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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的最后日子

- 作者:Johanna Fantova & Helen Dukas    译者:卢昌海 -

译者序: 这篇译作是对爱因斯坦晚年友人 Johanna Fantova 及秘书 Helen Dukas 各自记录爱因斯坦最后日子的文字之摘译。 这两篇文字都来自爱因斯坦文献专家 Alice Calaprice 编撰的 The New Quotable Einstein 一书, 标题分别为 “Day-by-Day Summary of Johanna Fantova's Journal” (Johanna Fantova 日志之逐日概览) 和 “An Account of Einstein's Last Days, by Helen Dukas” (Helen Dukas 之爱因斯坦最后日子记述)。


在这两位作者 (记录者) 中, Fantova 被 Calaprice 称为 “Einstein's last significant other” (出自 Calaprice 等编撰的 An Einstein Encyclopedia 一书), 其中的 “significant other” 常被中译为 “爱人” (比如中文维基百科就如是对应) 或 “情人”, 但中文 “爱人” 所具有的 “配偶” 之意, 及 “情人” 所具有的暧昧之意跟爱因斯坦与 Fantova 的关系有所不同 (前者完全不符, 后者过于夸大), 故我在《你好, 爱因斯坦同学》一书 (新星出版社, 2022 年) 中将之译为了 “女伴”——相应地, “Einstein's last significant other” 则译为了 “爱因斯坦最后女伴”。 Fantova 这篇 “Johanna Fantova 日志之逐日概览” 中的 “日志” (Journal) 是她所记录下的她跟爱因斯坦之间几乎逐日的电话聊天内容, 原文为德文; “概览” (Summary) 则来自 Calaprice 对 “日志” 的英译归纳。 Calaprice 的英译归纳曾发表于普林斯顿大学的 Library ChronicleThe New Quotable Einstein 一书收录的是该英译归纳的节选, 本译文则从后者中进一步节选了我认为比较有意思的部分。


Dukas 是两位作者 (记录者) 中更广为人知的一位, 她不仅是爱因斯坦的秘书, 很大程度上也是他晚年生活的照料者, 甚至还是他去世之后的文献保管和归整者——直至她自己于 1982 年 2 月 9 日去世。 与 Dukas 同为爱因斯坦遗嘱执行人的 Otto Nathan 在纪念 Dukas 时, 以一种很动人的方式表述了 Dukas 跟爱因斯坦的密切关系: “当杜卡斯最后一次闭上她的眼睛时, 爱因斯坦又死了一次。”​——让我想起张爱玲曾在多篇作品 (比如《对照记》《易经》《小团圆》) 中用过一种类似的表述, 称死者 (比如自己的祖父母) 在亲近者 (比如自己) 去世时相当于再死一次: “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 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 Dukas 与爱因斯坦的这种密切关系也可以在本文所译的 Dukas 的记录中得到一种印证: 知悉爱因斯坦去世的消息时, Dukas 晕了过去。 Dukas 这篇文字的原文也是德文, 由 Calaprice 译为英文。


这两篇文字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内容的侧重上都有很强的互补性。 从时间上讲, Fantova 的日志终止于 1955 年 4 月 12 日 (距离爱因斯坦的去世已不到一周, 也许是爱因斯坦能跟她打电话的最后日子), Dukas 记录的主体部分则恰恰是从这一天开始的 (因 Dukas 是爱因斯坦晚年生活的照料者, 故而能陪伴后者走到更接近生命终了的日子)。 从内容的侧重上讲, Dukas 的记录主要是关于爱因斯坦的病情及最后几天的生活, Fantova 的日志则包含了爱因斯坦晚年的大量观点——包括对很多人物及历史事件的看法, 前者侧重于爱因斯坦这个人, 后者侧重爱因斯坦的思想, 都具有独特的文献和研究价值。


最后还有一点需要提醒读者, 那就是: Fantova 日志的记录视角——起码字面上的视角——不是完全自洽的, 有时 (比如 1953 年 10 月 15 日) 是 Fantova 的; 有时 (比如 1953 年 11 月 5 日) 是第三方的; 有时 (比如 1953 年 12 月 19 日) 则是爱因斯坦的。 这种视角变化从文字中不难判断, 对内容亦无影响, 在 “译者注” 中就不特意评论了。

第一部分: Johanna Fantova 日志的逐日概览

1953 年 10 月 15 日

今天他收到了一篇荒唐的手稿, 让他评估。 他抱怨自己吸引了世上所有的疯子, 但仍试图回复, 因为他为他们感到难过。 他还收到了一位女士的来信, 索要七个签名, 以便留给她的孩子们, 因为她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留给他们。 他打算寄签名给她, 尽管他并不相信她的故事。

1953 年 10 月 16 日

抱怨他的 [刚作为附录发表在第 4 版的 The Meaning of Relativity (《相对论的意义》) 上, 包含了统一场论新方程式的] 新理论受到了疑问的轰炸和挑战。 他确信对之已无进一步工作可做。

1953 年 11 月 5 日

与 Fantova 讨论了恋母情结 (Oedipus Complex)。 不太认同梦是被压抑的本能的说法, 尽管也不认为完全不可能。 承认弗洛伊德的杰出, 但认为他的多数理论是胡扯, 因而不建议 Fantova 去做精神分析。 [译者注: 这里的 “去做精神分析” 是 “to be psychoanalyzed”, 指接受精神分析咨询, 而非从事精神分析。]

1953 年 11 月 11 日

跟普林斯顿的理论物理学家 John Wheeler (惠勒) 进行了有趣的讨论, Wheeler 的想法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译者注: Wheeler 的什么想法给爱因斯坦 “留下很深的印象”? 我很好奇但没有答案。 最直接想到的是关于 “超前势” (那是 Wheeler 跟 Feynman 的合作) 或 “geon” 的想法——两者都是 Wheeler 的著名想法, 且都跟爱因斯坦交流过。 不过据 Wheeler 自传 Geons, Black Holes & Quantum Foam 的记叙, 他跟爱因斯坦讨论前者大致在 1949 年, 讨论后者则 “距离他去世仅仅数月” (即 1954 年底或 1955 年初), 都不是 1953 年。]

1953 年 11 月 18 日

……发现艾森豪威尔的广播声明很精彩: “和平无法用军事手段取得”。 认同艾森豪威尔的立场, 即美国不应该介入中国政治。 [译者注: 除非有特殊说明, 本译文中的省略 (“……”) 均为译者摘译过程中的省略。]

1953 年 12 月 5 日

……提到了他的名字原本是 Abraham, 以纪念他爷爷, 但他父母觉得那名字犹太味太重, 就只取了首字母 A, 将他的名字改为了 Albert。 [译者注: 拙作《你好, 爱因斯坦同学》 (新星出版社, 2022 年) 引用过这一点, 并作过评述, 可参阅。]

1953 年 12 月 19 日

整晚都在做数学, 很困难。

1953 年 12 月 22 日

读 Bertrand Russell (罗素) 的文章 “What Is an Agonostic” (什么是不可知论者)。 表示了对 Russell 的敬意。

1953 年 12 月 31 日

得了重感冒, 但仍有一些除夕夜的访客。 为访客朗读了 Bertrand Russell (罗素) 论宗教的文章, 认为 Russell 是当世最好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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