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九庆

　　女性主义主要关注历史和现实社会中男女之间的不平等的问题。早期女性主义更多地强调女性与男性在本质特征上的一致性，由此分析男女不平等现象的根源，包括性别分工是如何形成的，在以性别为依据进行分工的社会里的两性标准和结构特点，女性实现解放的可能性，由此给出的解决不平等问题的策略就是谋求改变现存的男女之间的权力结构和婚姻制度，争取女性的受教育权、参政议政权和除家务之外的社会劳动权等。后期女性主义更多地强调女性与男性在本质特征上的差异性，由此分析男女不平等现象的根源，包括性别淡化的后果和意识形态的偏见，女性优势如何丧失，男权文化的垄断如何形成，由此给出的解决男女不平等问题的策略就是承认并接受男女差异，发现并创造发挥女性优势的环境。

　　女性主义应用于女科学家传记写作，就是通过分析和解释科学共同体中男女科学家的不平等现象，例如，为什么女科学家如此至少，女性是否真的不适合从事科学研究，在被认为相当客观和公正的同行评议中是否存在性别歧视，科学研究中是否存在特有的女性气质等问题，撰写出某个女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如何从男性统治的科学界中脱颖而出并展示出女性气质的独特性。


　　1 伊夫林·凯勒关于麦克林托克的传记

　　伊夫林·凯勒曾从事生物学研究，后来转向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研究，在科学与性别的关系领域获得自己的学术名声，1985年出版的《反思科学与性别（reflections on gender and science）》，是女性主义科学批评的宣言性著作，引发了更多学者对科学的男性特征的进一步研究。1983年，她为美国女生物学家巴巴拉·麦克林托克写的传记《情有独钟》（赵台安、赵振尧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已成为女性主义研究女科学家的典型案例。在传记中，作者一方面强调了男性统治下的科学界对麦克林托克的科研行为的塑造，另一方面也突出了麦克林托克的具有的女性气质的科学研究方法在科学发现中的重要性。

　　独立性和自主性既是麦克林托克的特有性格，也是科学界对女科学家的特有要求的结果，否则女科学家就可能因为性别歧视过早地离开科学道路。女性科学家减少歧视的办法之一是更多地与男性科学家合作（最好与男性同行结婚），走在主流研究方向上，在男性科学家的提携下，实现自己的目标，不过这个时候女科学家的成就容易被男科学家所掩盖；另一个办法就是淡化自己的女性性别，选择独身，在行为角色上向男性化标准和价值体系靠拢。麦克林托克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麦克林托克“太与众不同、太异乎寻常、太闹独立性”，“她没有结过婚，她从童年到成人从来没有追求过对妇女来说哪怕是的目标”，“大部分生活就是独处，物质上、感情上和智力上的独处。……自主性，和随之而来的对世俗前程漠不关心，成了她的标记。”（同上，第27～28页）。麦克林追求和男性同等的地位，在本质上她没有把自己看成女性，“她拒绝接受妇女的地位。她既不愿在传统的领域里当一个贵妇人，更不愿意当一个贵妇人科学家。她是来坚持她的权利的。她要求用与她的男性同事们同样的标准对她进行评价。对为她所作的努力和她所得到的报酬，她并不感激。她抱怨她和她的同事们之间，在机会方面明显的不平等。她坚持认为应根据实际情况平等地进行赏罚。”（同上，第88～89页）。这一方面说明麦克林托克是值得赞美的，表明了她的不崇拜偶像的个人主义行为，面对反常数据的独立判断的能力；另一说明麦克林托克的社会性别是不完整的，缺乏女性气质，这恰恰反应了科学界的男性特征，麦克林托克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女性特征，远离自己的女性朋友，其目的就是进入男性科学家的世袭领地，被男性科学家所接受。这些努力很快地造就了麦克林托克早期在遗传学的主流领域上的辉煌成就，成为美国三四十年代美国遗传学界的中坚人物，1944年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和美国遗传学会会长。不过，即使在学术上享有盛誉，但她却因为歧视没有得到与学术名声相对应的职业地位。

　　1945年，麦克林托克脱离了主流研究领域，转入了“一个人的科研领域”：基因转座研究，从个人的人格独立转向了全面的独立。在学术和职业生涯里，麦克林托克是孤立的，她退缩到自己的研究中去，“怕遇到潜在的怀有敌意的听众，甚至不想接受冷若冰霜的同事们的来访”。凯勒描写了这个阶段的麦克林托克更接近一个艺术家，研究方法的特点是：“科学语言并不象普遍相信的那样与普通的语言有所不同：它也常常不精确和模棱两可，因而很难被正确理解。此外，新理论或论点即使有的话，也很少通过条理清楚的归纳、演绎、核实（或证明不存在）等方法建立起来，也很少以简单的方式受到辩护、否定或者被接受。实际上，科学家们将科学的方法论的规则与大量直觉、美学和哲学信奉的混合物结合起来。”（同上，第162～163页）

