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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自己的无知， －苏格拉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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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长在 Bluesky 新开了微博帐号 随笔之张爱玲篇 我在 随笔之余秋雨篇 中曾经写道 我喜欢的东西， 大家都不喜欢我也可以喜欢； 我不喜欢的东西， 大家都喜欢我也可以不喜欢。 这种我行我素的结果， 是我有时会在偶然的际遇中发现人人皆知的 “新大陆”。 这种 “新大陆” 的一个例子是余秋雨。 不过， 那绝不是唯一的例子， 一个或许更 “严重” 的例子是张爱玲。 比余秋雨的情形稍稍 “体面” 些， 张爱玲的大名我倒是早就听说过的， 但另一方面， 直到几个月前我还不曾读过她的任何文章， 却是非常 “不体面” 的——当然， 个别名句例外， 比如那句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 爬满了蚤子”， 只是以前未当回事， 直到后来听说那是她十九岁时写的， 才有些惊讶[注一]。
我对张爱玲的了解始于两三个月前， 在纽约某中文书店买了一位笔名 “白落梅” 的作者的张爱玲传记——《因为懂得 所以慈悲——张爱玲的倾城往事》。 老实说， 买那本书并不是因为 “张爱玲” 三个字当时对我有什么吸引力， 而是由于纽约中文书店里的书太少， 且很大比例都是俗不可耐的养生、 致富、 星相命理之类的东西， 难得看到几本像样的。 更巧的是， 在书架上同时出现的还有同一作者的另一本书——《你若安好 便是晴天——林徽因传》。 两本书装帧相似， 匹配成套。 可能是多年前买武侠小说或集邮养成的偏好， 我对成套的图书不自觉地会加点印象分， 于是就两本一起买了。 那两本书读过之后发觉其实并不适合我的口味。 作者乃是散文作家， 文笔华丽得一塌糊涂， 但抒情比例太大， 实质素材偏少， 作为传记有些华而不实。 不过， 书中描写的张爱玲后期——尤其是晚年——极度孤寂的生活却给了我很大的震动。 容我自贬 (或贴金？) 一下的话， 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讲， 我自己的心性之中就有几分不合群的孤寂。 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 张爱玲那种离群索居的孤寂在我心中激起了一种难以言状的波澜。 钦佩？ 怜惜 (如果前辈也可以被怜惜的话)？ 似乎都有几分， 又都不贴切。 但起码， 我对这个人的生平有了很大的好奇， 于是就找来了一些有关她的生平资料， 也看了她的一些散文， 还买了她的一本晚年著作——《对照记》。 不过她的小说我倒没怎么看， 只粗略翻过带自传意味的《小团圆》[注二]。 既然我的好奇是由离群而起， 那就从离群说起吧。 受童年家庭氛围等因素的影响， 张爱玲的离群自年轻时候起就显现出来了。 胡兰成在自传《今生今世》里说他当年通过苏青联系张爱玲时， 苏青就告诉他 “张爱玲不见人的”。 不过， 那时的张爱玲起码还有苏青、 姑姑等少数女伴， 以及胡兰成， 她真正的孤寂始于离国赴美。 1952 年 7 月， 对政治颇为淡漠、 甚至被一些传记作者称为 “政治盲童” 的张爱玲也许是凭借其对生活的深刻洞察， 从诸如清一色的中山装、 “批评与自我批评” 的 “优良作风” 之类的细节中， 觉察出了红色中国与自己的格格不入， 以 “继续因战事而中断的学业” 为由， 只身逃离了即将成为炼狱的所谓 “新社会”， 暂时迁居到了香港。 走之前她只知会了姑姑一人， 而且为了不牵累姑姑， 约定从此不再联络 (这约定一直维持到 1979年， 两人都垂垂老矣时才因时局解冻而解除)， 从而断绝了与大陆的一切联系[补注一]。 在香港逗留了三年之后， 1955 年秋天， 张爱玲又远涉重洋前往美国， 向着更孤寂的生活迈出了一步。 