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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自己的无知， －苏格拉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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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与 下篇 一起) 曾以法老王为笔名发表于《枫华园》第五三九期 (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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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本人文字的读者 巴黎散记 (上) (2006.1.29 - 2006.2.1) 我的一生有过许多冷清的除夕夜。 从出国后到结婚前的七年里， 几乎每个除夕夜都是一个人度过的。 哥伦比亚大学的春节活动通常安排在周末， 记忆中似乎从未有一次是恰好逢到除夕夜。 但尽管如此， 在家里过春节 - 哪怕是在一个人的小家 - 起码还可以看电视里的中文节目。 唯有今年的春节才是真正的冷清。 我所在的公司决定今年的一月三十、 三十一日两天在巴黎搞一个新年工作聚会， 给我们安排了一月二十八日 (除夕) 下午从新泽西 Newark 出发， 一月二十九日 (初一) 上午到达巴黎的航班。 在二零零六年新年到来的那一刻， 我正在三万英尺高空的机舱里， 跨越着某个不知名的时区， 机舱外是零下五十七度的气流， 在我的下方则是浩瀚的大西洋。 这个时侯是旅行的淡季， 机上乘客很少， 我一人就占了两排座位， 位于机舱中部的三人一排的座位用来睡觉， 靠窗的两人一排的座位则用于在飞机起降过程中观赏机舱外的景色。 飞机起飞时虽然还不到晚上七点， 但夜色已经完全降临， 从窗口向下望去纽约与新泽西的壮丽灯海一直延绵到天边。 这次与我同行的是一位名叫 Joel 的 technical writer。 Joel 大约五十多岁， 瘦小体弱， 是地道的美国人， 但平日里沉默寡言， 在美国人之中比较少有， 与 technical writer 通常给人的印象更是南辕北辙。 Joel 极少旅行， 并且很害怕乘飞机， 飞机一遇气流颠簸就紧张不已， 生怕飞机要散架。 我告诉他飞机是很结实的， 曾经有过飞机遭遇强气流导致机上乘客伤亡的事件， 但即便在那样剧烈的颠簸下飞机本身也没有散架。 我这番话在迷信的人听来可能并不吉利， 不过好在 Joel 虽有些胆小， 倒不迷信， 我这单刀直入的安慰还是比较管用的。 我们的巴黎之旅一直到飞机落地都很顺利， 可是一出机场就出了状况： Joel 把手提包遗落在了机场！ 这次是 Joel 第一次离家远行， 大概是觉得纽约家中无人看守不太安全， 他把几乎所有的重要文件 - 包括医疗纪录之类与旅行完全无关的文件 - 都放在手提包中随身携带。 一路上 Joel 几乎包不离手， 小心谨慎到了极点， 结果事极必反， 竟然不可思议地把包遗落在了戴高乐 (Charles de Gaulle) 机场， 直到我们乘着出租车驶离机场时才发现。 这情形就象金庸小说《鸳鸯刀》中的周总镖头， 他千方百计不想让人知道自己带着鸳鸯刀， 结果紧张过度， 却在睡梦中嚷得众人皆知。 由于这个手提包十分重要， 我们立即让出租车返回机场， 但是提包已经不见了。 我们找到问询处打听， 问询处的人很肯定地说不可能找回来了， 因为机场警察一旦发现来路不明的包裹 “看都不看就会直接烧掉”！ 这话粗听起来有几分门道， 因为自九一一事件以来世界各地的机场都加强了保安工作， 来路不明的包裹的确是警方高度警惕的。 但细想一下却又大谬不然， 所谓 “看都不看就会直接烧掉” 是根本不可能的做法， 倘若包裹中真的有炸弹， 岂有用火来烧的道理？ 由于出租车司机虽然耐心礼貌地陪着我们寻包， 但计价器一刻不停地开着， 一寸光阴一寸金， 我们势难再在机场耽搁下去， 只得先离开。 后来在返回纽约的那天我们提前赶到机场重新进行打听， 问询处的答复依旧是荒唐的焚烧论， 但那天时间充裕， 我们直接询问了警方， 结果警方断然否认焚烧包裹的说法。 最后我们在另一幢候机楼的失物招领处找到了 Joel 的护照及一张信用卡， 可惜那时 Joel 已经向美国大使馆申请了临时护照， 并且挂失了信用卡， 因此找回来的东西已无用处， 更有用的其它东西 (包括钥匙) 则依然杳无踪迹。 