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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一段**

我首先要回答你们：皇帝之所以确信我能胜任他委派的任务，是因为约十年以来，我奉旨把大量鞑靼文字译成了欧洲文字，此外，我还把法文、拉丁文、葡萄牙文和意大利文译成了鞑靼文。想译好一种语言，需长期练习，仅知道一种语言的理论并认识它，还不一定能完成翻译，因为每种语言都有其诀窍和微妙之处。我所缺的只是某个像贵院德·丰特内尔先生善操羽笔那样的鞑靼人来使用毛笔罢了。

为弥补这一缺陷，皇帝从上书房派了三位精干的官员、两名文笔极佳的司书、两名善于插图的画师、几名拉线工及纸板制造者等。先生们，我知道你们撰写这些著作都不需要这么多人组成的班子，何况我只是翻译；但是各国都有自己的方式，而在中国宮廷中，做任何事都是大张旗鼓的。此外，我认为不应当盲目地完全逐字逐句地直译。倘若我毫无独立性地翻译我们语言中的熟语、措辞及词组的布局，这种语言将大为失色，皇帝也会读不了几页就兴趣索然，决不会耐心地等了整整五年直至译作完成(这项工作延续了很长时间，我在下文将说明原因)。

那么，鞑靼语中是否有足够词语作这类翻译呢?我的回答是：有，甚至绰绰有余。我认为这种怀疑主要起因于几乎所有民族都存在的一种偏见，他们都认为自己的语言是举世最美、最丰富的。与别的语言接触越少，此种想法越易产生。我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纠正了皇帝长子(他是个读书人)在这一问题上的错误。你们可以从我和他随皇帝赴鞑靼地区巡视时的一次谈话中对此作出判断。他当时三十五岁。他认为人们无法把他母语的意思(更不要说文笔了)令人满意地译成任何一种蛮语(由于不懂我们欧洲语言，他就称其为蛮语)。为确认这一点，一天，他在我无意识的情况下把我叫进了他的帐篷，告诉我他要给葡萄牙耶稣会士苏霖神父写信，托他办一件要事。他接着说道：“不过，鉴于他不懂鞑靼语，我把要通知他的事向您口授，由您将其译成拉丁语一一因为您对我说过，这是欧洲所有读书人公用的一种语言。”“再也没有更方便的了”，我答道，同时拿起了笔，因为纸已经备在桌上了。皇子先说了一句由几个分句组成的长长的复合句，又不完全说完这句话，却要我翻译。我请他马上说出他要托办的事，然后我再译成拉丁文。他微笑着说了出来，仿佛认为我试图躲避困难。翻译很快完成了，我问他信封上地址怎么写,他说：“就写皇长子致苏霖。”我照办了，随之把信递给了他，同时装出我没重读过的样子。他说：“我怎么知道您写了些什么呢?是我的意思还是您的意思呢?您没遗漏、改变或添加任何东西吧?不会只是您记住的片言只语吧?因为我发现您写的时候未做任何涂改，而且您也不像其他人那样再誊写一遍。”我答道：“区区一封短信不必如此费事，只要懂得这种语言，信手写来即可。”“好!”他说道，“您想向我表明您懂拉丁文，而我，我要确信您的翻译是忠实的。因此，请用汉语把我用鞑靼语对您口授的话说一下，因为您说已把它们变成了拉丁文。”我马上照办，皇子惊诧不已。“真不坏!”他又说道，“如果回信与您刚才说的相符，我就能悟出点道理了。不过苏霖神父必须以汉语给我回信，因为如果他写欧洲文字，您就可以以您的方式回答我了。”我向他保证苏霖神父一定从命，而且回信会与他的信吻合的。

“我向您承认，”皇子辩解道，“我把您叫来主要是想考验您的本事，而不是要给北京写信．当我端详你们欧洲书籍时，我觉得封面做得很好，插图刻印得也不错，但文字令我大倒胃口：它们很小，数量也少，难以辨认，活像一连串扭来绞去的圈环一一或者更确切地说，像苍蝇在布满灰尘的油漆桌面上留下的痕迹。怎么能用它们表达如此丰富的思想、千差万别的行为以及那么多无生命的和有生命的事物呢?相反，我们的文字，还有汉人的文字则是美观、清晰、十分高雅的。它们数量庞大，足供人们选用，它们清楚地呈现于读者面前，令人悦目。总之，我们的语言是雄健有力和庄重的，听起来也很悦耳。，而你们相互说话时，我只听到一派无休止的啁啾呜叫声，颇像福建省那种莫名其妙的方言。”

