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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自己的无知， －苏格拉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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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长在 Bluesky 新开了微博帐号 中学时代 随着小学毕业的临近， 考中学成为老师们越来越集中的话题。 小时记忆中的杭州很大， 跟奶奶从清泰门外 (现清泰立交桥东端) 走到葵巷就觉得是走了很远的路。 在那样的眼界下， 杭州的各中学自然也都 “很远”， 从来不曾去过。 因此对中学的印象完全来自于小学老师们的评价。 当时老师们评价最高的是杭州二中， 最低的则好像是红星中学 (记不太准了， 因为既没有去过， 小学之后也再没听说过)。 受此影响， 杭州二中便成为我考中学的选择。 不过考中学之前却有一场幕后戏十分关键， 要在这里叙述一下。 正如 “童年” 一文中提到， 我当时是先于父母来到杭州的。 父母虽早有迁往杭州的意图， 实施起来却是旷日持久。 我从小学二年级到清泰门小学就读， 一直念到六年级， 那期间父母一直在为调动工作而努力。 当年户籍制度森严， 要从金华和上饶这样的地方调到杭州， 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这件事原本并没有明确的时间表， 但在我小学快毕业时却变得越来越紧迫了， 因为当时没有杭州户口的学生是不能进重点中学的。 所幸的是，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丝绸方面极有专长的妈妈终于还是成功地在我毕业前不久调到了杭州， 我的户口亦随之解决。 命运的安排有时候想想确实很微妙。 我因为生日的关系晚入小学一年， 因而遇上了小学五年制改六年制 (参阅 “童年”)， 后来更因此而遇上了军训， 可谓是连锁反应。 若非如此， 我入大学的时间可以提前整整三年。 可是反过来一想， 若非如此， 我的户口也许就不会在小学毕业前得以解决， 我也就进不了杭州二中。 那样的话， 我的整个人生轨迹将会完全不同。 福兮祸兮又有谁人可知？ 如愿考上杭州二中是那年暑假最开心的事情。 录取通知书寄来的时候我正和邻居家的一位伙伴玩耍。 当时我们都已住进了楼房， 早年相戏于池塘边、 院子里的玩伴们已大都在搬迁中作鸟兽散， 那位伙伴 (还有堂弟) 是我在新居最主要的伙伴。 他比我大几岁， 那年报考了一所中专。 说来也巧， 我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 他也正好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两人皆大欢喜， 一直玩耍至晚上。 但是那个暑假结束后两人一起玩耍的机会日渐稀少， 童年自那时起渐渐离我而去了。 ********
我入学的时候 (1984 年)， 杭州二中坐落在建国路旁 (如今主校园已搬到了钱塘江南岸)。 入得校园来， 正对着校门是一个喷水池， 周围四角均有小花坛， 后面是一座综合楼， 叫做 “求是楼”， 楼里有图书馆、 会议厅及一部分实验室等。 喷水池左右两侧各有一栋教学楼， 左边楼高四层， 叫做 “三好楼”， 是高中部， 右边楼高三层， 印象中是叫做 “五爱堂”， 是初中部。 当时的教室安排是： 初一在一楼， 初二、 初三分别在二、 三楼。 因此随着年级增高， 一层层往上搬， 给人一种随着学业发展， 日益登高望远的良好感觉。 不过念完了初三又通统打回原形， 到对面高中部一楼就坐， 然后再一年年重新往楼上搬。 初中的功课中出现了几张新面孔， 最主要是几何与英语。 几何是我很感兴趣、 也是后来学得最好的学科之一， 不过一开始却让我栽了个不大不小的跟斗。 第一次单元测验得了 69+10 分 (10 分为附加分)， 可能是我自小学以来在数学测验中得到的最低分。 英语对我来说也是新的， 因为在小学里没学过。 这一点现在的学生可能会觉得奇怪， 现在英语已是小学 (或者幼儿园) 的主课了。 虽然小时候看到有人能说英语或能看英语书我总是很佩服 (最早让我佩服的是小学的一位地理老师， 有一次春游时看到他给人做翻译， 佩服得五体投地)， 不过佩服归佩服， 英语始终没能成为我的兴趣， 后来也只在科技英语上下过一点功夫。 据说学英语的一大忌讳就是用中文来给英文单词注音。 但话虽如此， 一开始时还是有许多同学这么做——其实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因为当时还没学音标， 大家都怕忘了读音。 记得最好笑的注音是一位同学在单词 "numeral" 旁边注的 “牛部落”。 当时历史课上正在部落长、 部落短地讲述原始社会， 看见英语书上冒出个 “牛部落” 着实让我哈哈大笑了一通。 后来出了国， 听说这种用母语为外语注音的事老外也干。 据说有老外给 “谢谢” 注的音居然是 "shit shit"， 真可谓笑里藏刀啊。 