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此文并非完全原创，而是我把看过的小故事和看过的评论结合了一下，特此说明。文中资料出处在这里就不写出了。原文贴在某论坛2006-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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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特林悖论--幸福和不幸福的经济学
　　在我读大学期间，并没有关注“幸福经济学”，现在看来，当时流行的“体验式经济”完全可以被融入“幸福经济学”的囊括之下。毕竟我们不仅仅是“经济人”。
　　
　　
　　注：
　　
　　经济人---新古典经济学基本假设之一：
　　
　　来看看WIKI的解释：经济人（希腊语：homo oeconomicus），又称作“经济人假设”，即假定人思考和行为都是目标理性的，唯一地试图获得的经济好处就是物质性补偿的最大化。或者，指个人在一定约束条件下实现自己的效用最大化。这常用作经济学和某些心理学分析的基本假设。
　　
　　
　　
　　当幸福---不再仅仅是效用的时候，它会是什么？
　　
　　伊斯特林悖论：“幸福——收入之谜”。
　　
　　调查资料：
　　
　　在标准的现代经济学理论模型中，个人的效用被假定只是依赖于他自己的消费。这样，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增加收入能够使消费者获得更高的效用，从而追求个人利益会增加社会福利。因而，收入水平的高低被视作间接度量福利水平高低的一个主要指标，所有提高社会福利和减少贫困的经济政策，最后都会归结于经济的长期增长。与之相反，心理学家倾向于直接测度主观福利。最流行的方法是进行大样本调查。例如，世界价值普查（World Values Survey，简记为WVS）向被调查者提问如下问题：“综合考虑所有因素，你如何评价这段时期的生活状况？”，回答者可以从1（不满意）到10（满意）这十个数字中选择答案来评估其生活满意度。
　　
　　然而，对SWB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几乎不能提高发达国家的福利水平。这意味着我们应当反思现代经济学中的标准经济理论及其政策涵义。Carol Graham (2005，p.4)将相关经验研究结论总结如下：“大多数幸福研究文献发现，在一国内部，从平均水平来看，富人的幸福水平高于穷人，同时跨国和跨时研究表明，人均收入的增加和平均幸福水平几乎不相关或即使相关也很小。平均来看，富国（作为一个群体）比穷国（作为一个群体）更幸福；幸福水平似乎随着收入上升到一个点，但不会超过这个点。然而即使是在幸福水平较低、较穷的国家，也不存在平均收入水平和平均幸福水平的明显相关性，这表明有许多其他的因素在起作用，其中包括文化特征”。
　　
　　总的来说，这一现象即“幸福——收入之谜”：当国家变得更富有时，人们的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随之提高。由于经济学家Easterlin最早研究这一现象，所以“幸福——收入之谜”又被称作Easterlin悖论。
　　
　　穿黑衣服的林兔子同学讲了一个故事：
　　
　　巴西前农业部长何塞·卢林贝格是一个充满奇思妙想的经济学家，是“不幸福经济学”的创立者。一次，卢林贝格从瑞士乘飞机回国。当飞机飞越大西洋时，他忽发奇想：如果这时候飞机坠毁，他将得到一笔赔偿金。然后，因为这笔赔偿金，瑞士的国民生产总值马上得到相应的攀升。再后来，瑞士的航空公司因此再买进一架新的民航飞机，其国民生产总值将再一次得到攀升。他告诉人们，在关注经济增长速度时，更应关注“不幸福”的增长速度。
　　
　　卢林贝格还举了个例子说明自己的“不幸福经济学”：有两位母亲，原来各自在家中抚养自己的孩子，因为是自己的孩子，所以母亲尽心尽力，孩子们也充分地享受着母爱和幸福，但国民经济不会因为她们的劳动而产生任何变化。后来，这两位母亲来到劳动力市场，双双作为保姆彼此到对方家里照管对方的孩子，她们的劳动因此而产生了经济效益，当地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因此得到了相应的提高，但双方的孩子享受到的只是保姆而不是母亲的抚养。
　　
　　你有可能想起了那个关于牛的排泄物和增加GDP的笑话，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google一下乘数效应和相关的资料。好了，听完故事，让我们转回悖论。接着会发生什么？
　　
　　Easterlin（1974）的开创性贡献现在引起了许多经济学家的注意，但在当初很少有经济学家愿意承认他的贡献。Easterlin悖论意味着经济增长不等同于社会福利的提高，收入或经济增长以外的因素，比如：心理满足感、家庭生活质量、健康水平、基本人权、失业与通货膨胀等，会显著地影响个人幸福水平，也同时影响到个人对经济政策的反应（Graham﹠Pettinato，2002）。因此，幸福而不是收入应当成为政策制订者的主要关注目标。其实，这个观点在发展经济学中也有论述。
　　
　　例如，Nordhaus和Tobin (1972) 认为GNP不能够真正地衡量社会福利，应当使用经济福利测度 (Measure of Economic Welfare，简记为MEW) 来代替。所谓MEW，即对GNP进行适当的调整，扣除经济增长带来的污染、城市化带来的精神压力等因素，同时增加休闲、家庭劳动等未被GNP度量的因素。他们发现，使用MEW来度量的经济福利和GNP相差甚远，尤其是二战以后这个偏差更大。
　　
　　Amartya Sen在他的专著《Development as Freedom》(1999)中倡导以自由为中心的发展观，认为自由是评判发展的基本标准，人们应当更多地关注自由而不是经济增长、工业化或者技术进步。事实上，一些国家也已经开始付诸行动。不丹已经使用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简记为GNH）而不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去度量其国家的发展水平。
　　
　　我们又扯了一大堆理论。楼主阿湖同学很不厚道，没有请吃饭，也没有请你喝茶。现在你很饿了，你从遥远的地方来，走了那么多路，饿得快要死了。突然，一个好心人冲了过来，他跑得那么急，就像是爱丽斯漫游奇境列的兔子先生。最重要的，他送来了食物！
　　
　　兔子先生放了一大盘包子在你面前！天哪，十个香喷喷的包子！你立刻抓起一个塞进嘴里。吃了一个，两个，三个……整整吃了八个才停下来。现在你已经快饱了，嗯,还有一点点饿……你又拿起了一个包子，它闻起来好像并没有那么香……
　　
　　小C说，要解释“收入-幸福”悖论这样的怪现象，一些经济学常识就够了。他喝了一杯茶，才不紧不慢地说：不过啊，话需要从头说起。

