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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自己的无知， －苏格拉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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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长在 Bluesky 新开了微博帐号 杜布里奇访谈录 (钱学森部分)
古德斯坦： 我要问你一些有关钱 [学森] 的事。 杜布里奇： 哦， 钱是一位如此非凡的人， 他战前 [1938-1946] 就已经在这里， 那时我还不认识他。 战争期间的各种航空及喷气推进计划都非常需要他， 他与冯·卡门 (von Kármán) 一样著名。 他是冯·卡门的真正门徒——就我所知， 他们彼此钦佩。 战后他去麻省理工学院 (M.I.T.) 做了三年的航空学教授。 后来哈里·古根海姆 (Harry F. Guggenheim) 决定出资兴建两个航空研究中心， 一个在普林斯顿， 一个在加州理工， 每个中心都将有一个喷气推进方面的戈达德教授职位 (Robert H. Goddard Professorship)， 以及在现代航空、 喷气推进、 超声速飞行等方面从事扩展计划的经费。 普林斯顿和加州理工都希望钱能成为戈达德教授， 而我们赢了。 我们非常高兴看到他回到这里。 他是如此称职， 如此富有想象力和效率， 并且如此轻松自在， 他赢得了所有教员的尊敬。 他是一位杰出的教员。 [1950 年的] 某一天， 他来看我， 并且对我说： “你知道我在中国有年迈的父母。 我很久没见到他们了。 当然， 在打仗时我是不可能回去的， 但我现在也许可以回去了。 我只想请一段时间的假。” 我问： “多久？” 他说： “嗯， 我实在不知道自己想和他们住多久， 这取决于我父母的健康， 总之是几个月。” 我说： “当然， 你可以离开一段时间。” 因此他完全公开地做了安排， 并且告诉了所有人。 结果有人告诉了当时任海军助理次长的丹·金博尔 (Dan Kimball) 钱将要回中国访问。 丹说： “哦， 不行， 我们不应该让他去中国。” 你知道， 中国不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钱显然知道这一点， 金博尔觉得让钱回中国对钱以及对美国都有点冒险。 我却不那样认为。 我对钱有足够的信任， 我相信他不会带很多文章， 一些航空理论工作， 回去做。 麻烦的是， 有人把金博尔的评论看得很认真， 说： “我们必须阻止他。” 怎样去阻止呢？ 他们想到的阻止他的办法是指控他为共产党人。 他们发现在三十年代曾经有过一个共产主义小组。 [译者注： 金博尔于 1949 年 2 月起任海军助理次长 (assistant secretary)， 1950 年 5 月起升任次长 (under secretary)。 杜布里奇在访谈录中称其为助理次长， 但钱学森事件期间金博尔的实际职位已是次长， 因此其他相关资料多称其为海军次长。] 古德斯坦： 我以前听说过那个。 杜布里奇： 我不知道其中有什么人。 但在大萧条时期这里曾经有过一个小组， 就像很多大学都有的那样。 他们说一定存在一种更好的经济体系， 也许俄国人已经找到了。 钱对于他与那个小组的关系的说法是这样的： 在这个指控刚被提出时， 他对我说： “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我说： “你与共产主义小组有过任何联系吗？” 他说： “这里有一群搞社交聚会的人。 当我作为一个陌生人来到这个国家时， 有两三个这种加州理工学院的人邀请我去他们的屋子参加社交小聚会， 我去过几次。” 他说： “我估计有过一些政治话题， 但所谈的大都只是一般事务， 我把它们当成纯粹的社交活动。 我绝没有以任何方式加入过任何共产党， 我甚至不记得 ‘共产党人’ 一词在那些活动中被提及过。” 但有人在一张纸上记下了参与其中某次聚会的人的名字， 这后来成为了证据。 我想那是一个打印名单， 在边上写着 “钱”， 那害苦了他。 他以前 [1947 年] 曾回过中国， 然后又返回美国。 当你返回这个国家时， 标准的程序显然是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你过去或现在是否是共产党的成员？” 当然， 他写了 “不”。 因此对他的指控是提供伪证——即他曾经是这个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 却在重返这个国家时说自己不是。 古德斯坦： 证据就是那个名单？ 