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房里的正常人

本文主要内容均来自《20世纪10大心理学实验》，作者--劳伦·斯莱特。摘录加上少许改写。

精神病的判定至关重要，在诸多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比如在刑事审理和判决中，与正常人相比较，精神病犯人被判较轻的刑罚。这也成为许多重型犯人必走的过场。

那么，一个基本的问题是：精神病的鉴定（判定）是否可靠？说得更严重一点，精神病学可以算得上科学吗？

1973年，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罗森汉（David Rosenhan）决定设计了一项实验来检验精神病医生是否能正确区分一个人正常还是不正常。

他找来8个精神正常的朋友（3女5男），加上他自己一共9个人，假扮为精神病患者，各自前往不同的精神病医院求诊。罗森汉对他的朋友进行了为期5天的简单训练，这5天中，他们都不允许洗澡、刮胡子、刷牙，主要是为了显得更为邋遢。罗森汉指导他的朋友们练习如何才不用吃精神病院给每个病人都强行服用的药物，而现在则已成广为人知的方法了：将药物藏于舌头下，等到四下无人之时吐到马桶中冲掉。

罗森汉和他的8个朋友们，每个人在求诊时都只是声称：“有人在我耳边发出‘砰砰砰’的声音”。在当时的精神病学文献中，还未出现这一类幻听案例。在精神病医师进一步询问其他细节外，这8个假冒的病人除了自己的姓名职业之外都如实回答，且不假装有其他诊装。当医师诊断需要住院治疗，假病人一进病房就表示幻听诊装消失，且感觉良好。

仅仅因为这样一项虚构的幻听症状，其中的8个人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而另一个则被诊断为同样严重的“躁狂抑郁性精神病”。9人平均住院“治疗”19天，最长52天，最短7天。所有人在住院期间都曾受到轻视、贬抑，最后获准出院的理由都是病情改善。很难说医护人员发现了这些人其实精神正常。

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罗森汉在住院时发现，其他真正的精神病人都知道他（罗森汉）神智正常，而医师却不知道。另几个假病人也有类似发现。比如，有一个年轻病人对罗森汉说：“你没有病。你若不是记者，就是教授。”还有病人说：“你是来视察医院的。”住院期间，罗森汉勤写笔记，被医护人员称作“书写行为”，这被看作精神分裂症导致的偏执行为。

罗森汉的实验结果1975年发表在《Science》（科学），题为《On Being Sane in Insane Places》（精神病房里的正常人）。罗森汉在论文中认为精神疾病的诊断并非依据个人内在状况而定，而是受到外在情景的极大影响，在诊断过程中充斥着这一类因素，罗森汉断言精神病诊断结果并不可靠。罗森汉事实上颠覆了精神病诊断理论，他的论文宛如炸弹震撼了整个精神医学界。

此前不久，1930—1960年的30年堪称精神病学的黄金时代，精神分析理论居于主导地位，人们深信精神病学可以解救世人，消弭一切心灵疾苦，追溯过往就能治好此刻的精神疾病。精神病学俨然已经发展为一门地位稳固的科学。

当时精神疾病的诊断依据的是参考手册《诊断与统计手册：精神障碍》（简称DSM），初版与1952年，1968年出版修订版（DSM-II）。其关于精神病的定义含混不清，而且精神病医学界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对于精神分裂症的主要症状，DSM-II的描述相当含糊：“过度神经质反应”、“人际关系疏离”。尽管如此，人们却对精神病医生的诊断深信不疑，甘心花大钱接受治疗，1970年代，美国人被诊断罹患精神分裂症的比例是英国的好几倍，精神分裂症似乎成了流行病。在罗森汉的实验之前，美国精神病人主要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现在则被抑郁症、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注意力缺陷、多动症取而代之。按照罗森汉的说法，这些数据不过说明美国精神病医生更多而已。

也许精神病医生创造的精神病人比真正的精神病人还要多得多。精神病学很有可能和中医类似。它们都没法在一个较高的可靠度上判断一个人是否为病人。（这几句话不是原作者的，而是我加到这里的。）原作者没有提到波普尔对于精神分析学的批判。据我的印象，波普尔认为精神分析学，至少弗洛伊德的理论，就是伪科学。

罗森汉独自一人，终结了精神病学的神话，使其就此一蹶不振，面临着跌入“伪科学”的境地。

罗森汉毁掉了一大批精神分析学家、精神分析医生的饭碗，遭到整个精神病医学界的极度痛恨，即使时隔40年，余恨依然没有消失。我们在wikipedia上看不到罗森汉的生平简历，甚至查不到其出生在哪一年。其他多数稍有名气的心理学家都有这些基本的治疗。

