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有人，希望得到众口一词的好评。其实，大千世界人有各种，差异很大，
能得到所有人好评的人怎么可能是正直而有原则的人？得许多好评和真正的好人，
两者之间不能划等号。

　　其实，两千多年前，孔老夫子就不提倡人人皆喜欢的“好人”。孔子提倡的
人是：善者好之，不善者恶之。

　　不久前去世的生化学家邹承鲁先生，就是一位这样的人。

　　应该说明，和邹承鲁有不同意见，用客观事实正当的反对和批评他的人，并
不是不善者。歪曲事实、用卑劣手段恶意攻击他的，才是不善者。

　　有出色成就的科学家

　　在生物化学专业上，邹承鲁有出色的成就。

　　对知识的追求、对自然界的好奇、对演变规律的探索是科学家的本色。

　　 在过去一百年，多数中国科学家从事研究的机会和条件都很有限。但是，
令我们敬佩和自豪的是，先辈中有相当一些人对知识有执着的热爱和追求，他们
的态度、他们的精神推动了中国现代科学起步。

　　而在现在条件比以前好很多的情况下，中国科技教育界存在一些戴着科学家
帽子，对知识没有热情、从事科学研究为晋阶铺路的人，无助于科学精神在中国
的良性发展。

　　 抗战后，邹承鲁考取留英庚款，选择生命的化学为一生追求的科学领域。
他热爱科学几十年，凡遇时机允许，邹承鲁便积极投身于科学研究，即使条件简
陋也不为所制，即使在癌症复发后，邹承鲁仍然对学科发展、领域进展感兴趣，
继续看《自然》等刊物。

　　 邹承鲁留学剑桥时期就开始有很好的研究。回国后，他首先是中国酶学
高水平研究的奠基人。中国的生物化学在二、三十年代由吴宪开创，五十年代后
王应睐起很大的组织领导作用。曹天钦和邹承鲁等都对发展中国的生物化学起了
重要作用。他在胰岛素合成过程中的工作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胰岛素是两条链组成的多肽，A链、B链中间通过二硫键连接起来。当时
有多个合成方案。其中一个是分别合成两链后，再将它们合起来。当时不知道，
分开的两链，能不能合起来。

　　邹承鲁、张友尚、鲁子贤、许根俊、杜雨苍负责把天然的胰岛素拆开，然后
看能不能合起来，所谓拆合工作。如果天然的可以拆合，那么人工合成的也就可
以，这样就可以走两链分别合成、继而连接的途径。他们拆合成功，对胰岛素合
成的课题来说，不仅是一步，而且就确定了总体途径。马上排除了其它途径、比
如需要合成分叉链的途径。当时分成三部分，除了拆合以外，钮经义等合成B链，
汪猷、邢其毅、季爱雪等合成A链。三部分工作都必需，所以自然科学一等奖是
授予三部分的人。

　　中国曾经有过一个单独由钮经义得诺贝尔奖的提议。钮领导的小组合成B链，
B链比A链长，后来他还帮助A链合成，对合成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一直是生化所
的，生化所做的贡献最多（邹当年也是生化所，而且大家公认的总组织者王应睐
是生化所所长），所以选钮有一定的代表意义。

　　相比而言，拆合工作最具原创性。单链合成用的方法没有原创性。多肽合成
在五十年代已经有欧洲人得过诺贝尔奖，胰岛素单链合成过程，在方法上中国没
有突破，而美国人蛋白质固相合成技术以后得奖是因为方法上创新，而且得到普
遍应用。

　　中国独立完成了拆合工作。不过，不是最早发表。国外做同样工作的人先发
表，中国当时在大跃进年代没有及时发表。中国的产量和效率比国外的高。所以
中国是独立做出拆合工作的两个研究组之一。

