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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本人文字的读者 《84, Charing Cross Road》
最早知道 Helene Hanff 的《84, Charing Cross Road》一书是在 2011 年， 从钟芳玲的《书天堂》中读到的。 当时在网上搜到了该书的一个 Word 版本， 随手制成 pdf 文件放到电子书阅读器上， 在上下班的路上读了一遍。 这些在拙作 书林散笔： 书人的故事 中记述过，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一读， 对《84, Charing Cross Road》一书及作者 Hanff 有个背景了解。 简单地说， 该书是纽约女作家 Hanff 与伦敦古书店 Marks & Co. 的店员之间的通信集， 书名 “84, Charing Cross Road” 是 Marks & Co. 书店的地址。 《84, Charing Cross Road》后来还被拍成电影， 1987 年首映时连英国的 Elizabeth 王太后都出席了， 我这位 “迟到” 的观众也买了 DVD 看过。 跟一本书的缘分到这程度应该就算差不多了——毕竟要读的书实在太多， “见异思迁” 是必然的。 但《84, Charing Cross Road》却有些例外。 就在它渐渐被我淡忘的时候， 2015 年 5 月， 我在长岛的一家旧书店居然同时看到了三本 Hanff 的书。 除《84, Charing Cross Road》外， 还有《Q's Legacy》和《The Duchess of Bloomsbury Street》。 拿起来翻了翻， 发现在松散的意义上， 后两者分别可算是《84, Charing Cross Road》的前传与后传。 受昔日集邮及购买武侠小说习惯的影响， 我对成套作品素有偏爱， 便三本一齐买了。 最近， 我打算按 “情节” 顺序读这三本书， 结果发现无论 “前传” 还是 “后传”， 由于创作在后的缘故， 都是要读过《84, Charing Cross Road》之后才更有趣味的， 而我对后者的记忆已相当模糊了， 便决定先重读一下——反正只是不到 100 页的小书。 但重读之下， 也许是实体书的排版比 “土制” pdf 强得多， 从而不知不觉间读得更用心之故， 居然读出了很多新趣味， 简直将几年前的初读衬托成了白读。 钟芳玲在《书天堂》中曾经表示， 她读过数十遍《84, Charing Cross Road》， 并一度想翻译此书， 最终却放弃了， 因为 “无法用另一种语言来为他们发声”。 在为《书天堂》新版添加的 “后续笔记” 中， 她提到影片《84 Charing Cross Road》在台湾上映时， 片名被译成了《迷阵血影》， “让人欲哭无泪”。 对于这些看法， 我是颇为赞同的， 哪怕撇开 拙劣翻译 不论， 哪怕有些英文并不复杂， 其中的微妙趣味一经翻译也依然有可能失色， 因此在这篇随意的文字中， 我该偷懒时就偷懒， 将随时照搬原文。 《84, Charing Cross Road》所录的通信以 1949 年 10 月 5 日 Hanff 向 Marks & Co. 书店的初次购书为始。 署名 “FPD” 的店员给 “Dear Madam” 的回信紧随其后。 FPD 在随书寄来的帐单上只标了 “￡1/17/6” 那样令人头晕的英国价格， Hanff 不得不找了位英国友人替她折算成美元。 在回信中， Hanff 表示自己加法不好， 而且不懂 “双语算术”， 要求对方今后将价格译成美元。 在信的末尾， 她还写了一句 “I hope ‘Madam’ doesn't mean over there what it does here”。 我对 “Madam” 一词的历史沿革不甚了解， 这个词作为对陌生女子惯常尊称的一种， 照说是完全得体的， 但 Hanff 看来不喜欢， 欲除之而后快， 便——这是我的猜测——含蓄地提示了它的若干含义中唯一的负面含义， 相当于中文的 “鸨母”。 FPD 足够细心地捕捉到了 Hanff 的意思， 从第二封信开始就将 “Madam” 改成了 “Miss”。 同时他对 Hanff 也提了个要求， 让她别在信里夹寄现金， 而改用邮局汇票 (post money)， 以防遗失。 不过 Hanff 没有采纳， 理由是邮局远在几十条街之外， 而且还要排队， 若等到有其他事情要去邮局时， 买书的钱可能早被挪用了。 她最后俏皮地表示 “I have implicit faith in the U.S. Airmail and His Majesty's Postal Service”。 