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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自己的无知， －苏格拉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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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长在 Bluesky 新开了微博帐号 青衫磊落险峰行 - 话说李敖 -
据说李敖有三多： 钱多、 书多、 敌人多。 在这三多中， 钱多承认起来比较为难 (钱财不可外露啊)， 其它两多他都欣然认可。 李敖说他是 “日进斗敌”， 他的敌人 “按年月日累进， 四面树之， 日久成荫矣”。 对这么一位 “日进斗敌” 的人物用这么一个肉麻吹捧的标题是要冒风险的， 因此在这里先要把风险分一点给金庸先生， 因为这标题是抄他的。 在金庸的书里顶这标题的人是段誉， 不过我觉得这标题用在段誉头上要比用在李敖头上肉麻多了。 好了， 言归正传吧。 话说 1935 年在日本控制下的中国东北 “满洲国” 出生了一位小 “遗民” (不是 “移民”)， 大人们用 “嗷嗷” 之声逗他， 结果就逗出了该小 “遗民” 的大名： 李敖。 据李敖揭发， 孔夫子也是一出生就是遗民， 只不过没有 “遗” 在日本人的控制区， 从而不像李敖那样 “窝囊”。 这还罢了， 自称中国个人资料收集第一人的李敖年逾花甲了， 却发现竟然连自己确切的生日都查不清了， 汗颜哪， 亦可证其出生时的世道之混乱。 尽管生得比较 “窝囊”， 李敖活得却极有声色， 值得一捧。 不过李敖说过他和英国文学家萧伯纳一样， 一听人家捧自己就很不安——因为人家捧得不够。 既如此， 那就让他自己来捧吧。 用他自己的话说， 他身处乱世， 却一生 “倨傲不逊、 卓而不群、 六亲不认、 豪放不羁、 当仁不让、 守正不阿、 和而不同、 抗志不屈、 百折不挠、 勇者不惧、 玩世不恭、 说一不二、 无人不骂、 无书不读、 金刚不坏、 精神不死， 其立德立言， 足以风世而为百世师”。
李敖二十岁时牛刀小试， 拿出了上述活宝中的四分之一， “倨傲不逊、 六亲不认、 抗志不屈、 说一不二”， 以一种石破天惊的气势让大家领略了什么叫做叛逆， 什么叫做 “虽千万人吾往矣”。 那年他父亲病逝， 在两千人的盛大葬礼上， 李敖坚持丧礼改革， 拒不落泪、 拒不烧纸、 拒不诵经、 拒不拿哭丧棒弯腰装孝子、 拒不给前来吊丧之人磕头， 一时间震惊全场。 他的国文老师劝他说： “李敖你读书明理， 按古礼不能这样吧？”， 李敖回答说： “按古礼， 按 ‘易经’ 是 ‘丧期无限’， 按 ‘墨子’ 是我母亲要陪葬， 按 ‘礼记’ 是我父亲不能火葬。 今天我要真行古礼， 更不得了了”。 老师为之哑口。 这一次的经历为李敖一生的狂放划上了一个重重的起笔。 李敖 1949 年 5 月 12 日傍晚乘难民船抵达台湾， 从此无一日离开过台湾岛[补注二]。 李敖抵台后在台中一中就读， 但因对中学教育不满， 念至高三便主动休学。 一年后以同等学力参加大专联招， 填报志愿不当误入台大法律专修科， 遂再次退学， 并于次年考入台大历史系。 1959 年大学毕业被征入伍服役一年半， 在军中宁被遣送金门当炮灰， 也坚决不入国民党 (结果国民党怕其动摇前线军心而未予遣送)。 李敖在文坛的崛起始于 1961 年 11 月 1 日——那一天《文星》杂志刊出了他的 “老年人和棒子” 一文。 