颇多相类）实在是吹嘘撒谎的比例太大了，我有心相信，却实在信心不足，尤其是对那些技术上不那么显而易见而又只有孤证的传说。反方证据虽被丑化为“只有一句话”，我依然觉得更有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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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方舟子：张衡的地动仪管用吗”片断

（权权的古文功力可能尤在老方之上，若下面叙述有失实之处，自可指正，但这只是我上面提到的若干条之一，而非压轴，说明在先）

……张衡的地动仪是否管用。《后汉书·张衡传》认为它是管用的，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有一次地动仪的机关发动，但是人们并不觉得地在动，京师（洛阳）的学者都怪它乱报，几天后信使来了，果然在陇西发生了地震，于是大家都佩服它的巧妙，从那以后皇帝就让史官记载地动发生的方位。

但是这个记载很成问题。按《后汉书·张衡传》所说，地动仪建成于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张衡卒于永和四年（公元139年）。在此期间，《后汉书》只记载发生过一次陇西地震，那就是永和三年（公元138年）的地震。一般认为地动仪检测的就是这次地震。但是《后汉书·五行志》说得很清楚，这次的陇西地震在京师是有感的，破坏很严重，“裂城廓，室屋坏，压杀人”，京师学者不会对地动仪的机关发动感到奇怪，与《张衡传》的故事矛盾。可见地动仪检测的不可能是这次地震。

于是地动仪新模型的设计者提出新说，认为地动仪检测的是更早一点的另一次陇西地震，是阳嘉三年十一月壬寅（公元134年12月13日）的汉阳（现在的天水）地震。但是对这次地震《后汉书》并无记载，是设计者根据几处文献牵强附会地推理出来的。《后汉书·顺帝纪》记载阳嘉三年十一月壬寅司徒刘崎、司空孔扶被免职，袁宏《后汉纪》更详细地说是因灾异被免职的，清朝学者惠栋《后汉书补注》引《鲁国先贤传》称司空孔仲渊在阳嘉三年因地震被免职，于是设计者认为在阳嘉三年十一月壬寅发生了一次正史漏载的地震，导致两名高官被免职。明确提到地震的《鲁国先贤传》是已失传的晋人编写的野史，不足为凭。事实上，《后汉书·周举传》提到司徒刘崎是因为旱灾被免职的，而不是因为地震。

即便《鲁国先贤传》记载可信，那么它也没有说地震的发生地，又如何证明就是《张衡传》中说的陇西地震呢？地动仪新模型的设计者从张衡《四愁诗》里找依据，里面提到：“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坂长。”便认为是在思念汉阳发生的地震。这就更莫名其妙了。《四愁诗》是一首写相思的诗，有.Zheng4.治寓意，但没有任何能够与地震扯上关系的描述。除了“我所思兮在汉阳”，还有“我所思兮在泰山”、“我所思兮在桂林”、“我所思兮在雁门”，非要把它说成地震诗，难道在泰山、桂林、雁门也都发生过地震？其实张衡不过是用泰山、桂林、汉阳、雁门来代表东南西北罢了。

从地动仪建成到张衡去世，《后汉书》共记载发生过8次地震，这些地震在京师全都有感，所以都不可能是《张衡传》说的地震。史书漏载了发生在外地的地震当然有可能，但是《张衡传》所说的陇西地震是在京师引起轰动的社会事件，没有留下佐证就不合常理了。所以更可能的是，那只是为了说明地动仪的神奇而编造的故事。也没有任何记载能够证明在张衡之后其地动仪起过作用。我们不必怀疑张衡曾经建造出一台叫候风地动仪的仪器，但是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也没有理由让人信服地动仪曾经发挥过验震的功能，它很可能和今人复原的那些模型一样，仅仅是个摆设。