杜布里奇： 是的。 古德斯坦： 你看到过那个名单吗？ 杜布里奇： 我看过一个复印件。 在他的听证会上那被当作了证据， 他因此而被逮捕， 他的行李、 论文及所有其他东西都被没收了。 海关或移民局的官员说那里有很多 “高度技术性的资料”——言下之意是秘密资料。 古德斯坦： 当他们逮捕他时， 那是你所听到的有关事态发展的第一个消息吗？ 杜布里奇： 我曾听说金博尔关于他不应该走的评论引起了一些动静。 但我没想到他们真的采取了行动。 在他准备动身时， 一切看上去都还正常。 我们听说他被捕是他给这里某个人打了电话， 那也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 他们把他关在圣佩德罗 (San Pedro) 的一个拘禁所， 我们在那里看望了他。 他有一个小隔间， 一个完全舒适的房间。 那不是监狱——但那是一个拘禁所。 他有一个房间， 一张桌子， 一盏灯， 一张床等等。 但那样的拘禁对他——对他的自负和自尊——是一个可怕的打击。 他想到自己曾经那么充分地效力于这个国家 (他的确如此)， 却得到了这种对待…… 这最终使他变得非常愤恨。 克拉克·密立根 (Clark Millikan) 和我常常去探望他， 并与我们能想到的所有人进行了交谈。 [译者注： 克拉克·密立根是当时加州理工学院的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 (Guggenheim Aeronautical Laboratory) 主任， 他父亲罗伯特·密立根 (Robert Millikan) 是 1923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古德斯坦： 你当时和金博尔谈过吗？ 杜布里奇： 克拉克显然谈过， 我不记得自己是否见过丹。 丹也深感震惊。 他说： “你知道我并不是说他该被逮捕， 那太糟糕了， 他并不是共产党人， 囚禁他是没有理由的。” 移民局的行动让他恼火——我觉得是非常恼火， 对移民局将他随口说说的评论如此当真， 以及没有用其他方式劝钱不要走。 也许丹认为我应该劝说钱不要走——我不知道。 不管怎么说， 那是一个令人难过的事件。 我去那里探访过钱几次， 只是与他交谈， 了解他的想法。 他们后来让他假释回到了帕萨迪纳 (Pasadena)， 但没有许可不能离开洛杉矶郡 (Los Angeles County)。 他的假释由克拉克·密立根监督， 后者需要起誓一旦钱离开该郡就汇报。 这是很受羞辱的经历。 但最后假释被取消， 他还是回到了中国 [1955 年]。 自那以后他变成了很激烈的反美人士。 最近加州理工学院决定授予钱杰出校友奖， 他表示自己不能来。 他写信给弗兰克·马布尔 (Frank Marble) 说： “我不能来的原因是因为我仍然受到驱逐。 如果我回到美国， 我估计驱逐令就会被启动， 而我将被驱逐。 因此我不想惹麻烦， 虽然我愿意回来， 愿意造访。” 马布尔将信的复印件寄给我， 并问我： “对此我们能做什么？”[注一] 那是几个星期前才发生的事。 我能想到去做的唯一的事， 就是写信给 [卡特总统的科学顾问] 弗兰克·普雷斯 (Frank Press)。 普雷斯给我回信说他对这个消息很感兴趣， 并将立即派人去处理——可是当然他在 1 月 1 日离开了 [白宫]， 自那以后发生的事我就不知道了[注二]。 古德斯坦： 钱是被诬告的吗？ 你觉得那真是一份写在纸上的真人名单吗？ 杜布里奇： 是的。 我没有理由怀疑它， 因为我们在麦卡锡时代曾发现过两到三位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生及其他人涉及了此事。 那的确是一个共产主义小组， 有些人后来承认了这一点。 但我也确实相信钱所说的他没有将之视为加入共产党。 他在这个国家是一个孤独的陌生人， 他受到了加州理工学院大家庭及镇上的这一小群友善的人的欢迎。 我想……他说过他在这些友善的社交聚会中度过了美好的时光， 从未想到过自己涉入了任何不恰当的事情。 “被诬告” 不是一个正确的用语， 我想那只是一系列的误会及过度反应。 古德斯坦： 学院的理事们对钱的事情感到很心烦吗？ 他们曾经对鲍林 (Linus Pauling) 心烦， 钱的事情发生在同一个时期。 [译者注： 鲍林是 1954 年诺贝尔化学奖及 1962 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曾被麦卡锡主义列入黑名单。] 杜布里奇： 是的。 我想那些不喜欢鲍林的人大都也相信对钱的指控。 我记得我告诉过理事会， 我们已经调查过， 并且确信钱不属于这个共产主义小组， 而只是与很多人一样， 与其中某些人有交往。 我不记得有什么理事对此提出过有力的评论。 我知道他们中有些人觉得 [钱所受的对待] 是一种耻辱。 