自那以后， 李敖在《文星》发表了大量言辞犀利的文章， 抨击台湾社会生态， 终于被当局所不容， 最后导致《文星》杂志被查禁， 《文星》书店遭关闭， 李敖本人也受到全天候的监视， 这段时间前后共有四年， 李敖称之为 “星沉”。 对李敖的监视共持续了十四个月， 1971 年 3 月 19 日， (据李敖自己称) 当局终于在台独分子的栽脏陷害下找到了借口， 以 “预备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 罪将他这颗当时中等亮度的星星沉入了大牢。 李敖的刑期原为十年， 后因蒋介石去世改为八年六个月。 李敖回忆在监狱中的第一年时说： 在第五房近一年， 是我一生中最阴暗的日子了， 在这房中， 我历经了国民党特务们的凌辱刑求、 历经了好朋友的陷害出卖、 历经了亲弟弟的趁火打劫、 历经了小情人的黯然离去、 历经了终年不见阳光的孤单岁月。 …… 虽然我在多少个子夜、 多少个晦冥、 多少个 “昏黑日午”， 我噙泪为自己打气， 鼓舞自己不要崩溃， 但当十个月后， 当小蕾终于写信来， 说她不再等我了， 我捧信凄然， 毕竟为之泪下。 …… 小蕾是最善良的少女， 她从没跟我发生争吵， 她永远依偎在我身边，任我提议做我想做的任何事， 她是我有生以来最怀念的女人。 我一生与女人离合， 都是情随情迁， 但与小蕾的分手， 却是情随事迁， 是我政治性入狱导致的生分、 导致的生离死别， 所以留下的只有怀念与美感， 无复其他。 小蕾的离去， 相对于我被刑求逼供， 是我遭遇的另一困境， 两个困境都发生在我陷身牢狱的第一年， 那时我三十五岁。
八年半的监狱生活对李敖人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朋友吓跑了， 女人嫁人了， 房子抵押了”， “一切已凋零褪色， 面目全非”， “内在的自己已由绚烂趋于平淡， 外在的关系已由平淡归于虚无”。 他在 1975 年 9 月 22 日给曾在台大教过他 “近代印度史” 的吴俊才老师的信中写道： 自 1949 年到台湾， 我在穷苦中长大， 从写蜡板到送报， 到饿着早饭省钱买书， 逐渐建立我的一点尚不寻常的 “成绩”， 我做过钱穆写信称许的中学生， 老师赏识的大学生， 胡适限时信送钱赎当的研究生。 我最后在极短的时间里纯用文字的力量平步青云， 所向披靡， 使想用笔杆压伏我的人为之失色， 转而以笔杆以外的方法染我身上的颜色。 “才如江海命如丝”， 我从大作家降为大坐牢家， 一切都似前定。 孤灯黯淡， 子夜独思， 李鸿章说这岛是 “伤心之地”， 对我更有多重的感伤。 右上方两幅照片是李敖入狱之前与出狱之后的对比 (图中的女孩是小蕾)。 任何人经历了这样大的人生反差都不可能没有变化。 漫长的牢狱生活也改变了李敖， 但是没有向着把他投入大牢的人所希望的方向改变， 却反而使他的锋芒更为锐利、 使他的仇恨更为炽烈， 就像自八卦炉中跳出来的孙悟空。 以前李敖的文章多少还留有分寸， 带点体制内批判的意味， 出狱后的李敖磨笔霍霍， 笔锋所指已是体制本身、 已是国民党本身、 已是国民党元首们本身。 二十多年后， 李敖在《李敖快意恩仇录》中小结道： “这该是蒋经国他们最错的决策之一， 他们终于为我达成了深恨他们的充足理由， 我自出狱又复出后， 一路追杀蒋家， 从蒋介石到蒋经国到蒋孝文、 武、 勇， 乃至一干走狗等， 一连二十年犹未停止。”