对于造纸术，我认为：改变历史的不是造纸术，而是廉价的造纸术，重点是廉价而不是技术本身。

同样，印刷术也是一样，改变历史的是廉价的印刷术而不是印刷术本身。

在手工计算的历史上，一直有两种相互竞争的方式：笔算 v 算盘。

古代罗马人的算盘直到15世纪末才被笔算淘汰，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出现了能大规模生产的廉价纸张。这个事实的另一方面是，在15世纪之前，欧洲并没有廉价的造纸术。那么，如果中国有廉价的造纸术，为什么12世纪或更早传播到欧洲的却是昂贵的造纸术呢？这说明，当时中国其实并无廉价的造纸术。如果说这个推理过程有两个步骤，所以有可能并不成立，那么至少也说明了中国古代的造纸术是廉价的这个命题是值得怀疑的、是需要证据的，或者说，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古代的造纸术是廉价的。

附带说几句。很多人认为算盘比笔算高效，这也是想当然的。祖冲之用低级算盘，即算筹，计算了圆周率到小数点后7位；作为对比，阿拉伯数学，某某（名字不记得了），笔算，计算到了圆周率到小数点后15位。他们用的方法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从三等分圆周开始然后逐渐加倍分割圆周。

::对于造纸术，我认为：改变历史的不是造纸术，而是廉价的造纸术，重点是廉价而不是技术本身。

Agreed exactly, as I mentioned("只有起源于汉代的廉价造纸术...").

关于方舟子的质疑，专家的回应，“地动仪”的百度百科词条都写的很详细，大家自己看吧。（在我百度百科“地动仪”之前，看了方舟子的文章就感觉他又在充内行，果不其然）
地动仪就是测出地震来时的方向，古代科技想实现不容易，但我觉得不至于一点可能性没有，又不是预测地震。也没人说地动仪能跟现代科技比。
另外，无论有没有用，至少张衡对地震波的相关知识有一定了解，地动仪可能也是世界上第一台研究地震的精密仪器，功勋是不该被轻易抹杀的。

I suppose the word "mechanical" is what Changhai intended to emphasize in his latest post because it is believed that electronic tech was not available during Zhang Heng's age. I had a rough online reading about "Mechanical Seismometer" this morning: it is mentioned somewhere that the first precise device of such kind was made by an English mining engineer John Milne in 1800s (Milne horizontal pendulum seismometer). The device doesn't really seem very high tech.

A valid question is probably how difficult technologically a mechanical seismometer can be made, back in Han dynasty.

::这说明，当时中国其实并无廉价的造纸术。如果说这个推理过程有两个步骤，所以有可能并不成立，那么至少也说明了中国古代的造纸术是廉价的这个命题是值得怀疑的、是需要证据的，或者说，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古代的造纸术是廉价的。

oooops...I missed this paragraph. Please allow me to retract my words "Agreed exactly" in my post. And please feel free to doubt.

看来我要被自己的子弹击中了。权权说复现候风地动仪最简单的办法是把现代测震设备装在张衡同学的工艺品里，于是我说倘若现代测震设备是纯机械的，就算我的“很强的证据”不存在。说这满口话是因为我相信现代测震设备不是纯机械的。岂料权权突然变招，祭出了十九世纪的机械地震仪，令我猝不及防。不过即便我的满口话中了招，也不等于对张衡同学工艺品的怀疑被推翻了，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此短语的含义参阅我微博）。

另一方面，在我中招之前，尚有几句话说：如果我没搞错的话，即便现代地震仪也只是利用横纵波的时间差来推算震中的距离而非方位，后者需要多个地震台的数据合并才能确定，而张衡同学那玩艺儿却号称可以直接确定震中方位（倘无这条，则陇西地震这种京师的房子都能震倒的地震震落张衡同学的一粒铜丸是一点都不希奇的），这恐怕不是十九世纪的机械地震仪能做到的，还请明察。

我觉得待古人的文献的可靠信的态度里面，需要区别对待古人的态度和古人方法的局限性，
即承认古人的严肃性，是信史，同时要看到我们的先人不具备处理精确性的方法，文献多有模糊之处。

张衡的可能性有，我正在写code，等会也来推理一番。

这个帖子好。小时候听到张衡地动仪，觉得好牛。现在听取来自各方的意见，感觉这样的事情并不罕见。能够揭示真相，广大人们获益。

可以对照一下这个质疑古希腊的帖子：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3504573&boardid=1

::则陇西地震这种京师的房子都能震倒的地震

According to my memory, what's said in the history is that people in the capital did not appreciably feel the quake. (I'm aware of Fang's argument against the consistency of the record).