　　拆合不仅是对合成方法重要，而且有理论意义。拆合成功等于证明蛋白质一
级结构决定高级结构。诺贝尔奖后来给美国NIH的安芬森，他用尿素变性天然核
酸酶A，并能复性，来证明“蛋白质一级结构决定高级结构”这个概念。如果当
时把两个工作结合起来得奖，也是合理的：一个工作是天然蛋白质变性复性、一
个是人工合成的双链可以合起来，两个工作相辅相成，证明同样的概念。

　　 很多人以是否得奖来评价人，甚至用是否提名来评价人，对于真正懂科
学的人来说，不是隔靴搔痒、就是花边新闻。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虽然不是所
有时候，但是多数时候是由一群三流科学家组成。因为它历史悠久，颁奖囊括了
很多著名科学家，形成了它的声望和权威。实际上，错误从开始到现在贯穿诺贝
尔奖历史。就在近五、六年，错的也不只一次。得的有错的，不得的也有错的。
所以，不能单纯以得奖名单来说明某个学科哪个工作最重要。虽然得奖可以影响
知名度，真正重要的研究，同行自然多数能判断。不重要的，就是得了奖，也会
被同行中尊重事实的人所鄙视，虽然一般人不愿公开出来说。

　　诺贝尔奖发错的频率，每十年不少于一次。二十一世纪不过六年，生物发奖
有问题的就不只一次。我碰到过两次笑话。有一位不该得奖的人在中国演讲，学
生提问很严，其他美国教授私下乐开了，他们不好讲的意见，中国学生提问中都
体现出来了。还有一次美国一个教授得奖，他的同事和我一起开会，我提起来，
她也笑说从来没有想到他会得。

　　 所以，诺贝尔奖发对时，可以用来介绍某个科学研究领域。但不是说，
当委员会做出低劣的决定以后，其他人都必须认同、或需要解释委员会的行为。
顺便说到，几年前，我曾经写过一个“二十一项值得得诺贝尔奖的工作”，有些
人误解成我在预计谁得奖，其实，我是说什么工作值得得奖，不是预计。并不难
想到有些科学家有能力运动到诺贝尔奖，可是我不觉得他们的工作值得得奖，所
以我没有写在那篇短文里。就是后来他们得了，也不能使懂行的人对其学术水平
的评价有所提高。

　　 不得奖，并不表明成就低于得奖的人。胰岛素是一例。中国参与做胰岛
素的几位主要科学家的贡献，并不一定低于得了奖的美国科学家。

　　疾呼公众道德原则的知识分子

　　邹承鲁是著名科学家中少数的敢对大是大非问题公开发言的人之一。

　　各行各业，华裔著名人士，很多都有爱惜羽毛的习惯，不涉及自己切身利益，
绝不发言。或者只模糊地、空对空地讲冠冕堂皇的话。

　　邹承鲁长期敢于对公众事务发言，直截了当，堂堂正正。

　　他不怕卷入是非纷争，不怕降低身份，不怕各种报复，不怕流言蜚语。几十
年如一日，实属难能可贵。

　　他在学术界内部的人事纷争中，有些他对，有些他错，有些谈不上对错。但
是那些纷争不是社会上所熟知的、有广泛影响的事件。所以要把学术界的人事政
治和大是大非分开、和有社会普遍影响的事件分开。

　　在邹承鲁疾呼的、对公众有影响的事件上，他都是对的。而且，在有些事件
上，取得了成功。

　　他仗义执言的公众事件，都依据他有判断力的事实。

　　2004年，我和鲁白、邹承鲁合写了一篇有关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文章，在
《自然》增刊发表的。这篇文章部分内容是建议科技政策管理和经费管理分家，
将科技部升格为政策管理的总理科技办公室，而将科学经费管理交给自然科学基
金。有些人认为这篇文章得罪了科技部。我和邹联系的时候并不知道，当时他正
是科技部主持评审的国家最高科学奖进入最后一轮的少数几个候选人之一。（他
曾两度进入最后一轮。我也是事后才从其他人那里知道。）只有他，明明知道这
时做这种文章的作者对他个人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可是他根本没有犹豫，没有
提过自己有什么不方便，马上同意做作者。他不为个人得失而回避张扬社会责任。
能做到这样不计个人荣辱的人，在现代华人世界，还很缺乏。

