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春秋战国时代？

我估计是白话。问题是对此有什么书面记录吗？

芦.Di2.有一篇文章跟这个话题有关，转过来与茶友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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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网友讨论古代的语与文

最近某网友问起古文字的起源，还问我，古代中国人和现代人的发音是否一样？会不会像现代中国人与日本人一样，同一汉字的发音天差地别？我们今天看到的古文，在当时是不是口语的记录？

这个问题很复杂也很有趣。下面就我这外行所知，给大家介绍一点道听途说。

一、汉字的起源和流变

中国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后来是商周铸造在青铜器皿上的“金文”（又称钟鼎文），后来是秦国的石鼓文和其他石刻文字，称为“籀文”，金文和籀文统称为“大篆”。据王国维考证，到了战国，因为战乱，文字分为西土文字与东土文字，秦国使用的文字就是上面说的籀文，而东方六国用的和秦国的则不一样，分为晋、楚、燕、齐四系，晋系文字就是后世所谓“蝌蚪文”。秦统一全国后，由李斯将原来的大篆简化为小篆，废除了六国原来的文字，用.Zheng4.府权力强行推广全国，这就是有名的“书同文”。小篆在汉代进一步简化为隶书，以后变成魏碑，再规范化为贤良方正的楷书，印刷术问世后，楷书变为“宋体”，这就是咱们现在用的汉字的来龙去脉。所以在文字上，咱们都是秦国那野蛮人的苗裔。

顺便说一下，就连从文字变迁上来看，似乎都可以看出咱们的民族性演变，那就是“从圆到方”，从飞扬灵动变为贤良方正，僵死的“宋体”的出现（也就是咱们今天的印刷体汉字），与理学的勃兴平行，似乎不是偶然的。当然，宋体字出现大概是因为贤良方正的字体易于刻版。不过此说大概也不能成立，否则欧洲人为何不因印刷术的引入而改变字型呢？记得《聊斋》说：“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这话很正确，可惜老祖宗自己就没做到这点，方则方矣，但我基本没有见过圆通的时候。

秦始皇强制实行“书同文”的结果，是使得东土文字就此失传。不仅东土文字和西土文字形体区别很大，就是东土文字各系之间的差别据说也不小。秦朝以后，大家学的都是西土文字流脉，于是见到出土的东土文字，便只有“王八吃绿豆──大眼对小眼”。历史上曾发生过两大有名的“文盲毁宝案”，都给中国文化遗产的流传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第一案就是“孔壁出书”案。秦皇烧书，毁灭了传统文化。文景之治时，朝廷下令百姓献书，独缺《尚书》，也就是儒家所谓《书经》，乃是上古时代的史籍文献（上起尧、舜，下至春秋时期的秦穆公，包括了夏、商、周三代）。全国只有一个人记得那本书，便是伏生。汉文帝派晁错去找他。他当时已经90多岁，病得快死了，靠记性背诵出《尚书》28篇。他口音难懂，全靠女儿作翻译，由晁错笔录下来，用的文字当然是当时的简化字汉隶，称为《今文尚书》，这儿的“文”的意思就是今天的“字”，所以其实是“今字尚书”。那经典究竟有几成可靠，真是天知道：第一，那是背诵出来的，依据的不是书面记录而是靠不住的记性。第二，那是90多岁病得快死的糟老头子背诵出来的。第三，那是晁错而不是伏老头子笔录下来的，中间还经过伏生女儿的翻译，天知道这过程中夹进去了多少错误。

到了汉武帝时，鲁王拆孔子的家，从墙里拆出数十篇古书，都是用东土文字写的。据王充说：“武帝使使者取视，莫能读者，遂秘于中，外不得见。”那些宝贵的出土文献就此失传。东晋时有人献伪书，声称那是孔子家壁里拆出来的《尚书》，由孔子后裔孔安国考订后翻译成今文，这伪书即所谓《古文尚书》。那假货竟能鱼目混珠，和伏生传下来的《今文尚书》混编在一起，直到清朝才被学者证伪，把它和伏传《尚书》分开。