:: 可以对照一下这个质疑古希腊的帖子：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3504573&boardid=1

呵呵，刚才在微博上留言的DFJatUM原来是你，就只在这边回复了。我以前在自己网站上问过同样的问题，即亚里士多德那么多文字是用什么方法记录的？我当时以为用的是羊皮纸，觉得那得杀多少羊？好像sage兄提到是papyrus，我粗查了一下，发现用papyrus记录那个数量的文字似乎不是问题。可参阅

http://en.wikipedia.org/wiki/Papyrus

末尾提到的collections，有些collection仅残片数量就有上万甚至十几万。另外，亚里士多德的有些东西似乎是学生编的。

翻完那个帖子才发现那个楼主最后被骂出翔了。。。
可能那些历史知识丰富的人看到我这样的历史白痴就跟我们看那些乱弹相对论的民科差不多吧。

OK...终于可以输入中文了。

多谢站长指点，看来如果还想在为汉代候风地动仪辩护的立场上站得更稳，就需要论证机械装置测定震源大致方位（八个方向，不需要距离信息）的可能性。

先不谈这个，回到站长引用的方舟子基于《后汉书》文本对地震记录的怀疑。查证了一下手头的书，方舟子引用得大致没有错，但有一处叙述不一致的地方，这句话：“从地动仪建成到张衡去世，《后汉书》共记载发生过8次地震，这些地震在京师全都有感。”

从阳嘉元年（候风地动仪造成）到永和四年（张衡去世），《续汉书》的《五行志》一共记载了7次京师有感的地震，不是8次 --- 分别是阳嘉二年四月，阳嘉四年十二月，永和二年四月，永和四年十一月，永和三年二月，永和三年十月，永和四年三月。方舟子不知道为什么多数了一次，大概他是把自己提到的《后汉书集解》引《鲁国先贤传》记载的阳嘉三年的地震算进去了，但这次地震没有记载京师有感，也没有记载位置。

当然上面这点小失误就不多发挥了。想说的是
（1）《续汉书.五行志》未必记载了全部地震（尤其是小地震）。
（2）没有理由假设《后汉书.张衡传》里记载的这次地震是在张衡去世之前发生的（如果放宽这一条件，则之后十年左右的建康元年正月《五行志》就有凉州六郡地震的记载，而无京师有震的记载）。

不管怎么说，既然这一条都已经被认定为非压轴，也不多细究了，如果以后在后汉的其他史料佚文了看到有关系的记载，再说吧。至于质疑传世文献的信誉和可信度的视角，借站长的一句话，在我看来算是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辩无可辩。说中国史书中的谎言很多，那不算说错，不难举出几个例子来；说吹嘘撒谎的“比例”很大，那就不知道这个比例怎么算的（真相和谎言事件数目的比例？），尤其关于候风地动仪这种和.Zheng4.治关系不大的问题。鉴于这一点不是本帖讨论的问题，我敬谢不敏，就此打住。

这种讨论不可能有绝对的结论，即便权权论证了机械装置能测定震源大致方位，也不说明那就是候风地动仪那黑箱内的奥秘，我的观点也一样，再怎么论证也绝不可能掐死权权，事实上我也绝非断言张衡那玩艺儿一定不可能，而只是表示怀疑。大家想争取的只是增添己方论点的分量，削弱对方观点的分量（但不可能削弱对方至零），如此而已，这点我估计彼我双方并无异议。因此各自陈述了主要观点，讨论也确实可以落幕了。

结束之前唯一要抱怨的是权权拿我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说事，细看我那篇文章应该不难看出这里的情形是完全不同的，用传世文献论证候风地动仪的有效应凭借的就是传世文献的可靠性，我质疑其可靠性乃是针对论据而发，我的质疑成立与否可以商榷，却并非误用武器。