在双方通信的最初几年里， 英国的生活比较艰苦， 食品处于配给状态。 虽然自己手头也不宽裕， 但自 1949 年底开始， Hanff 开始向 Marks & Co. 书店寄赠食品 (后来扩展到了尼龙之类当时英国比较匮乏的其他物品)， 她并且对美国斥巨资重建德国和日本， 却对英国的困境视而不见表示不满。 双方的友谊发展很快， 但美中不足的是， “FPD” 迟迟没有亮出真名， 仿佛杨过初见郭襄时的戴着面具。 于是在寄赠食品时， Hanff 含蓄地将了对方一军： “I'm sending it c/o you, FPD, whoever you are”——她并且对 FPD 加了粗体。 这份言外之意也被对方读了出来， 于是自下一封信起， 书中的 “男一号” 终于署上了全名 Frank Doel (严格讲， 真正的全名是 Frank Percy Doel， 不过省略 middle name 本就是常见的)。 对此， Hanff 在《Q's Legacy》一书中不无得意地表示 “I finally wormed his name out of him”。 众所周知， 友谊发展到一定程度是可以变成抱怨的资本的——尤其是在女孩这一方。 在 1950 年 3 月 25 日的信里， Hanff 首次动用了这一资本， 对 Doel 很久没给她寄书进行了抱怨： “What are you DOING over there, you are not doing ANYTHING, you are just sitting AROUND”。 Hanff 表示自己已被迫读起了图书馆的书， 还在页边上写起了笔记， 如此下去没准要被吊销借书卡了。 如果要为这样的抱怨取个名字的话， 我想应该叫做 “撒娇式抱怨”。 但不管什么 “式”， 英国绅士能做的自然只有道歉。 直到几个月后， Doel 才终于又找到两本 Hanff 要的书， 可以 “负责任地” 表示 “It is such a long time since we wrote to you I hope you do not think we have forgotten all about your wants”。 不过因时隔太久， 寄书前 Doel 决定先向 Hanff 确认她是否已从其他途径买到那两本书。 Hanff 回信说 “never wonder if I found something somewhere else, I don't look anywhere else any more”。 当时纽约合 Hanff 胃口的书店几乎只有一家，那就是 17 街的 Barnes & Noble (那家店我也逛过， 是唯一一家 Hanff 逛过， 并且我也逛过的书店， 可惜已于 2014 年初关闭了)。 Hanff 表示既然足不出户就能从 Marks & Co. 买到精美的图书， 又何苦还去 17 街呢， “from where I sit, London's a lot closer than 17th street”。 1950 年 10 月 15 日， Hanff 又迎来了抱怨的机会——她收到了 Marks & Co. 书店用旧书书页作包装寄来的书。 Hanff 对书店带头撕书的行为表示了 “强烈谴责”， 表示被用作包装的书页是关于一场战斗的， 她却连那是什么战斗， 谁打赢了都不知道， 要求 Doel 将前后两页一并寄来 (这是谴责撕书的节奏吗？)， 以便她能搞清楚。 这当然也是 “撒娇示抱怨”， 其实 Hanff 自己虽不撕书， 但每年都是要扔掉一些不打算再读的书的。 整整一年后的 1951 年 10 月 15 日， 在收到了一本 Pepys 日记 (《The Diary of Samuel Pepys》) 时， Hanff 再次狠狠地抱怨了一番， 因为那本日记是节选本， 而且偏偏缺失了诸如 Pepys 被老婆从床上揪起来之类的重要八卦。 Hanff 买书的习惯是只买已经读过的书 (用她自己的话说， 买没读过的书 “就像买没试过的衣服”)， 因此内容的缺失是很难逃过她那 “火眼金睛” 的。 读到那封抱怨信时， 我想起自己也买过 Pepys 日记的节选本， 便翻了一下， 结果也没有那则八卦， 没准跟 Hanff 收到的节选本是同一种。 自 1950 年 4 月开始， Hanff 跟 Marks & Co. 书店的通信出现了 “第二渠道”， 一位名叫 Cecily Farr 的女店员给 Hanff 写来了悄悄信， 并一再嘱咐要瞒住 Doel， 因为后者想要 “垄断” 与 Hanff 的通信 (“he does rather look on you as his private correspondent”)。 