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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星笔谈之社会篇
- 卢昌海 -
本文是我发表在繁星客栈上的几篇短文的合集， 其中 伽利略时代的小智慧与革命时代的大蒙昧
实际上写作于繁星客栈关闭之后， 因主题类似， 姑且归类于此。
先贴两段我自己的旧文:
我觉得名校的造就并非只是一所或几所学校的事情， 而是整体社会环境综合影响的结果。
名校的造就离不开深厚而开明的社会文化基础， 离不开崇尚理性、 民主和科学的大氛围，
离不开对人格独立和学术自由的普遍尊重。 这些在目前我国的社会环境中还很欠缺。
“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 我想这是我国名校与世界名校之间最深层的差别。
[引自 答母校学生问]
一个不允许任何人挑战自己权威的政权， 是不可能全面鼓励及维护自由思维与独立人格的 -
因为后者在本质上就是与那种不容挑战的权威格格不入的。
[引自 “小议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这两段话虽然主题不同， 但第二段几乎恰好对第一段所认为的建立名校的社会环境基础泼了冷水。
换句话说， 我认为在高等教育方面， 有些东西在当前的政治制度下是基本不可能实现的。
即便投入比哈佛还多十倍的经费， 即便把全天下的教育大师都请来， 也不可能在当前的政治制度下办出一个哈佛来。
但另外有些东西则无法完全归咎于政治制度，
比如中国无法提供足够的名额让所有有意愿、 且有一定基础的公民都接受高等教育，
这一点即便中国从政治制度到教育体制全盘照搬发达国家， 而且达到融会贯通的地步，
也绝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 - 除非以大幅降低教育质量为代价。
前一阵子的高校扩招之所以招致嘲讽， 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是用一定程度的教育质量下降来换取了高入学率。
这不是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法。 教育必须保持质量。 仅仅挂个名称，
让全国人人都能拿出一张大学文凭是毫无意义的。 长此以往反而会让高等教育丧失信誉。
中国高等教育僧多粥少、 名额不足的现状， 迫使人们采用一定的机制来进行选拔， 而且是激烈的选拔。
而激烈的选拔自然就会催生以纯粹应试而非提高能力为目的的 “应试教育”，
从而也就有了关于 “教育是选拔人还是培养人” 的争论。
这一点甚至都很难通过改良选拔机制来避免。 如果有人对中国的选拔机制是否科学、 是否公平缺乏信心，
那他可以看看 TOFEL、GRE。 这些都是由发达国家策划实施的选拔机制， 可它们在中国催生出的 “新东方”
之类的东西， 恐怕连最崇拜西方教育的人也不敢说是在培养人才。
因此我觉得， 高等教育在选拔人还是培养人的问题上其实不存在二择一的奢侈空间。
中国教育界是同时， 并且也只能同时面对这两者的。 这其中选拔人的部分在任何国家都是难免的，
但在中国， 选拔的激烈程度 (比如高考独木桥的狭窄程度) 要甚于发达国家， 由此衍生出的弊端也要多于发达国家。
这不是改良教育体制、 甚至不是改良政治制度可以在短时间内扭转的。
而培养人的部分则可以通过改良教育体制得以局部改善， 但要想根本改变、 脱胎换骨、 乃至
“争创世界一流”， 在当前的社会大环境下 - 如前所述 - 是很困难的。
另外， 我觉得 “上大学就是为了毕业后找一份好工作” 不能算是中国教育的弊端，
起码不是中国特有的。 美国有相当比例的学生也是以此为学习目的的
(这也是中国学生比较容易在美国大学的数理专业拿到奖学金的原因之一)， 在市场经济下， 这并没有什么不当。
以前我们太强调为了非个人的原因 (比如为党、 为社会等) 来学习， 其实大多数人学习的最佳动力是自己的个人兴趣。
那样的学习才是积极主动、 充满乐趣、 并且也往往是最富创造力的。
一个好的政治制度及教育体制应当给那些基于个人兴趣所做的选择以充足的驰骋空间，
让个人的精力与才华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让喜爱科学的人去学科学， 让喜爱艺术的人去学艺术，
让想赚钱发财的人去学容易赚钱发财的专业， 并将所有这些行为在宏观上引导汇聚成推动社会前进的良性动力。
二零零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写于纽约
谈到文革的责任， 老爷子作为整个运动的发起人显然是绝对脱不了干系的， 但那场运动能发展到让好人躲无可躲、 藏无可藏，
在这么广袤的大地上黑网恢恢、 疏而不漏的地步， 若不是有大量肮脏的人性利用这个时机泛滥扩张， 也是决计办不到的。
我最近读了季羡林的《牛棚杂记》， 感触良多。 整他的人中就有他的学生、 部下及同事。 人人都知道这叫做恩将仇报、
落井下石， 但这种行为放在中国的人际关系中简直太容易想象了。 那些人整他的手段之残酷狠毒堪称令人发指，
这绝非是好人被坏人利用， 而是潜藏在市井小民心中的丑恶人性终于有机会为所欲为导致的必然后果。
只有那样丑恶的人性才能与那样丑恶的运动配合得如此丝丝入扣， 也只有当那样丑恶的人性具有足够的普遍性时，
才能使文革变成一场如此彻底的炼狱。 事实上， 与我在其它场合看过的东西相比，