20世纪知名的精神病学家斯皮策（Robert Spitzer）是最积极应对罗森汉挑战的人，同时也极为痛恨罗森汉。在晚年罗森汉双腿瘫痪，手臂、躯干、肺部都失去功能之后，斯皮策说：“这就是进行那种实验的下场。”

我对于这个问题的关心，是因为我想知道：一个理论被一个决定性的实验所证伪之后，这个理论会怎样发展？我们可以列举很多的例子：五行学说、中医、古代的占卜、上面所讲的精神分析学。我猜测会有两种方式：其一，发展出一套新的理论；其二，如果不能发展出一套新的理论，就会找一些托辞、借口来抵御实验的证伪。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其他的一些例子，比如，早期新行星的发现通常是因为观察到的数据与牛顿力学的预测不一致导致的，人们并不认为这些例子证伪了牛顿力学，而是找了一个“借口”：存在一颗未知的行星，是这颗行星导致了预测与观察之间的不一致。那么，这样的两类“借口”应该如何区分呢？

强烈同意精神分析学是伪科学。


::那么，这样的两类“借口”应该如何区分呢？

科学中的借口是有预测能力的，是可以证伪的

很长时间一来我就对人类的疯癫状态(通常的精神病）有一种想法：只是因为所谓的疯癫在社会中是少数派，所以那些自以为“正常”的多数派就将这些不按照多数派制定的规则出牌的人定位为“疯癫”。或许在那些疯癫的人眼里，这些“正常”的人真正是“非正常”的。我总会常常想起尼采。他或许就是在笑世人的无知。后来看了福柯，发现原来自己的想法竟然和他不谋而合（福柯《疯癫与文明》）。疯癫是人类文明的产物。福柯指出了疯癫的本质，并非一种自然现象，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医学意义上的，而是由于文化作用的结果——存在一种将“疯癫”指认为“非正常”并加以迫害的文化，从而才产生了“疯癫”――它是一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按照福柯的解释，“疯癫”就成为一个具有历史深度的词，没有了对疯癫现象指认并加以区分的文化历史，就无所谓疯癫了。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的现象就具有了历史的涵义。

我也曾经觉得福柯讲得在理，有相对主义的味道。但细一想，确实有些是绝对的，比如有暴力倾向的病人。

第二部分。

医生测量了罗森汉的体温、血压、脉搏，结果全都正常。医生诊断罗森汉属于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必须住院治疗。罗森汉的同伴也都有相同的经历。

接下来，罗森汉和他的同伴们开始接受心理治疗，被要求讲述平常生活中的快乐、满足、失望等等心理体验。罗森汉及其同伴仅仅虚构了幻听症状，其他均如实回答，尽管如此，那些精神病医生们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解释。住院期间，罗森汉听从所有指令，帮助其他病患处理问题，并向他们提供法律建议。罗森汉勤写笔记，被医护人员称作“书写行为”，这被看作精神分裂症导致的偏执行为。不久之后，罗森汉莫名其妙获准出院，唯一的理由是病情得到了改善。

罗森汉在住院期间目睹了精神病院的非人道做法，他在实验报告中提到医护人员经常辱骂、殴打病人，无论公立还是私立医院都有此情形。罗森汉也观察到，精神病院的护士从实质上来说，并不把精神病人当做普通人来对待，比如无视往来的病人，从容地直接揭开上衣并整理凶兆。她们并不明白多数精神病人并不是在所有方面都有认知缺陷，她们也并不认为这是对于精神病人的挑逗。这让我们想起几个世纪前的贵妇人在仆人面前也是肆无忌惮的，一样的毫不遮掩。

罗森汉和他的同伴们，先是被一些医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然后这项诊断又被另一些医生作为进一步描述病情的出发点，而这些医生根本不管病人的当前情形。也就是说，后面的这些医生已经假定这些人确实患有精神疾病。罗森汉说，这些医生根据门诊的医生给“病人”贴上的标签来描述病情，而不是独立判断，这说明精神经病的判断相当随意。