　　 基因皇后事件，最早是方舟子网站发起。我听说后签了名，然后联系邹
承鲁，我们共同写了一个短声明，给来采访的记者。邹承鲁的公开表态，对当时
扭转中国媒体的报道倾向，起了重要作用。这是成功地击败浮夸的一个例子。

　　 核酸营养事件，虽然没有成功地使诈骗公司关门，但是事后，中国生化
和分子生物学界的科学家不再有人公开为骗人的公司做广告。其中邹承鲁的作用
明显。在他提议下中国生化和分子生物学学会正式立了“家规”，任何人不得以
学会名义为公司作广告。

　　早年的刘亚光事件、张颖清事件，近年的徐荣祥事件，都是上不得科学界台
面的事情。严格地说，都不是科学界的事情，都是因为中国媒体科学素质较低，
或因为有时有不懂行的官僚（有时仅仅是很小的官僚），或因为文化界本身混了
一些基本学识太差、而嘴巴又太大的人，很差劲的事情，也在全国媒体上很热闹，
兴师动众。邹承鲁不得不出面批评。他如果不发言，对方就更猖狂。他能不避身
份，坚持发言，对低劣的噪音，有抑制作用。

　　在中国文化环境欠清静的情况下，邹承鲁光明正大的表示意见，曾经有时被
有些人在暗中放箭、被流言蜚语所害。争论，要以理服人。不是说邹承鲁公开批
评了人，其他人就可以不择手段地攻击他。他用的是正当方式，反对他，不能用
桌下手段。

　　邹承鲁坚持为维护公众利益和社会道德而仗义执言，无论具体例子当时看上
去是成功、还是失败，他的言行，为净化中国学术和文化界的空气，做出了贡献。

　　邹承鲁的言行，也向青年人和后代立下了一面明镜：一个关心社会公德的人，
不能凡事都只顾对自己个人利益；不能因为有点专业成就，就理所应当地以保全
自身既得利益为行为准则。

　　中国，什么时候达到和文明古国相称的文化社会环境？

　执着追求真理的学者

　　邹承鲁对人的要求比较高，特别是要求人有才能。才能有限的人，而得到不
适当的声誉、职位，他会提意见。

　　邹承鲁对成就要求比较高，不算是成就的，或者差劲的东西，碰到他，难免
要指出。

　　邹承鲁要求严格尊重事实。对自己这样，所以不贪功。我曾经搞错过一次，
以为79年他发《自然》论文是国内学者第一次在《自然》发表论文。他马上向我
澄清，使文章得以及时改正。

　　对他人也这样严格要求，所以“得罪人”。

　　 邹承鲁反对牛满江，本来已经有公论。近年牛、或者他的支持者企图借
RNA干扰现象得诺贝尔奖、邹承鲁去世来反扑。牛满江曾是美国Temple大学教授。
研究发育生物学，学术上有一定水平，但是并不突出。在同辈的华人发育生物学
家中，上海细胞所老所长庄孝惠的水平要高于做过科学院副院长的童第周，而童
要高于牛满江。

　　70年代，牛满江曾经推进中美学术交流。在特定时代，做出了一定贡献。现
代青年不能理解，那个时代，童第周那些国内科学家，常被批判，扫厕所不算惩
罚而是劳动。全国很多大学和研究所，没有清洁工，是老师和学生打扫。牛满江
的到来，有助于改善童第周等境遇，起码少扫几次厕所。好像牛满江说的一些话
上了文件或者《参考消息》，如：科学家不应该参加大扫除、费了老大的训练不
应该扫厕所。而各地的大学老师、科研人员用这种话去壮胆，还常常不成功，但
有个“美籍华人”在上面说些话，也是莫大的欣慰。

