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介绍当代科学哲学的文章。以前在这里讨论过现在究竟还有没有科学哲学，这篇文章回答了这个问题。
当代科学哲学不研究具体的科学理论，而是研究在科学活动中的思维规律，比如概念的形成、变化和对概念的理解等。它借鉴了认知心理学、神经生理学、人工智能等学科的成果，还使用了计算机模拟的方法。
这些研究与以往大不相同，几乎属于心理学而属于哲学了，似乎称之为科学心理学（即关于科学研究的心理学）更合适些。

（这篇文章主要是给对科学哲学感兴趣的网友看的，不感兴趣的大可不必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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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认知分析的科学哲学

陈 向


对科学进行认知心理学分析是后库恩时代科学认识论中最富有生命力的一个发展方向。近年来不少科学哲学家力图借鉴认知心理学的成果来诠释科学认识论发展的规律，这方面的研究可以粗略的划分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认知语言学分析。对科学知识的语言结构的解剖本是科学哲学的一个重要成果，但传统科学哲学中的语言分析的很多前提却与认知心理学的发现格格不入。例如，传统科学哲学在分析科学知识时通常假定所有概念都可以用相应的一组充要定义来界定。但是近年来认知心理学通用实验表明，概念并非通过定义，而是只能通过其指称原型（prototypes of the referents）来掌握。根据认知心理学的这一发展，陈向、巴赫和安得逊（Hanne Andersen）等近来在一系列论文中力图重新诠释库恩的科学哲学，特别是他的科学革命理论。陈向等人认为，一方面来说，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强调的科学概念只能通过范例才能得到理解的观点的确揭示了科学认识过程的本质特征（Andersen, Barker & Chen 1996）。但另一方面，库恩却继续使用一种过时的“特征列”（feature-list）模型来描述概念。根据认知心理学近年来对概念描述方法的讨论，陈向等人建议使用新的“框架”（frame）模型以便充分把握概念的内在结构联系。运用“框架”模型，库恩科学革命理论中的很多论点（如不可通约原则）可以得到明确的阐发，而且库恩所面临的一些困难（如相对主义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Chen, Barker & Andersen 1998）。

第二，对非语言要素的重视。传统科学哲学20世纪初实现了向语言学的过渡，从此逻辑语言分析方法成了科学哲学的惟一工具，但越来越多科学哲学家发觉这一分析过于狭窄，因为科学实践显然包括了多种非语言要素。所以顾丁（David Gooding）最近提出科学哲学应该实现一个向程序（procedure）的过渡。顾丁在研究法拉第的日记时发现，一般的逻辑语言分析无法揭示历史人物的思维过程。通过重复法拉第的一些关键性的实验，顾丁发现了许多法拉第思维过程中的非语言要素。它们包括了使用图像和抽象符号的、有别于语言的概念表达系统，也包括了无须通过语言表达的一系列技巧与程序（Gooding 1992）。在分析哲学仍占主导的英美哲学界中，顾丁及其他一些科学哲学家对非语言要素所作的研究代表了一种本质上的突破。

第三，认知－历史分析方法。认知心理学所研究的是人类的一般思维过程。但毫无疑问，科学家，特别是成功的科学家的思维过程有别于人类的一般思维过程。所以，纳西希安（Nancy Nersessian）提倡一种认知－历史分析方法来克服一般认知心理学分析的缺陷。认知－历史分析的基本点是在认知心理学所提供的对人类一般思维过程的理解的基础上，对重要的科学家的研究实践作精细的历史分析。例如，在认知心理学有关心理模型（mental model）理论的基础上，纳西希安详细分析了麦克斯韦创立电磁学理论的过程。通过认知－历史分析，纳西希安发现科学革命实际上是一个连续但又非积累的过程（Nersessian 1992, 1995）。她认为科学革命的一般理论可以在认知－历史分析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第四，计算分析方法。人工智能一直是认知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领域。近年来塞格（Paul Thagard）则力图运用人工智能的研究方法来理解科学的认识过程，特别是力量评判的基本特征。塞格认为理论评价标准应该是一个理论的“解释一致性”（explanatory coherence）；而且，根据这一标准而进行的理论评价过程可以通过计算机来模拟。在当今人工智能研究中颇为流行的联结主义的基础上，塞格设计了一个叫ECHO的计算机软件。将待检验的理论及相关证据以命题为单位输入之后，这一软件可以定量地计算一个理论的“解释一致性”程度。用这一软件来分析科学史上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评判（如生物学中进化论与创生论的争论，光学中微粒说与波动说的争论），塞格得到了与历史人物一致的结论。因此，塞格认为这一软件在某种程度上定量地再现了历史人物的思维过程（Thagard 1992, 1989; Eliasmith &Thagard 1997）。

第五，脑神经元分析方法。毫无疑问，脑神经元是思维过程的物质载体。因此近年来邱吉兰德（Paul Churchland）提出对脑神经元的研究会直接加深我们对科学认识过程的理解。例如，科学哲学家长期来为理论如何影响观察这一问题争论不休。争论的一方认为观察受到相关理论的直接支配，但另一方坚持观察只受背景知识的间接影响。在邱吉兰德看来，这一争论可以在脑神经元研究的基础上轻易得到解决。我们现在知道，不光有所谓“上行通道”连结视网膜与相关的大脑皮层，而且还有独立的所谓“下行通道”连结有关的大脑皮层与视网膜。这种“下行通道”的功能在于传递来自大脑的有关视觉行为的指令。这种“下行通道”在数量上甚至强于“上行通道”。因此，邱吉兰德认为这些对脑神经元的研究成果证实了一个理论一旦被接受，它可以直接支配整个观察过程（Churchland 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