罗森汉的实验让精神病学界群情激愤，相当多的医生为了掩饰心虚而更加自负。

罗森汉的主张引来了美国许多精神病医生的权利反驳，以捍卫精神病医学的科学地位，研究者也急于摆脱“伪科学家”的质疑。其中一个如下：

“如果我喝下1升的血，然后到一家医院急诊，吐出满口鲜血。医护人员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医生可能会诊断我患有消化性溃疡并给予相应治疗。而我却以此来断言医学无法对此作出正确诊断，这个结论难以令人信服。”

甚至本书作者劳伦斯莱特都认为这个辩护相当精彩。但是事实上，这个类比根本不成立，开始医生因为要采取急救措施，也许会导致出错，然而医生很快就可以判断出我到底有没有患消化性溃疡。而那些精神病医生则几乎始终没有发现他们作出了错误的诊断。

有一所精神病医院的医生向罗森汉发出了挑战：“好！你以为我们徒有虚名，其实你们才是愚昧无知。我们就来试试看，接下来3个月，假病人随你派来，我们一眼就看得出来。放马过来吧！”罗森汉天生不服输，毅然接受挑战，并表示会在接下来的3个月时间内指派若干假病人至该医院就诊。3个月过去后，医院极有信心地表示，这段时间他们发现了41名罗森汉派来的假病人。然而，罗森汉一个也没有派。实验至此结束，比赛结果分晓，精神病学自寻死路。作者斯莱特在此说道：“精神病学自寻死路”，真是大快人心。

任职于哥伦比亚大学生物计量学中心的精神病医生斯皮策，应该是最痛恨罗森汉实验的人之一。为了摆脱罗森汉的决定性证伪实验，斯皮策与一群同事合作，彻底检查了当时使用的精神疾病诊断手册，舍弃了那些过于主观的叙述、空洞的术语，并制定了更为严格的诊断标准，甚至要求某些标准可以计量，对于相关症状、持续时间、出现频率，都要符合严格的准则，这样才能断定为精神疾病。这就是DSM-III，较之DSM-II长了200页。斯皮策表示，其作用在于捍卫精神病医学所采用的医学模式及其科学地位。根据斯皮策的这个新的诊断标准，要判断一个人是否患有精神疾病，需要15天的连续不断的观察。其目的只有一个，使得由罗森汉实验更加难以证伪关于精神疾病的诊断。斯皮策制造这个手册，并不是根据真正的科学实验作出的，而是关起门来凭着其想象炮制的。

罗森汉实验之前，精神病学对于主要症状的描述相当含糊，而且人们习以为常，例如当时的著名精神病学家Adolph Meyer梅耶就说：“我不觉得有必要为了摆脱质疑，而做出明确界定，以应对缺乏实质内涵的问题。”这是当时精神病医学界的普遍心态。

罗森汉实验之后。罗森汉的好友，精神病医生凯勒说：现在精神病医学界已是一潭死水，若要起死回生，就必须找到确切的病理学证据，证实神经元与化学物质对精神疾病的影响。

20多年后，本书作者劳伦斯莱特在数个精神病医院重复了罗森汉当年的实验。斯莱特也声称听到“砰砰砰”的声音，医生测量她的脉搏、体温，医院的服务远远好于罗森汉当年。所有的精神病医生都作出类似判断：你可能患有精神障碍。他们不再马上作出患病的诊断，但医生都诊断斯莱特为疑似抑郁症，都开出了利培酮(Risperdal)之类的抗精神病药物和抗抑郁症药物。

精神病院主动改善其对于病人的服务，这也减少了人们反对的声音。然而这一条并不足以挽救其非科学的地位。

抑郁症在DSM中被列入严重精神障碍。所以医生即使仅仅将斯莱特诊断为疑似抑郁症，都不是无足轻重的，而且按照DSM声称，抑郁症的生理、心理特征异常显著，很难错判。然而，斯莱特就诊的9所医院的医生都作出了几乎同样的诊断：即斯莱特有抑郁症倾向。斯莱特观察到，每次就诊时间都不超过13分钟，而候诊时间则长达2.5小时。

作者的实验结束后，专门打电话与斯皮策交谈。斯莱特先询问如果有人现在重复罗森汉的实验，会得到什么样的诊断结果。斯皮策认为医生会将问诊对象列入延后诊断，亦即并不会断定其是否患有精神疾病，按照斯皮策的说法，甚至也不会断定其为疑似精神疾病患者。当斯皮策知道斯莱特的实验及其结果后，摇身一变，脸皮厚得不能再厚，说道：“你（斯莱特）和罗森汉一样，对于精神病学抱有特定态度。心怀成见，当然可以找到你们所要的结果。”

