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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自己的无知， －苏格拉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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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本人文字的读者 C. P. 斯诺的爱因斯坦传略 It is strange to be known so universally and yet to be so lonely. —— Albert Einstein 在所有科学家之中， 爱因斯坦无疑是传记数量最多的之一 (甚至连 “之一” 都或许能去掉)。 2007 年， The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 在一篇关于两本爱因斯坦新传记——德国作家于尔根·奈佛 (Jürgen Neffe) 的 Einstein (《爱因斯坦》) 及美国作家沃尔特·艾萨克森 (Walter Isaacson) 的 Einstein: His Life and Universe (《爱因斯坦： 他的人生和宇宙》)——的书评中提到， 截至当时， 在 Amazon 销售的爱因斯坦传记和回忆已超过了 200 种——这应该还不包括未单独成书， 也不曾收录到爱因斯坦传记资料集里的无数短篇传记——或所谓传略[注一]。 本文打算聊聊那些传略中的一篇： 英国作家 C. P. 斯诺 (C. P. Snow) 的爱因斯坦传略。 撰写本文的念头是源自先前撰写的爱因斯坦随笔系列。 那个系列在一定程度上属于阅读札记， 所读的资料则包含了爱因斯坦传记， 故在撰写之时， 就设想过除了以爱因斯坦其人其事为主线， 也可增加些旁支， 闲话一下爱因斯坦的某些传记。 本文就是将这个 “旁支” 或 “闲话” 设想付诸实施的第一篇文字。
在闲话斯诺的爱因斯坦传略之前， 先简单介绍一下作者。 斯诺此人——不要跟那位写过 Red Star Over China (《红星照耀中国》) 的埃德加·斯诺 (Edgar Snow) 混为一谈——是一位有理科背景， 获得过物理博士学位的作家， 写作领域既包括小说， 也涵盖非小说 (non-fiction)。 就非小说这一块而言， 斯诺最出名的作品大约是 The Two Cultures (《两种文化》)， 其次也许是数学家 G. H. 哈代 (G. H. Hardy) 的传略——那篇传略之所以出名，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被哈代名著 A Mathematician's Apology (《一位数学家的辩白》) 的许多版本收录为前言， 从而大大提高了能见度。 本文要聊的爱因斯坦传略跟哈代传略是姊妹篇， 曾跟斯诺的另几篇传略一起， 被收录在一本名为 Variety of Men (《人的种类》) 的传略合集里。 如果这篇爱因斯坦传略能像哈代传略被收录为哈代名著的前言那样， 收录为某一本爱因斯坦著作的前言， 那么托爱因斯坦的巨大声望之福， 它的知名度不仅会超越哈代传略， 甚至很可能超越 The Two Cultures， 成为斯诺最出名的作品。 可惜事极而反， 爱因斯坦的声望高到了无需以任何传略为先导的程度， 斯诺的爱因斯坦传略也就因此没有哈代传略那样的幸运了。 但尽管没那么出名， 斯诺的爱因斯坦传略依然值得一聊。 因为斯诺——以及他那一代的若干其他爱因斯坦传记作者——有一个现代作者永远无法企及的优势： 见过爱因斯坦。 见过爱因斯坦自然就有 “独家” 话题——虽然， “独家” 往往也意味着 “孤证”， 从而有时只能姑妄听之， 甚至需要略作辨析。 我们就从那 “独家” 话题聊起吧。 斯诺见过爱因斯坦不止一次， 但早年只是在人群中获得过一两次握手机会， 真正造访爱因斯坦是在 1937 年的夏天， 地点在长岛， 同行者中有爱因斯坦的助手、 波兰物理学家利奥波德·英菲尔德 (Leopold Infeld)。 爱因斯坦在长岛只是消夏， 住所是临时的， 外人并不知晓。 英菲尔德虽 “贵为” 助手， 之前也未到过， 费了很大气力才找到。 