我之所以叙述与 Joel 有关的这段插曲， 一来是因为它是我这次巴黎行遭遇的第一件事情， 二来也是因为这段插曲还引发出我的一小段感想， 在这里记叙一下。 Joel 第二天 (星期一) 上午便在法国同事的陪同下前往美国大使馆补办护照。 后来我问他美国大使馆的人对他是否友善？ 他说谈不上友善， 也谈不上不友善， 他们只是例行公事地问了他许多问题。 他还告诉我那天在美国大使馆看到一位在酒店遭到法国人殴打、 脸上带伤、 护照被抢的女士， 使馆的人员也同样问了她各种各样的问题。 很明显， 问这些问题的目的是在补发护照或提供其它帮助之前首先确定来访者身份及所叙故事的真实性， 这在手续上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反过来想想， 当一个人在异国土地上遭到伤害， 向自己的使领馆求救时却要面对一串冷冰冰、 近乎于怀疑自己诚信度的问题， 心情无疑是很不好受的。 我想起自己以前读过一些中国人责骂中国使领馆人员的文章， 其中所述的遭遇并不比那位美国女士在美国大使馆所受的待遇来得差， 有些甚至是鸡毛蒜皮的事情。 很多东西只有比较着看才能看得全面， 中国虽有这样那样不好的地方 (否则就不会有这么多中国人千方百计跑出国去了)， 但有些地方却是由于人们错误或不公正地设定期望值所致。 一些海外的中国人在外国机构受到冷遇甚至粗暴对待时一声不吭， 一到国内机构或中国驻外机构面前却立刻觉得自己身份尊贵、 横挑鼻子竖挑眼， 稍不如意就暴跳如雷， 口诛笔伐。 说到底， 是一种畸形的心态在作祟。
巴黎街景 我们到达巴黎的时侯是当地时间早上八点左右 (巴黎与纽约的时差是六小时)， 等我们与搭乘另一航班的一位同事汇合， 并经历了 Joel 的丢包事件后正式离开机场已是十点多钟了。 出租车驶出机场时我向远处望去， 只见巴黎的郊区笼罩在一层薄雾之中， 空气透明度不算太高。 这种情形在纽约不常看见， 但在巴黎的几天都有感觉， 倒有几分象国内， 不知是气候的缘故还是空气污染所致。 不过与国内不同的是， 巴黎的空气中灰尘很少。 巴黎的郊外有大片的田野， 这点也与纽约不同， 纽约郊外以树丛、 灌木、 草坪、 荒地等居多， 较少有耕种的地块， 或许是美国的人口密度小于法国， 不需要在大城市附近种植作物吧。 巴黎郊外田野的地块很大， 不同于中国农村人力密集型的小块耕地结构。 由于正值冬天， 加上我对农作物的种类一窍不通， 看不出田里种的是什么。 巴黎的城区有大小之分。 核心部分有时也叫小巴黎， 以旧城中心为原点沿顺时针方向螺旋式地划为二十个区， 用阿拉伯数字编号。 广义的巴黎有时也叫大巴黎， 包含了旧城之外的大片区域。 巴黎的这种双重定义给热爱巴黎的市民提供了一种很有意思的便利。 几个月前巴黎发生过一场举世皆知的大规模骚乱， 我曾向法国同事询问那次巴黎骚乱的地点离公司有多远。 “不——不——不——” 同事一叠声地首先纠正我这一问题的提法： “那不是巴黎！” 我虽不记得骚乱究竟在哪里， 但全世界都说骚乱在巴黎而巴黎人否认， 原因想必就在于巴黎人这时所指的是那个古朴典雅的小巴黎。 巴黎旧城的道路密如蛛网， 大都相当狭窄， 许多道路除去一侧或两侧的停车位外只能容一辆车子通行 (当然这样的道路都是单行线)， 另有一些道路则是石块拼成的， 让我想起中国古镇里那些蜿蜒曲折的青石板小巷。 巴黎旧城道路的走向也极其复杂， 与纽约、 芝加哥等美国大城市的棋盘式路网迥然不同。 在巴黎常常可以看到五六条道路以各种角度相互交汇， 凯旋门等地更是十几条道路放射相交， 蔚为壮观。 这种复杂的路网结构不仅让我这个外来游客眼花缭乱， 甚至连一些土生土长的巴黎人有时也会找不到北。 我们到达巴黎的第二天晚上， 公司在一家法式餐馆聚餐， 带我们这些纽约客前往餐馆的是两位土生土长的巴黎同事， 我兜里揣着地图， 走不多久巴黎同事就问我借地图， 等到第二次借阅时我干脆把地图给了他们， 因为看情形我知道他们还会再借的。 果然， 一路上他们又看了好几次地图。