李敖狱后复出发表的第一部新著是《独白下的传统》， 这部新著间接成就了他和电影演员胡茵梦的一段短暂却轰动一时的姻缘。 胡茵梦早年在辅仁大学念书时读过李敖的《传统下的独白》， 此番将颠倒书名的《独白下的传统》一气看完后忍不住在《工商日报》上发表书评加以吹捧。 因为此文， 胡茵梦受到国民党有关方面的警告， 但她不以为然， 反欲结识李敖。 这一厢妾有意， 那一厢郎也有情， 李敖对美女向来就青眼有加， 对受国民党警告的美女更是刮目相看。 于是两人在李敖旧友萧孟能 (《文星》创办人) 家 “偶遇”， 进而相恋、 同居。 同居期间虽屡有绊嘴吵架、 气回娘家之不快， 但两人仍决定结婚。 名人与名人间的这种 “强强组合” 看似绚丽多彩， 对于婚姻来说却向非吉兆， 李敖和胡茵梦这对才子佳人也不例外。 两人 1980 年 5 月 6 日结婚时高朋满座， 众人皆醉之时却有一人独醒， 那便是新郎倌李敖。 他悄悄告诉老友高信疆： 这场婚姻不会超过一年。 李敖这话说得基本不错， 唯一的暇疵是一年之期订得太过乐观。 事实上婚后不过三个来月， 胡茵梦就被第 N+1 次地气回了娘家。 到了 8 月 28 日， 屈指算来距两人结婚仅三个月又二十二天， 李敖浏览报纸时发现 “小茵子” 竟跑到了国民党组织的批李大会上去大义灭夫， 他这一气非同小可， 当即召开记者会宣布离婚。 在记者会上李敖散发了一纸很有李敖特色的声明， 声明曰：
李敖 1980 年 8 月 28 日 这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大气滂薄的一份离婚宣言。 这样的宣言出自李敖之手一方面固是说明文思了得， 另一方面也是他玩世不恭， 视婚姻为儿戏， 在常人为之焦头烂额的不幸事上犹能好整以暇表演才情、 炮制文书的个性写照。 李敖与胡茵梦缘起于胡茵梦不给国民党捧场， 而缘灭于胡茵梦给国民党捧场， 真此一时彼一时也。
李敖与胡茵梦离婚后很快卷入一场被他称之为诬告的官司之中， 于 1981 年 8 月 10 日入狱六个月， 再次 “星沉”[补注一]。 不过此时的李敖已是一颗不折不扣的 “大星星” 了， 且与演艺圈的 “大星星” 婚变一场， 星光更加灿烂， 狱中所获待遇与十年前 “星沉” 时也已不可同日而语。 对于他的再次 “星沉”， 行政当局虽乐观其成， 监狱方面出于对其笔杆子的忌惮， 却如接烫手山芋， 小心侍候不敢稍有怠慢。 李敖坐牢期间， 上至法务部次长，下至牢头小吏， 都待李敖不薄， 给他盖新被单、 垫新毡子， 给他洗热水澡、 炖热排骨， 嘘寒问暖、 毕恭毕敬， 李敖在狱中光书就出了六本之多， 看李敖出狱时的照片春风满面， 笑容可掬， 比一般人上台领奖还开心。 看到这样的表情狱方也许暗暗松了一口气， 却不料李敖一出狱立即翻脸无情， 召集记者发表四万五千字的长篇文章攻击监狱黑幕， 引发了监狱喧闹和暴动， 法务部长李元簇因此黯然下台。 李敖一生最主要的动荡至此就基本结束了， 但他的复仇大业却才开了个头。 金庸《射雕英雄传》中有位前辈高手叫做黄裳， 他为了复仇遍习破解仇家武功之道， 创出了九阴真经， 但当他前去复仇时却发现仇家们已经死的死、 老的老， 他这才恍然大悟， 其实自己根本不必练什么绝世武功， 只要活得比他的仇家长， 老天爷自会替他去把仇家收拾了。 李敖与国民党当局的争斗最终得以惨胜、 得以亲视含殓亦不无老天爷之助——老天爷代他把最大的仇家都收拾了。 但李敖不是黄裳， 蒋介石虽死， 李敖仍契而不舍鞭尸不止， 仅批蒋之书就写了不下十部。 批蒋之后， 余锋所及自李 (登辉)、 陈 (水扁) 以下几乎批遍了台湾政坛各色人物， 政坛以外还有文坛、 文坛以外又有商界， 三教九流之辈李敖均不买账， 正所谓 “无人不骂”。 李敖的这种广结恶缘有人认为是靠骂名人出名， 我觉得倒不是。 李敖的出名虽有骂名人的因素在内， 但这只是风云际会而已， 李敖骂人有其内在的逻辑， 并非是为骂人而骂人。 比方说对民进党， 李敖以前曾予支持， 该党上台后却转而骂之， 初看之下似无原则， 其实早在 1984 年 2 月 25 日， 李敖就曾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 我的看法是： “搞民主” 的中国知识分子， 即相当于反对党人士， 这些人士， 因为是政治人士， 他们的品德， 即不能高估 (对搞政治的人， 不论哪一派， 都要严予注意， 不可轻信)。 