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海推荐了《印度的知识分子》（李少君），我深不以为然。下面是仓促写的一个评论。

文章起头，李少君说“最近（按2003年左右或更早）流行（按：流行吗，没听说过）的一本名为《桃李》的长篇小说，详尽地描述了一幅中国当代部分大学教授、知识分子形象图”。当李少君说“详尽……一幅……大学教授、知识分子形象”，其含义或者李少君希望给我们造成的印象是说这是典型的中国大学教授、知识分子的形象。要知道，小说恰好不会写人们习以为常的事情，比如，你每天花2小时吃饭，有几部小说花了十二分之一的篇幅来写吃饭呢？

接下来是关于N教授，N的妻子抵制外资企业生产的服装，殊不知生产这些服装的还是印度人。据李少君说，N教授“最大的苦闷是如何为在全球化冲击下日益贫苦的下层民众多做点事，使他们的日子稍稍好过一些，使他们不那么贫困。”他的含义是全球化使得穷人越来越穷。　

再接下来，是退休教授Z先生，和N教授类似。Z先生自建了一个研究院，“一是研究对农民有用的实用技术，二是把这些实用技术传授给周边乡镇的农民们。”例如：利用沼气的厨房、厕所。李少君还发现研究院的老师很多来自都市，都是自愿的、义务的，都放弃了高薪。

然后李少君开始思考“他们（印度知识分子）的动力是什么？”他按照听说的印度教的教义作出了自己的推断。然后又谈到印度偶像甘地。言语之间，李少君对于偶像是心仪的，很遗憾中国“几乎所有的偶像都被我们有意无意请下了“神坛”，打倒在地，还要踏上一千只脚”，似乎无论如何也应该保留一个偶像，因为据李少君从此“人们再无仰望的对象，学习的楷模，谁也差不多，无所谓神圣，无所谓信仰。个个以自我为中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是一个典型的脑残句子，每两句话之间都没有逻辑关系。按照李少君说的，印度有一群这样“优秀”的人才。可是印度总体上却并不富裕。所以一定是某个地方出了问题。李少君简单的将之归结为全球化时代的不平等分配规则。

再接下来是S教授，“一位彻底的民族主义者，他从来只用国产货”，“ 不喝可口可乐，喝椰子水；不吃和乐雪，吃井水；如果买车，只买国产车”。说实话，假设有人要污蔑S教授是国产汽车寡头的代言人，他能够如何反驳呢？我猜他死也说不清楚。李少君似乎很遗憾“在中国，不仅没有S教授这样彻底的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还一度成为某些整天关在书斋里高谈所谓自由的高级知识分子们的围攻对象”。事实上，民族主义者只愿意他自己是民族主义者，而其他国家的人则不是。或者说他们可以歧视别人，但别人不能歧视他们。民族主义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所有集体主义运动都伴随的，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说，几乎所有集体主义运动最后都转化为民族主义者，却可耻的成为了中国一些自封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仰慕之物。“S教授甚至把这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印度发生过鸦片战争吗？中国的鸦片战争时代的鸦片正好来自印度，比中国本土鸦片质量好。“据S教授介绍，“不喝可口可乐”的运动正在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运动，而且颇有成效,他还坚信最终能打败可口可乐。”民族主义者最终和宗教一样，其实归根到底还是认知失调的结果，他们一定会为自己的错误找到借口，以显得自己并不是那么愚蠢。

李少君痛心疾首的看到，中国人喝可口可乐，吃肯德基，也许李少君恨不得把这些人都关起来，如果他有权力的话。他没有想到，如果不吃肯德基不喝可口可乐，人们就得和其他的饮料吃其他的食品，他们不一定能保证质量更好、价格更便宜。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吃那些可能差一些的食物和饮料呢，李少君们凭什么有权利干涉我们自己决定吃肯德基还是其他的东西呢。如果要抵制肯德基，那么，作为四川人是不是就要抵制重庆的乡村基呢？是不是作为穷人的食客就要抵制富人老板的饭店的食品呢？很不幸，大多数老板都比买食品的人要富一点。而且，如果人们都去购买穷老板的食品，穷老板就会变成富裕的。

再接下来是MP先生，早年留学苏联，是原子能专家。他的一个贡献是在卡拉拉邦，“使有限的资金与资源用到了对大部分人有好处的公共建设上，也使喀拉拉邦的乡村面貌一新，城乡基本没有差别”。无论如何使得城乡没有差别是一个极端愚蠢的做法，城市发展起来，不是因为某些人要在那里享乐，而是城市更加节省，确切说的说就是所谓的科斯交易费用。打个简单的比方，假设你要铺设天然气管道，是在10平方公里的城市铺节省材料呢，还是在1000平方公里的整个农村地区更节省材料？甚至城市化能更好的保护环境，比如很多当年光秃秃的山头由于没有人种地了，现在则郁郁葱葱。