小旅馆掠影： 上左、上右：门厅； 下左：正门； 下中：房间； 下右：洗手间 公司给我们安排的小旅馆地处巴黎旧城中心 - 即第一区 - 的一条小巷里。 旅馆的特点用一个字概括那就是 “小”。 这个字在我们从进入大门到抵达房间的整个过程中一次次地带给我们新的体验与惊讶。 旅馆的门厅就很小， 与普通人家的客厅相仿， 不过布置得流光溢彩， 透着一种温馨的暖色调。 穿过门厅是一台我有生所见最小的电梯， 刚好能容两人站立， 而且站立时还得小心翼翼， 一不小心就会彼此亲密接触。 旅馆的房间也非常小， 写字台只有五六十公分宽， 电视机是十二三寸的， 椅子则一拉出来就会碰到床， 不过这些东西我本来就没时间使用。 唯一宽敞的是床， 但床的两侧只有不到两英尺的空间， 我的小旅行箱一放倒在地就阻隔了交通， 走路只能跨过箱子。 而小得最令我惊讶的还得说是洗手间。 这洗手间倒也五脏俱全， 抽水马桶、 洗脸池、 淋浴设备一样都不缺， 但抽水马桶与洗脸池的投影几乎相切， 坐在马桶上时手只能搁在洗脸池上， 真是前所未闻的设计与体验！ 除了固定的设备外， 另一个出人意料的地方是法国的电源插孔与美国完全不同， 害得我带来的手提电脑无法使用。 这家旅馆是二星级的， 虽然房间狭小， 房租却不便宜， 每日 (含免费早餐) 为一百欧元 (约合一百二十美元)。 到达巴黎的当天晚上我和同事在附近餐馆吃饭时聊起了房间的情形， 才聊了几句， 发现邻座的一对中年夫妇在朝我们笑， 于是大家攀谈了起来。 原来这对夫妇来自南非， 住在附近一家三星级旅馆里， 他们对于房间的狭小也颇有同感， 用他们的话说三星级与二星级的差别就在于三星级房间床周围的空间是三英尺而不是两英尺。 我后来听说欧洲的旅馆普遍比较小， 不过我觉得象我们所住的宾馆这样狭小的情形可能与地处旧城不无关系。 除了旅馆房间外， 我们在法国还看到许多体型很小的车子， 其中有一种类似于面包车， 但长度只有普通面包车的一半， 仿佛截掉了后半截， 看上去特别有意思。 另外巴黎骑摩托车的人比纽约多， 看来交通工具的平均体积比较小。 到达巴黎的当天下午因故比我们先到一星期的同事 Peter 陪我进行了一场闪电式的巴黎游。 Peter 是一位二十几岁的美国小伙子， 以前到过巴黎， 并且学过四五年的法语， 对巴黎已经相当熟悉。 由于我们在旧城中心的第一区， 对游览来说特别便利。 塞纳河、 卢浮宫、 Tuileries 花园、 协和广场等都近在咫尺。 站在 Tuileries 花园与协和广场上， 远处的艾菲尔铁塔及凯旋门明显可见， 虽然因距离关系而略有些朦胧。 冬日的巴黎相当寒冷， 气温大约是零下四五度， 在这个纬度上虽算不了什么， 但游人已经不多。 徜徉在巴黎旧城的街头， 到处流淌着艺术与历史的气息。 后来遇到法国同事时我几乎就想夸奖法国经过二战的洗劫仍能保留这么多完整的古迹。 但转念一想， 法国的古迹之所以保留得格外完整， 与它在二战中很快就战败， 经历的战火相对较少恐怕不无关系。 这样一想， 觉得二战或许是一个尴尬的话题， 因此没有提。 不过无论是否经历战争的洗劫， 洗劫的程度如何， 欧洲对古迹的保存与维护远远胜过中国， 这是不争的事实。 在欧洲， 历史清晰可见， 走在欧洲城市的街头， 古迹处处环绕着游人， 而走进中国的城市， 哪怕是象北京这样公认的古都， 除了几个点状古迹外， 文化与历史被割裂毁坏得几乎荡然无存。 我们惯常把损毁的责任推给外人， 其实外来的破坏再大， 也远没有自己人那样无孔不入。 中国的文化正是在象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自作孽中才受到最彻底、 最毁灭性、 同时也最不可逆转的摧残。
上左、上右：塞纳河； 下左：Tuileries 花园 (背景上远处是艾菲尔铁塔)； 下右：地铁站 走完了步行可以到达的景点， 我们开始乘坐地铁前往更远的地方。 由于时差的关系， 也由于多云的天空下阳光不甚明亮， 明明才下午两三点钟， 我却总觉得快到傍晚了， 为了尽可能多浏览一些景点， 我们一路紧赶慢赶， 在六七个小时内七进七出地铁站， 加上站内转车， 乘坐地铁达十几次之多。 巴黎的物价比纽约贵得多， 不仅旅馆贵， 几乎其它所有东西也都贵得多。 我此次出门忘了带放置隐形眼镜片的容器， 在巴黎买了一个。 由于容器必须与镜片清洗液一起买， 我于是就买了一小瓶清洗液， 花了六个欧元， 差不多是纽约的两倍。 以前有巴黎同事来纽约时在纽约买皮鞋， 我当时还觉得奇怪， 现在完全明白了。 但高昂的物价之中巴黎地铁却是一个例外。 这也是我所接触的消费项目中唯一一处巴黎比纽约便宜的地方 (当然巴黎地铁的规模也比纽约小一些)。 巴黎地铁不仅票价便宜， 而且远比纽约地铁漂亮整洁， 列车较短， 行驶相当平稳， 估计使用的是无缝钢轨。 虽然时值周末， 巴黎地铁的发车密度仍非常高， 等车时间很少超过两分钟。 二零零六年二月九日写于纽约 站长往年同日 (2 月 9 日) 发表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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