　　他提出的RNA做诱导分子，历史证明是错的。本来也没有关系，只是不应该
称为重要成果。七十年代，他和童第周联名在《中国科学》发表的论文，说可以
通过注射RNA，改变鱼的形状，而且改变是可以遗传的。这个发现，最根本的在
于是否能够被重复。只要能重复，那么不管当时能不能理解其理论基础，都是重
要发现。当时邹承鲁反对。我在哈佛时听Gilbert的同事说过，2006年还听另外
一个代表团成员说：美国一个代表团在中国访问时，诺贝尔奖得主、哈佛大学教
授Walter Gilbert等对牛所号称的发现提出尖锐的批评。可是很奇怪的是，牛满
江不是通过做更多的实验，或让别人做更多的实验，在国际科学期刊来以科学事
实进行科学探讨、科学辩论，而是靠在中国用行政压力、用媒体运作，令人生疑。
中国的官员接见多少次、中文的媒体报道多少回，都不能改变科学事实。有这三
十多年的时间，牛有经费，就应该拿出科学事实来。科学史上，不被人马上理解
和认可的例子不少，都是靠科学事实来说话。我看过童第周论文集，和牛满江合
作的论文很不合童的风格。童的研究一般创意不大，但是很扎实。如果要猜想，
对合作论文的责任，牛为主、童为次。没听说童生前激烈为之辩护。

　　邹承鲁还反对过中国一度认为是青年科学才俊的一位植物生物学研究者陈章
良。陈回中国后，研究水平上不去。不知道是否因为急于求成，他在90年代远跨
本行，研究了恐龙蛋的DNA。如果知道恐龙的生物特性，就会知道其DNA应该和哪
些物种比较接近。如果知道古生物DNA专家如德国权威Svante Paabo的意见，就
会知道DNA保存是有限的，远古的DNA要有特殊条件，才能保存到可以做PCR的要
求。陈大概当时不知道这些理论和技术的微妙，从中国的恐龙蛋样品里拿DNA做
分析，以为得到了恐龙的DNA，论文好像是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人民日
报》等中国媒体很快发布消息。邹承鲁主持科学院生物学部做过学术鉴定，请多
个专家参加，并正式成文，说拿到的不是恐龙DNA，是污染物的DNA（大意，邹承
鲁给我寄过原件）。但是，据说因为中国有机构要保护回国青年科学家代表，怕
挫伤回国青年的积极性，没有公布。仿佛忘记了，邹承鲁是五十年代英国名牌大
学回国青年，回中国几十年后，做出贡献，却不能对80年代回国青年提出正当学
术意见。恐龙蛋事件，不一定是学术腐败，但是不严谨，使科学上不成立的结论
得以迅速广泛地由中国媒体传播，也不合规范，有浮夸。陈另外卷入论文涉嫌抄
袭事件，不是邹承鲁提出，是其他人在《中国科学报》发表意见。

有个性的人

　　邹承鲁是有个性、有特色的人。

　　他在学术界内部的人事纷争中，有些他对，有些他错，有些谈不上对错。但
是那些不是社会上所知道的、有广泛影响的事件。

　　有时，一些和他无关的事情，张冠李戴，怪罪到他头上了。如袁隆平没有当
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有人根据邹当时是生物学部主任委员而认为是邹压制袁。邹
虽然是生物学部主任委员，但是他没有参与讨论袁隆平的院士评选。据说袁隆平
在科学院评选过程中，主要阻力是农学界，他的讨论没有出过农学组，所以没有
到生物学部层面讨论。

　　上海生化所的李载平先生，从五十年代起重视核酸研究，是中国较早开始分
子生物学的先驱。他没有评上科学院院士，最后是工程院院士。有些人怪罪邹承
鲁。据并非邹承鲁学生、而且和两人都熟的人说，压李的人并不是邹，而是上海
的科学家。

　　在中国文化环境中，邹承鲁为正事提意见，有些人不能区分，用不上台面的
事来反击、打压他。邹反对有些人做院士，不一定他都对，可以说有时他不对。
但是他有权利以学术理由来辩论。