现代人都能看出来，《今文尚书》的文献学价值，远远不及从孔宅墙壁里拆出来的古本高。可惜古人不识字，导致这宝贵的文献就这么冤哉枉也地丧失了。

另一著名的“文盲毁宝案”乃是所谓“汲冢出书”。西晋时，汲郡有人盗墓，在魏王墓中发现大量竹简。盗墓贼不知珍惜，胡乱糟蹋，甚至用来做火把。官府发现此事后上报朝廷，朝廷非常重视，特地召集了全国第一流学者去研究，发现那是用魏国本国文字写的。这批竹简就称为“汲冢书”，其中竟有魏国史书。学者们编出了一些史籍，将整理出来的魏国史书称为《竹书纪年》。可惜因为那是用蝌蚪文写的，又因竹简散乱，当时的学者们又毫无保护古籍的基本概念（科学的考古方法其实是后来从西方引入的），在整理时遇到无法理解之处，便“随义注解”，任意窜入自己想当然的注释，使得原文和注释混在一起，成了“真诚热心造假”。等到原简丧失后，辗转流传下来的抄本就成了真假难辨的假冒文物，最后被王国维一一证伪。这样，一部出土的宝贵史书就像鬼子说的那样，“因爱的拥抱而窒息”（请参考朱渊清著《再现的文明──中国出土文献与传统学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

这真是文化史上的大悲剧。须知秦始皇一把火，烧得先秦的历史一片模糊。司马迁就说过，他编写《史记》的最大困难就是各国史书都给毁灭了，只留下秦国的史书，而秦史编得一塌糊涂，他只能靠以“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来弥补。即使那阵子的大儒不识东土文字，如果他们能像西方学者研究古埃及象形文字一样，把所有的竹简上的文字忠实地描绘下来并留给子孙，那么后世总能破解出来，则今天所知的上古史就要可靠真实详细得多。

如今“国粹派”动不动就吹老祖宗如何如何了不得。其实就连真正的国学研究，特别是古文字学，也是后世才建立的（我恍惚记得似乎是清代发现甲骨文后才建立起来的）。当时的学者不识字，并不等于现代学者也不识字。例如韩愈曾写了一篇《石鼓歌》，描述秦国留下的十个石鼓，坦承他不认识上面的字：“辞严义密读难晓，字体不类隶与蝌”，“嗟余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但据现代学者辨读，那不过是所谓“籀文”，并没有韩愈吹的那么神秘。

所以，如果以后再挖掘出东土文字写的竹简来，辨识它们对现代学者来说应该是小菜一碟。近年似乎出土了若干东土文字写的战国竹简，好像都被辨读出来了。可见就连国学，也是“不觉前贤畏后生”。此无他，后生学得了先进的西方研究方法也。

二、古代的“语”和“文”是否脱节？

网友老杜说：

“先秦时，因为文字的历史还不久，书面语和口语应该是很接近的。但因为
口语变化得快，而中文又不是记录语音的，完全可以脱离口语而独立存在，
很快就和口语脱离了。可以肯定汉代人们就读不懂先秦的东西了，因而一大
批学者开始注释古文。”

其实关于古代文字与口语是否一致，学术界好像从来也就没有达成共识，一部分人认为文字草创之时确实如此，“语”和“文”的脱节是后来出现的。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从一开头两者就是脱节的，那是因为古代书写极度不便，先是只能在乌龟壳牛骨上刻，后来只能在竹片上刻，当然不可避免要使用缩写术。

我认为后说非常有理。哪怕今天使用电脑，我都常用“为何”取代“为什么”，何况是原始落后的古代？因此，我倾向于认为，从远古时代起，“语”和“文”就是分了家的，这趋势越来越严重，直到近代就彻底不搭界了。

他还说：

“书面语和口语脱离的太多，很多文人就感到不便，就要像五四时一样，提倡
白化文。韩柳，李杜等大家，应该都非常接近当时的口语。而元曲，明清小
说就是用口语写的。”

我认为此说不能成立。儒家传统是“厚古薄今”，认为古代是黄金时代，历史是退化而不是进步，最理想的时代还是三皇五帝之时。所以历代并没有谁提倡过白话文。韩愈等人发起的乃是“古文运动”，并非什么“白话文运动”，那动机正是因为六朝以来文风绮靡，失去了古文的简朴雅健，因此他们要提倡回到古代的写作风格去，所以大苏才会赞老韩“文起八代之衰”。