无独有偶， 两年后， 匈牙利裔美国物理学家利奧·西拉德 (Leo Szilard) 与临时充当司机的未来美国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 (Edward Teller) 一同前往长岛， 游说爱因斯坦出面建议美国研制原子弹时， 也费了很大气力才找到他的长岛住所。 长岛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 像爱因斯坦临时住所那样的临时或长期的名人住所很多， 时光一流转， 产权一转手， 便重归平淡， 连景点都算不上了。 说起来我在长岛也算居住有年， 不妨借本文许个小愿， 今后要找机会亲自探访一下爱因斯坦的长岛住所， 挖一点属于我的 “独家” 话题——当然， 那住所是私宅而非景点， “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所谓探访， 其实也就是探探地址 (我看过的书面资料里未见提及过地址)。 由于斯诺是初次造访的 “新人”， 作为爱因斯坦助手的英菲尔德自然担负起了介绍之责， 称斯诺是哈代的朋友。 于是 “独家” 话题就从哈代说起了。 爱因斯坦表示哈代是一个出色的人， 但对于哈代一直坚持和平主义则表示不解： “这么一个出色的人怎么会这么不现实？” 其实爱因斯坦自己也曾是很铁杆的和平主义者， 直到 1933 年左右才转变立场， 时光只需倒回四年， 这问题就可以反问他自己。 另一方面， 哈代的 “不现实” 乃是标志性的， 称得上众所周知， 别说在政治上， 哪怕对数学， 他也是 “不现实” 的——对应用数学不屑一顾。 从这个角度讲， 哈代的 “不现实” 其实是很自洽的， 他若 “现实” 了， 反倒会让人 “不解”。 当然， 这只是我作为 “吃瓜群众” 的议论， 斯诺并未以此作答。 斯诺记叙的另一个 “独家” 话题是有关爱因斯坦对欧洲各国的印象。 爱因斯坦表示， 他对自己生活过的欧洲国家的喜爱程度跟国家的大小成反比。 这个独特的评语让我想起荷兰物理学家亨德里克·洛伦兹 (Hendrik Lorentz) 的一句话。 洛伦兹的祖国荷兰是一个深受爱因斯坦喜爱的欧洲小国， 洛伦兹自己对荷兰的评语是： “我幸而属于这样一个国家， 它太小了， 干不出什么大蠢事。” 这个庆幸其 “小” 的看法跟爱因斯坦的评语是异曲同工的——甚至后者有可能受过前者的影响。 爱因斯坦在为纪念洛伦兹诞辰 100 周年而撰的题为 “H. A. Lorentz, Creator and Personality” (H. A. 洛伦兹： 创造者及个性) 的文章里特意引述过洛伦兹的这句话 (我是通过那篇文章才知道这句话的)， 称给自己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确实， 除个别例外， 小国往往不像大国那样自命不凡， 动辄陷入民族主义泥沼， 干出 “大蠢事”， 给自己甚至他国带来灾祸。 爱因斯坦和洛伦兹在这方面的观感是敏锐而相通的。 斯诺没有让这个话题轻易滑过， 趁机询问了爱因斯坦对斯诺自己的祖国——英国——的印象。 爱因斯坦以荷兰为 “参照系” 作出了肯定的答复， 称他对英国印象不错， 因为英国具有他喜爱的荷兰的某些特质。 斯诺又追问爱因斯坦： 离开德国后为何不到英国居住？ 爱因斯坦表示那是因为他不习惯英国的生活方式， 尤其是不习惯仆人和晚礼服。 斯诺的这段记叙跟爱因斯坦自己的文字及其他人对爱因斯坦的记叙是相互一致的。 爱因斯坦对一切不必要的服务都是不喜欢的——遑论仆人。 在 1930 年发表的 “What I Believe” (我的信仰) 一文中， 他曾写道： “我每天很多次地意识到， 自己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是多么依赖于 (活着和死去) 同胞的劳动， 以及我需要多么努力才能对我获取的东西给予同等的回报。 我思维的宁静时常被我过多获取了别人劳动的沉重意识所困扰。”[注二] 至于晚礼服——乃至一切正装， 爱因斯坦的不习惯则可以从他的日常着装上对照出。 很多见过爱因斯坦的人都回忆过他在日常着装上的不讲究。 比如英菲尔德在自传 Quest: The Evolution of a Scientist (《探索： 我的自传》[注三]) 中分别记叙过他 1920 年在德国柏林及 1936 年在美国普林斯顿见到爱因斯坦的情形。 