这位皇子认为有人不同意他的意见并不是坏事，这在他那种地位的人当中颇为罕见。于是，我利用他为我提供的机会捍卫我们的语言．不过根据当地习惯，我一开始仍承认他说得有理，这样说能讨东方皇子们喜欢，他们会高兴地品味这种恭维，从而使他们倾听人们陈述的理由一一而人们正是通过这些理由以不易觉察的方式来证明他们的错误。我不怀疑这种婉转的方式在西方宫廷中同样会被使用，因为我觉得与君王们讨论问题真是件危险的事，普天下都一样。

因此，我向皇子承认鞑靼语是庄重的，它适宜于描述战功、歌颂伟人、创作严肃的剧本、编写历史，它拥有表述他们祖先所知的一切事物的词汇和熟语，然而与此同时，也应注意避免过于偏爱自己的语言。我接着对他说道：“在您的母语与汉语之间，您更喜欢前者，我认为您是对的；然而，懂得这两种语言的汉人，他们却不同意这一点，何况事实上也无法否认鞑靼语中存在着缺陷。”由一个外国人说出的最后这几句话令他吃惊，然而我不给他打断我话头的时间，就给他举了我从中发现的不完善之处的一些细节。

我对他说道：“您承认，汉人以其千千万万个字却无法表达你们语言中的音、词、术语而丝毫不改其原貌，以至一个鞑靼词写成汉字后变得再也无法辨认和理解了；您从中理所当然地得出了你们的文字优于汉字的结论，因为前者字数虽少，却能极好地表达汉语。然而同样的理由应使您承认欧洲文字比鞑靼文字更有价值，因为我们字母更少，却能以我们的方法方便地表达鞑靼语和汉语以及其他许多你们无法很好拼写出来的东西。”

我接着道：“您关于文字美观问题的说法很难说明或根本不说明任何问题。欧洲文字的发明者们无意于制作用以悦目的图画，他们只想创造赖以表达思想的符号并表达嘴能发出的各种声音；这就是所有民族创造文字的意图。因此，这种符号只要够用，那么它们越简单，数量越少，就越值得赞美，越便于掌握。在这一点上数量多反倒是弊病。正是在这一点上汉语不如你们的语言，而你们的语言又不如欧洲语言。”皇子答道：“我不承认我们不能用鞑靼文字书写外族人的语言。我们不是把蒙古语、朝鲜语、汉语和藏语等等都写出来了吗?”我答道：“这还不够，还要把我们的语言也写出来。譬如说请您试一下能否把prendre、platine、griffon、friand这几个字写出来。”他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在鞑靼语中不能把两个辅音连在一起，两个辅音间必须加一个元音，所以要写成perendre、pelatine、geriffon、feriand等等。

随之我向他指出，虽说鞑靼字母有不少地方与我们的字母相似，但仍有许多缺陷。我告诉他：“你们缺少两个起首字母：B和D；你们无法用这两个字母为任何字开头，因此以P和T取代。例如你们把Bestia和Deus拼写成Pestia和Teus。这样，许多欧洲的音你们虽然说得出来，却写不出来。所以我的结论是我们的字母优于你们的字母。此外，无论发音还是拼写，你们把巨这个元音总是弄成开口的e，你们只在某几个以n结尾的字末才发哑音e，但又没有任何符号去表示它。我知道汉语里(也)有这些缺陷，而由于你们有汉人所没有的r这一字母，因此在表示外国人名时你们的语言优于汉语。”

皇子不很欣赏这些话，不过仍让我继续评论。于是我从字母转到了对鞑靼语总体的评述。我说它不宜于简洁明快的文笔，许多词过于冗长，还认为这是这种语言难以写出诗歌的原因之一。我还说我没见过(用鞑靼语)写诗的学者，甚至没见过翻译汉语的诗歌一一除非是把它译成散文。我接着道：“这无疑是因为在汉语中如此容易的押韵和顿挫在你们语言中无法实现。您常以汉语写诗，而且写得很好，您把它们写在扇面上或用以赠友；但我斗胆问一句，您用鞑靼文写过诗吗?”皇子道：“我没试过，而且我不知道们在这方面立过什么规矩。可是谁告诉您天下有什么诗人和诗歌呢?您要承认您是到了中国才听说这一切的。”我对他说：“若说我固执地认为仅有单音节的语言不能做诗，这决不是真的。我先前弄错了，正如您现在弄错了一样。我用两种语言给您背诵几首诗，您虽然不解其意，却很容易听出其中的顿挫和押韵。”