再接下来是VR先生，“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在德里大学读书时，……迷上了马克思、毛泽东等的著作，深受左翼思潮的影响”，“ 还上深山打过游击”。当年秘鲁红色恐怖组织“光辉道路”，覆灭的直接原因是没有新的成员加入，根本原因则是经济的发展使得穷人减少。李少君说“1940、1950年代中国的土改运动”，“这一运动为国际社会盛赞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最伟大的事件，并因此奠定了后来改革开放的基础。”简直打胡乱说，他根本没搞清楚改革什么又开放什么。李少君还说“谁说底层民众素质低，不懂.Min2.主？只要真正关系到他们的彻身利益，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他们比谁都更积极、更主动、更自觉。”这句话半对半错。前半句似乎是在指责某些人认为“底层民众素质低，不懂.Min2.主”，这话似乎是中国GCD或者他们的马屁精喜欢说的。后半句说只要关系到切身利益，人们就积极主动起来。两句话分开说都没问题，放到一起就牛头不对马嘴。事实上，印度正好是一个.Min2.主国家。就其实质，人们积极主动的根本原因还是其个人利益，然而前面，李少君又污蔑“个个以自我为中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在李少君看来只要人们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就会持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样一种信念。其实李少君写这篇文章，无非是可以较为容易的发表在杂志刊物上而已，他能够证明自己不是这个用心吗？你能帮他证明这一点吗，如果你没有拿他的钱的话？事实上，人们是否以自我为中心，他人根本无法证明，也无法反证。当然事实上我相信李少君不是这样想的，那些印度知识分子也是好心的、“善良的、热情的、充满正义感的”。中国有句官话“好心办坏事”，其实很恰当，当然往往作为中国.Zheng4.府推卸责任的言辞，言下之意自己不是坏蛋，只不过有些敌人太坏，使得我军妙计落空。然而，根本的原因不在于此。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这些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比专业的慈善机构能够更好地帮助穷人。这是愚蠢的，简单的用一下比较优势原理即可看出这种做法的荒唐透顶。知识分子的优势在于自己的专业，他们还不如自己多挣点钱，然后捐给相应的慈善组织，比如“小母牛项目”，肯定更加有效。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抵制非本民族的国际慈善组织，显然，这些国际慈善组织比起本国（无论印度还是中国）的那些官办慈善机构，效率高得多。而中国，慈善也是被.Zheng4.府垄断的。

无论李少君还是李少君在文章中提到的印度知识分子，都无不认为“全球化剧烈冲击导致当地农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他们缺少一个基本的认识，全球化中首先遭受损失的是发达国家的产业工人。套用法兰克福马克思学派的术语，当地农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原因在于他们的技能单一，他们就是所谓的“单向度的人”，不能很快转移到其他产业上去，更包括印度知识分子抵制的外资企业。

我们可以断言，如果李少君或者他提到的那些印度知识分子，有朝一日大权在握的话，会毫不犹豫的搞平均主义、民族主义者，纵然他们善良、正义，却会不可避免的铺就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李少君说“有些人整天出入沙龙、大学、研究所、会议室和宾馆酒店，热衷于一个接一个的研讨会、国际交流，热衷于围绕着权贵低头哈腰屈膝媚骨以博得一点小利益，每天享受着空调冷气，当然不用流臭汗，他们也早已不知同情心、良心为何物，甚至鼓吹穷人是活该，贫富悬殊乃天经地义之事。”这是文科人士的狗屁逻辑（其实就是排比句，他们根本不动逻辑）。我们来分析其中的逻辑。就以第一个逗号前的话为例：“有些人整天出入沙龙、大学、研究所、会议室和宾馆酒店”。“有些人”的含义是你如果不同意他前面说的，就要被李少君归入这个“有些人”，或者说，即使李少君否认这一点，你读起来的感受也是这样的。再者，谁TM会整天出入那些地方呢。第三，这句话在概括“A教授上个星期进了艺术沙龙，B教授前天去了研究所， C教授今天上午出现在T宾馆，D教授今天下午出现在S酒店”吗？当年秦晖同学和左派辩论之后，总结道（具体记不得了，大致意思如下）：你和他讨论平等，他和你讨论全球化；你转过来和他讨论全球化，他和你扯环境保护；当你转向环境保护时，他开始讨论转基因；你讨论转基因，他和你讨论科学哲学；如此等等。请问，李少君难道大学教授不出入大学、研究所，要到哪里去呢？要整天去扶贫？这样岂不是不称职，不在教授位，还拿教授工资？如果辞职的话，就不会如李少君说的那样的。只有全体教授都辞职，才能不满足李少君的抱怨，哦，对了，就是上山下乡而已。