我们支持他们， 支持的， 不是他们本人， 而是支持反对党政治， 我们为反对一党独大、 一党独裁而支持他们， 他们也就在这一 “反对” 大方向上的正确， 而值得我们支持。 除了这一大方向的正确外， 其实由政客对政客观点对比， 他们与国民党殊少不同， 在习性上， 且尤其相近， 他们的个人极少比国民党中拔尖的个人好。 简单说来， 他们只是在大方向上胜过国民党而已， 其他方面， 跟国民党是半斤八两。 但话说回来， 要完成两党以至多党政治， 支持王八蛋打龟儿子就在所难免， 否则全是龟儿子独大、 龟儿子独裁， 绝不是办法， 在龟儿子的暴政下， 只有支持王八蛋来取得平衡。 英国的保守党工党、 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 都是龟儿子党王八蛋党平衡的范例， 引西证中， 洵可如是观。 从这段意味深长的话中我们不难看到李敖后来批民进党的逻辑所在。 李敖的批蒋作品处处流露着仇恨， 以他与汪荣祖合写的《蒋介石评传》为例， 扉首依惯例有一幅传主的照片， 照片下的注解依惯例应是 “某某某摄于某时某地”， 或 “李敖玉照” 之类的中性描述， 但到他笔下却赫然变成了 “蒋介石的嘴脸”。 一语之间满腔的仇恨跃然纸上。 但是李敖与如今满大街的怨妇、 文痞、 民运分子不同的是， 李敖行文讲究证据， 他用证据复仇、 用证据鞭尸， 他的文章具有自然科学以外少有的数据精确性。 仍以《蒋介石评传》为例， 李敖为戳穿蒋介石忠心追随孙中山的神话， 把 1920 年至 1924 年间蒋介石十四次擅自脱队的记录一一列出， 起止时间精确到年月日， 且把孙中山心急火燎催蒋归队的电报与蒋好整以暇游山玩水的游记平行而列。 读者看了这样的列举对蒋介石是如何追随孙中山的自然会有心得， 这比如今网上大批泼妇骂街式的写手高明何止百倍？ 但是话说回来， 李敖的数据虽然玲琅满目， 且都有出处， 却并非无懈可击。 这其中部分的原因我曾经在 “历史的面纱” 一文中说过， 那就是有些资料本身就是以讹传讹， 博学如李敖者也不可能尽识真伪， 比如他在 “播种者胡适” 一文中就曾用过错误的资料 (下文会提到)。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李敖对资料的选择带有明显的感情因素， 比方说他在 “‘侍卫官谈蒋介石’ 题记” 一文中提到蒋介石的侍卫长 (此 “侍卫长” 非彼 “侍卫官”) 俞济时将军临死前想约他一谈， 但他因从对方口中恐难听到蒋介石的丑史而谢绝了。 这位俞将军不久就去世了， 他想找李敖说的是什么话从此再无人知道。 此人从前是什么人且不论， 但他显然应该很清楚李敖为何许人， 临死前想找李敖一谈， 只怕不是为了要在蒋的大仇家面前捧蒋以自取其辱吧？ 李敖只因恐难听到蒋介石的丑史就谢绝之， 身为史学家却因个人好恶致使第一手的史料湮没， 不可谓不是憾事， 也不可谓不失职。 这种感情因素的渗透使得原本应该是 “论从史出” 的历史研究变成了 “史从论出”， 研究的顺序既被颠倒， 笔下的历史也就带上了一定的片面性。 李敖痛恨国民党政权的这种感情因素的另一个影响是使他与大陆之间产生了一定的同仇敌忾， 在他的言论中偶尔会流露出国民党政权比共产党政权更专制的语气。 其实李敖若生活在大陆， 以他在台湾的所作所为， 便有十颗脑袋也得在文革中被一一砸烂。 国民党关闭《文星》前后拖了数年之久， 为抓李敖监视了十四个月之后才觅得借口， 监视期间撞坏李敖的车子还向李敖赔款道歉…… 换作是在大陆文革期间， 关一个区区反动杂志社用得着折腾几年吗？ 