也许觉得这么说有损 Doel 的形象， Farr 又立刻解释说 “That sounds stuffy and he's not, he's quite nice really, very nice in fact”。 常言道 “三个女人一台戏”， 其实两个女人也差不离。 Farr 的信三言两语搭好 “戏台”， 随即就转入了八卦， 首先描述了自己及其他店员想象中 Hanff 的模样， 又表示若 Hanff 对 Doel 的模样感到好奇的话她也可以描述， 然后也不理会 Hanff 是不是真好奇， 直接就描述开了： “年近四十， 长得很帅”。 接着仿佛是怕这么描述太过暧昧， 又把 Doel 的家庭状况和盘托出： “娶了一位很甜心的爱尔兰女孩”， 最后还进一步补充了一句 “我相信她是他的第二任妻子”， 大有将八卦进行到底的魄力。 “第二渠道” 的阵容后来有了扩大， 甚至超出了 Marks & Co. 书店的范围， 连 Doel 的妻子也加了盟， “第二任妻子” 之说也得到了 Doel 妻子的亲自证实 (“Frank lost his first wife during the war”)。 “第二渠道” 的通信内容大都是关于生活的， 称呼既亲密又随意， 比如 “Helene dear”、 “Helene my dear”、 “Dearheart” 等等。 相比之下， 英国绅士 Doel 就刻板多了， 自 “Dear Madam” 被 “纠正” 之后， 就一直是 “Dear Miss Hanff”， 直到 1952 年 2 月 14 日才在 Hanff 的要求下去掉了 “Miss”， 改成 “Dear Helene”。 就这么一点小改动， Doel 还一本正经地解释说他的信由于涉及商务， 店里要存档， 因此必须用正规称呼， 唯有当前这封由于不涉及买书之事， 无需存档， 才可以称 “Dear Helene”。 但在下一封信——商务信！——中， Doel 终于豪迈了起来， 表示 “you see I don't care about the files any more”。 “Dear Helene” 从此成为了 Doel 对 Hanff 的正式称呼。 关于 Doel 想要 “垄断” 与 Hanff 的通信一事， Farr 1951 年 4 月 4 日的来信也颇有趣味， 当时 Hanff 寄给书店的另一包食品刚刚收到， Doel 却恰好出差在外， 无法及时回信。 Farr 表示大家都为这一失礼而沮丧， “and of course no one else quite dares to write to Frank's Miss Hanff”。 不过， Farr 低估了店员们的勇气， 这一回除她之外， 另两位店员也悄悄地给 Hanff 回了信。 而对诸多店员 “通敌” 之事一无所知的 Doel 则在 5 天之后还为没有及时回信道了歉。 在道歉信里， 英国绅士也幽默了一下， 表示在工作最繁忙的日子里， 他只在早餐和睡觉时才回家， 被妻子戏称为旅客， 但当他将 Hanff 寄来的食品带回家时， 立刻就回到了 “好人” 队伍里， 一切都被宽恕了。 当然， 其他店员给 Hanff 写信之事后来不再是秘密了。 在 1952 年 2 月 14 日的信中， Doel 感谢了 Hanff 寄去的尼龙， “The girls are very thrilled and I believe they are planning to write to you themselves”。 在那同一封信中， Doel 还写道： “I don't see how we can ever repay you for your many kind gifts. All I can say is, if you ever decide to make the trip to England, there will be a bed for you ...... for as long as you care to stay”。 在后来的岁月里， Marks & Co. 的店员们几乎每年都重复着对 Hanff 的邀请， 期盼着她的访问。 在给 Hanff 的信里， Marks & Co. 的店员们详细叙述了对 Hanff 寄去的食品的精心分配， 以及每一位收到食品的人的喜爱和感激之情。 这些平凡人和平凡事， 这些认真的生活和真诚的友谊， 读起来有一种特别温暖的感觉。 忘了是谁说过大意这样的话： 开新书店的是商人， 开古书店的是书人， 真是很贴切。 Marks & Co. 的店员们不仅都懂得并欣赏 Hanff 的文笔， 而且他们自己的文笔也不错。 在 Hanff 与 Marks & Co. 书店的交往中， 有一个特点很引人注目， 那就是尽管有寄赠物品的私谊， 双方的购书帐目仍是一清二楚的。 