当轮船徐徐离开维多利亚港时， 不常落泪的她 “一路哭回房中”。 1955 年 11 月， 张爱玲只身抵达纽约。 张爱玲在纽约的身份是 “难民”， 住的是救济难民的屋子。 不过在那里， 她见到了胡适。 张爱玲从很早开始就是胡适的 “粉丝”， 事实上不仅她， 连她的父亲和姑姑也都是胡适的 “粉丝”， 常争抢胡适的书看。 后来虽然张爱玲自己也成为了名家， 但胡适在她心中的地位依然崇高， 用张爱玲自己的话说 “跟适之先生谈， 我确是如对神明”。 张爱玲与胡适的交往其实从 1954 年她还在香港的时候就开始了， 那时她将自己的小说《秧歌》寄给了胡适， 并且很快就收到了回信。 张爱玲非常高兴， 在给胡适的第二封信中写道： “收到您的信， 真高兴到极点， 实在是非常大的荣幸”。 我引述张爱玲的这几句原话， 是因为它们跟后来张爱玲的 “粉丝” 们接触张爱玲时的感受存在有趣的相似。 比如 1961 年张爱玲访问台湾时， 台湾的年轻作家们 (包括后来本身也颇为有名的白先勇、 陈若曦等人) 对她的尊崇就可称为 “敬她如神”， 恰如张爱玲之面对胡适[注三]。 而后来与张爱玲打交道的人若能得到张爱玲的一纸回信， 也同样会 “高兴到极点”。 比如台湾作家苏伟贞自 1985 年底进入《联合晚报》副刊工作的第一天起， 就立志要约到张爱玲的稿件， 为此坚持不懈地给张爱玲写信， 终于在两年之后得到一封回信。 对此， 不仅他， 就连他的同事都深感兴奋。 当他拆信时， 他的老师、 台湾诗人痖弦提醒道： “小心点， 信封仔细保持完整， 这得收藏的。” 在纽约期间， 张爱玲曾两次拜访胡适， 而胡适也亲自到张爱玲家去看过她。 胡适是一位极宽厚、 有长者风度的人， 我以前读过陈之藩的散文， 忆及在纽约见到胡适的情形时， 也给人那样的感觉。 不过， 同是回忆， 张爱玲的在洞悉情感上无疑要敏锐得多， 她在 “忆胡适之” 一文中记述过胡适看望她的经过， 对于胡适离去时的情形， 她这样写道： 我送到大门外， 在台阶上站着说话。 天冷， 风大， 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 [卢注： “赫贞江” 即 哈德逊河 (Hudson river)]。 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濛的灰色河面， 河上有雾， 不知道怎么笑眯眯的老是望着， 看怔住了。 他围巾裹得严严的， 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 厚实的肩背， 头脸相当大， 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 我忽然一阵凛然， 想着： 原来是真像人家说的那样。 而我向来相信凡是偶像都有 “粘土脚”， 否则就站不住， 不可信。 我出来没穿大衣， 里面暖气太热， 只穿着件大挖领的夏衣， 倒也一点都不冷， 站久了只觉得风飕飕的。 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 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 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 吹得眼睛都睁不开。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 这段话传神之至， 给我的印象也极深， 仿佛能看见一老一少站在寒风里， 也仿佛是对张爱玲晚年生活的一种预示。 而更令人 “凛然” 的是， 在国共风云的大变局中， 胡适在纽约的那段日子， 乃是他成名之后少有的落寞时光， 连屈尊在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 (East Asian Library) 任个馆长都未能持久， 被礼貌地裁了员， 不得不靠稿费艰难度日， 一度甚至要亲自上街买菜 (后来不买了， 但不是因为经济宽裕了， 而是他那 “河东狮吼” 级的太太嫌他不会还价)。 