抓一个区区反动文人用得着借口吗？ 撞坏了反动文人的车子就更不值一提了， 有车子本身就大有问题嘛！ 李敖在台湾这么多年， 除了第一次坐牢期间， 始终还有与对手交锋的机会， 文章还有地方发表， 书刊被禁还可钻法律的空子斗智斗勇； 换作是在大陆文革期间， 有可能吗？ 别说是在文革期间， 哪怕是在文革后， 有可能吗？ 大陆法律的空子虽多， 但像李敖这样政治上犯禁的人要想钻这些空子， 恐怕还得先研究一下什么叫做 “法网恢恢， 疏而不漏” 吧？ 读李敖的作品， 不难感受到作者非同一般的自信与自大。 李敖的这种自信与自大可谓渊源流长， 他回忆台中一中的姚渔湘老师， 回忆到最后的结论是： “姚渔湘老师给我最深的印象是： 一个人可以那样用功， 成绩却那样有限， 原因无他， 太笨了”。 再看他对整个台湾的评价： “台湾只是我的工作所在， 它是我的战场， 但却不是我的敌人。 台湾还不够格是我的敌人， 它太小了”。 李敖如此地目空一切与他的博学多才及叛逆性格是分不开的， 不过有时候也不免发展到了过份的刚愎自用乃至强词夺理。 上文提到李敖在 “播种者胡适” 一文中曾经用过不准确的资料， 这一点是由胡适本人指出的。 阴差阳错的是， 胡适的信隔了整整 36 年才转到李敖手中， 那时胡适本人早已过世了。 胡适的信是这么写的： 李敖先生：
我知道这一个月以来， 有不少人称赞你做的《播种者胡适》那篇文字， 所以我要写这封信， 给你浇几滴冷水。 第一， 我要指出此文有不少不够正确的事实。 如说我在纽约 “以望七之年，亲自买莱做饭煮茶叶蛋吃” — 其实我就不会 “买菜做饭”。 如说我 “退回政府送的六万美金宣传费” — 其实政府就从来没有过送我六万美金宣传费的事。 又如说 “他怀念周作人， 不止一次到监狱看他” — 我曾帮过他的家用的小忙， 但不曾到监狱去看过他。 (我至今还想设法搜全他的著作， 已搜集到十几本了； 我盼望将来你可以帮助我搜集： 我觉得他的著作比鲁迅的高明多了。) 又如你说 “他最喜欢的一句话是 ‘You 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 — 我就不记得我在什么时候引用过这句话。 (下略) 李敖在《李敖快意恩仇录》中引述了上面这些话， 并作了这样的评论： 这封信， 写得又认真、 又婉转、 又诚恳， 足见此公高明光大的一面。 不过他不知道我写出的每一件， 都是有所本的， 都是印在别人的书里的， 不是我捏造的。 只是有的所本的资讯有问题， 我也跟着 “不够正确” 了。 像退回六万美金宣传费的事， 我根据的是一九四二年的 Current Biography、 VOL. LXXIX No.9 的 Time 杂志也都文证俱在； 像到监狱看周作人的事， 我根据的是陈之藩《在春风里》第十八章 “周作人坐监时， 他 (胡适) 去探监” 的记载 …… 我都有所本，既然胡适本人亲笔否认， 自当以当事人自己的更正为准， 以免 “不够正确”。 不过， 胡适年纪大了， 有时他的记忆力可能出了点问题， 例如 “You 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 那句话， 他说 “我就不记得我在什么时候引用过这句话”， 事实上， 这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他写给苏雪林信中引用的话， 信的原文是： [今年美国大选时， 共和党提出 Governor Landon (兰敦州长) 来打 Roosevelt (罗斯福)， 有人说： “You can't beat somebody with nobody，” (你们不能拿小人物来打大人物)。 