李少君进而纳闷“曾经被誉为人类良知的代表、人类反抗与怀疑精神的象征的知识分子为何会变得如此鲜廉寡耻，欺软怕硬，没有一点骨气，没有一点良心，甚至为虎作伥？ ” 我们不清楚李少君说的到底只是满足其中一条的人呢，即有的人成天吹空调但还有同情性也不鼓吹贫富悬殊天经地义，以及其他种类的人；还是满足所有条件的人，即“既热衷于出入沙龙，又热衷于国际会议，还围绕权贵低头哈腰，同时还每天吹空调，也不知同情心，还在鼓吹穷人活该”。显然同时满足李少君那些条件的人微乎其微。根据李少君的话，他的意思是说，所有知识分子都“鲜廉寡耻，欺软怕硬，没有一点骨气，没有一点良心，甚至为虎作伥”，他绝不是要说一部分知识分子如此，否则他应该强调这一点。事实上，如果只有一部分（至少存在一个）知识分子如李少君所言，那么他就没有什么好纳闷的。这让我想起一个搞笑的场面，老师上课一看，人来得很少，于是狠狠地发火，他忘了只应该对没有来的人发火，而在座的都不是没有来的。李少君没有搞清楚他说的到底是哪些人。

李少君还做出了一个结论“或许，这只能归结为我们处在一个更加不平等不公正的世界。”并将之归结为一种新的我们自己还没有察觉的意识形态。按照李少君之意，这一定是某些邪恶的力量，某些邪恶的人的阴谋（他没有明说，但他采用意识形态这个词的时候，已经是这样的意思了），以至于人们的“心真的已经被彻底征服了”。

如果我没有记错，李少君应该是参加了当年的一个“左派（或新左派）印度考察团”，他考察的就是印度的左派知识分子。当然，.Min2.主概念根深蒂固的印度恰好是这样的知识分子居多。米塞斯早就观察到这样的现象，即搞平均主义最积极的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恰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肯定是聪明人，要是道德再高尚一点，就自认完美了，就容易产生救世主心态，就要根据自我的认识来安排这个世界如何运行，并以此来消灭那些被称为不公平、不平等的现象。

我发一个“免责声明”吧：对那篇文章的“推荐”只是因为它描述了印度社会中一个我以前不知道的侧面，仅此而已，并非褒贬意义上的推荐。

再接下来是VR先生，“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在德里大学读书时，……迷上了马克思、毛泽东等的著作，深受左翼思潮的影响”，“ 还上深山打过游击”。当年秘鲁红色恐怖组织“光辉道路”，覆灭的直接原因是没有新的成员加入，根本原因则是经济的发展使得穷人减少。李少君说“1940、1950年代中国的土改运动”，“这一运动为国际社会盛赞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最伟大的事件，并因此奠定了后来改革开放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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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君是毛左，鉴定完毕。毛左比民科还要好鉴定。
民科无知，毛左颠倒黑白是非，属于无耻。

先靠“打土豪分田地”夺得天下，天下一到手就来土改运动，让农民刚刚到手的土地，又被无偿剥夺，让农民变成真正的无产者；城乡二元制，把农民变成二等公民，而且在改革开放之前农民失去迁徙的自由，只能被困在土地上受穷（过去农民走趟远一点的亲戚，都要当地.Zheng4.府开证明）......农民从此被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过去历朝历代从未有过，过去的开国皇帝都知道经历连年战火之后，需要修生养息。
一直到现在，“农民”这个词都带上那个特殊年代的烙印，包含歧视和侮辱性含义。
更多的我就不展开说了。曾经有人在天涯以某人是中国农民的大灾星而不是大救星为题，以翔实史料谈论过这个话题。

lifubo老兄的评论精到，我看了李少君那文章就觉得很不爽，懒得跟这种文人争论，他们压根就不讲逻辑。另外前面那有个老兄还是挺支持“抵制”的啊。自己检查一下自己家里和身上用的东西，就几个纯粹是国产的？从来没看到“抵制”可以发展。不要拿韩国抵制日货做例子，你应该考察一下韩国在抵制背后的东西，他们是靠什么发展的？纯粹是自己研发的？想想它跟美国的关系吧。所谓的抵制某货，所谓的民族主义，其论调和“全球化导致贫穷”一个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