胡适那段日子的某些经历， 用历史学家唐德刚的话说， 是 “惶惶如丧家之犬”。 这一切不谙政治的张爱玲恐怕并不知晓， 但她从胡适神情中感觉到的 “一阵悲风， 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 竟似洞悉了胡适的落寞。 目光锐利如斯， 难怪被文学评论家夏志清称为 “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注四]。 张爱玲到达美国后只离开过一次， 那就是 1961 年访问台湾 (可能是为撰写张学良故事收集素材) 和香港 (目的是写剧本赚稿酬)。 其中在台湾期间一度住在台湾作家王祯和家， 并与王祯和及其母亲有过一张合影。 以我的 “八卦” 眼光看来， 比张爱玲小 20 岁的王祯和对张爱玲似乎颇有爱慕之意。 后来有编辑约王祯和写一篇有关张爱玲台湾之行的回忆文章， 王祯和写了几天之后却将稿子撕了。 不过， 在 1987 年接受台湾电视公司的一次采访中， 他还是留下了一些被各种张爱玲传记所援引的回忆， 比如： 我们家开杂货店， 街不是很宽， 邻居都很好奇， 都说我带女朋友来花莲。 她那时模样年轻， 人又轻盈， 在外人眼里， 我们倒像一对 ‘小情人’。 在花莲人眼中， 她是 ‘时髦女孩’， 因此我们走到哪里， 就特别引人注意。 我那时刚读大二上学期， 邻居这样看， 自己就好像是个 ‘小大人’， 第一次有 ‘女朋友’ 的感觉， 喜滋滋的…… 我还记得她在我家， 捧着木瓜， 用小汤匙挖着吃， 边看《现代文学》， 那样子是那么悠闲、 自在。 二十五年过去了， 那姿势我居然记得那么清楚， 就觉得她什么都好， 什么都美。 张爱玲回美国若干年后， 王祯和因工作之便有了赴美的机会， 于是给当时住在波士顿的张爱玲写信， 说想去看她， 张爱玲回信表示欢迎。 可惜王祯和在纽约迷了路， 找不到前往波士顿的巴士站， 错过了机会， 引为毕生之憾。 又过了几年， 当他又有赴美机会， 想再去看张爱玲时， 张爱玲却不愿再见了。 王祯和在接受采访时也提到了此事， 并且说道： 后来没见面是对的。 让记忆中她永远是那青春的一面。 其实我应该寄张现在的照片给她， 告诉她我也老了， 请她也寄张现在的照片给我…… 不要， 还是不要， 还是留着以前的记忆吧！ 真是奇怪， 我真的能把她的每一件事， 每个动作， 说的话都记得清清楚楚， 包括她喜欢戴的大耳环…… 王祯和只活了 50 岁， 就于 1990 年去世了。 他去世之后， 前面提到过的那位立志要约到张爱玲稿件的苏伟贞意识到那是 “十载难逢” 的机会， 便给张爱玲写了封信， 希望能约到一篇追念文章。 Nice try！ 可惜仍未成功。 张爱玲很快回了信， 对王祯和的去世表示感伤， 但同时却婉拒了约稿请求， 因为 “一时决写不出来， 反正绝对赶不上与别的纪念他的文字同时刊出”。 不过， 张爱玲给王祯和的母亲发去了一封吊唁信。 自 1985 年进入《联合晚报》始， 至 1995 年张爱玲去世终， 苏伟贞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写了无数信件， 却总共只收到 12 封回信， 而未能约到一篇稿件。 这是张爱玲晚年交际 (如果不交际也是一种 “交际” 的话) 状况的一个写照。 至于那些在张爱玲晚年还试图见她一面的人， 自然就更没希望了。 事实上， 就连张爱玲的遗嘱执行人、 在她最后十年里对她照应最多的林式同[注五]， 在整整十年的交往期间也总共只见过张爱玲两次。 不过， 张爱玲的与世隔绝是越到晚年越甚， 因此， 运气比苏伟贞好的人还是有的， 他 (她) 们的幸运之处不在于更有诚意， 而在于起步更早。 比如 1970 年左右， 当时在美国加州大学的女作家於梨华就曾邀请到张爱玲赴加州大学演讲， 并在演讲之后与张爱玲有一段在小咖啡室里 “同室共饮” 的交谊。 於梨华对那次会面的记述勾勒出了张爱玲性格中极可爱的一面： 我随即带她到学校近处的小咖啡室， 问她要茶还是咖啡， 她说： 我要一杯香草冰淇淋苏打， 说完对我企盼地望着。 高杯冰淇淋苏打来时， 她露齿一笑， 那神情完全像孩童骤获最切想的玩具一般。 她对我看的眼神及吸第一口冰淇淋苏打的神情我再也忘不了！ 