　　在回答“在个人和自然的关系中，究竟是什么使科学家有远见卓识而最后发表了那么丰富的论著的呢？是什么使麦克林托克对遗传学的奥秘比她的同事们了解得更透彻更深入呢？”的问题时，麦克林托克的答案是“对生物的有特别的感情”，“每一个人必须有时间去看、有耐心去听材料对你说话，敞开大门让材料进来”。通过对麦克林托克对玉米情有独钟的描述，凯勒把科学家和自然放在同一地位，主体和客体、观察者和被观察着不再是分割的，而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多年来，麦克林托克心中滋长着一种特殊的、和谐的理解能力，这提高了她的识别能力。直到最后，她所研究的目标客体凭其本身成为主体。它们要求她关心它们，我们大部分人只有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才经历过这种情况。对麦克林托克来说，生物一词不是一种名词——它不光是一种植物或动物——而是一种有生命形式的名字、一种反客为主的名字”。（同上，第218～219页）这种对生物的情有独钟扩展了她的科学想象力和科学直觉，使她看到了科学的丰富多彩。这就显示了传统文化中女性特征对科学的贡献。

　　2 汝茨·赛姆关于迈特纳的传记

　　丽丝·迈特纳是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她是核物理研究的开拓者和核裂变的发现者之一。她曾被爱因斯坦称为“我们的居里夫人”。

　　《丽丝·迈特纳：物理学中的一生》（戈革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给我们提供了了解迈特纳的机会。该书是美国女科学工作者汝茨·丽温·赛姆积10多年的研究而精心写成的，带有明显的女性主义倾向。作者并不讳言这一点，“在大学中，我因为是全男性化学系不想聘用的一个女子而得名。在那种情况下，一个人很自然地成了而且一直是一位女性主义者。”（同上，第21页）塞姆认为，在科学事业中，科学领域被男性统治，女性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性别歧视，女性的贡献通常会被男性贬低或者占为几有，女性受到了“一种持久的双重排斥：在科学中排斥妇女，在科学记录中排斥妇女们的工作”（同上，第22页）。虽然迈特纳在妇女进入科学和学术方面创造了一系列的纪录，但她遭遇的不公正也是典型的。

　　传记作者强化迈特纳的科学之路上的艰难一面。尽管迈特纳在德国柏林“威廉皇帝化学研究所”找到了工作，但因为实验室完全禁止妇女入内的，她只能在一个“木工车间”里从事实验。在纳粹德国的统治下，她的犹太血统使她的处境十分困难，而且她的护照又被宣布失效，她只好经过荷兰流亡到瑞典；在瑞典，她始终没能获得满意的工作条件，也没有同事和助手。显而易见，不管迈特纳多么优秀，多么努力，她始终是科学研究领域的边缘人。

　　特别是在“核裂变”的发现优先权问题上，迈特纳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在德国，一直与哈恩等人一起合作研究；发现“核裂变”的关键实验—铀的中子照射实验还是她建议做的；即使在流亡瑞典期间，她也一直与哈恩有联系并指导他们的实验；斯特喇斯曼把迈特纳看作是他们那个集体的精神领袖，并认为迈特纳的意见和判断有很大的重量；她和弗里什还断定释放出巨大能量的核过程就是“核裂变”的过程，并测定了这一能量；但是，有些学术权威一直坚持把“核裂变”的发现单独归于哈恩，而不肯承认“犹太人”迈特纳与弗里什所做的贡献，甚至有意无意地贬低丽丝·迈特纳等人的成就。哈恩不但默认而且也配合了这种贬低，在公众场合心安理得地独享着本应属于两人的荣誉。在获得诺贝尔奖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哈恩“没有谈到他们的30年的共事。当他谈裂变时，他不提她的贡献。在他的人和公开论述中，他甚至一次也不提她的名字。”作者认为，迈特纳的不公正待遇的根源来自三个方面：学科沙文主义、大男子主义、国家主义。在谈到大男子主义时，作者这样写道，“最明显的是，这也是一种大男子主义在起作用，它把迈特纳贬低成了一个下级的、卑污道德、碍事的莫名其妙的女子—而且这事是干得泰然自若，心中明明知道那些更不了解情况的人们很容易接受他们的描述。可能性非常小的是海森伯会把一个具有迈特纳那样声望的男性同事说成任何人的助手，或者会欣赏一种回忆（或想象）并发表一种含含糊糊的景象，表示两个男人喝着一杯或两杯什么酒而贬低第三个男人。”（同上，第460页）