唐代的白话文至今有存留，乃是所谓“敦煌变文”，而宋代白话文文学则正式问世，就是《碾玉观音》一类“说话”。那些俗文学作品和唐宋八大家的文字的风格天差地别，没什么“非常接近”一说。

元曲、明清小说（不包括文言写的笔记小说）当然是白话文，不过那和其先驱敦煌变文与宋人评话一样，乃是当时的另类文人写作的，从来就不登大雅之堂，为主流社会鄙视。如果不是鬼子打进来改变了咱们的价值观，到今天咱们也不会认识到那些“下作玩意”才是比试帖诗、八股文更伟大的文学作品。

所以，他说：

“但因为汉语的特点，书面语和口语必然是：相同→分离→相同→分离，
巡返往复，以至无穷。”

我认为并非事实。

三、如何考证古汉语发音

老杜网友的上述主张，其实暗伏了一个认定，那便是古代中国人的发音都是统一的，其实只有天知道。如今中国交通如此发达，还有这么多方言，例如网友老道的福建鸟语，谁有本事能懂？蒋介石的英文名字是Chiang Kai-shek，又有哪位北佬知道为什么第二字要翻译为“盖”？先秦交通不发达，又没有大众传媒和公学，只有私学，因此，古文字的发音不一是必然的。

百姓讲方言没关系，朝廷命官怎么办呢？传统社会的一大优点，是为了避免吏治腐.Bai4.，实行官员回避政策，也就是本省人不许作本省的官，地方官员都由外籍同志担任，他不懂当地方言，怎么和“吏”交流（古代“官”和“吏”是严格分开的，“吏”到死也不可能变成“官”，不实行回避政策，一般由当地人充任）？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便有所谓“官话”出来，也就是国府时代的“国语”和共.Dang3.时代的“普通话”。大众不知道的是，这玩意古已有之，没有“官话”，则朝廷立刻无法运作。国共两.Dang3.的特殊贡献，不过是把这“官话”从官场推广到教育领域里和大众媒体中去罢了。其实，古代韵书诸如《广韵》、《中原音韵》等都是根据当时的“官话”编的。文人作诗填词都得按那玩意来，这才造成了同一时段的文学作品的规范化，否则大家都按自己的方言发音去押韵，还能有什么规范的诗歌创作？

这是从横的维度来看，从纵的维度来看，语音也是不断改变的。有趣的是，古人竟然长期不知道这一点。据我模糊记忆，似乎晚到明代的顾炎武才注意到《诗经》按韵书读有不押韵之处，由此发现了古音和现代发音不同。在他的启迪下，其他学者才投入这研究。

古人迟迟不知道语音流变，乃是他们缺乏另类语言文化作对照，一直不知道中文的实质是形体和声音的脱离。从问世那天起，汉字大概就没有什么指示发音的功能，从来也没有做到发音和书写一致。这原因早说过了：它是弹性很大的意符而不是音符，可以脱离发音而存在，和阿拉伯数字的原理是一样的，这就是它为何能不受时空限制，从远古一直用到现代，从中国传到日本去。其实原始文字都有这特点，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中国古文字中，除非起古人而问之，这问题根本就无法解决。

这个问题严重到连古代汉字到底是否真是单音节符号都成了问题。例如蒙族网友那兰性德就认为，古汉语其实是多音节语言，只是由于书写困难，使用一个字代表多音节词罢了。后人不知此理，逐渐弄成了一字一音节，其实是历史的误会，云云。

此说我认为不能成立，首先那是猜测之言，毫无证据。其次，日语中有大量汉字，这些汉字可以用中国方式读，也可以用日本方式读，如果用前者。仍然是一字一音节（据说入声字除外，凡是入声字都是双音节），这说明起码在唐代，汉语就已经是单音节语言了。不仅如此，平仄之分早在南北朝就开始了，那正是单音节语言的特点。为何远古突然就是多音节语言了呢？

因为指意而非注音，汉字便给后人猜测古音带来了极大困难。如上所述，在顾炎武发现古音与现代音不同之后，学者们便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方法就是老顾用的那个，找到古诗歌“不押韵”之处，用后来的韵脚推出那个“不押韵”字的古代发音是什么。《镜花缘》的作者李汝珍用此途径颇作出了点发现，例如考证出“马”在《诗经》中应该念作“虎”之类（所以，“马马虎虎”应该读作“虎虎虎虎”，亦即日寇袭击珍珠港的暗号）。记得某楚辞专家也根据这一原则，考证出“英”字在楚国古音里应该念“央”，否则屈原《离骚》中的“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顑颔亦何伤”就不押韵了。