我们对左派也可以说： “You 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 (你们不能拿没有东西来打有东西的)。 只要我们有东西， 不怕人家拿 ‘没有东西’ 来打我们。] 胡适老了， 他完全忘记了。 李敖这番评论的最后一部分显然是不恰当的， 胡适老了固然不假， 忘记了曾经说过的某些话也不假， 但问题在于李敖说的是胡适 “最喜欢的一句话”， 胡适虽老， 恐怕还没有老到会忘记自己 “最喜欢的一句话” 吧？ 李敖在这里用反驳胡适的 “我就不记得我在什么时候引用过这句话” 来为自作主张的 “最喜欢的一句话” 暗中开脱， 不免有些诡辩。 像这样的巧言诡辩在李敖的作品中还有不少， 以他的智慧， 我想他未必会不知道其中的逻辑破绽， 也许是太好强， 对读者的智力又太过藐视， 以致于信口道来， 只求快意了。 一个人， 写了像李敖写的那么多的作品， 自不免有纰漏， 但我越看他的东西就越欣赏他这个人， 我写这篇文章来 “吹捧” 他 (虽然 “吹捧” 得很不到位)， 就是因为欣赏他的个性——想爱就爱、 想恨就恨。 而且我确实觉得他在一定程度上 “守正不阿、 和而不同、 百折不挠、 勇者不惧”。 我们的文化， 如果只有李敖这样的人当然是片面的， 但如果没有李敖这样的人， 它的天际线也将失色不少。 李敖的真实和率直是无与伦比的。 比如他在回忆录中写自己的家庭时有这样的话： “在合法婚姻以外， 跟王尚勤有一私生女儿， 是美国人， 名叫 Hedy Lee， 小名小文， 与我太太同岁”， 自古名人拈花惹草者有几人能如此直书不讳？ 又比如有一次金庸到台湾， 闻李敖之名前去拜访， 按说金庸以一派宗师的身份， 专程前来 “拜码头”， 主人起码要给点面子， 但李敖却不买账， 当面既批其政治立场， 又驳其武侠小说， 最后连其佛学心得也一马勺端了。 看过了李敖的一些作品后我有一次读余秋雨的《台湾演讲》， 见余秋雨在演讲前恳恳切切地将方方面面的人一一谢到， 唯恐不周， 忽然觉得他好拘谨、 活得好辛苦 (纵是如此辛苦， 到头来还是被骂得狗血淋头)， 哪有李敖来得挥洒自如、 畅快淋漓？ 当然这只是一时之感， 这些人各有各的处世之道， 没有强分高下的必要， 但这世界充斥着那么多虚伪， 让我觉得李敖的率真——纵然不无卖弄的成分——更为珍贵， 也更令我欣赏。 李敖只有在他回忆录的末尾， 在评价自己一生的时候才流露出一丝淡淡的苍凉， 他这样写道： 许信良问我： “你到底如何在台湾定位你自己？” 我答道： “一个正确的人活在一个错误的地方。” 陈文茜在旁闻而大笑， 其实她不该大笑， 而该苦笑。 我的人生未尝不是一场悲剧， 可是我尽量把它演成喜剧， 并且愈演愈变成独幕剧与独白戏。 我的悲剧是总想用一己之力， 追回那浪漫的、 仗义的、 狂飚的、 快行己意的古典美德与古典世界， 但我似乎不知道， 这种美德世界， 如果能追回的话， 还得有赖于环境与同志的配合， 而 20 世纪的今天台湾， 却显然奇缺这种环境与这种同志。 环境对于我， 活像爬座雪山， 愈爬温度愈冷； 同志对于我， 活像三轮追汽车， 愈追距离愈长。 虽然如此， 我自己却奋然前进， 继续升高与加速， 我不在乎做悲剧的角色， 但又何必一悲到底？ 因此我努力把它演成喜剧。 李敖常说自己与国民党同陷在一个小岛上， 不幸同国民党 “与子偕小”， 他的名声受限于小岛， 受限于国民党的影响力， “我的一切努力， 都随着台湾的微不足道而小化了！”。 事实上， (尽管是暂时的) 有时候他甚至还不如 1989 年从大陆逃亡出来的一众宵小更能吸引国际传媒的目光， 原因无他， 大陆大而台湾小也。 不过我觉得， 李敖其实不必为此太过感慨， 因为我总有一个感觉， 觉得像他这样的 “都市丛林中的稀有动物” (他的朋友苏荣泉语)， 正是最适合于栖息在台湾这样一种政治生态里。 