楼主现在去搬个凳子，如果其他人也想听听的话，就去门边拽个椅子过来吧。
　　
　　小C开始说了：19世纪的德国经济学家戈森以经济学界的哥白尼自诩。他倾其小康之资写作了《人类交换规律的发展及人类行为的准则》一书，在序言中他指出：“哥白尼为了解释关于天体总和的规律所成功完成的事情，正是我在解释关于地球上人们关系的规律所完成的事情。我已经成功地发现了使人力赖以生存并支配人类进步的那种力量，以及这种力量作用的法则及其一般形式。“
　　
　　但直到他临死前，他的书只售出了几本，为此他愤而停止发行，予以销毁，并郁郁而终。大浪淘沙：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他所创建的戈森两大定理最终成为支撑整个现代效用理论大厦的支柱。在任何一门经济学原理课上，要不了多久就必然要提到边际效用递减的心理学规律。教授们通常会举出吃包子的例子：随着饥饿感的消失和胃部极限的到来，每吃下一个包子所带来的效用依次减少，甚至产生过犹不及的负效用。这被称为戈森第一定理。
　　
　　想想看，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对许多东西都是适用的。重要的是，金钱也是如此。同样是增加100元收入，对一个食不果腹的乞丐和一个一掷千金的富翁显然是有着天壤之别的意义。只不过，长期以来，人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金钱对人们的效用下降得竟会有那么快。不过，除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以外，还有其他一些重要角度。
　　
　　首先，经济理论中有一个相对效用假说，意思是人们的幸福感主要取决于与同层次其他人生活状况的比较，而不是其实际生活水平的高低。也就是说，相对于同自己联系最密切的人而言，一个人的生活水平越高，则幸福感越强烈。这种攀比心理被称为“与邻居琼斯家保持一致“(keep up with Jone“s)。
　　
　　这样，即便经济发展使得每个人的收入都增加，但是如果以同样的幅度、收入的相对地位不改变，那么他们的幸福感的确有可能不升反降。这可能正是日本的情况。同样，对绝大多数农民而言，生活圈子不过方圆几十里，接触到的乡里乡亲同自己的生活状态极为相似，心理上不会有太多的不平衡；城里人则有所不同，周围人群收入消费差距巨大，身边富有者比比皆是，这种来自比较的压力足以抵消绝对收入水平较高所带来的满足感。
　　
　　其次，钱越多人们烦恼也越多可能是因为金钱刺激着人们欲望的膨胀，而欲壑难平的滋味并不好受。在这方面我们也能找到经济学依据。被誉为经济学界“最后一位经济学家“的保罗·萨缪尔森提出过一个幸福方程式：幸福=效用/欲望。这个公式告诉我们，幸福感类似于满足感，它实际上是现实的生活状态与心理期望状态的一种比较，两者的落差越大，则幸福感越差。
　　
　　罗里巴唆的小C讲完了，现在悖论解决了吗？