做了这番试验后我接着说道，鞑靼语言中很少有过渡转换，它们非常细微，难以捕捉，最能干的人们正是在这一障碍前失败了，人们有时见他们写了上句要接下旬时举着笔久久落不下来，思量再三又只得划掉已写的句子。若问及原因，他们只会说出以下的话：这听起来不悦耳，这很生硬，不能这样来表达，必须换另一种联诵等等。

皇子无法否认他的语言中确有这一缺陷，但又说这一麻烦在说话时不会碰到，人们可流畅地表达。我辩驳道：“若有人讲述一件事情或一则故事时说了三四句话便张口结舌停顿下来无法继续说话，那真是咄咄怪事了，人们一定会以为他突然中了风。但应看到，那些对这种语言尚未完善掌握的人一一例如您一一往往会拖长句子的最后音节并加上无任何意义的yala一词。如在一次交谈中他们仅重复两三次yala这个无意义的词，他们就认为别人应为此感激他们了。我甚至见到那些刚从鞑靼腹地来的人也和别人一样频繁地使用该词，这说明你们语言中用以过渡转换的词确实很少。在稍稍优美的文章中，人们就不会冒失地使用yala一词，尤其在您父皇贬斥了该词并避免予以使用后更是这样；但作者们写文章从一项内容过渡到另一项内容时行文就非常局促。”

皇子笑着道，我们俩人旗鼓不相当，因为我在他的国中，而他从未到过欧洲。他愉快地说道：“我若在欧洲做过旅行，回来后便可举出你们语言中的所有弊病，便可把你说得哑口无言。”我答道：“您不可能找出如您想像那么多的弊病，我们对语言十分关注，不会让公众任意乱用的；正如对待科学和艺术一样，我们还设立了改革和完善语言的机构。”皇子接口道：“等一等，我可把您抓住了：因为既然有人改革你们的语言，就说明它有弊病，人们不会为鸡毛蒜皮的事而设一个机构的。”我说：“我没解释清楚，我们设立这个机构主要不是为改革语言，而是把它控制在规范以内。在这一点上犹如你们的大江大河，尽管它们庄严雄伟地流淌着，你们仍要委派官员予以监视，怕它们泛滥，或因别的水流汇人而上涨，从而变得不那么清澈有用。”皇子又道：“难道你们的语言没从别的语言中吸取任何东西吗?其中难道未渗入邻国的字眼和熟语?难道它始终保持着发端时期的纯净?”

我告诉他鉴于欧洲许多王国开始时受同一君主统治，不同民族间的相互交往导致了一些共通的词语，尤其在科学和艺术领域，大家都采用首先发明了它们的民族的读法。这番话让皇子觉得自己是个胜利者并高声说他赢了。他说：“我们从蒙古人那里只吸收了极少词语，从汉人那里吸收得更少，我们在把他们逐出家园之际还给了他们一个鞑靼语词尾。但你们呢，你们(的语言)是靠邻人余沫丰富起来的。虽然如此，您却仍然热衷于在枝节问题上对鞑靼语进行挑剔。”

先生们，我不想继续叙述这次交谈，以免你们厌烦，也不想细说我是以何种方式把有生命的语言和无生命的语言间的差别告诉了皇子的，因为他从未听说过后一种语言。我只需告诉你们，我与他的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他收到苏霖神父的复信；他对复信颇为满意，因此开始对欧洲语言有了较高评价，即把它们紧接着排在他的母语之后，而此前他曾想把汉语排在上述两种语言之间。我引证了汉语中存在的大量歧义反对这种不公正的排列。于是他笑道：“好吧，就依您吧，在这一问题上不愿被说三道四的汉人自己会起来辩解的。”

我上述所言证明，所有民族都存有共同的偏见：人人都看好自己、自己的国家、自己的语言、自己的长处。若仅仅如此倒也罢了，可他们还以为别的民族并无同样的优点，甚至不客气地互相把对方称为蛮人；这是因为无论对谁而言，若想相互做出更正确的评价，就需进行许多游历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