　　邹候选国家最高科学奖的时候，有人用手机送短信说，百岁老人反对。没有
直接证据说明是百岁老人反对，还是有人用老人做借口。背后的起因，是邹承鲁
在科学界提意见，确实得罪了人。

　　百岁老人为中国科学发展起了作用。但是，和他同辈的人，如生理的冯德培、
生化的王应睐比，其学术不很突出，可以说水平有相当差距。我第一次到他创立
的研究所参观时，被带到成果展览室，看到介绍他做“细胞重建”，就提出这不
妥当。我在美国约二十年研究的是神经发育，对早期发育涉猎不少。五十年代，
做这方面的尝试是有道理的，但是多少年以后仍然说取得了成就，就不妥当。其
实，这不妥当，就包括后人一看就知道“成就”有限。我提这个问题的时候，并
不知道邹承鲁因为以前提过类似问题，而因此搞僵了人事关系。这是我们异口同
声的一个例子。或许因为时过境迁，我没有受到任何责难，但是当年邹承鲁在他
手下工作，就不好受了。当然，我现在这样写下来，也不是幼稚到以为没有人会
来责怪我。但是，如果不写出来，不懂发育生物的人，有些可能以为邹承鲁没有
缘由地不满他。据说邹承鲁说过他在国内多年研究不多，很少发表论文，这个情
况，大家可以查文献，看邹说的对不对，不用其他人说明。

　　以学术理由反对邹承鲁得奖是理所应当的。但是企图把其它纷争捅到国家部
委的正式讨论，实在是有辱斯文。如果用人事纷争、而不是学术成就本身来讨论
诺贝尔奖，不知道有多少人要失去诺贝尔奖。
　　
　　后记

　　在2006年出席著名生化学家邹承鲁先生葬礼之前，我只出席过一次葬礼：那
是几年前华盛顿大学同事、美国发育神经生物学之父Victor Hamburger去世。我
觉得他们有一些共同之处，都比较高龄，一生都追求有意义的人生。Hamburger
葬礼上，我印象很深的是他的女儿要大家不用悲哀，鼓励大家讲101岁老人的趣
事。我认为，83岁高龄邹承鲁先生，有丰富的人生，悼念也可以不仅悲哀。

　　 我以前写过两篇纪念文章，一篇关于神经生理学家冯德培先生，一篇是
神经药理学家邹岗先生。悼念冯先生的文章也是我95年以来中文写作的开始。两
篇文章都循常规，写可歌可泣部分。我后来记得读过原《自然》主编John
Maddox的一篇书评，他批评书以一边倒的方式描写已故的主角，他认为如果主角
有知，都不会同意：太单调乏味了。

　　 所以，我试图换一个写法，这不是说换文字的运用，而是内容。我知道
自己中文写作“有特色”，主要是中文运用不规范，有自己翻译自己的痕迹，所
以自知文字功底弱，只能祈求内容不同样的弱、至少能诚恳地表达。有些事情，
我问过持正反两方面意见的人，不全之处，责任自然还在我自己。

　　2007年2月1日洛杉矶至芝加哥途中完成
　　2007年4月发表于《科学文化评论》第4第2期38-45页

>>拆合不仅是对合成方法重要，而且有理论意义。拆合成功等于证明蛋白质一
级结构决定高级结构。诺贝尔奖后来给美国NIH的安芬森，他用尿素变性天然核
酸酶A，并能复性，来证明“蛋白质一级结构决定高级结构”这个概念。如果当
时把两个工作结合起来得奖，也是合理的：一个工作是天然蛋白质变性复性、一
个是人工合成的双链可以合起来，两个工作相辅相成，证明同样的概念。

Prof. Rao has written a very interesting article with many unknown historical details. I'll find time later to comment on it in some details. Here I simply repost my 2006 commentary on the topic of insulin synthesis. I disagree with Prof. Rao on his opinion stated in the above paragraph because Zou & Zhang's work was not on the same level as Anfinsen's work. Actually the two groups proved different albeit related biochemical concepts, Anfinsen's contributions were way more fundamental.

