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人主要由3个大参数来衡量，即才能，品德，家世。才能品德主要是个人修养，而家世则靠世袭而来，反映的是经济地位和社会政治关系等初始条件。这3个参数按照重要程度的排列组合有6种，分别是1＝（才能，品德，家世）；2＝（才能，家世，品德）；3＝（品德，才能，家世）；4＝（品德，家世，才能）；5＝（家世，才能，品德）；6＝（家世，品德，才能）。

在不同的时代和阶段，统治者会取不同的排序，这在汉魏尤其明显。

“唯才是举”是曹操提出的基本国策，在求贤三令中（《求贤令》《取士无废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曹操反复强调才能的重要性，把它排在首位。看三国志魏部分，曹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是和他把1作为自己最高指示分不开的，而有限的几次失误也是违背了这一原则所致。

正所谓“马上得天下，不能在马上治之”。曹操从一个没有政治地位宦官后裔发家，手下也多是下层中小官吏豪帅，在争天下过程中无往不利，但在治天下过程中，却遇到了大麻烦：总是有人造反。假如董承，付皇后等还是不甘失落的旧贵族垂死反抗的话，那么魏讽集团却是新贵发难了。这其中的一个大原因，就是随着时势的变化没有重视“家世”这一因素的缘故。

因此很容易的，曹丕时代推出了“九品中正”制度：各种暗藏的拥汉反曹派顿时化为无有。

“九品中正”制度开始时标榜（家世，品德，才能）并用，但正如没有约束的专制极易发展成极权一样，它不久就演化为成为既得利益者瓜分利益，把持朝政，压迫新的反抗者的绝妙工具，成为随后的统治者喜欢的大宝贝，所不同的只是具体“谁”来“中正”罢了。

然而时代毕竟在发展，后世统治者脸皮竟然薄了许多，不像曹家父子那么实话实说“家世”了。尽管近来大人物兴起时又明着火了一把，之后也象暗娼一样归于寂寞。这是可以理解的，既然真理是赤裸裸的，谁好意思摆给人直勾勾的盯看呢？最好还是给他穿上“品德”这个花衣裳，重叠成2元论，更是暗合矛盾的对立统一。至于具体的口号，“以孝治国”，“以忠治国”，“以德治国”可以不妨不同，正如人也要随着四季更换衣服一样。

打天下时“唯才是举”，得天下后“九品中正”，一乱一治，循环往复，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吧。

读来很有启发。

这篇文章是否可以归于法制史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