因为倘若他生活在一个自由社会里， 虽然他的博学会受到更大的敬意， 虽然他的批评会受到更大的包容， 虽然他或许会被公正地授予种种应得的荣誉， 但是他的人格和意志绝对无法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 他的文章和见解绝对无法引起如此大的社会共鸣。 一盏灯只有在黑夜里才显得最为明亮。 另一方面， 倘若他生活在海峡的另一边， 则他和他的文章根本就不会有出头之日。 他若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 也许只有到最近这些年， 由于互联网的发展， 他才会在网上的公共论坛找到一个写作场所。 可惜的是， 在乌烟瘴气的公共论坛写作正如李敖在其电子报中所说， 如同在厕所的墙上写字， 虽不算 “与子偕小”， 却不免要与众垃圾写手们一起， “与子偕臭” 矣。 这让我想起我们这个小小蓝色星球本身的独特来， 倘若它离太阳再近些， 就会被烤得太热， 离太阳再远些， 又会太寒冷。 智慧的花朵只有在大自然巧夺天工的造化之下才有绽放的土壤， 而在这片土壤中又只有像台湾这样的社会政治气候才最适合于造就一个像李敖这样的人物， 这正是李敖的独一无二之处。 不过在有一点上， 我觉得李敖的 “与子偕小” 说得十分恰当， 那不是名声上的 “与子偕小”， 而是学问上的 “与子偕小”。 李敖把太多的精力放在与岛内大大小小的敌人周旋上了， 虽然他说他本质上是 “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 因为岛上的恶政与小人还不配做他的敌人。 可是他的时间因 “念经” 而耗散， 他的目光因仇恨而偏移， 他太注重于快意恩仇了， 他这位 “小和尚” 已在不知不觉间变成了 “老和尚”。 他说他不见容于他所生活的时代， 可是他的作品却与这个浅薄的时代深深扭打在了一起。 以他的博学， 以他的才智， 却没有一部史诗般的作品传之于世， 这是非常可惜的。 李敖先生今年已经 68 岁了， 我真希望他能把那些虽胜犹辱 (这是他自己的话) 的恩怨争斗放在一边， 静静地写出一部跨越时间的巨著， 一部真正不朽的巨著。 这样， 当一个能够识得他才华的真正伟大的时代降临时， 人们会知道李敖不仅是一位不屈的斗士， 而且有伟大的作品——后者才是永远也不会 “与子偕小” 的。 这篇文章用金庸小说的回目做标题， 自然也不敢用自己浅陋的文字来结尾， 就让李敖自己来结尾吧： 十五年前我就写道： “不止台湾出了个李敖， 而是中国出了个李敖。 李敖是真正大陆型的知识分子， 虽然我像拿破仑一样的在厄尔巴 (Elba) 岛上、 在圣赫勒拿 (St. Helena) 岛上， 但我总归是大陆型的人。 也许多年以后， 我会归骨于昆仑之西。 ……” 十二年前， 我引申此意， 又写道： “我是归骨于昆仑之西， 而不是东， 我的真正大陆故乡其实在昆仑之东。 但昆仑之西是大陆的根、 大陆的动脉， 虽然那个根、 那个动脉， 已经一片浩瀚、 荒凉与死寂。 我最佩服唐三藏西天取经， 他偷渡出关， 直奔昆仑之西， 面对一片浩瀚、 荒凉与死寂， 在这种气氛里孤军奋斗， 真是中国第一豪杰。” 生错了时代、 弄错了地方， 使我这西天取经的人物， 沦落成东海布道， 并且布得天怒人怨。 但是， 我还是中国第一豪杰， 我一点也不怀忧丧志。 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写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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