http://www.changhai.org/bbs/load_article.php?fid=6&aid=1136109886

>>由两条变性的链可以得到有较高生物活力的重合成胰岛素的结晶，这就从实践上进一步证明：天然胰岛素结构是A、B多肽链所能形成的所有异构体中最稳定的；推广一点说，也即蛋白质的空间结构信息包含在其一级结构之中。这个结果具有非常重大的理论意义。但又是基于上述保密要求，邹承鲁、张友尚等人仍然没能及时发表此成果。1961年，美国科学家安芬森（C．B．Anfinsen）发表了一项类似的、相对而言较为简单的工作，他后来因此而获得了1972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 二硫键重组在科学上的价值要大一些。如果它在安芬森(Anfinsen)提出“蛋白质的一级结构决定高级结构”之前，或者差不多的时候发表，倒是有可能竞争诺贝尔奖的。可我们的结果发表得比他晚了不少时候，而且在探讨其理论价值时还局限在胰岛素的范围之内，这就决定了它基本只能算是安芬森观点的一个佐证。事实上，当安芬森在1960年初提出他的观点之后，再做人工合成蛋白质在科学上已经没有太大的价值了。因为，需要追问的重大的科学问题都已经解决了。


前一段评价文字的观点基本上是错误的，具有一定的误导性。后一段文字基本正确，但“事实上，当安芬森在1960年初提出他的观点之后，再做人工合成蛋白质在科学上已经没有太大的价值了”的观点是错误的。 因为这个问题比较重要，下面多用些篇幅展开讨论一下：

Anfinsen的工作远比邹和张的结果要复杂和深远！Anfinsen证明了一个变性(denatured)的蛋白质(ribonuclease, 又名RNase A)在适当的条件下可以复性(renatured)，重新具有几乎100%的酶活性。而且Anfinsen小组的工作是连续不断的，第一篇有关变性的论文发表于1957年，当然关键的复性工作是1961-1962年间的三篇论文。

邹和张的工作只能证明链间(inter-chain)二硫键拆开之后可以重新精确配对复原，这个工作当然很有意义，但是两条多肽链(“多肽”通常就是蛋白质，生物学术语的多重性也许会让初学者头疼)组合而成的结构是蛋白质四级结构。而Anfinsen小组研究的是只有一条多肽链的三级结构，他们大致证明了“一级结构决定三级结构”这一非常重要而基本的定律，这远比“两个三级结构可以合成四级结构”来得重要。

说“大致”是我认为Anfinsen的诺贝尔奖决非没有争议，他用的变性条件(8M urea + 2-mercaptoethanol)并没使RNase A完全变性成为纯粹意义上的“一级结构”。我相信很多生化学家都有类似观点。要真正证明“一级结构决定三级结构”，必须从氨基酸合成高活性的RNase A，这一点Anfinsen在他的诺贝尔演讲中也是承认的：

"...These were in actuality, the beginnings of a long series of studies that rather vaguely aimed at the eventual total synthesis of the protein. As we all know, Gutte and Merrifield (7) at the Rockefeller Institute, and Ralph Hirschman and his colleagues at the Merck Research Institute (8), have now accomplished this monumental task."

7. Gutte, B. and Merrifield, R. B., J. Biol. Chem. 246, 1922 (1971).
8. Hirschmann, R., Nutt, R. F., Veber, D. F., Vitali, R. A., Varga, S. L., Jacob, T. A., Holly, F. W. and Denkewalter, R. G., J. Am. Chem. Soc. 91, 507 (1969).

