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冰：高考给中国带来什么？（转载）

　“高考30年”，这个充满乡愁的字眼在中国媒体频频露面，让“改变了命运的人”惆怅万端。且不说那些步出文革步入大学的“老三届”几乎人人都是传奇，就连我等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跨过独木桥进入大学的“后来者”，提起高考总有无限感慨。“高考30年”，是一个值得纪念同时也值得反思的话题。

　　恢复高考制度，从某种角度看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声锣鼓。对知识的渴求，对真理的探索，对人类文明的洞见，撞开了僵化的体制，摒弃了奴才心态，开启出80年代一波又一波思想潮流，耕犁出90年代一层又一层市场经济运行规则，导引出21世纪的科学发展观。

　　这一系列改变中国面貌的力量，不是来自大学，而是因高考而辐射出的对科学和人文的尊重，以及由此聚合的追真问实、独立思考、放眼全球的探索和革新。

　　高考带给中国的还有“考试超越了教育”，掀动起繁荣的“考试产业”。大学在产业化的道路上越来越有企业的特征，而少了许多教育机构的色彩。“知识改变命运”的旗帜下很多人跳出“农门”，获得进入白领阶层的入场券，但同时也深刻改变了青少年的命运。

开启科学发展新时代

　　1977年，笔者还是青藏高原边缘上一个牧羊人家的孩子。那年夏天，县里的干部骑着马到各家各户传达中央文件，说那个在“*****”中被打倒的邓小平要复出了。到了10月份，广播里播送着恢复高考的消息，父亲的脸上露出少有的微笑，“一个新的时代就要开始了”。这时候，我才知道还有“大学”这么一种学校，也才知道父亲居然曾经是老牌大学生。

　　次年，父亲的马背上多了一份《人民文学》。再过一年，平反、复职的父亲从马背上走下，带着全家走出深山，“考大学”成了我们坚定的梦想。

　　恢复高考制度，不仅是邓小平复出后的第一壮举，也开启了中国科学发展的新时代。高考把人们从战战兢兢的政治混水中解放出来，引向科学探索的路径。老知识分子走上专业岗位，新大学生在知识的沐浴下探索真理，城市工人沉浸于技术革新的揣摩中，就连农村和笔者曾经生活过的遥远的牧区，都拿起了识字课本。

　　高考只让一小部分“幸运儿”走进了大学，但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唤起了“振兴中华”的勇气和“攀登科学高峰”的信念。科学的光亮一旦照亮人们的眼睛，便有了真理标准问题的探讨，有了政治改革的呼吁，有了文化反思的冲动，有了西方科技和人文的引进，有了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有了参与全球化的底气，有了科学发展观的卓然而立。

　　过去近30年中国的剧变，是科学的力量催生出的。而对科学和人文的尊崇，始于高考恢复。

中国最公平的制度

　　高考还是迄今为止可信度和公平度最强的制度。各类考试、各种法律、规范和制度，人们对执行情况总有这样或那样的疑虑，唯独在高考上，人们寄予很强的信任感。无论从考试、阅卷、还是打分、张榜，整个过程在严密的监管下进行。大学录取过程中不乏“递条子”、“走后门”现象，但人们坚信高考分数是准确而无舞弊痕迹的。

　　还有，高考基本实现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无论是家庭背景多么寒酸，成绩突出就能被一流高校录取。能考上（不是花钱进入）大学的人，总能得到社会的尊重。

　　“高考30年”，如果把反思的视野稍稍延展，就会产生这样一个问号：高考制度在不断改革，高考方式在变化，人们对高考的态度也因社会变迁而发生变化，为什么高考的信誉能如此长时间地保持？为什么其他制度就不能像高考一样让老百姓基本上无可非议？

　　可以说，高考证明，在中国社会，很多制度是可以公正、清明、不折不扣执行。这似乎证明了有些人所言的“西式民主制度方能保证社会公正”是不完整的。那么，如何才能保证国家绝大多数法律、法规、制度都能做到公正、公平呢？

变态的教育观值得警觉

　　高考在给中国人带来理性头脑和科学的思维方式时，也带来教育观上的某些变态。教育的目的渐渐变成了应试水平的高低，而不是培养健全的人格、文明的生活方式、适应生存的心智。

　　伴随高考的是“考试产业”的繁荣。家长对高考的不惜血本和商人对市场的敏感洞察结合后，滋生出形形色色的补习班、培训中心、名师讲座、外语辅导、高考命题和教师推荐的参考书等等，从教学到出版全方位地绷紧青少年的考试之弦，以致让人从小感到“活着就是为了考试，成功在于成绩优异”。