於梨华对张爱玲的这种小女孩似的神情的印象是如此深刻， 以至于多年之后， 当张爱玲去世的消息传来时， 於梨华说： “在我眼前闪现的， 却是廿多年之前， 在小咖啡室里， 她用麦管吸冰淇淋苏打时的全心一意的神态。” 也许正是孤寂的生活使张爱玲在某些方面维持了纯净似水、 甚至如小女孩般天真无邪的心性， 而未像普通成年人那样受到阅历和环境的 “污染”。 这种心性形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人格魅力。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张爱玲的作品无疑是她魅力的主要源泉， 但对于有幸接触过她本人的人， 或者像我这样从那些 “幸运者” 的回忆中获得对她的点滴了解的人来说， 她的人格魅力恐怕并不逊色于她的作品魅力。 对此， 庄信正 (张爱玲在美国的主要友人之一) 妻子杨荣华的描述可谓非常典型： 七十年代初， 杨荣华初次见到了张爱玲， 她注意到张爱玲手掌上有一大块淤青， 一问， 原来是绑行李时被绳子勒的， 张爱玲道歉似地解释自己如何笨手笨脚。 杨荣华后来回忆说， 眼见张爱玲这么不会照料自己， 又那么纤瘦， 不禁涌起了保护她的念头， 张爱玲走在路上时 “那么勇往直前， 目不斜视， 使我忍不住跨到她的右侧摆出护卫的架势： 有车来为她挡车， 有风来为她挡风。” 与离群索居的孤寂生活形成强烈对比， 甚至貌似矛盾的， 是张爱玲同时却是一个喜爱大都市的人。 她曾经生活过的上海和香港都是大都市， 到美国后也偏爱纽约、 洛杉矶等大都市。 她找房子的若干要求中有一条乃是 “不怕吵 (有噪音、 车声、 飞机声最好)”。 而且， 她的作品也充满了对人情世故的通透理解和丰富的情感。 於梨华曾经这样形容张爱玲： 她在高楼上， 望下来时车水马龙、 熙攘的人间， 各种声音、 各种气味， 一点不妨碍她的写作。 对， 她有超人的、 特异的五觉： 视、 闻、 味、 听、 感， 于是她的作品才有精致的色彩、 声音、 服饰、 景色、 气味、 行动等无人能及的描述及展示， 但她却不愿同世间人打交道。 住在最喧闹的都市中， 创作着最入世的作品， 却过着近乎不食人间烟火的最出尘的生活， 这当然并无真正的矛盾， 但这样的生活， 实已达到了 “大隐隐朝市” 的境界。
张爱玲的小说《传奇》曾经有过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封面， 是她的好友炎樱设计的， 封面上画着两位仕女， 一位在弄骨牌， 另一位抱着小孩， 而栏杆之外， 却有一个用张爱玲自己的话说 “比例不对的人形， 像鬼魂出现似的”， 在窥视她们。 张爱玲说那代表现代人， 她的窥视倘若使人不安， “正是我希望造成的气氛”。 我看这幅封面的感觉略有些不同， 我觉得它勾画的倒像是张爱玲自己与芸芸众生间的关系： 张爱玲仿佛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在凝视这个世界。 从而不仅能看到喧闹， 也能看到喧闹背后无所不在的荒凉——就如杜牧所言： “在群众欢笑之中， 常如登高四望， 但见莽苍大野， 荒墟废垄”。 离群索居的孤寂生活与喧闹的都市虽无真正的矛盾， 但孤寂生活与千方百计想要挖掘张爱玲独家消息的媒体之间， 却有很大的矛盾甚至冲突。 这种冲突在 1988 年达到了一个高峰。 那一年， 受台北《联合报》所托的一位 “密探” 小姐设法打听到张爱玲的住址， 悄悄住进她的隔壁， 成了她的邻居。 那位 “密探” 同时也是张爱玲的 “粉丝”， 因此没敢直接打扰偶像， 而是耐心 “潜伏” 了许久， 终于趁张爱玲倒垃圾的机会远距离地看到了她的身影。 为了获取更多 “独家消息”， 她把张爱玲扔掉的垃圾包打开来作了仔细 “研究”， 并写成了一篇详细报道。 不过， 当她把报道发给《联合报》时， 编辑 “良心发现”， 意识到文章太过侵害隐私， 表示只有在张爱玲百年之后才能刊登。 那位小姐不甘心， 将文章又发给台北的另一份大报：《中国时报》。 出于对张爱玲的敬重，《中国时报》也拒绝刊登。 但并非所有媒体都有那样的操守， 那篇炙手可热的文章最终还是找到地方发表了[注六]。 当友人将这一 “密探” 入侵事件告诉张爱玲时， 她惊得不待通话完毕就挂了电话， 火速搬离了公寓。 