Doel 也曾回赠过礼物， 甚至回赠过书， 但对于 Hanff 向书店购买的书， 双方仍一丝不苟， 从未在价格上客气过。 信件里记载的唯一一次算得上照顾的是 Hanff 想买一套六卷本的书， 但无力一次购买， 要求分期寄给她， 而 Doel 将六本书一次寄给了她， “please don't worry about paying it all at once. Your credit will always be good at Marks & Co.”。 这种私谊与公务的并行不悖无疑使私谊显得更为纯净。 1952 年 5 月 4 日， Doel 妻子在给 Hanff 的信里附了几张 Doel 的相片 (可惜书中没有影印)， 并且表示 “Frank says none of them do him justice, he is much better-looking; but we just let him dream”。 几年后， 她在另一封信中再次拿 Doel 开起了玩笑， 说 Doel 的两个女儿彼此相像， 但其中一个女儿是第一任妻子所生的 (Doel 妻子婉转地称之为 “my ready-made daughter”)， 因此彼此相像显然是因为两人都像 Doel， 但她们都比 Doel 好看， “though of course he won't admit this!”。 1952 年 5 月 11 日， Hanff 在收到 Doel 寄来的精美的《The Compleat Angler》一书后感慨道： “What a weird world we live in when so beautiful a thing can be owned for life——for the price of a ticket to a Broadway movie palace, or 1/50th the cost of having one tooth capped”。 几个月后， 在另一封信中， Hanff 提到她的牙医去度蜜月了， “I financed the honeymoon”。 “牙” 这东西三番两次出现在 Hanff 的信里不是偶然的， 除写作事业不顺之外， 她迟迟无法访问英国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很可能就在于 “牙”， 因为她的牙医认为她的所有牙齿要么全得拔掉， 要么全得做牙帽， 那费用对她来说是天文数字。 1953 年 6 月 11 日是英女王的加冕日， 英国绅士 Doel 在给 Hanff 的信中再次展示了幽默： “we all drank your health as well as the Queen's”。 Hanff 迟迟无法访问英国， 但她的一对朋友倒是于 1957 年访问了 Marks & Co. 书店， 他们写给 Hanff 的信也被收入了书中。 那是整本书中我最喜欢的信， 幽默而感人地显出了 Marks & Co. 店员们对 Hanff 的深厚情谊——甚至让我不止一次地想象着他们的会面场景 (可惜电影居然没拍这一场景)： You might have warned us! We walked into your bookstore and said we were friends of yours and were nearly mobbed. Your Frank wanted to take us home for the weekend. Mr. Marks came out from the back of the store just to shake hands with friends-of-Miss-Hanff, everybody in the place wanted to wine and dine us, we barely got out alive. 时光在不到 100 页的薄薄书页中飞逝着。 1949 年到 1952 年这三年的通信占去了一半的篇幅， 此后的通信密度逐渐降低， 最后几年更是从几个月一封降到了几年一封， 透着一种曲终人散的忧伤， 仿佛张爱玲在《对照记》中所写的， “时间加速， 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繁弦急管转入急管哀弦， 急景凋年倒已经遥遥在望”。 旧店员的凋零， 经营的艰辛在 Doel 的信中偶有流露。 1965 年 10 月 4 日， 只差一天就是他们通信满 16 年的日子， Doel 在信中写道： “we're still here, getting older and busier but no richer”。 这封信与下封信之间隔了将近三年。 