这种考证法的思路乃是“以已知参照物定未知”。以上举《离骚》例句为例，那是按“伤”的现代发音，再根据“英”从“央”旁，定出“英”的古音来。问题在于，以现代发音作为已知参照物站得住脚么？会不会是“伤”字念“shing”呢？至少您得排除这种可能性吧？

因为古人没为咱们留下个录音机来，咱们便只能这么混猜一气。用科研的眼光来看，这种考证什么学术价值都没有，因为没有过硬证据，而且无论考古学如何发达，都永远不可能获得过硬证据。

而且，这种考证只能发现问题，不能解决问题。这在下例中表现得最明显，李商隐诗曰：

向晚意不适，
驱车登古原。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现代人一看，文盲写的！连押韵都不懂！那“原”念“yuan”，“昏”念“hun”，怎么能拿去押韵？但学者一看，问题来了，按韵书，那一点都不错，乃是所谓“十三元”。李商隐觉得合辙押韵，当然是发音和现在不一样。

但问题在于学者只能发现问题，并不能解决问题。您说，要让那诗押韵，到底是“原”该变成“yun”，还是“昏”变成“huan”？要么，在唐代“原”既不念“yuan”也不念“yun”，“昏”既不念“huan”也不念“hun”，这俩字的共同韵母在现代汉语中根本就没有？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根本就无法解决。

考证古音的第二个途径，是用日文发音作已知参照物。上面已经说过，日文中的汉字有两种发音方式，中式和日式发音。中式发音可以用在考证唐代古音上。不过这也很有限，因为日语韵母似乎很简单，缺乏复韵母、鼻韵母，因此顶多可用于考证单韵母的汉字发音，而且还不包括入声字。

第三种研究途径则是用地方方言（特别是南方方言）作已知参照物。由.Zheng4.府组织全国方言调查，将各种方言的韵母与古代韵书一一相对照，使用大型电脑统计整理，寻找出一种发音与韵书符合度最高的方言来，再以那“语音活化石”作标准，去定出未知字的古音来。但这种大规模调查需要.Zheng4.府主持，不是私人的财力物力可以承担的。

最后一个途径是利用偏旁去猜测古音。东汉许慎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本字书《说文解字》，总结出汉字构造的六种方式，亦即所谓“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所谓“形声”就是用“形旁”去指示字义，用“声旁”指示发音。例如“狼”，形旁告诉你那是一种动物，声旁告诉你那字的发音和“良”字差不多。

有趣的是，大多数以“良”作声旁的字，诸如“狼”、“郎”、“浪”、“琅”，“廊”，“朗”、“螂”、“榔”等等，现代发音都是lang，这提示“良”的古音可能念lang而不是liang。但这不过是个合理猜想，要成立必须经过严密论证。如我在另文中介绍的，我通过查阅工具书证明了这一猜测。可惜因为古代注音方式毛病实在太多，这种成功的范例不过是例外而已。而且，严格说来，这种考证方法只能证明“良”“狼”在古代同音，并不能证明它们的古音就是lang。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在我看来，现代人考证古汉字发音，跟古人寻找海外仙山一般渺茫。

还有一段后续讨论也转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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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古代“语”“文”是否分家

前文推出后，网友老杜不同意，驳道：

“（芦.Di2.说）‘我倾向于认为，从远古时代起，‘语’和‘文’就是分了家的，这趋势是越来越严重，直到近代就彻底不搭界了……’

这个猜测不符合常理。语和文后来分家，大家通过读以前的古文，通过注疏还能读懂，如果一开始就分离，谁能读懂？这样的‘文’是不能流传的。

老芦举的‘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写成‘为何’完全不能说明什么。‘为何’虽然不算口语，但大家都明白，而且是存在过的。但在一开始，大家都不知道‘为何’是神马，你能用‘为何’吗？”