至此，我们可以作出结论，时至今日，精神病学仍然没有能够恢复其科学的名声。我个人认为，精神病学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太大，也许至今仍未彻底摆脱，而这是导致其现状的一个主要因素。弗洛伊德理论，充斥着骇人听闻的名词（例如俄狄浦斯情节之类），根本不是来自科学实验，而是依据一些不着边际的臆测。我们可以确切的说，弗洛伊德导致的问题比他解决的问题还要多得多。如果我们用科学史来作为对比，弗洛伊德的理论之于真正的科学心理学，尚不如燃素说之于现代化学。燃素说尽管错误，但是它是一个可以被证伪的学说，而弗洛伊德理论则完全不可证伪，其对于精神病人的诊治全凭精神分析师的随意解说，甚至取决于诊疗对象是否相信精神分析医生。

台湾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用弗洛伊德的理论论证了中国人乱扔垃圾是因为小时候穿开裆裤。这帮人简直是脑残之极。

下面是中文维基对孙隆基的介绍。

孙隆基（1945年－），台湾历史学者，专长是美国史、俄国史、中西文化比较、世界史。他出生于重庆，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及斯坦福大学之硕士及博士学位；曾任教于坎萨斯大学、圣路易市华盛顿大学、田纳西州孟菲斯大学（英语：University of Memphis）和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现任教于国立中正大学，为学者型教授。

消化性溃疡只要做个胃镜就知道真病假病了，而精神疾病只能通过望和问，这和中医类似

有抑郁和幻听的患者一般精神比较萎靡，可以和正常人交谈，但是时刻受到自身症状的影响而处于不间断的恐慌之中，没有社会能力可言。他们对外界的感知和正常人完全不一样，可以说活在另外一个世界当中。

其他我就没有发言权力了。

据说抑郁症患者需要用药，是不是说体内某种物质缺乏或者过多？还是某些化学反应被抑制了？这样的话，是不是理论上可以客观地分析出来？

：：据说抑郁症患者需要用药，是不是说体内某种物质缺乏或者过多？还是某些化学反应被抑制了？这样的话，是不是理论上可以客观地分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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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关于抑郁症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有关学者认为抑郁症的发生与5一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的减少有密切关系，所以选择性中枢神经5一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等类药物广泛用于临床。

我以前的一片博文：
什么是病

许多人关于病这个概念的想法停留在医学定义上，也就是说医学上说什么是病，他就认为什么是病，否则就不是病。但医学上又是如何确定什么是病的？许多人就弄不清楚了，甚至有很多人以为不平常的身体或心理状态就是病。注意，对于一种特定的疾病，其检测、预防、治疗的手段都是医学问题，而我并不是医学专家。但『什么是病』这个问题本身，并不是一个医学问题，而是关于日常语言约定俗成的含义的问题。

当一个人处于某种身心状态时，如果当事人本人或者周围的人通常不希望他处于这种状态，此时改变这种状态就成为一种需求。当这种需求相当普遍时，就构成了一个市场需求，于是也就出现了相应的投资意愿。而医学界则会根据这种市场需求将这种状态定义为疾病，寻找相应的检验手段，投入资金研究检验、预防、治疗的技术手段。反过来，无论某种身心状态是多么奇特而与众不同，只要当事人本人和周围的人都没有改变这种状态的愿望，医学界都不会将这种身心状态称为病。

举几个例子：一般人的概念中，感染寄生的生物往往会被称为病。但大家也知道，肠道里面寄生的许多细菌被认为是有益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寄生生物。这种寄生就不会被认为是病。现代生物学理论认为人体细胞的线粒体是人类的单细胞祖先体内的寄生生物，经过演化，线粒体跟宿主细胞的关系早已从寄生变成了共生，而且宿主细胞对线粒体的依赖如此之强，以至于离开线粒体就无法存活。此外，有少数人不会受艾滋病毒的侵害，虽然这种人仅仅是少数，这种体质虽然很特异，但也不会被医学界称为病。

对于身体上的疾病，相应的生理状态一般都是当事人自己所不想要的而不是周围的人所不想要的，但也有例外。比方说某些人天生不受某些传染病的侵害，却有可能传染其他人，这种情况下医学上会说他是该病的携带者，如果这种病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极度危险，甚至还会控制他的行动以防传染他人；而对于精神上的疾病，相应的心理状态有些是当事人本人所不想要的，也有许多是当事人无所谓而周围的人所不想要的，比方说那些因精神问题而生活不能自理必须靠别人照顾赡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