　　作者认为，迈特纳过于认同自己作为女性从属于男性科学家的身份，也是造成这种优先权被侵占的原因之一。例如，1918年，在发现镤元素的论文上，迈特纳几乎作了全部的工作，哈恩却是第一作者，其原因是“也许她认为，在镤的问题上她依靠了他的较高声望”（同上，第92页）。1919年，哈恩获得了德国化学学会颁发的菲舍尔奖章，只给了迈特纳一个复制品，迈特纳没有认为不合理，因为“在个人方面，她确实是依赖着他的：她是感恩的，忠诚的，需要他的友谊比他需要她的友谊更多。这种不对称性明显地表现在他们的小心地讲求形式中，表现在迈特纳的谦让上，特别是当在战争期间主持实验室时，工作时和在一切出版物上把哈恩的署名放在第一位时。”（同上，第102-103页）

　　感恩来自何处呢？从女性进入科学的历史来看，迈特纳觉得自己是十分幸运的。她出生于大学大门刚刚为妇女打开的时代，能够在开明的父亲的支持下顺利进入维也纳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取得了博士学位。她是维也纳大学授予物理学博士学位的第二个女性。在大学里，她遇到了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玻尔兹曼。受他的影响，迈特纳把当物理学家作为今后的人生志向。1907年，她从奥地利到柏林，真正开始了自己的科学人生。在柏林，她不仅遇到了像普朗克和费歇尔那样的教授，更是找到了长期的合作伙伴哈恩。在一个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科学界，在一个化学家占主要地位的研究机构，物理学家迈特纳能够依赖于化学家哈恩便是不错的选择，因此，虽然偶尔与哈恩有着不愉快甚至尖锐的冲突，但仍然保持了多年的紧密合作关系。即使到哈恩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在公开场合更加忽略了迈特纳的贡献，她也只是在一些私人交流的信件中表达着自己的不满。

　　3 莎荣·迈克雷尼与诺贝尔级女科学家传记

　　莎荣·迈克雷尼（Sharon Bertsch McGrayne）在她为获诺贝尔奖的女科学家所的传记《科学中的诺贝尔奖女性：她们的生活、奋斗和重要发现》（Nobel Prize women in science: their lives, struggles and momentous discovers, Carol Publishing Group,1998）中，把回答“为什么科学界中女性如此之少”的问题作为贯穿全书的写作思想。

　　首先，作者把书献给了两位在生理学研究中做出突出贡献却默默无闻的女科学家曼古尔德（Hilde Mangold）和洛布歇特－罗宾斯（Frieda Robscheit-Robbins）。曼古尔德在导师指导下施佩曼（Hans Spemann）默默地进行科学研究，完成了关键性实验，却在26岁时因家中厨房事故身亡。11年后施佩曼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洛布歇特－罗宾斯与惠普尔（George Hoyt Whipple）是合作者，他们共同的工作导致发现了贫血病的肝脏疗法，1934年获奖的却是惠普尔，尽管她在惠普尔的最重要的科学论文中是第一作者。惠普尔把自己得到的奖金分给了她和其他两位女技术员。

　　其次，尽管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女性只有十名，但作者却撰写了十五名女科学家的传记，这表明了作者认为其他五位科学家的科学成就完全可以和那些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的成就媲美，未能获奖是被以男性科学家为主的诺贝尔评奖委员会低估或者忽略了。这五位没有得到应有的荣誉的女科学家是埃米内特（Emmy Noether）、丽丝·迈特纳（Lise Meitner）、吴健雄、罗莎琳·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和约瑟琳·布内尔（Jocelyn Burnell）。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作者在传记中，特别突出女科学家遭遇的种种障碍。尽管经过近百年的时间，这些障碍在以居里夫人为代表的第一代女科学家、以柯里夫人为代表的第二代女科学家和以布内尔为代表的第三代女科学家的身上都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她们被限制在地下实验室和顶楼办公室。她们挤在办公设施的后面参加科学讲座。在美国直到20世纪70年代，她们作为无薪的志愿者在大学里工作数十年。科学被假定为是强壮的、严格的、理性的，女性被假定为是弱小的、不牢靠的、非理性的。其结果便是，根据定义，女性科学家乃是不合自然规律的存在。”（同上，第3页）