那些年， 搬家对张爱玲来说堪称是生活的 “主旋律” 之一， 尤其是从 1984 到 1988 的四年间， 她在洛杉矶各种汽车旅馆间频繁地搬来搬去， 极端时每星期就要搬一次， 原因据她说是为了躲避跳蚤——仿佛年轻时那句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 爬满了蚤子” 变成了符咒在追逐她。 频繁的搬家导致了大量物品被有意无意地丢弃， 用她后来写在《对照记》扉页上的话说， 是 “三搬当一烧”， 一些珍贵的手稿和相片就此散佚。 随着年纪的增大， 张爱玲渐渐吃不消搬家的折腾了。 1989 年初， 在因上述 “密探” 入侵事件而搬家之后， 她在给友人司马新的信中写道： 累得筋疲力尽， 不能再搬了。 只好住址绝对保密， 仍旧用旧有的信箱作惟一的通讯处…… 中国人不尊重隐私权…… 所以我不能住在港台 [卢注： 以前曾有人问过张爱玲是否愿到港台定居]。 现在为了住址绝对保密， 连我姑姑都不知道…… 我还在住旅馆流浪。
晚年的张爱玲还深受病痛的折磨： 眼睛、 牙齿、 皮肤都有毛病 (她对跳蚤的恐惧有可能是将皮肤疾病误当成跳蚤所致)， 尤其是牙齿， 治了多年也没能治好， 直到 1995 年 5 月 2 日给夏志清的最后一封信中， 仍提到牙齿 “迄今都还在紧急状态中”。 依照医生的建议， 她戒掉了许多喜爱的食物， 也不得不从事一些理疗性的锻炼， 想做的事情——写作——却常常没有时间或体力去做。 在给亲友的信中， 晚年的张爱玲流露出了明显的焦虑。 比如在 1989 年 1 月给弟弟张子静的信中， 她写道： “我多病， 不严重也麻烦， 成天忙着照料自己， 占掉的时间太多， 剩下的时间不够用， 很着急”； 在同年 3 月给司马新的信中也写道： “剩下的时日已经有限…… 想做的事来不及做， 生活走不上轨道， 很着急”。 但即便如此， 在去世前一年 (1994 年)， 当获知自己的《对照记》得到台湾《中国时报》第十七届文学奖的特别成就奖时， 她仍不失幽默地拍了一组 (似乎是两张) 最后的相片 (其中一张见右图)， 并写下了一段风趣的说明： 写这本书 [卢注： 指《对照记》]， 在老照相簿里钻研太久， 出来透口气。 跟大家一起看同一条新闻， 有 “天涯共此时” 的即刻感。 手持报纸倒像绑匪寄给肉票人家的照片， 证明他当天还活着。 其实这倒也不是拟于不伦， 有诗为证。 诗曰：
人老了大都 张爱玲一向很注意自己的形象， 年轻时对服饰颇有研究， 爱穿别出心裁的衣服， 会见朋友， 甚至很熟的朋友时也常着盛装。 在美国虽深居简出， 偶而与人交往时也依然很注重形象。 比如应於梨华邀请赴加州大学演讲的那次， 在因飞机晚点而迟到十几分钟的情况下， 仍坚持要到洗手间整理一下妆容后才去教室。 即便到了晚年， 交际数量近乎于零， 物品也因频繁搬家而精简得不能再精简时， 她仍保留了少量的化妆品。 也许是只愿将最好的样子留给世人的缘故， 张爱玲晚年极少拍照 (此前在《对照记》初版中发布的相片除少数几张四十几岁外， 其余都是年轻时侯的)， 上述晚年相片也许是绝无仅有的， 难得地记录了岁月的流逝。 不过， 这一记录虽然直观， 却远不如她的文字来得令人回味。 她在《对照记》的末尾曾经这样描述岁月的流逝： 悠长得像永生的童年， 相当愉快地度日如年…… 然后崎岖的成长期， 也漫漫长途， 看不见尽头…… 然后时间加速， 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繁弦急管转入急管哀弦， 急景凋年倒已经遥遥在望。 一连串的蒙太奇， 下接淡出。 记得两三年前我和同事参加年终聚餐， 结束后有位四十来岁的同事忽然感慨道： “Time goes faster and faster! Is it just me?” (时间过得越来越快了！ 只是我一个人的感觉吗？) 确实， 童年时 “相当愉快地度日如年”， 而现在， 一天又一天， 一周又一周， 大雪落了又融， 花儿开了又谢， 时光飞逝得让人猝不及防。 从某种意义上讲， 感慨时光的飞逝， 乃是因为时光值得眷恋， 而时光之所以值得眷恋， 乃是因为人世值得眷恋。 这一点， 纵然像张爱玲那样过着出尘生活的隐士， 也并不例外。 