在前一情形下， 英菲尔德发现爱因斯坦的裤子上 “掉了一颗重要的纽扣”； 在后一情形下， 英菲尔德目睹了爱因斯坦跟意大利数学家图利奥·列维-齐维塔 (Tullio Levi-Civita) 讨论问题的场景， 其中的爱因斯坦形象是： 没穿袜子， 宽松的吊带裤上没系吊带， 每隔几秒钟就要提一提裤子。 爱因斯坦晚年结识的摄影师艾伦·理查兹 (Alan Richards) 也在一本题为 Einstein As I Knew Him (《我所知道的爱因斯坦》) 的小回忆录里记叙道， 爱因斯坦通常不穿袜子， 他有一次问爱因斯坦为什么不穿袜子， 爱因斯坦看了看脚回答说， 容器比所盛的肉更好是很糟糕的事情。 除这些能跟其他资料交相印证的记叙外， 斯诺的爱因斯坦简传也包含了一个不太说得通， 从而让我有所怀疑的 “独家” 话题——关于创造性工作所需的条件。 据斯诺记叙， 爱因斯坦在谈论创造性工作所需的条件时表示， 无论物理学家、 作曲家还是作家， 最富创造性的工作都不可能出自不快乐的时候 (the best creative work is never done when one is unhappy)。 爱因斯坦并且补充说， 他能想到的唯一反例是玻尔， 后者的氢光谱研究是出自一个很悲惨的时期 (produced ... when in deep misery)。 这段记叙里的爱因斯坦观点称得上是双重奇异： 物理学家且不论， 作曲家和作家在困苦失意时反而创造出杰作乃是屡见不鲜之事——斯诺当场举了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 (Lev Tolstoy) 为例， 爱因斯坦钟爱的俄国作家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Fyodor Dostoyevsky) 也是例子。 但爱因斯坦——据斯诺记叙——不为所动， 依然强调 “为了理解世界， 必须不为自己操心”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one must not be worrying about oneself)， 此为奇异之一[注四]。 另一方面， 被爱因斯坦视为反例的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 (Niels Bohr) 其实倒是 “正例”——他的氢原子研究完成于新婚燕尔之时， 无论生活还是工作都称得上甜蜜和谐， 却偏偏被说成出自一个很悲惨的时期 (斯诺在记叙的同时也表示了意外)， 此奇异之二。 有此双重奇异， 以 “孤证不立” 为由对斯诺的这一 “独家” 话题存疑当不为过[注五]。 关于斯诺的爱因斯坦简传里的 “独家” 话题， 大体就聊到这里。 接下来聊聊其他内容——那些内容跟普通爱因斯坦传记相类似， 是基于作者对文献及对爱因斯坦工作的掌握和理解。 对那些内容进行评述相对容易些——因为离开了 “独家” 这柄保护伞， 评述者跟作者处在了一个较为对等的位置上， 甚至还能用到一些 “后见之明”。 不过另一方面， 对多数传记来说， 那些内容因为独特性较低， 值得评述之处也就较少， 且往往呈 “两极分化”——要么出现在作者别具只眼的地方， 要么出现在作者不幸弄错的地方。 下面各择几处评述一二。 作为别具只眼的第一个例子， 是斯诺在指出爱因斯坦口中或笔下的 “上帝” 不具有宗教信徒以为的含义的同时， 明确指出了爱因斯坦对 “上帝” 一词的频繁使用常常使人被误导 (people were often deceived)。 这其中前半部分不算稀奇——爱因斯坦口中或笔下的 “上帝” 是所谓斯宾诺萨式的上帝， 除非刻意混淆， 其跟宗教信徒的上帝之迥然有异几乎算得上常识。 但后半部分有一种隐晦批评的意味， 指出了频繁使用 “上帝” 一词的弊端， 这是非常值得赞赏的， 也跟我自己的一个看法非常一致。 我曾在几年前的一条微博中建议过， 除非谈历史， 否则最好不再用所谓斯宾诺萨式的上帝， 因为在宗教执掌大权的时代， 上帝是避不掉的坎， 不信上帝的人也得把自然规律包装成所谓斯宾诺萨式的上帝， 以求自保。 如今则早已没这必要， 继续作为一种语言习惯甚至哲学时尚沿袭这种包装是极有弊端的——最大的弊端就来自宗教信徒的刻意混淆。 爱因斯坦正是一个鲜明例子， 他虽明确表示过不信仰有组织宗教里的上帝， 却因在斯宾诺萨式上帝的意义下频繁使用 “上帝” 一词， 而直到今天仍常被厚颜的宗教信徒所利用——用来混淆视听， 装点门面， 构成流传甚广的 “迷思” (myth)。 