　　很多跨过“独木桥”进入重点大学，甚至到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高材生，高考遗留的心理紧张阴影至今难以排遣。每逢求职面试、考核等，梦里呈现的总是“天哪，我还没复习好，怎么就要考试了”的万般焦虑。

　　对高考的崇尚，也剥夺了孩子们幸福的童年。本应该快乐的童年不再快乐，远离了无忧无虑好时光的“美好记忆”，多是背着越来越重的书包去参加各种补习课。教育的起跑线从小学提前到幼儿园，继而提前到零岁，现在盛行的是胎教，还没出生就嗅到考试的气息……这是“高考30年”应该关注的东西。

　　笔者曾目睹一位教师妈妈在婴儿出生后的第一天，就抱着孩子诵读“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说是要从小开发智力，将来才能考上大学。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在强调素质教育，但实际上是比任何时候都追求考试能力，孩子们的世界越来越小成，只剩下一张试卷。

　　于是，各类学校批量制造着“有知识无文明”、“能弹钢琴不懂音乐”、“重个人成功而不讲社会责任”的人。高校的招生人数在扩张，学习的压力没有减轻；一方面是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一方面企事业单位又在抱怨人才短缺。这些尴尬，应当是“高考30年”之际尤其深思的。


原载2007年6月12日新加坡联合早报

我也看了一些有关早期高考的文章，很是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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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抉择
作者：雷颐

今年是“恢复高考”的三十周年纪念，不是“过来人”可能难以明白此事何以值得纪念，很难想象“恢复高考”给全社会带的那种惊喜、激动和兴奋，更难想象决策者当年做出这一抉择之艰难、所需魄力之巨大及其意义之深远。

1966年初夏，“文革”狂风突起，神州大地开始“大破四旧”，“高考”是首批被废除的重要制度。因为按照“文革理论”，“文革”前十七年的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中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稍后冠以“两个估计”闻名），因此要废除高考制度，以“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方法招收具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农、兵上大学。“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主要任务不是学习，而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但在很短的时间内，这种以“推荐”取代“考试”的弊病就暴露无遗。除了学生文化水平偏低严重影响“效率” 外，更重要的是此举以“公平”之名实际后果却严重不公，因为“工农兵”有亿亿万万，但上大学的名额却是少而又少，因此“推荐”事实上成为“走后门”的同义语，完全看背景、门路、关系，无权无势无关系者很难被“推荐”。因此在不长的时间内，社会对此严重不满，怨声载道。但由于这是“文革”的“新生事物”不容反对，所以不能批评、更不能改变。“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总理不失时机提出反“左”，并在1972年和一位美籍华人科学家谈话时以极大的勇气提出要恢复从应届高中生中招收部分大学生的意见。但他的意见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文革理论”认为此时的主要危害不是“左”而是“极右”，所以仍要批“极右”。 1976年的批判所谓“右倾翻案风”运动，恰恰是从对“教育领域里的右倾翻案风”的批判开始的，对“推荐”的态度成为对领袖“忠不忠”的“态度问题”。

粉碎“四人帮”后，百废待兴，“文革”被摧残得最厉害的教育领域也不例外，面临新的转机。1977年6月末，教育部组织召开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会上大家愤怒声讨“四人帮”破坏、摧残教育的种种罪行，但是讨论到会议的主要议题高校招生问题时却戛然而止。因为是坚持还是否定“推荐制”实际关系到对“两个估计”的态度，而“两个估计”是经过毛泽东主席亲自批示或画圈同意的。这时，“两个凡是”在政治上仍占主导地位，对“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必须“始终不渝地遵循”。然而，弊端丛生的“推荐制”与日新月异的形势发展又明显不合。在这种两难之中，教育部做出某种变通：1977年的大学招生基本上维持以前的“推荐制”，但以落实周总理1972年指示之名建议招收占总数1－5%的应届高中毕业生。