1968 年 9 月 30 日， Hanff 在给 Doel 的信中问道： “Still alive, are we?”——这是一个很技巧的问候， 因为一般人在这样的问候中是不用 “are we?” 的 (要用也是 “are you?”)。 但 Hanff 这个简短而技巧的 “are we?” 越读越是余味无穷， 道出了一对朋友在无情的时光流逝中共同老去的凄婉。 三个多月后， 1969 年 1 月 8 日， Marks & Co. 书店的秘书给 Hanff 写了封信， 告诉她 Doel 已于 1968 年 12 月 22 日去世： “it is with great regret that I have to tell you that he passed away on Sunday the 22nd of December”。 而在那之前不久， 书店老板 Benjamin Marks 也去世了， Marks & Co. 书店本身也到了曲终人散的边缘。 Hanff 不禁失声痛哭。 全书正文部分的最后一封信是 Hanff 写给一位伦敦朋友的， 她说多年前有位朋友曾经告诉过她， 每一位访问伦敦的人都能找到自己心目中想要找寻的那个伦敦， 她说自己盼望伦敦已经盼了很多年， 很多次看英国电影， 都是为了看看伦敦的街道， 但当她环顾自己房间里那么多来自伦敦的书的时候， 她知道自己想要找寻的那个伦敦其实就在身旁。 她伤感地写道， 为自己找来这些书的人已经去世， “If you happen to pass by 84 Charing Cross Road, kiss it for me? I owe it so much”。 《84, Charing Cross Road》是一本从各个角度讲都很成功的书， 但它的出版并非一帆风顺。 率先读到书稿的编辑被感动到落泪， 但出版社仍作出了否定的判断。 Hanff 于是将书稿交给了另一位编辑， 后者又将之转给了其他出版社…… 几个星期后的一个早晨， Hanff 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 Hanff 小姐吗？ 我是 Dick Grossman， 你的出版商。” “我没有一个名叫 Dick Grossman 的出版商。” “你现在有了， 我们将要出版《84, Charing Cross Road》。” 《84, Charing Cross Road》的出版使原本不出名的 Hanff 和 Marks & Co. 书店， 以及 84 Charing Cross Road 这一地址都一举出了名。 这本书、 这段书缘是几位真诚的书人在一个特殊年代里碰撞出的小火花， 它的出现与很多细小的机缘也不无关联， 比如 Hanff 若不是活泼俏皮的 “小女生”， Doel 若不是年长而又温文尔雅的绅士， 而是反过来——无论男女之别反过来还是年龄之差反过来——可能就不会有这样温馨的通信； 比如 Hanff 初次想要邮购的几本书若恰巧全都没有， 或许也不会有那样的通信； 甚至若不是 Hanff 的会计师为了减税的需要让她保留 Marks & Co. 书店的来信， 也同样出不了那样一本书。 《84, Charing Cross Road》出名之后， 一家以 Charing Cross Road 为店名的伦敦书店也收到了很多美国女读者的来信， 或许是想 “复制” Hanff 与 Marks & Co. 书店的书缘吧， 可惜非但无法如愿， 店主甚至有可能是因为不胜烦扰而把店名都改掉了。 《84, Charing Cross Road》的出版使 Hanff 走出了事业低谷， 并在不久之后圆了她访问伦敦的心愿， 却无法挽救经历过半个多世纪风雨的 Marks & Co. 书店， 后者与 Doel 一样未能等到 Hanff 的来访， 于 1970 年底结束了营业。 自那以后， 在 84 Charing Cross Road 这个地址上相继出现过唱片行和餐厅， 离书越来越远。 不仅如此， 在图书业整体不景气的大背景下， 曾经书店云集的 “Charing Cross Road” 本身离书也越来越远了， 最后就连 84 Charing Cross Road 这个门牌也被商家改成了 24 Cambridge Circus——不过总算有一块纪念铜牌还留在原处， 上面写着：
84 CHARING CROSS ROAD 一段书缘、 一家书店， 就这样一闪而逝， 只有记忆长存。 2015 年 9 月 24 日完稿 相关链接 站长近期发表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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