不仅如此， 哪怕不是宗教信徒的人， 在讨论爱因斯坦口中或笔下的 “上帝” 时， 也往往止步于挑明其跟宗教信徒的上帝之区别， 跟斯诺的指出弊端相比， 仍是有所不如的——虽然那弊端其实还不止是斯诺所说的使人被误导， 更有宗教信徒的主动利用。 别具只眼的另一个例子也涉及一个流传甚广 (斯诺称之为 “已成为传奇”) 的 “迷思”， 即爱因斯坦使原子弹成为可能。 这个说法跟爱因斯坦作为人道主义者的 “人设” 存在某种悖论式的冲突， 故而很能吸引眼球。 斯诺对这一说法持了明确异议， 称其为 “不存在的悖论”， 并作了辨析。 斯诺的爱因斯坦传略在爱因斯坦传记中算是较早的， 辨析之风在早期传记中不算兴盛， 因此斯诺此举在我看来也是别具只眼的。 所谓 “爱因斯坦使原子弹成为可能” 这一 “迷思”， 具体说来包含了两个层面， 一是认为爱因斯坦的科学研究——尤其是 E = mc2 这个几乎成为他标志的质能关系式——使原子弹成为可能； 另一个则是认为爱因斯坦的出面 “游说” 促成了原子弹的研制。 斯诺对这两个层面都持了异议。 在这两个层面之中， 后一个涉及决策机制， 不定因素较多， 非专文不易说清， 本文从略。 前一个则属科学层面， 相对明晰， 甚至可以说是明晰到不该有 “迷思” 的程度——但 “迷思” 终究还是出现了， 不妨聊聊。 爱因斯坦的 E = mc2 使原子弹成为可能这一层面本身可以有两种理解： 一是理解为 E = mc2 这一规律的存在使原子弹成为可能， 这种理解从字面上讲是不错的——原子弹之成为可能， 确实离不开 E = mc2 所表示的质量中蕴含巨大能量这一规律， 但这种理解对分析爱因斯坦的作用并无价值——因为规律的存在与否是客观事实， 跟爱因斯坦无关； 二是理解为爱因斯坦对 E = mc2 这一规律的发现使原子弹成为可能， 这则是大大高估了爱因斯坦的作用， 说是 “迷思” 亦不为过——因为原子弹构想背后的根本思路， 是来自特定类型的核裂变可以形成链式反应， 及反应过程会释放大量能量之类的经验事实， 这些经验事实无论有没有 E = mc2 都会被发现。 E = mc2 只不过是对反应过程会释放大量能量给出了理论理解， 对原子弹构想的提出并非必要。 而且像 E = mc2 这样的简单关系， 即便未被爱因斯坦从理论上发现， 在核裂变研究中作为经验公式被发现也几乎是铁板钉钉之事[注六]。 因此， 斯诺对 “爱因斯坦使原子弹成为可能” 这一说法的异议 (尤其是上述层面的异议——辨析方式也与以上所述大体相近)， 在我看来是非常正确的。 不过， 在阐释异议——也即辨析——时， 斯诺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 从而为本文提供了另一类值得评述的地方——即作者不幸弄错的地方。 为了说明 E = mc2 对原子弹构想的提出并非必要， 斯诺宣称 “远在爱因斯坦给出 E = mc2 这一方程之前， 原子核能的可能应用就被猜测过了”。 这个说法相当无厘头。 事实上， 原子核的发现是在 1911 年， 在那之前， 原子核的概念尚不存在， 何来的 “原子核能”？ 更遑论 “原子核能的可能应用”。 当然， 斯诺说的是 “猜测”， 但科学猜测很少能在概念问世之前就展开。 事实上， 别说是科学猜测， 哪怕把科幻小说也算上， “原子核能的可能利用” 恐怕也只能回溯到 H. G. 威尔斯 (H. G. Wells) 的小说 The World Set Free (解放世界)。 那篇小说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想象了 “原子核能的可能利用”， 甚至想象了原子弹。 但那篇小说发表于 1914 年， “爱因斯坦给出 E = mc2 这一方程” 则是 1905 年， 次序依然错了。 斯诺若不是弄错了时间， 大概就是把放射性的发现 (1896 年) 及最早期的应用笼统视为了 “原子核能的可能应用”， 这虽勉强也能说通， 跟原子弹之间——哪怕从 “可能应用” 及 “猜测” 的角度讲——毕竟仍差了十万八千里。 除上述问题外， 斯诺的爱因斯坦简传还有另外两处跟时间有关的差错。 一处是称爱因斯坦 “在 37 岁时就被普遍视为当代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 与牛顿相若”。 