1977年8月4日，教育部将此基本维持旧方法、仍不适应时代发展的方案向国务院汇报。

历史，有时需要一个巨大的力量才能突破前行。

也就是在1977年8月4日这一天，正式复出一个月的邓小平在北京饭店组织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者座谈会。与会的科学家、教育专家畅所欲言，最后建议下决心改革招生制度，恢复高考。听了专家们的意见后，邓小平拍板决定当年就恢复高考，并要教育部追回上午刚送出的给国务院的报告。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教育部从1977年8月12日起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由于种种错综复杂的原因，这次会议长达44天！最根本的症结，还仍在对“两个估计”的评价、态度。9月19日，邓小平为此专门同教育部负责人谈话，他明确说道：“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原子弹是一九六四年搞成功的。氢弹虽然是一九六七年爆炸的，但也不是一下子就搞出来的。”对教育部的顾虑重重他批评说：“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教育方面的问题成堆，必须理出个头绪来。现在群众劲头起来了，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你们起草的招生文件写得很难懂，太繁琐。关于招生的条件，我改了一下。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总之，教育部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过去讲错了的，再讲一下，改过来。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这篇石破天惊的谈话，后来以“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由于邓小平的果断拍板，10月初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招生工作文件；10月中旬，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校招生的意见，恢复全国统一考试，凡是工人、农民、知青、干部、应届高中毕业生都可以报考。从1966到1977，十余年间“积压”了大量中学生，所以考生人数高达1000多万！而“文革”对经济造成的巨大破坏使国家一时竟拿不出足够的纸来印考卷，中共中央果断决定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能想见此项决定是如何之不易。

这一段并不遥远的历史提醒我们，应当“珍惜考试”。不问家庭出身、背景的考试制，把个人的能力、才学放在首位，无疑是对把家庭出身、背景放在首位的“身份社会”的否定。而推荐制的实行，恰恰是使一个阶层可以相对流动的社会向阶层壁累森严的“身份社会”的倒退。事实证明，推荐制既无效率，更不公平。

当然，考试必然会有种种弊病，对此确不能忽视。但在恢复高考制度三十年后的今天，某些人们似乎更多地看到了考试制的各种弊病，因而患了“历史健忘症”，忘记了废除考试制必然带来的更大的弊病，甚至又想用“推荐制”来补考试之弊，真是吃错了药。不能不承认考试是一个弊端重重的制度，但目前还没有比它更好的制度能够取而代之。因此，不应因考试的弊病而否定这一制度，而应从改进考试的内容和方式着眼，对于一个曾经以千万人的青春为代价、狂热地废除过考试制度的社会来说，更应珍惜来之不易的考试制度，使之更加科学、合理，更趋完善－－当然不可能是没有任何弊病的。

77级入取通知书:





1978年春，北京大学迎来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批新生:



清华大学1977级的学生在课堂上:

恢复高考的前前后后（节录）
作者：赵铁

　　应当承认，粉碎"四人帮"之后，高考迟早是会恢复的。但是，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之前，在破除"两个凡是"的束缚之前，在教育界打破"两个估计" ("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之前，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前，恢复高考，只有邓小平这样伟大的政治家才能做到。

　　邓小平刚刚恢复工作就用主要精力抓科学与教育，是因为科学与教育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高等学校招生联系着高教与普教，联系着教育与各行各业、千家万户，很自然地成了邓小平整顿教育的"突破口"。半年之后，在1978年4月22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他说，"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和批判'两个估计'之后，教育战线出现了许多新气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03页)恢复高考廿年来，普通高等学校共招收新生1100万，毕业800多万，这些毕业生大多已经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

　　不止于此，恢复高考的意义还远远超出了教育领域，成为粉碎"左"的思想枷锁，为所谓"修正主义路线"平反的突出典型，成为推翻"文化大革命"的突出典型；成为破除"两个凡是"、"两个估计"，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突出典型；成为全国思想解放的先声。

　　由于准备工作来不及，1977年的高考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命题，考试工作于年底进行，文理两类都考政治、语文、数学，文科加考史地，理科加考理化。新生于1978年春入学。

　　1978年，原教育部编发了《高考复习大纲》，并于同年恢复了全国统一考试，"史地"分为历史、地理二科，"理化"分为物理、化学两科。以后又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了"文化大革命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办法，到1980年，基本完成了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的任务。

　　这是世界教育史上规模最大的考试，而极富讽刺意味的是，面对如此庞大的应考队伍，偌大的中国，竟然无力提供足够的试卷纸张

　　恢复高考招生制度的消息通过国家主要媒体发布之后，一下子搅动了整个中国，搅动了天下士子的心灵。消息在中国飞快地传播着，像火一样在高粱地、橡胶林、稻田、军营和车间里蔓延，带给无数在文化的黑暗中挣扎的青年，尤其给身在农村的青年们一个巨大的希望。人们的命运和试卷再次联系了起来。一个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到来了。

　　一位78级学生描述说"当时一个同学特别兴奋地骑车来告诉我，说要恢复高考了。我一下子就惊呆了，眼泪一涌而出。我跟同学反反复复地说一句话：这下有希望了！当时那种情况，有点像在黑夜里走路，四面全是黑的，什么东西都看不见。恢复高考这个消息，相当于前头突然冒出火光，当时没有别的念头，只想着赶快蹦到那儿去。"