好的好的，我借用的只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个词（因为一旦质疑文献的可靠性几乎就把一方的证据归零了），不是这个词在站长文章里的特定用法。

测量无感地震波要求的机械结构相当精密，再考虑到内部零件所需要的一致性，如果中国在汉代已经有这样的金属加工水平，那一定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我对历史不熟，但从常理来说，这种加工水平不可能是只有一两个人或一小部分人能掌握，因为精密的加工技术需要许多其它技术的支撑，一小部分人甚至几代人都无法将技术推高到这种高度。那么，如果不是一小部分人掌握这种技术的话，汉代如此发达的金属加工水平及其支撑技术用不了多久就会使汉族的经济和军事发展到其他民族无法抗衡的水平。但事实上我们并没有看到这种历史的出现。
退一步讲，即使这种加工技术失传了，但其相关的技术如金属冶炼、刀具磨具加工、精密测量用的量具等等不太可能全部失传，因为多数这种技术一旦出现就会迅速扩散。中国古代史上有没有这种技术，我是深表怀疑，因为这些技术本身也不是孤立的，如金属冶炼就涉及到燃料、燃具等各方面的技术。
技术不是凭空出现的。在我看来，候风地动仪很有可能是张衡的一个构想，可能也作出了原形。但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能达到测量无感地震波的程度，我看要么是概率很小的巧合，要么就是古人夸大其辞。

能感受这么微弱地震波的话，门口有个打酱油的就会误报，大概那时候木有人打酱油。

我说说我的想法。我是完全的物理、机械、地理外行，大嘴之处请原谅。

我想一个地动仪器大概可以分解成
1）信号探测装置
2）信号过滤、放大、传输装置
3）信号纪录、显示装置

我们看到的那个菜坛子是否只是3）信号纪录器呢？
大家经常局限在菜坛子就是全部。
另外一点是我不认为张衡的设备可以区别地震和雇400名劳工一起用大木桩夯地产生的震动，
所以也就不用讨论地震波的特点，因为张衡经历的地震次数极其有限，不可能有机会研究地震波。
而且请人夯地，也可以作为张衡测试仪器的手段。


那么就有可能需要制作1）和2）。

张衡的装置只是完成了如下两个功能：

a）感知地震发生包括感知人未觉察到的地震
b）在8个可能方向上选一个


只做到a），应该不难。
比如挖一口30米深的井，在井底放一个光滑的半球，上面放一个光滑的球，
只要它滑下来，必然是有地动。因为张衡的时代，既没有定向爆破强制拆迁，也没有飞机坠地，
最多是几万匹马同时跑过，只要选一个僻静的地方挖井，可以肯定会排除所有非地动因素的。

所以麻烦在b）。张可不可能制作一个装置，做到请400人在装置附近某个方向夯地时指明那个方向呢？这一点我没想出来解法，但我给出了张可以反复试验改进装置的可能性。b）也包括了1）和2）的制作。

