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
在最近图书市场上,于丹是最耀眼的明星,在有一些人眼里,则是最刺眼的明星。一个昨天还默默无闻的大学教师,一夜之间成了中国最畅销的作者,其作品迅速创下销售数百万册的奇迹,这个现象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和广泛争议。批评的声音相当尖锐,斥为学者的堕落,斥为国学的庸俗化,不一而足。我本人认为,不必这样痛心疾首,不妨把心态放平一些。在我看来,所谓于丹现象有两层含义,一是电视文化媒介向印刷文化领域的胜利进军,二是大众文化传播向传统文化资源的胜利进军。对于其中的得失,需作具体的分析。
众所周知,无论易中天的《品三国》,还是于丹的《心得》,其热销是靠了央视强势媒体之力。倘若不是先有了电视节目“百家讲坛”的高收视率和二位在节目中的走红,就不会有后来的事情。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在走红之前,易中天已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了四本书,但销量都很有限。他原是一个作家型的学者,有才情,文字功夫也好,估计他自己也承认,以前好些文章的水准在《品三国》之上。可是,直到同一家出版社出了电视讲本《品三国》,销行数百万册,才带动前四本书也畅销了起来。一个文笔不错的作者,必须先在电视上展示口才,娱乐观众,然后才能在出版上获得成功,可见电视的威力多么显著地伸展到了书籍出版领域。我是基本不看电视的,因此,直到媒体报道中华书局即将出版《于丹〈论语〉心得》,首印几十万册,我才第一次知道于丹这个名字。当时的感觉是,中华书局疯了。甚至是,中华书局穷疯了。事实证明我的商业眼光远不如似乎一向古板的中华书局。于、易二位作品的热销是一次检阅,证明了电视机前他们的热心观众是一支多么庞大的队伍。
电视和网络越来越成为今天最强势的文化媒介,这个事实对于传统的印刷文化媒介产生了双重冲击。一方面,看电视和上网占据了人们的大量业余时间,导致书籍阅读率急剧下降。另一方面,印刷媒介纷纷向电视和网络看齐,书籍出版走图像化、快餐化的路子。一个便捷的方式是直接把热门电视节目和人物搬上书本,这个过程早就在进行了,区别在于,以前出版的多是热门影视的脚本或娱乐明星的自述,而“百家讲坛”是一个学者、准学者讲文化的节目。娱乐化是电视节目的基本属性,讲文化也不例外,只要有所节制,不对所讲文化造成严重歪曲,就不必多加指摘。有些论者担心,于、易的走红会使学界人心浮动,都想上电视,走这一条快速名利双收的捷径,从此不好好做学问,导致学界的堕落。依我看,这种担心未免可笑。当今学界确有严重的堕落现象,但不在于上电视,而在于腐败,那些热中于在体制内攫取权钱的所谓学者何尝是在好好做学问。同时,我相信,学界真正的核心力量,那些热爱智性生活的真学者,他们的定力岂是这小小的诱惑动摇得了的。当然,一定会有人怦然心动,跃跃欲试,那就让他们去试好了,只要他们有这方面的才能。在这个传媒时代,知识界发生分流,一小部分干传播比做学问更在行的人去干传播,这很正常。不过,请不要抱着中大彩的动机去干。于、易的一夜暴富的确是中了大彩,但是,须知公众的热度从来不会持久,媒体必定要不断变换其发行彩票的花样,如同“超女”窜红一样,电视讲本的热销注定也是短暂的。
出于好奇,我看了于丹两本《心得》的部分章节,觉得她大受普通观众欢迎并非偶然。她的专业是传播学,她的确深谙传播的诀窍,她的种种心得首先是建立在传播学心得的基础上的。人们不由自主会想起《读者文摘》这样的杂志,《花香满径》这样的励志书,奥修这样的心理导师,其间有一种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共同模式,即简单的小哲理配上感人的或有趣的小故事,而于丹运用起这种模式来真个得心应手。从内容看,她有极明确的定位。当今社会急功近利,人们在充满压力和诱惑的外部世界中拼搏,内心却焦虑而空虚。针对这种现状,于丹的励志讲座紧紧抓住一个中心论点,就是教人们淡薄外在功利,回归内心世界,寻求心灵的快乐和安宁。无论讲《论语》还是《庄子》,她都围绕着这个中心论点,落脚于这个中心论点。她十分了解外部生存给人们造成的心理压力,能够有的放矢,箭箭不虚发,充分发挥了缓解压力和疏导心理的效果。
对于丹的批评集中在她的解读方式上,指责其过于通俗、牵强甚至颇多硬伤,因而会导致国学传播的庸俗化。我的看法是,于丹的讲座与传播国学无关,她讲的不是国学,而是心得,并且不是她对国学的心得,而是她对人生的心得,《论语》、《庄子》中的句子只是她讲述心得时使用的资料。有人调侃说:于丹岂不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讲《圣经》、佛经等等的心得了吗?当然可以,她所紧紧抓住的淡薄功利、回归心灵这个中心论点,原本就是中外一切贤哲的基本价值观,否则就不叫贤哲了。所以,把这个论点套在无论哪一位贤哲头上,都不会太离谱。那么,于丹的讲述会不会使受众对《论语》、《庄子》本身产生误解呢?如果这些热心受众自己不读原著(很可能如此),当然会的,他们会以为《论语》、《庄子》就是这个样子。凡是只凭道听途说去了解大师思想的人,误解是必然的。不过,只要他们从于丹那里接受的影响是积极的,产生这一点误解没有什么关系,对他们无害,更害不到他们并无兴趣的国学头上。
最后要问:于丹对受众们的影响是积极的吗?我的回答基本是肯定的。在当今这个重功利、轻精神的社会,我们需要提醒心灵生活的有效声音,而从反应的热烈看,于丹的提醒似乎十分有效。我的一点保留是,她过于把心灵生活归结为心灵的快乐了。“《论语》真正的道理,就是告诉大家怎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这个断语下得太轻率,遗憾的是,它贯穿于对《论语》、《庄子》的全部讲解,谆谆教导人们,对于任何会使心灵不快乐的事情都要看淡和顺应。这就可能把受众引向一心一意做顺民的平庸之路,从而消解我所期待于她的积极影响,乃至发生消极影响。事实上,无论《论语》、《庄子》,还是柏拉图、《圣经》、佛经,核心的东西都是世界观,而每一种世界观都有着特殊而深刻的内涵。快乐只是心灵状态,不是世界观,至多是世界观所达致的某一种心灵状态。凡深刻的世界观,所达致的心灵状态决不仅是快乐,必定还有博大的悲悯,对于社会现实的关系也决不仅是超脱,必定还有坚定的批判。舍弃掉世界观,把心灵的快乐当作目的本身来追求,就真会把所解读的任何一种伟大哲学稀释为心灵鸡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