但是Anfinsen的工作还是非常漂亮的，关键是他选对了研究蛋白质折叠这一重要课题的蛋白分子，RNase A只有一条多肽链，而且这条链较长较复杂(124个氨基酸残基)。而胰岛素的A链只有21个残基，B链只有30个残基，并不是研究蛋白质折叠的理想分子。当然选它作为合成对象是非常正确的，双链分子的合成难度远大于单链分子。

如果说Anfinsen的诺贝尔奖是有懈可击的(但我仍认为这项工作属于“得也可，不得也可”，和许多物理学工作相比，生物学领域的很多发现很难达到无可争议的重要性，毕竟生命现象太复杂了)，那么1984年Bruce Merrifield(上面参考文献8的通讯作者)的获奖则是名至实归：

http://nobelprize.org/chemistry/laureates/1984/index.html

在生物或化学领域，一项重大技术的发明通常才是无可争议的重要，所以我认为在这些研究领域“发明”通常比“发现”的历史重要性来得大。当然DNA双螺旋的发现重要得一塌糊涂，但其中荣誉的归属却大有争议。上面引用的“...当安芬森在1960年初提出他的观点之后，再做人工合成蛋白质在科学上已经没有太大的价值了。因为，需要追问的重大的科学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应该改为“当Bruce Merrifield在1962年发明固相多肽合成法之后，再用传统的液相方法人工合成蛋白质在科学上已经没有太大的价值了”。这也是为何我认为以钮经义为代表的中国胰岛素合成团队不值得获诺贝尔奖的主要原因！

这和人类基因组测序(human genome project， HGP)不该得诺贝尔奖是同一个道理，因为其使用的基本方法在原理上并没有超越伟大的Fred Sanger发明的方法。而Sanger在1980年的第二次获奖是名至实归！ HGP不过是一项伟大的工程，不值得为其颁布任何科学奖项。再举一个化学上的例子，维生素B12的全合成用了12年时间，是有机化学史上非常伟大的成就。但1981年诺贝尔化学奖承认的只是这项伟大工程的一个理论副产品：Woodward-Hoffmann规则 (“轨道对称性守恒”，再次证明“对称性”对于现代自然科学的无比重要性，在此套用<爱在西元前>的歌词再赞美一把“天才的流星”Galois：“当对称性成为现代科学的神秘语言，群论就成了永垂不朽的诗篇”)。也就是说若在维生素B12的全合成过程中若没有发明全新的方法或产生全新的理论突破，这项伟大的工程同样无奖可颁！

一项工作的重要性在于对该领域的其它方面(甚至其它科学领域)的影响(impact)，我决定合成胰岛素或测序人类基因组和数学上的最终证明Goldbach猜想差不多，不太可能会像费马大定理或黎曼假设的证明那样影响数学的方方面面。

最后用英文简述一下Merrifield发明的重要性(写中文会太化时间)，供对生物化学有兴趣者参考。其中关于液相和固相的讨论应该也能引起物理学家的一些兴趣：

Polypeptides are chemically synthesized by covalently linking (coupling) amino acids, one at a time, to the terminus of a growing peptide chain. For technical reasons common in organic synthesis, each amino acid being added to the chain must already have its unintended active groups chemically protected (blocked) to avoid side reactions. Once the new amino acid is coupled, the blocked groups have to be deblocked to allow further chain growth. Therefore, every cycle of amino acid addition requires a coupling step and a deblocking step.

The losses that are incurred on the isolation and purification of the reaction product in each of the many coupling and deblocking steps, however, contribute significantly to the low yields of the final polypeptide.

This difficulty was ingeniously circumvented in 1962 by Bruce Merrifield, through his invention of solid phase peptide synthesis (SPPS). In SPPS, a growing polypeptide chain is covalently anchored to an insoluble solid support such as beads of polystyrene resin, and the appropriately blocked amino acids and reagents are added in the proper sequence. This permits the quantitative recovery and purification of intermediate products by simply filtering and washing the beads.

For mor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bout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Merrifield's invention, just read the press release of the Nobel committee:

http://nobelprize.org/chemistry/laureates/1984/press.html

::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虽然不是所有时候，但是多数时候是由一群三流科学家组成。

原来评选诺贝尔奖的主要是一些三流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