这问题很敏锐，可惜似是而非。

你没想到的是，文字不是一种不言而喻的玩意儿，就连使用拼音文字的西方都有文盲，并不是会说话就能阅读写作的，必须先学会那套规矩才行，更何况是不指示发音的表意文字？

因此，人类发明文字的同时，必然也就发明了教育。大众先是在窑洞里画画，画大众打老虎，记录本部落的英雄壮举，后来某位天才仓颉灵机一动，发明了一种简易记录系统，并教会众人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文字的起源。它的发明不需要教育，但推行必然需要教育，哪怕是只在两人中分享，也需要教育：例如你和杜太太就有些无任何第三者能懂的语言不是？那要么是你传授给她的，要么是她教育你的。不管是谁教育谁，都需要教育过程，并伴随着各种记忆强化手段，诸如跪搓板、扭耳朵之类。

举例来说吧，请看下面超高等数学公式：

4÷2＝2

如果没人教你，哪怕你生为神童高斯，能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么？即使有人教授，各人的念法也不同，淘气学生念“四除二等二”，乖孩子甜囡囡们则念“四除以二等于二”。照老师看来，后面这种念法才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中两种念法一直并行不悖。无论采用何种发音，大家都明白那意思，也都会使用它交流，决不会弄出误会来。无论是调皮学生还是乖孩子们，都会算出6÷3的正确答案，虽然他们念题的方式不一样。

这就是表意文字的实质。它是经过教授的约定俗成的一套符号系统，可以脱离发音存在。因此，为了书写方便，采用“原始速记术”，忽略了某些语言成分，完全可以想像。例如“乃”这个系动词很可能早就存在于口语中了，但最初为了省事，懒得写进去，于是口语本是：“鸭子乃鸟也”，刻字的人嫌麻烦，写成“鸭鸟也”，请问那又会引出什么误会来？

“芦大鸭子的谬论，看起来很显然，但真批起来也不容易，嘿嘿。请你详细说说你是如何得出以上结论的，给我们多提供一些批判的线索，谢谢。”

我那结论其实包括两个，第一个是“从远古时代起，‘语’和‘文’就是分了家的”，第二个是“这趋势是越来越严重，直到近代就彻底不搭界了”。

两个结论的性质完全不同，第一个根本不可证明也无法证伪，纯属猜测，因为拿不出直接证据来，除非你找到了山顶洞人留下来的录音带。在这种情况下，咱们只能给出一个可能性比较大的猜测来。我已经说过了，古代写作极不方便，不仅费力费时，而且篇幅有限（兽骨、龟甲、金属器皿、竹片的面积小得可怜），再加上人类好逸恶劳的特点，发明一种比口语更简约的记录系统的可能性，要远比发明忠实记录口语的系统的可能性高。

第二个结论则是事实判断，应该能找到证据。证明的方式是比较各时段的口语和书面文字的差距。如果该结论正确，则那差距应该越来越大，而事实确实如此。

从史书来看，书面文字整个给冻结了两千年，从《左传》、《战国策》到《清史稿》，那难易程度基本相等，能看懂《明史》的人也同样能看懂《战国策》，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注释。由此可见两千多年来文言什么改变都没有，完全是冻结了的死语，和中世纪欧洲人使用拉丁文一般。

在此期间，口语却日新月异。作为中国第一部历史小说，《史记》的一个特点是常常在评论中引用民间谚语，在文学形象描绘中引入口语，而那些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别并不是很大。例如《刺客列传》讲荆轲刺秦望那篇，太史公在最后引用据传是荆轲的语录“天雨粟，马生角”，那文法与书面语一般简洁。而在《李将军列传》末尾，司马迁发议论引用了民谚“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虽然直白浅显，但同样具有文言简朴的特点。

但越到后来，口语就越不像文言了。例如所谓“敦煌变文”乃是唐代和尚用口语向大众讲经的讲稿，和现代语的差距就很大，与冻结不变的文言差距相对较小。宋人评话和现代口语的差距就缩小了些，偏离文言的程度相应大了些。元代写作的《水浒》与现代口语的差距更小，偏离当时文言（也就是秦汉文体那死语）的程度更大。《红楼梦》的语言和现代口语差别就很小，和文言就完全不搭界了。所以，不懂古文者看《红楼梦》毫无问题，但看后出的《清史稿》就要一头雾水。

这就是为何如今世上多了许多国学高手。这道理某网友早说过了，离休老干部要附庸风雅，学画一定学国画而不学西画，学诗一定写旧诗而不写新诗，此无他，易于速成而能去“装腔作势，借以吓人”也。

芦大鸭子的谬论，看起来很显然，但真批起来也不容易，嘿嘿。请你详细说说你是如何得出以上结论的，给我们多提供一些批判的线索，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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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听着耳熟，和某仔今年说的话很像：别跑，给我们多提供一些批判的线索。我查了下，卢文至少不晚于2010.