张可以挖多个深井么以感知不同方位的信号么？信号如何传递到菜坛子呢？（后者我有极其可笑的解法。呵呵。）

::比如挖一口30米深的井，在井底放一个光滑的半球，上面放一个光滑的球，

这种不稳平衡探测器恐怕很容易受干扰而误触发的，而且不能探测震源方向。

反正楼已经歪了，那我再给一榔头：怎么茶室探讨的都是汉族的古文化古科技？我堂堂天朝可是56个民族啊

::我想一个地动仪器大概可以分解成
1）信号探测装置
2）信号过滤、放大、传输装置
3）信号纪录、显示装置

设计巧妙的装置可以将上述的两个部分甚至三个部分都用一两个结构实现，例如用一个悬锤就可以实现探测和显示。至于过滤、放大和传输装置，在地动仪中有没有必要实在是个问号，除非真如zhangqq茶友所想现在看见的地动仪只是一小部分。
但是，如果真是这样，那地动仪涉及的技术和知识更多，甚至需要的工程量在古代也会难以做到。就说挖井，挖5米可能问题不大，挖10米难度就急剧增加（因为要考虑防水防坍了），挖30米还要挖得四壁很垂直，即使在现代不动用大型机械的话也不容易做到。要弄个很光滑并且水平度很高的井底也不见得容易。
金属加工技术牵涉的范围非常广，尤其是精密加工。例如精密加工中不可或缺的精密测量技术，现在一些老厂还有五六十年代的卡尺，号称测量精度能达到0.02mm，尽管保存得非常好，实际上根本达不到，原因就在于当时的制造技术尚无法控制热膨胀效应等一些系统或随机误差（即使是现在也不能完全消除，只是越来越小了），直到改革开放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后，卡尺的精度和一致性才得保证。还有加工用刀具和磨具的制作，这种不可能是少数人掌握的技术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很难想象会彻底消失。
所以我非常同意站长的说法：“如果当代人做过serious的努力仍无法重现某一项传说，我认为那可以被视为是很强的证据，表明该传说中的东西很可能不存在或有很大的夸张成分”，尤其是这种涉及技术面很广的功能性制作。这种证据甚至强到这种程度：如果存在过这种技术历史就会被改写。
另外我觉得艺术品不在此列，因为艺术品可以反复制作，存世的当然是精品居多，因为不良品都被淘汰了。

往事兄说的我是完全同意的。一个复杂仪器的出现是建立在更简单仪器／工具基础上的，没有后者的考古证据，前者可以说肯定不存在。所以我才要避免地动仪是一个安装在不大的酸菜坛子里面的精密仪器说法。30米是我随口举例说的，不严谨。我是在探讨用比较粗糙／粗大的仪器来做到探测的可能性，比如在放置菜坛子的平台下面有一些大型装置，当然最终的信号要传导到菜坛子。

::30米是我随口举例说的，不严谨。
我当然没有认为zhangqq茶友会是准确数据。
我的意思可能没有表达清楚。我的本意是：如果要做得小而精，那么这种精密加工技术不可能凭空出现；如果要做得粗而大，那么在工程上就会出现巨大困难。并且如果工程做得越大，要解决的问题并不见得比做小而精少，还容易在文献和考古上留下记录。
还有，从地动仪的功能上和外观来判断，无疑内部会有几组一致性相当高的同种结构，zhangqq茶友可能没有注意到，越是大的结构实际上越是不容易做到一致。事实上，这个一致性才是工程的真正难点，一个两个结构要做到一定的精度还是可能的，只要反复地做总有一定的概率能做到，但要几个结构做到一致，首先需要量具能达到相应的精度，而要量具达到一定的精度，那后面的文章不知有多少了。

工艺的粗糙必然导致相同构件的不一致性，是没有争议的。

但我的想法是是否可以通过调校使相同的输入产生相同的输出，以避免对特别的加工上的一致性的需要。
比如编钟翻模法制造后的校音就是只保证输出上一致。

另外，我需要修正我前面的发言，我说的可当成信史的古籍特指古代官修历史书，泛泛说古籍是错误的。

::但我的想法是是否可以通过调校使相同的输入产生相同的输出，以避免对特别的加工上的一致性的需要。
比如编钟翻模法制造后的校音就是只保证输出上一致。

编钟的校音可以通过打磨和多次翻造来逐渐修改输出，并且频率一致性可以通过共振现象来目测或者靠听力来检测。
但检测无感地震需要的结构件很难这么处理，因为在没有理论指导的情况下，无法知道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关系，在当时要获得试验需要的输入也是个难题，道理很简单，无感振动需要仪器来检测，而要检测无感振动的仪器当时并不存在(不然我们也不用在这儿讨论在汉代制作地动仪的可行性了）。没有确定的输入，也没有明确的输出，也就无法通过逐渐修改输出来获得结构件的一致性。
不过，即使有简单的方法获得粗糙的无感振动，例如用一群人同时跺脚等方式，也很难想象当时会有人知道无感地震与这种振动存在相似性。并且，这样做的话会是非常大的群体活动（因为要次数非常多且持续时间相当长才能获得工程上的一致性），这样大的活动会很容易在历史上留下记录。

那如果不是探测无感地震，仅仅是探测有感地震传来的方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