有些人曾与我们携手， 找寻有什么能做的。 但我想他们中也有一些人认为： “如果钱是共产党人， 那就把他送回中国吧。” 古德斯坦： 通过这件事， 他们显然造就了一位热忱的中国共产党员。 杜布里奇： 是这样的。 原文注释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七日译于纽约 译者序： 已故美国华裔女作家张纯如 (Iris Chang) 是《南京暴行：被遗忘的二战大屠杀》(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 一书的作者。 《蚕丝》(Thread of the Silkworm) 一书则是她撰写的钱学森传记， 也是她的第一部著作。 在撰写这部著作的过程中， 她采访了很多人， 其中包括中国的火箭科学家， 钱学森当年的美国同事， 以及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 张纯如是一位持独立立场的自由撰稿人， 她曾在李文和事件期间公开谴责美国政府的做法， 也曾公开驳斥美国国会指控中国窃取美国核武机密的考克斯报告 (Cox Report)。 张纯如所研究的大都是很沉重的历史题材。 2004 年， 她在撰写第四本著作期间自杀离世。 这里所译的片断介绍了钱学森的一些早期决定及想法， 在发生时间上略早于杜布里奇所回忆的那些事件。 第 14 章片断： 从 1948 年末到 1949 年， 钱学森通过报纸留意着有关中国内战的事件。 国民党正在败退， 中国人民解放军已进入北京， 并在 1949 年 4 月不战而进驻了南京。 5 月份， 他们夺取了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 在毛泽东的胜利之师面前逃亡的蒋介石军队撤退到了距中国南部海岸 90 英里的台湾。 正是在那时， 钱学森做出了也许是他一生最重要的决定。 他早晚必须要决定自己及家庭的扎根之地。 他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 他永远是种族意义上的中国人， 但他知道自己的未来在美国。 1949 年， 他迈出了最后一步： 申请成为美国公民。 [译者注： 此处的 “正是在那时” 当只是泛指上一段所说的 “从 1948 年末到 1949 年” 那段时间，而非那一连串事件结束之时。 钱学森递交入籍申请的确切日期是 1949 年 4 月 5 日， 那时解放军已夺取北方， 但尚未进驻南京。] 第 16 章片断： 在 1949 年 10 月中国落入共产党人之手后不久， 钱学森开始收到来自他父亲的越来越紧急的信件。 他父亲敦促他回去， 因为他即将做一次胃部大手术。 显然， 他也希望有时间与他尚未见过的钱学森的孩子们在一起。 在他的安全许可被吊销前， 钱学森曾与朋友们讨论过那些信件， 并且似乎因那些信件而经受了负疚感的煎熬。 “他不知道该如何做，” 他的一位前往普林斯顿当教授前曾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的朋友萨默菲尔德 (Martin Summerfield) 回忆说， “他被忠诚所撕裂， 但我想他已经决定留在美国。 他想留在美国， 他想成为公民， 但他必须找到一个安慰他父亲的办法。” 钱学森有些怀疑他父亲是在共产党人的压力下写出那些试图引诱他回去的信件的。 他一度与杜布里奇及其他几位朋友讨论过这种担忧， 其中一位暗中将这一信息透露给了联邦调查局。 他父亲是否真的受到那样的压力也许永远都无从知晓。 但这种来自中国共产党政府的针对生活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的公开骚扰是有例可循的。 很多像钱学森一样的中国国民收到了来自亲友的信， 敦促他们返回中国大陆， 有人甚至发现自己成为了刊登在美国中文报纸上的公开信的目标。 据说有位学生因加在身上的压力而神经崩溃， 进了精神病院。 不过这类故事并无详尽记载， 也并非广为人知。 但取消他的安全许可改变了他的想法， 促使他质疑自己对美国的效忠， 并开始怀疑他的事业是否让他忽略了尽孝的职责。 也许现在是回中国待一段较长时间的合适时机。 钱学森还考虑过带他父亲离开红色中国前往香港的可能性， 但他向朋友承认这一计划没什么成功的希望， 并转而决定在中国找一个临时教职， 也许直到他父亲去世为止。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七日译于纽约 站长往年同日 (11 月 8 日) 发表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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