古人说话，尤其是没读过书的，应该是近白话，而非文言

这里有一篇关于古代语音的有趣文章

blog.sina.com.cn/s/blog_4b41fa86010006so.html

古汉语里面最有趣的是一些和现代汉语修饰语位置偏正颠倒的词汇，像鸡公 羔羊 之类的，反正我觉着不矛盾，个人觉着所谓的大小名偏正词格可以通过语感切换和谐。

突然感觉难道这种对短语词汇语感的切换和谐和乔姆斯基的东西有关，所谓的无限制文法就是短语文法，没有和什么深层语法结构相关，所以可以自由切换，像英语的疑问句谓语前置靠汉语语感是咋都无法切换和谐了。乱套了，开飞机了，酒精惹的祸。

这里有一篇关于古代语音的有趣文章

blog.sina.com.cn/s/blog_4b41fa86010006s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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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找了几个古代普通话听了一会，感觉很难听。貌似广东话粤语？

据说中古汉语比较接近南方某些方言，而藏语中残留更多上古汉语成分。

：：镜花缘》的作者李汝珍用此途径颇作出了点发现，例如考证出“马”在《诗经》中应该念作“虎”之类（所以，“马马虎虎”应该读作“虎虎虎虎”，亦即日寇袭击珍珠港的暗号）。

那么，马马虎虎这个词语应该是现代才有的。至少是“马”不读“虎”之后，否是没法念这个词。

马与虎在上古同属鱼部字，上古时期韵母是一样的。

好家伙，几个古文话题一讨论，我发现茶友中古文高手大大的有啊！钦佩ing...

突然想到上海话里“马”是念mu，和虎同韵，可能南方其他地方的方言也如此。

没错.但在马马虎虎这个词里念做ma,说明这个词是后来才造的,发音也变了.

嗯，最近茶室里有不少很好的话题，可惜本人虽然很感兴趣，却暂时没有时间过多地参与。

我发现，中国古文中的一些语法，跟西方语言，比如说英语，反而更接近。例如，同样有被动语态。举个例子：“绳之以法”，不妨翻译成：restrained by law （或sb be restrained by law， 类似有“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还有其他一些更精彩的例子，只是这会儿我忘了。

古文有时可以用简单的语句，准确地完成某种表达。比如，现在狠毒地辱骂某女性骚浪，无非就是说：只要是个男的，都能跟她上床。而古人一句“人尽可夫”足矣（“只要是个男的，都能做他的一夜丈夫”）。影视剧里的大坏蛋们，通常在背后这样恶毒攻击正面的女角色：“此女子鲜廉寡耻，人尽可夫！”

人尽可夫, http://baike.baidu.com/view/253701.htm

《左传》
厉公四年，祭仲专国政。厉公患之，阴使其婿雍纠欲杀祭仲。纠妻，祭仲女也，知之，谓其母曰：“父与夫孰亲？”母曰：“父一而已，人尽夫也。”女乃告祭仲，祭仲反杀雍纠，戮之於市。厉公无柰祭仲何，怒纠曰：“谋及妇人，死固宜哉！”

这则故事让我联想到1971年的大事,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啊!

呵呵，看来很多词语的意思，背离了它最原始的含义。不过语言这东西，约定成俗吧。我看到一些古装戏，比如古天乐版的《寻秦记》里面，就是这样使用“人尽可夫”的。

如今网络时代，语言进化得很快，很多词语的意思，已经发生了改变。广义地说，就连“小姐”这样的传统尊称都变得带有“妓女”的别称。

纠正:百度百科记载有误,上述故事出自<史记>,并非<左传>.

<左传>的记载如下:

祭仲专，郑伯患之，使其婿雍纠杀之。将享诸郊。雍姬知之，谓其母曰：“父与夫孰亲？”其母曰：“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将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杀雍纠，尸诸周氏之汪。公载以出，曰：“谋及妇人，宜其死也。”夏，厉公出奔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