现代经济学的标准理论认为增加收入可以提升幸福，但是这一结论无法解释Easterlin悖论，据此提出的经济政策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因此，这一现象对福利经济学，乃至现代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结论提出了挑战。
　　
　　许多心理学家和一些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现代经济学，特别是福利经济学中的一些基本结论、假设及其分析框架进行批评，甚至否定，认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不能用来研究人们的幸福问题。
　　
　　甚至有人极端地认为，经济学的个人自利性这一基本假设是不可取的 (Layard, 2003, p. 15)。同时，许多经济学家不认可幸福经济学的研究，因为目前关于SWB的研究要么是经验性的，要么是描述性的，并且这些解释都是基于心理学分析，很少有人使用规范的经济分析来研究幸福问题，从而被认为是非主流、边缘化的学问。
　　
　　在有关Easterlin悖论的现有文献中，至少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或理论。一种即上文提到的“忽视变量”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不仅收入影响人们的效用水平，而被GDP忽视的许多指标，特别是非收入因素，例如健康状况、婚姻质量、就业状态等，也影响人们的幸福。如果非收入因素与收入因素负相关，那么随着GDP的增长，许多影响幸福的非收入因素会下降，从而抵消收入因素带来的正面作用，使得效用水平持续不变。Diener和Seligman (2004) 做过一个较为详尽的文献综述。
　　
　　但是，Di Tella 和 MacCulloch (2006) 指出，在过去几十年里，许多非收入因素（例如闲暇），不但没有下降，相反却呈现增长的趋势，收入和许多非收入因素同时增长，这使得非收入因素带来的负面影响大打折扣，从而降低了这一理论的解释力。此外，这个理论没有对Easterlin悖论现象进行规范解释，尽管对如何解决此悖论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药方。另一种观点，则着重于从收入本身出发，认为个人的效用与自己的收入水平正相关，但是与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攀比水平）负相关，当社会变得更富裕时，攀比水平也会随之提高，从而使得总效用水平保持不变 (Easterlin, 1995, 2001)。
　　
　　人们称这种解释为相对收入理论，参照组理论（reference group thoery）或攀比理论，它是社会比较理论(Social Comparison Theory)在心理学上的一个变体。但是，当研究者使用相对收入理论或攀比理论来研究幸福时，他们将攀比水平看作外生给定，因而无法解释非收入因素在提高幸福水平上的重要作用。甚至一些研究者认为幸福水平是由遗传和性格决定的，从而任何提高幸福水平的个人或社会行动是无效的 。尽管这个理论对Easterlin悖论现象进行了解释，对如何解决此悖论没有给出方法。
　　
　　此外，对幸福经济学研究所提出来的几乎所有理论都是描述性或实证性的。在幸福经济学文献中，没有什么严谨和规范的经济理论，特别是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视角来研究人们幸福度问题的。据我们所知，除了黄有光等人做的一系列研究之外，多数研究都没有考虑最优选择问题，包括个体最优选择和社会幸福最大化。黄有光等（Ng and Wang，1993；Ng and Ng，2001；Ng，2003）建立了一个代表性消费者模型，解释了经济增长减少福利水平的可能性。在这类模型中，福利水平的降低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生产产生的环境污染以及相对收入效应 。这些研究依赖于代表性消费者的假设，没有关注帕雷托效率，也没有在模型中给出一个经验研究中提到的临界收入水平。
　　
　　这个帖子暂时结束了。如果不是好心的兔子先生，我们就要饿上一天了。
　　
　　让我们想一想惩罚楼主的方法：
　　
　　据密探小C悄悄（偷偷摸摸）观察的结果，楼主很喜欢吃开心果。于是，我们决定送他一间堆满了开心果的房子。他可以随便吃，也可以带朋友来吃。但是有一个限制条件：吃过的开心果壳必须留在房间内，不准带走。
　　
　　楼主收到礼物非常开心，他吃啊吃啊，后来吃不下了，又把他的朋友带去开party，他们在那里狂欢了三天三夜。
　　
　　轮到林兔子同学迷惑不解了，这是惩罚吗？那和用钱砸死我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让我们静观其变。现在楼主已经吃了一个月的开心果了。空果壳越来越多。他不得不在房间里爬来爬去，花上几个小时，找出一颗有果仁的开心果。他觉得越来越累。有一天，他终于爬出了屋子，灰溜溜地走了。
　　
　　小C插话：此故事出自《看不见的心——一部经济学罗曼史》，开心果的故事引申为“永远也耗不尽的能源”。就是说，当一种能源所剩不多，开采它越来越困难，成本越来越高的话，人们就会逐渐转向另一种新能源。

个人认为这个太玄.影响幸福的因素太多，和经济收入的关系实在太弱了.

经济学家为什么要涉足幸福这一领域呢？感觉不太明智。

假设大家已经进入了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收入都完全均等切够用，这个社会的人是都幸福呢，还是都不幸福，或者一半的人幸福，或者幸福指标呈正态分布？这个似乎不该经济学家来回答吧？
大家觉得呢？

我也觉得,太难定义了...

人为什么一定要追求幸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