事实上， 早在年轻时侯， 她就曾在一篇题为 “‘卷首玉照’ 及其他” 的文章中， 借评论自己的相片流露过这种眷恋， 她这样写道： 四下里低低的大城市黑沉沉地像古战场的埋伏。 我立在阳台上， 在黯蓝的月光里看那张照片， 照片里的笑， 似乎有藐视的意味——因为太感到兴趣的缘故， 仿佛只有兴趣没有感情了， 然而那注视里还是有对这世界的难言的恋慕。 只不过这种眷恋——或者用她自己的话来说 “恋慕”——与常人的相比也许有一个微妙的差别。 假如张爱玲果真是——如我看《传奇》的封面时所觉得的那样——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在凝视这个世界， 那么她的 “恋慕” 或许也是一种旁观者的 “恋慕”， 如艺术家之对艺术品那样的 “恋慕”。 世界在她眼里也许是一幅迷人的风情画， 那样的五光十色、 缤纷多姿， 令她久久驻足、 不忍离去。 这看来也并非我一个人的观感。 张爱玲去世后， 司马新在一篇纪念文章中也曾写道： “她的确对这世界有 ‘难言的恋慕’， 但只是旁观者的恋慕， 或 ‘张看’ 下的恋慕”[注七]。 “撕票” 的时刻终于来临。 1995 年 9 月 8 日午后， 林式同先后接到了张爱玲房东的女儿及洛杉矶警方打来的电话， 告诉他 “张女士已经去世了”。 大吃一惊的他驱车赶到张爱玲的住处， 凭着张爱玲的遗嘱， 他被允许进入了张爱玲的房间。 他在后来撰写的 “有缘得识张爱玲” 一文中， 对张爱玲去世时的样子作了以下描述： 张爱玲是躺在房里唯一的一张靠墙的行军床上去世的， 身下垫着一床蓝灰色的毯子， 没有盖任何东西， 头朝着房门， 脸向外， 眼和嘴都闭着， 头发很短， 手和腿都很自然地平放着。 她的遗容很安详， 只是出奇的瘦， 保暖的日光灯在房东发现时还亮着。 我觉得世上的一切都停住了！ 对于张爱玲房间里其它物品的情形， 林式同也作了描述： 张爱玲买了大量的灯泡， 因为她怕黑怕冷清， 电灯电视一天到晚开着， 这习惯她曾经和我谈起过…… 对门朝北的床前， 堆着一叠纸盒， 就是写字台， 张爱玲坐在这堆纸盒前面的地毯上， 做她的书写工作。 她打稿不用一般的写字纸， 在旧信封上、 买菜单上、 收据上、 报纸上， 都有她的字迹。 墙上没有挂任何东西， 连一张日历也没有， 真可算是家徒四壁了。 洗脸盆旁， 以及盆旁的药柜里， 摆着牙膏牙刷、 化妆品、 药瓶之类…… 我没有看到洗脸用的毛巾！ 大概她怕毛巾用了脏， 不好洗， 浴用的大毛巾在去世后还留在地下室里的洗衣房架上， 可能是体力弱了拿不动， 或者是不想多和其他房客和洗衣机打交道， 结果她的浴室里堆满了用过丢弃的纸巾。 她买了许多罐头食品， 也有一大桶冰淇淋， 最显眼的， 莫过于那四五大包 ENSURE 营养炼奶了。 她极其不喜欢烧饭煮菜， 也不出外上馆子， 在家尽吃些罐头或现煮食品， 又为了补充营养， 她买了不计其数的 ENSURE 营养奶， 喝奶喝坏了肚子， 又去看医生， 这样生活， 身体弱了， 没有人照顾， 是不能维持的…… 看来， 於梨华所看到的对冰淇淋苏打的喜爱被张爱玲保持到了生命的最后。 而最令观者辛酸的莫过于是她的怕黑怕冷清。 按照警方和殡仪馆的人判断， 张爱玲被发现时已经去世三四天了， 死因是心血管病。 去世前她似乎已经意识到自己不行了， 把重要证件全部放在了一个手提包内， 并摆在靠门口的折叠桌上， 使警察很容易地发现并将之交给了林式同。 林式同述及这一点时， 伤感地写道： 就在这个时候， 她还是不要人帮忙， 一个人就这么冷冷清清地走了！ 每当我想到这里， 为我对她照顾不周， 抱着深深的歉意。 1995 年 9 月 30 日， 包括林式同在内的几位张爱玲的生前友人乘船出海。 在蓝天碧海的陪伴下， 在轮船汽笛的长鸣声中， 张爱玲的骨灰与同行各人带来的鲜花花瓣一起， 被撒向了茫茫的太平洋——在这大洋的彼岸， 是她遥远的故乡……
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五日写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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