　　可以说，这位学生的心情代表普天下知识青年们的心声，被禁锢了几十年的思想，露出了开放的曙光。知识，这个高贵的词语，再次成了人们嘴唇边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

　　就连那些曾经地位极其低下，甚至一度被呼为"狗崽子"的知识青年，也预感到他们命运即将出现的变化。事实上，经邓小平亲自修改的政审条件，几乎使所有人获得了平等的权力，开始了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拨乱反正。当时，著名记者范长江尚未平反，他的儿子担心自己不能参加高考。现《华声月报》社社长，北京大学77级学生范东生(范长江之子)："当时心里一点儿把握都没有，但是事实证明，这个高考制度给青年人的机会都是均等的，而不是看你出身怎么样。"

　　作家胡风当时还在狱中，他的儿子张晓山也获得了高考的资格。

　　现中国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内蒙古师范学院77级学生张晓山回忆道："我觉得恢复高考实际上对我这样的人，是给了一个平等竞争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恢复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因为实际上，在恢复高考之前，评判一个人，给不给他一个机会，不是看你本人，而是看你的家庭，看你社会关系，把人分成了不同的等级。"

　　而南方某报业集团一位主要负责人记得，他们家当时的成分属于"地富反坏右"，在为期不短的时日里，他们一直是被批判被斗争的对象，但这个政策一下子让他们看到了希望，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兄妹三人也先后报名参加了高考，并最终考取了国内的著名学府，而当他们成家立业之时，他们的爱人也是跟他们一起挤上了独木桥的青年，现在，在这个大家庭里已经有了六位82届毕业生。

　　这就在中国社会上引起了一些人的严重不满，"地富反坏右"的子女都可以报名参加高考上大学，这是十几年来所没有的事，让这些"坏份子"获得足够的社会地位，那咱们贫下中农的子女怎么办？中国到底还要不要执行无产阶级专政？

　　这些声音反映到了中央，邓小平对之进行了坚决地抵制，并告语天下，坚定执行原订方针政策不变，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平等，就首先要实现知识面前的平等，教育权利的平等。

　　全国人民尤其是文革以来被严重耽误了前程的几代青年，得到了高度鼓舞，他们要找回他们失落在运动，失落在农场、田野工厂和军营的青春，踊跃到所在地区或单位报名，要求参加在这十年中早应参加的高考。据统计，当时报名要求参加高考的中国青年多达1000余万人，年龄也参差不齐，最小的只有十三、四岁，最大的则有三十六七岁。

　　最终参加这届高考的考生，据统计一共有570多万，这就给国家出了一个大难题，对于执行了几十年计划经济，资源严重匮乏的中国来说，如何解决如许考生参考的试卷纸张，竟然成了一个叫人头疼的大问题。

　　考生们觉得如果要考试，比方要印卷子，要评卷子，总要一部分钱，全靠国家拿也是很困难的。大家希望报名费能够定在一块钱。当时政治局讨论说，不要增加群众的负担，收五毛钱就行了，这都是政治局讨论决定的。"

　　问题最终反映到邓小平那里，邓当机立断，决定将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计划暂时搁置，调配相关纸张，先行印刷考生试卷，历史由此出现了极富喜剧色彩的一幕。斗争哲学不再吃香了，代之而起的是建立在知识尊严基础上的公平，竞争和自由。

　　因为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所以1977年冬天的考试，并不是全国统一考试，而是各省考试。每个省都有一个试点，考试科目也比现在少。全国的试点选在广西自治区的百色地区。这并不是因为邓小平组织过百色起义，追求什么纪念意义，而是觉得百色比较偏僻，经济文化比较落后，问题能暴露得充分一些。

　　1977年冬天，在邓小平亲自过问和布置下，关闭十年之久的高考考场大门终于重新打开。这也是恢复高考以来，唯一一次在冬天举行的考试，570万考生走进了考场，如果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共有1160万人。迄今为止，这是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

　　恢复高考这一决策激活了整个社会，使人们的生活方式为之一变。当时，读书的身影随处可见，新华书店的长龙司空见惯，中国人才的培养由此走上了健康的轨道，20多年来，中国一共有5800多万高中毕业生参加了高考，录取了1100多万。据初步估计，800多万已经完成了学业，走上了工作岗位，20 多年来，中国培养出28000多博士生和31万硕士生。