季羡林的牛棚经历还远不是最残酷的， 起码在他的经历中较少目睹有人被整死。
我看过的其它资料上有些被整死的人死法之惨， 我根本没法在这里复述， 把那些行为说成兽行， 简直就是对野兽的侮辱。
干这些事的许多人正是所谓的普通百姓、 劳动人民。
过去这些年来， 中国社会在各个阶层间积累了大量的怨气和戾气， 人与人之间的坦诚与善意只怕比以前更少，
就象李敖在北大所说的： “彬彬有礼的北京已经没有了， 现在是处处设防的北京”， “人心变了”。
假如再给中国人一次像文革那样的机会， 让人性的丑恶可以肆无忌惮地发挥， 情况恐怕只会比当年的文革更糟糕。
这其中当政者显然要负很大的责任， 但如果大家只知道一味把责任推给上面， 而不反省自己，
把市井小民所犯的罪恶一律认为是次级的， 那起码是把文革的教训丢弃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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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在前一个帖子中我主要是谈论整体的看法。 具体到个人， 我并不主张空泛地谈论理想中的人性。
一个人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为了自己及家人的生存做一些违心之事是可以理解的。 假如我是季羡林的学生，
如果在北大批判季羡林时我拒绝出席有可能被视为同党， 危及我和我家人的生存 (也就是说， 群众会很生气，
后果会很严重)， 那我也会出席旁听， 但我决不会特意冲上前去打季羡林几个耳光以示革命情怀。
为生存所迫做出一些最低限度的违心事与以残害他人的方式借乱世发迹是完全不同的行为，
我们反省 “市井小民” 在文革中所犯的罪恶时指的是后者。
文革另一个令人痛心的地方是它大面积地颠覆了几乎所有的伦理道德。 上面我们一直在说维护自己和自己家人的生存，
事实上， 在文革中夫妻之间相互出卖者有之， 兄弟之间相互出卖者有之， 朋友之间相互出卖者更是不计其数。
实是思之令人寒心。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写于纽约
翻看伽利略的《Dialogue Concerning the Two Chief World Systems》(《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 时偶尔读到一段话，
不禁颇有感慨。
伽利略这部书顾名思义， 采用的是对话形式。 参与对话的共有三人： Salviati
是伽利略的代言人， Simplicio 是亚里斯多德的追随者， Sagredo 则是中立的观察者 (实际上倾向于 Salviati)。
在对话的第二天， 当他们因讨论伽利略的天文观测结果而发生争执时， Simplicio 指责 Salviati
对亚里斯多德不敬。 这时候 Salviati 说了这样两段话：
你难道怀疑如果亚里斯多德看到天空中的这些新发现，
他会改变自己的观点， 修改自己的著作， 拥抱最理智的学说， 并抛弃那些弱智到只会悲哀地墨守他说过的每一句话的人吗？ ....
亚里斯多德若果真如他们所想象， 那他将是一个头脑僵化、 精神顽固、 灵魂野蛮的人， 一个有着视别人为蠢货、
用自己的教条取代理性、 经验及自然本身的暴虐意愿的人。 是亚里斯多德的追随者而非他本人将权威的皇冠强加给了他。
我时常感到困惑， 为什么那些墨守亚里斯多德每一句话的铁杆支持者们会意识不到他们对亚里斯多德的信誉与声望构成了多大的妨碍，
以及他们是如何越想加强他的权威， 实际上却越有损这种权威。 因为当我看到他们顽固地维护在我看来明显错误的论断，
并试图让我相信他们的所做所为是亚里斯多德本人也会认同的真正哲学时， 我对他能正确阐述在我看来更深奥的东西的信心就会减弱。
而假如我看到他们在明显的真理面前认错并改变观点， 我就会相信他们对于那些他们坚持， 而我不理解或没听说过的东西可能有着坚实的证明。
网上常有人将鲁迅的话略作修改来影射现实， 每每贴切得令人讶异。 但鲁迅的文字毕竟距今才几十年， 且是同一块土地的产物。
而上面这段伽利略的《对话》是三百七十五年前的作品， 年代久远， 地点也迥异， 可这段话只要稍加修改 - 将亚里斯多德改成某几位
“导师”， 将其追随者改成上行下效、 相互监督胁迫着向 “导师” 表忠心的数以亿计的 “学生” - 简直就是对离我们不太遥远的那个革命时代
“师生关系” 的特写。
伽利略时代的很多东西在后世看来无疑是幼稚的， 而且那时候神权与先贤的威名还有着几乎理所当然的力量。
但即便在那时， 人类的智慧就已经开始阐明一个道理， 那就是即便象亚里斯多德那样享有两千年盛名的先贤也绝不可能一贯正确，
他的学说绝不可能指导一切。 早在那个时代就被点明的这点浅显的小智慧，
却在三百多年后的那个革命时代里被几亿人所抛弃， 这不可谓不是一种大蒙昧。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写于纽约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整理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发表于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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