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梦,十年、二十年转眼即逝。成功也罢,失败也罢,都是过眼烟云。
是非功过由谁评说?经过了就是拥有。任由别人说吧,谁说表达的只是他自己!
简论元世祖忽必烈的儒学思想
十三、十四世纪的元王朝是中华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世界文明史和人类发展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元世祖忽必烈作为成吉思汗之孙是一个“思大有为于天下”的“薛禅皇帝”。在青少年时期,由于他的贵族地位,便广泛受到政治界、文化界、思想界、宗教界各类人士的熏陶和影响。七岁时便接受西征归来的大汗爷爷的祝福,把自己的猎物呈上,大汗爷爷亲自把兽血涂在他的手指上。在黄金家族的宫廷聚会上聆听“大扎撒”。在漠北汗庭皇子的营帐,请去海云、刘秉中、赵壁、姚枢、郝经、许衡等中原和西域的学者、高僧和各类治国治学的名人雅士讲学、授业、解惑、传道。青年倜傥的忽必烈在宫廷成长之际,即被学子推崇为“儒学大宗师”。被授命管理漠南军国庶事之际,恢复被道教占去的儒学的学馆和财产,屡屡为儒学学子做主!作了元王朝的皇帝以后,重用儒臣,文武兼修,成就了元一代别具一格的文治武功!
早在青年时代,忽必烈就热心学习汉文化,并开始倾心于儒术,“思大有为于天下。”忽必烈和他同时代的蒙古贵族,最初接触汉文化,了解儒学,主要通过一些汉人或汉化的契丹人僧徒、道人、医生及通译人员的介绍所得来的。蒙古贵族对各种宗教都礼仪有加,让他们为自己敬天祝寿,因此,佛、道中有声望的人物,都受到他们的敬重。医生是治病所必须的,通译在生活中也不可缺少。这些人原多富有传统的儒学修养,且有机会与蒙古贵族的上层保持密切的私人接触,因而较之某些以事功而被蒙古统治者授予官职的人更能影响其个人的信仰与喜好。通过他们,儒学思想开始锲入于一些有作为的能接受新事物的蒙古青年贵族的思想中。1242年,燕京著名的禅学大师海云受忽必烈之召,前往漠北论道。忽必烈向海云求教佛法,海云回答说:“宜稽古审得失,举贤错枉,以尊主庇民为务。佛法之要,孰大于此。”(见周良宵著《忽必烈》28页)海云这里所说的其实正是儒道。忽必烈对此大感兴趣。海云南还,留下他带来的刘秉忠,侍从左右讲学论道。又有云中怀仁人赵壁以兼通蒙古文为忽必烈召用,忽必烈呼秀才而不名,宠遇无比。赵壁用蒙古语译《大学衍义》,经常就马背上为忽必烈讲说。忽必烈令蒙古生徒十名,从赵壁受儒书,赵壁“以国语释《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诸书而教授焉。”(见《元史》卷159《赵壁传》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2)这个时段大约是忽必烈二十多岁到三十五岁以前。忽必烈当时还没有正式的职位,一是比较休闲有学习的时间,二是说明汗庭有着学习儒学浓厚的氛围。否则,一个休闲的年少王子怎么会千里迢迢地邀请名士讲学并组织学馆呢!
青少年时代的忽必烈已经对儒学广为涉猎,对历代王朝的盛衰成败有了大量的研究。在开府金莲川之时,作为镇守一方的藩王,便积极按照儒学治国理政之道治理漠南诸地。忽必烈常常对金朝皇帝金世宗的业绩有赞赏之意,立志要有象唐太宗一样的作为!金世宗近三十年安邦定国业绩卓著,被称誉为“小尧舜”。但,在忽必烈眼里,他毕竟是个小国之君,不足为效仿。唐太宗泱泱大国的风范和天下臣服的功业,才是忽必烈追求的目标。
有大志,才有大胸怀、大智慧、大格局,才有大谋划、大学问,才需要广揽天下人才作大事业,做超越古人的事业,做超越祖辈、父辈的事业,做前所未有的大事业!忽必烈这个 “思大有为于天下”的青年王子,三十五岁时成为执掌漠南各地的藩王,统领陕西、河北、山东诸地军国大事。在他周围集聚了为数众多的饱学之士和治国理政的栋梁之才。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金莲川幕府”。他公开宣称为儒学学子作主。两次颁发令旨,昭告臣民,“以后我与你们做主”;“秀才每(们)有的公事言语,你休怕,我根底奏将来者。”(见《析律志辑佚》119页)这时的忽必烈,俨然以儒士的保护神出现。他的“爱民之誉,好贤之名”便在汉人儒士中传布开来。儒士们形容是“天下望之,如旱望雨”。于是,他们交相荐引,投附到忽必烈的藩府来。教授经术知名的理学宗师许衡,忽必烈咨以经国安民之道的潞州人郝经,曹州人商挺、交城人张易、真定人李治、董俊、董文柄、惠州人赵炳、成都人张惠、乾州人杨奂等举不胜举。名人学士在动乱的年代纷纷寻求贤明之主,寻求希望所在和才华展示之所!“金莲川幕府的出现,显示了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古贵族革新派和汉族阶级儒士间的政治结合已经初步完成。它为下一步元王朝的建成铺筑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准备了必需的干部。”(见周良宵《忽必烈》35页)
当忽必烈成为帝国的皇帝,他顺理成章地提出了“祖述变通”的建政纲领并付诸了实践!“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典故,参辽金之遗制,设官分职,成一王法。”(见郝经《临川文集》卷32)忽必烈和他为代表的开明集团选择了以“汉法”治国,建立正统的新王朝,表明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磨练和发展,一个引弓射猎的草原游牧民族已成长为成熟的能够有效管理全国的民族。当然,实行汉法并不是汉化,蒙古贵族的特权和成吉思汗时期的大扎撒等得到了延续,草原的游牧生存方式得到了保护。元王朝中原、草原两制和附属的钦察汗国、伊利汗国的相对独立适应了当时的社会发展和政治经济格局。“祖述”和“变通”有机的结合,保证了从成吉思汗、窝阔台、蒙哥到忽必烈的延续和转变,赢得了元王朝的百年的发展和繁荣。
这里,有没有另外的路子可走呢?比如,不推崇儒学,不实行汉法;比如,阿里不哥和他为代表的守旧势力上台,把中原变成草原,那又会是什么样呢?历史没有如果,历史的选择在偶然中有着它的必然性!蒙古部落曾经作为金王朝的附属,对金王朝的强大和富裕早有观察、研究和认知,相互的影响和潜移默化早已由来已久!对宋王朝几十年的往来,有对抗也有友谊。正应了一句俗语,不打不相识,中原和草原早已有了深层次的交流和融会。历史如果重演,相信一定还会重复原来的选择!忽必烈代表了智慧的开明的阶层,有着发展的眼光和创造未来的胸怀,为中华文明的延续,为中华一统的繁荣强大,创造了历史性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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