这若不是弄错时间， 就是言过其实了。 爱因斯坦 37 岁时是 1916 年， 当时他虽已完成了一生最伟大的工作——广义相对论， 且已有个别物理学家对他作出了极高的赞许， 但离 “普遍视为” 起码还差三年 “火候”——三年后的 1919 年， 当广义相对论预言的光线偏折效应被观测证实后， 他作为 “与牛顿相若” 的 “当代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 的说法才开始广为传播乃至被公认。 另外——与之相关地， 斯诺还宣称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一传到英国就被视为 “牛顿以来最伟大的思想革命”， 事实上， 那也是三年之后， 当广义相对论预言的光线偏折效应被观测证实后才所获得的评价[注七]。 斯诺很可能是将广义相对论问世的时间与广义相对论预言的光线偏折效应被观测证实的时间搞混了。 另一处跟时间有关的差错， 是提到爱因斯坦的第二任妻子时， 斯诺称她保护了爱因斯坦不受杂事烦扰， “直至他去世”——这 “他” (he) 若非 “她” (she) 之笔误， 就是又弄错时间了。 爱因斯坦的两次婚姻一次以离婚告终 (1919 年)， 另一次遭遇了妻子早逝 (1936 年)， 都没能持续到 “他去世”。 1955 年 3 月， 爱因斯坦在挚友米歇尔·贝索 (Michele Besso) 去世后写给贝索遗孀的信里， 称自己最佩服贝索的是 “他不仅能做到多年来跟妻子过着安静的生活， 且始终协调一致， 而我却两次都没有做到……” 除跟时间有关的差错 (最后一处不排除是笔误或排版错误) 外， 斯诺对爱因斯坦数学能力的描述也有一定的失实之处， 而且这种失实似乎带有一种小说家职业习惯的意味——即职业性地对事态进行小说式的渲染。 斯诺称爱因斯坦的数学基础跟其他顶尖理论物理学家——比如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 (James Clerk Maxwell)、 马克斯·玻恩 (Max Born)、 维尔纳·海森堡 (Werner Heisenberg)、 沃尔夫冈·泡利 (Wolfgang Pauli) ——相比 “逊色得多” (much less well equipped)， 所举的佐证则是爱因斯坦在晚年自述里所说的， 自己在数学领域里的直觉没有强到能清楚识别哪东西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其实爱因斯坦晚年自序里的那种说法只是陈述他偏好及选择物理而非数学的缘由， 所谓 “数学领域里的直觉没有强到……” 云云也是跟物理直觉相比较而言的， 那样的比较结果对多数顶尖物理学家都是成立的——斯诺所举的那几位也不例外。 更渲染失当的是， 斯诺将爱因斯坦 1905 年的那几篇著名论文说成了 “包含很少的数学” (contain very little mathematics)。 事实上， 那几篇论文包含了大量数学——即便是用现代眼光看来可概述为一个线性公式的光电效应论文， 也包含了从代数到积分不一而足的几十个数学公式。 那几篇论文包含的数学不仅数量不少， 类型也并不粗浅， 而是跟同时代的其他理论物理学家——或所谓 “顶尖理论物理学家” (其实后者往往并不体现在数学比一般理论物理学家更高深上)——的数学相若的。 当然， 爱因斯坦的数学确实也有过不够用的时候——发生在广义相对论的研究过程中。 那时候， 爱因斯坦在黎曼几何与张量分析上得到了同窗兼好友、 瑞士数学家马塞尔·格罗斯曼 (Marcel Grossmann) 的帮助。 这段广为人知的历史或许给一些人留下了爱因斯坦数学不够好的印象， 但这种 “不够好” 是广义相对论这个 “前无古人” 的探索方向导致的， 那个方向所需要的黎曼几何与张量分析当时并不属于理论物理学的标准数学工具， 从而也并不说明爱因斯坦的数学基础跟同时代的其他 “顶尖理论物理学家” 相比 “逊色得多”。 以上就是我对斯诺这篇爱因斯坦简传的阅读札记——也是借机聊聊自己想聊的某些零星话题。
参考文献
2022 年 5 月 24 日完稿 相关链接 站长往年同日 (5 月 25 日) 发表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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