　　高考录取比例为29：1

　　如前所述，1977年冬及次年夏天报名参加考试的全国考生达到了1160万人，而十年废学，被堵在了大学校门外的知识青年则达到3000万人，这还只是一个粗略的统计，这就出现了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独特景观。

　　而对于众多考生来说，十年废学，知识越多越可耻的观念已经深深植入了他们之中不少人的精神深处，要让他们中的不少人进行这样的考试，委实并非一桩很容易的事。十年间，他们的手上，过早被镰刀，工厂的机器打满了老茧，对于书，对于知识，对于考卷，很明显是一种非常陌生的事物，所以实际上，有很多人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来报名参加这一考试的，毕竟这是十年来的中国少有的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他们不敢确信，在什么都可能发生的中国，他们是否还会有这样的第二次机会。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颗红心两个准备，考上了感谢邓小平，考不上批判四人帮。"

　　按照一些82届毕业生的说法，当时的考题其实并不太难，一个现在的合格中学生都可以轻松地考个好成绩。但是，对于当时一些中国青年来说，这却无疑是比上刀山下火海都海难的事情。而对于满身疮痍的中国来说却也别无他途，只好降格以求，以便尽快培养出一批自己的大学生，用以替补这台庞大的机器身上严重稀缺的零部件。

　　所以，参加考试的人群年龄严重悬殊，长者已经年过而立，已婚或者已育，幼者才初开混沌，始醒人事。一些82届毕业生回忆，在当时，他们最爱开的玩笑之一就是，年长者对年幼者说"我都可以把你给生下来。"纵使如此，也有大量的考生最后败下阵来，是呀，是时代而不是他们自己伤害了他们的命运。冬夏两季，共招生录取了40。1万多名大学生，只是参考人数的二十九分之一，与今日中国大学2：1的录取比例相比，真有云泥之别不可同日而语。

　　一些原本闯过了重重关卡才进入工农兵大学的大学生，不顾他们费尽心机才到手的机会，也加入了考试的行列，他们想参加一次真正的考试，进真正的大学，做真正的大学生，受真正的大学教育。而另外一些人，则曾经参加过1973的考试，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当时的大学，但随之出现的白卷英雄张铁生，随即让他们的大学梦付诸东流，也加入了考试的行列。是呀，这个民族，这个民族的青年(有些还是老青年，正如杨炼的诗歌《我也是一个青年》中所写)都在努力要追回他们已逝的时光。如此等等，实足构成人类教育史上的特异景观。他们想哭，但随即大笑。

　　(本文参考了杨学为先生的相关文章，特此致谢)

无论从考试、阅卷、还是打分、张榜，整个过程在严密的监管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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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没有改过高考试卷的人的看法。阅卷和打分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比如先评阅的试卷要吃亏好几分。因为总有一些题目会出现一些标准答案以外的解答，对新的解法就要给出相应的步骤分。先改的卷子，这时新的解法还没有被发现，有些人的解答过程符合某种可能正确的程序，但是那些步骤却没有得分。这个缺点似乎很难修改，除非重改，然而这是不现实的。

而且所谓的严密监管也不一定，有不少阅卷的人不太认真，最后的复查只管签名。因为最后的复查，是没有人再来复查一次的。当然最最后还有一个抽查，但是很少有人会在签名时考虑到这个抽查。

另外，如果你对于高考成绩有所怀疑的话，那么要申请高考试卷查卷。事实上据我所知国内任何考试查卷都是只检查最后的加法是否正确，也就是说只管每个题目的分数之和是否等于总分，并不复查分打得对不对。

对于阅卷的人来说，高考阅卷是非常累的，而且工钱也不见得多。累死累活，一天下来250块钱左右。更要命的是，外界的压力大。甚至有些承接高考阅卷的学校都不希望再接这个活了。当然这对于研究生而言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所以改高考卷子，从来都是以研究生为主力。

的确，评分是绝不可能无懈可击的。如果能做到每个考生遭遇评分缺陷的几率大体均等，就算不错了。

其实说内心话,有几个人想参加高考呢?
巴不得直接念大学,或者经过其他一些疏松的方式进大学也可以.

可是中国这种高考制度,都进行几十年了,也不愿意改.这里也有多半的原因是因为国情啊.
中国这么落后,高校数量在人口数量的相比之下是相当缺乏的.

高考也可以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的.

PS:在这里顺便向客栈各位老师说声谢谢,就是我在数学论坛发贴请问书籍的消息时,承蒙各位老师推荐,我找到了许多较好的书,有了很多的好教材,在这里一致向那些老师说声谢谢.
因为在那里发贴太损内力了,所以我发在这边,也好省点内力,特请卢站长不要介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