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

除了自己的无知，我什么都不懂。－苏格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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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

- 作者：Isaac Asimov 译者：卢昌海 -

译者序：前些天逛 Strand (纽约最大的旧书店) 时，见到许多《阿西莫夫科幻杂志》 (Isaac Asimov's Science Fiction Magazine) 的旧刊，其中有几期恰好是阿西莫夫去世那年——1992 年——的。看着那些旧刊，心中忽有一种好奇，想知道这份冠着阿西莫夫名字的杂志是如何报道阿西莫夫去世之事的，于是翻看了起来。阿西莫夫是 1992 年 4 月 6 日去世的，我便从 1992 年 4 月刊翻起，结果发现 4、 5、 6 三个月都没有任何关于阿西莫夫去世的消息，不禁微觉诧异。当然，我知道杂志是提前筹稿的，因此 4 月刊没有消息是可以预期的，甚至 5 月刊没有消息也不奇怪，但 6 月刊居然也没有，难不成还 “秘不发丧”？我不死心，又翻看了 7 月刊，这才见到了阿西莫夫本人的一篇——最后的——编者按，题为 “回家” (Coming Home)，其末尾则是杂志所注的阿西莫夫去世的消息，只短短数行，全文为：

“艾萨克·阿西莫夫因心脏和肾衰竭，于 1992 年 4 月 6 日去世。去世时，他的妻子珍妮特和女儿罗碧在他身旁。我们将自豪地延续他在《阿西莫夫科幻杂志》的遗产，然而我们也将深深地怀念他。朋友和同事的纪念将发布在未来的某一期。”

阿西莫夫的这篇编者按题为 “回家”，实系告别，是一篇令人伤感的文字，也是他所有文字中极罕有的流露痛苦的文字——虽然字里行间依然透着幽默。这篇编者按不曾标注写作日期，但无疑是阿西莫夫最后的文字之一，深具纪念意义。在这里，我将它译成中文，以飨读者，同时也作为对阿西莫夫诞辰 100 周年的纪念。

在这篇译者序的最后，补充两点：第一，阿西莫夫的真正死因是输血时感染了艾滋病，此事直到他的医生过世之后，才于 2002 年由阿西莫夫的遗孀在其编辑的阿西莫夫新自传 It's Been a Good Life (姑译为《不虚此生》) 的后记中披露；第二，阿西莫夫出生于一个偏远的俄国小乡村，出生日期只能确定到 1919 年 10 月 4 日至 1920 年 1 月 2 日之间，阿西莫夫 “钦定” 了 1920 年 1 月 2 日 (不知是否是为了让自己显得年轻一岁？)，故 1 月 2 日被视为阿西莫夫的生日。

“回家”——阿西莫夫最后的编者按

直到几年前为止，我一直有着漫长、愉快并且相对健康的生活，可以做我擅长且比任何其他事情都更享受的唯一之事——写作。

后来情形开始转坏。比如，光阴逝去，我发现自己成了老人。我不太清楚此事是如何发生的，但它看来是普遍现象，因此对人生中的这个新位置我并不觉得很孤单。接着，远未等我做好准备，我的身体就开始表现得仿佛已承认老朽。也许从来也不曾有人做好过准备，但这就是我现在的样子了——年长、头发花白、颤颤巍巍、充满岁月的智慧，以所有的生理疤痕为证。

最近，我活到了出现 “人体下水道问题” 的年纪。虽然我的这一问题与我父亲和弟弟的相比千真万确地推迟了许多年，然而情势却很重。我最终做了一个常规的泌尿外科手术，结果却成了未能以常规方式恢复的病人之一。我在医院里待了整整两个月，包括了感恩节、圣诞节、新年，以及——悲哀的——七十岁生日 (我亲爱的妻子带来了我最喜欢的东西，北京烤鸭。我做好了跟高贵而强横的医生护士们的戒律相抗衡的准备，可根本就没人反对)。

最糟糕的部分是我第二次出院时，在一个周末回到家，立刻就开始大出血。除返回医院外毫无办法。我不想这么做，但我别无选择，珍妮特将我裹进衣服里说我必须走。 [译者注：珍妮特 (Janet Asimov) 是美国精神分析师兼科幻作家，阿西莫夫的第二任妻子 (阿西莫夫也是珍妮特的第二任丈夫)。珍妮特生于 1926 年， 1973 年与阿西莫夫结婚，卒于 2019 年。]

接下来的问题是把我弄进出租车，幸运的是，我有一个极好的邻居，他施以援手，实际上将我扛过了走廊，带进电梯，然后送入一辆出租车。

珍妮特跟我一起进了出租车，托着我的脑袋。一路上的情形我几乎毫无记忆，除了想到我正在死去并为此感到欣慰。生命已变得如此痛苦和空虚，我觉得已不值得再活。

随后，珍妮特让我进了医院里的一个单间，我被放在床上。第二天，即星期一，珍妮特带来了我的信，试图念给我听。我不想听，然而却虚弱得无法争辩。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状况有所改善，但我仍然抱怨珍妮特把信带给我，如今信更多了，因为更多的人知道我病了。珍妮特对我进行了教育，指出那些信是出于关心和爱而写的，我最起码应该读读它们。

我的抱怨是错误的，尽管我之所以抱怨，是因为病得太重，想要像受伤的动物那样爬进洞穴，独自死去。我收到了大量非常友好的信。我承受不起扑面而来的所有的爱，但我还是接受了。

我躺在病床上，因知道自己再不能重返职业作家的疆场而郁闷。让我欣慰的是西尔柏格在将我的某些短故事改写成小说方面做得很出色。我要向好友兼能干而勤勉的文集合作者格林柏格表示感谢。我想到了威廉斯和道佐斯在掌管这份杂志上干得多么出色，以及他们待我多么的好。我为自己的名字在这份杂志上而自豪，我知道如果条件许可，我将尽我所能为它作贡献，这让我觉得更快乐。 [译者注：西尔柏格 (Robert Silverberg) 是美国科幻作家， “星云奖” (Nebula Award) 和 “雨果奖” (Hugo Award) 得主，曾将阿西莫夫的短篇小说《夜幕降临》 (Nightfall)、《两百岁人》 (Bicentennial Man)、《丑小孩》 (The Ugly Little Boy) 等改写成长篇；格林柏格 (Martin H. Greenberg) 是美国著名的文集编撰者，一生编撰的各类文集有将近 1,300 部；威廉斯 (Sheila Williams) 和道佐斯 (Gardner Dozois) 是《阿西莫夫科幻杂志》的编辑。]

我的身体状况在持续改善着。但在出血完全止住之前他们不会让我出院，在我重新学会排尿之前他们也不会让我走。渐渐地，那两点我都做到了，可以清晰地看见出院的前景了。我步履维艰地出院了。我的状况改善了，现在我可以自己坐下并且从任何椅子上站起，我可以几乎正常地来回走动。我甚至可以写一篇短短的编者按，就像你们正在阅读的这一篇。

我为没有回复很多来信而感到愧疚。这整个经历使我对信作为文学的一种独特形式做了更多思考。它们从一个人直接联系到另一个人，常常能展示有时难以大声说出来的思想和情感。在这个电话交流的时代，写信已经式微，但我的同事和粉丝都是有文化的。哪怕他们写在祝福卡上的短信也富有文采，有趣而有益。

最后要写的只有我的感谢，在你们和我都以为我正在死去的时候，致给我来信的所有友善的你们。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译毕
2020 年 1 月 2 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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