　　在写法上，在多篇传记文章里，作者以这位科学家遭遇的困难与歧视开始。例如，描写居里夫人是这样开头的：“‘偷夫者！外国女人滚出来。’喊叫声和嘘声充满了玛丽·居里的家。一块石头砸中了房子。人群越来越拥挤，敌意更加高涨。屋子里，玛丽·居里脸色苍白、一言不发地紧抱着她七岁的女儿伊芙。”（同上，第12页）描写迈特纳的开头是：“从一个私用的入口，迈特纳进了他的地下实验室并待在这儿。一个原先的木工房，这是她在柏林化学研究所被允许进入的唯一的一间屋子。没有女性——当然清洁工除外——被答应和男人一起上楼。甚至被禁止使用化学楼的洗手间，她只好用街边一家医院的简易设施。”（同上，第37页）描写柯里夫人的开头是：“一所美国大学提供了吉蒂·柯里的丈夫一份他梦寐以求的工作——条件是他停止与妻子一起工作。当他拒绝时，打算雇用他的老板们惊呆了。把吉蒂叫到一边，他们严肃地告诉她，她正在毁掉丈夫的事业。他们严厉地教训这个捷克出生的女人：‘一个和他的妻子一起工作的男人就不是真正的美国人。’”描写麦克林托克的开头是：“当圣路易斯的一位巴巴拉·麦克林托克小姐在报纸上宣布1936年订婚时，密苏里大学植物系主任被吓坏了。他错把这位小姐当成了自己的新来的34岁的助理教授巴巴拉·麦克林托克博士。他把她召唤到办公室，然后威胁她：‘你要结婚的话，就要被解雇。’”（同上，第144页）

　　4 简短的评论

　　对女性主义科学观的最直接的质疑有三点。首先，科学界对女性的歧视肯定是存在的，但这种歧视更多地来源于社会本身，其严重性也不比其他领域突出。其次，科学的同行评价机制并不会去区分是男科学家的还是女科学家的成果，尽管同行评议中存在熟人关系网、马太效应、忽视新思想等缺陷。第三，科学家的个性、研究风格、研究领域以及所处的时代和区域文化等等的多样性导致的差别，可能远大于女性主义者所强调的两性差别。

　　例如，我们有没有必要把凯勒写的麦克林托克传记看成是打上女性主义的标签呢？该书英文原名为《A feeling for the organism》，直译应为《一种对生物有机体的情感》，中文翻译为《情有独钟》。译书的前面有我国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写的中文序言。对于这样的译名和序言，有人曾指出是对原书的一种误读：“令人遗憾的是，在我国，由于对女性主义科学文化研究的陌生，《情有独钟》一书出版之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人们（包括为该中译本作序的我国一位著名遗传学家）只是将此书作为一本当作普通的科学家传记来看待，不同之处仅在于传记的主人公是一位特殊的女性而已。中译本译名的改变也反映了这种误读。”刘兵认为凯勒强调的是“在麦克林托克的研究工作中，主体与客体，或者观察者与被观察对象不再截然分开，因为麦克林托克强调人们必须有时间去看，去‘倾听’材料的说话，她强调对生命有机体的‘情感’。这种对情感、对直觉、对和谐的理解力的强调，恰恰和标准的科学准则中要求的理性与情感、心灵与自然的分离相反。”（刘兵，凯勒：科学主义的女性角度，中华读书报，1998－8－12）其实，由于理解的多样性，正如凯勒在书中写到的那样：“没有科学家方面深厚的感情上的投资，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科学。正是这种感情上的投资为持续的紧张、经常的劳累提供了推动力。”（第216页）《情有独钟》便是不失为一个简洁的好书名。而且，科学家都会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倾注太多的情感，研究对象是有机体、研究地点是大自然只是研究领域和项目所决定的，并非女科学家选择的必然结果；科学准则中要求理性并不排斥科学家在研究过程中、在生活中、在社会交往中的激情，对直觉、对理解力的强调恰恰是科学家创造力的要求，也不为女科学家所独有。

　　又例如，在科学界，与诺贝尔奖获得者做出了同样重大的贡献而未能获奖的科学家并非限于女科学家，这些人被称为第四十一席正式占有者，如吉布斯（统计热力学的奠基者）、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的发现者）、艾弗里（发现了脱氧核糖核酸的转化机理），等等。朱克曼把获得诺贝尔奖提名而未获奖的这些人分为三类：“有些科学家已经去世，他们自然永远只能是荣获提名者；有些科学家仍然健在，但他们的贡献只是一度被认为是值得授奖；另外一些或者的科学家，仍然可能成为奖金的竞争者。”而这些科学家之中有谁将成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也需要三个条件：“取决于他们的贡献在科学上是否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取决于是否有更多值得授奖的候选人出现，当然，也取决于这些科学家是否能活到获奖的那一天。”（朱克曼著，周叶廉、冯世则译，科学界的精英—美国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商务印书馆，1982，第395页）也就是说，一些有争议的成果需要时间的检验，名额和颁奖章程的限制总会挤占掉一些科学家，诺贝尔奖不会颁给已经去世的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