中学是我对课程的兴趣走向分化的开始。 这一方面是因为课程数量的增加， 另一方面， 则是因为小学六年下来后， 我自己的兴趣已渐趋鲜明。 在这一分化中首当其冲的是语文。 对中学之后的我有所了解的人也许很难相信， 小学时我喜欢语文一度还甚于数学， 因为在语文课上可以读到许许多多发人暇想， 令人神往的故事， 它们对于我的意义远远超乎了语言文字本身。 但自中学起， 课本本身起了两个比较明显的变化。 一个是小学时琅琅上口的古诗——那些至今还能记得一些的五言、 七言绝句——逐渐被古文所取代 (当然， 事实上古文也是可以琅琅上口的， 只是我显然没那份功力)。 古文的比例随着年级增高渐渐增加， 我对语文的兴趣则随着这一比例的增加而渐渐下降。 另一个变化是中学语文课本中具有政治意味的文章越来越多， 比方说毛泽东的文章越来越多。 我对此很不以为然， 我当时的观点很简单， 那就是政治人物的专长是政治而非文章， 放着真正精彩的好文章不选， 却把大量政治人物的文章选入语文课本， 十足令人倒胃口。 高中时我还就这一点在一篇随笔中抨击过语文课本， 幸亏文革已过， 否则有苦头吃了。 现在回想起来， 其实小学课本上未必就缺少政治——别的不说， 小学的第一课就充满了政治色彩 (参阅 “童年的课文”)。 我之所以对小学语文充满怀念而与中学语文日渐疏离， 和中学是年轻人逆反心理逐渐形成的时期也不无关系。 不过我相信小学课文也确实要远比中学课文来得生动活泼， 因为许多枯燥无味的政治思想只有等到脑袋发育至中学阶段后才能灌输。 对语文兴趣的下降直接导致了语文成绩的下降， 小学时我是班上语文最好的学生之一， 考试常常能得九十多分， 到初中变成了七、 八十分， 到高中更是只剩下六、 七十分 (幸好大学没语文， 否则照这个趋势下去倒是不太妙)。 我对功课爱憎分明， 喜欢的不仅学好课堂上的， 而且大量阅读课外资料， 超前自学； 不喜欢的则基本扔在一旁不理不睬， 只在考试前略抱佛脚， 聊尽人事。 喜欢的功课因粗心大意丢一、 两分都会惋惜不已； 不喜欢的功课哪怕不及格也满不在乎。 记得第一次出现不及格的是政治， 后来好像历史和生物也各自亮过一次红灯 (说到生物， 值得一提的是， 后来的高中生物会考倒成了我在副课上少有的一次辉煌： 那次会考虽只抱了几小时佛脚， 却居然得了 A——而且那年得 A 的门槛据说高达九十五分！)。 不过在这些满不在乎中也有一个例外， 那就是语文。 因为语文是主课， 不及格要补考， 我一向不喜欢考试， 想到不及格要补考就很担忧， 宁愿多抱会儿佛脚。 因此语文期末考对我有不小的压力， 甚至毕业很多年后仍梦见过语文期末考不及格， 在梦里着急， 醒来后兀自心惊。 幸好在现实中从来都是有惊无险。 不过， 语文课本虽不合我的口味， 二中的许多语文老师却是一流的， 非常善于调动课堂气氛。 我对中学语文课记忆最深的场景是一种被称为 “一分钟演讲” 的课前演讲。 这种演讲由同学自愿上台， 内容不限， 感想、 评论、 故事、 笑话等等都行。 刚开始时大家还羞羞答答， “犹抱琵琶半遮面”， 但后来的气氛越来越活跃， 最后竟发展到了很多同学抢着上台演讲， 老师不得不限制时间、 人数的地步。 在上台演讲的同学中， 有一些是平时功课 (考试成绩) 不太好的， 但是对 “一分钟演讲” 却非常投入， 几乎每堂课都预作准备、 抢着上台。 这一点隔了这么多年， 我依然怀有深刻印象。 学生的能力和爱好是多种多样的， 并不是每一位学生都会适应学校的考评体系。 一个考试成绩不好的学生未必就是坏学生， 这道理虽人人都懂， 但学校的考评体系 (以及家长们对这一体系的普遍认同) 还是给成绩差的学生造成不小的压力， 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他们对求知与课堂应有的美好记忆， 在极端情形下， 甚至会扭曲他们对社会与人生的整体认知。 二中的那些语文老师通过小小的 “一分钟演讲” 营造起的那种热烈的气氛， 让许多原本会在下面开小差、 打瞌睡的学生神采飞扬地站到了讲台上， 接受全体同学热情的笑声和掌声。 我想也许很多同学都会记得那一幕的。 我到美国许多年后， 有一次和一位教 MBA (工商管理硕士) 的朋友闲聊， 他说在美国讲授 MBA 课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学生 “feel good” (感觉良好)。 我觉得， 许久以前二中语文课堂上的那些 “一分钟演讲” 所起的作用也正在于此： 让学生 “feel good”。 在我所经历的中学教育中， 我个人认为最失败， 并且失败得最没道理的是历史课。 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是根据我多年来的两个观感： 一个是当年历史课上没兴趣听课的同学比除政治课以外的任何其它课上的都多； 另一个是我认识的人中对历史多少有些兴趣， 爱读历史小说， 爱看历史影片或电视连续剧的人比例很大。 把这两点一联立， 立刻就显出当年历史课的失败来了。 我始终就不明白， 为什么要让学生背什么 “天朝田亩” 制度的具体内容？ 有这个必要吗？ 试问有几个学生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具体内容？ 身边眼前的事情都记不过来， 却要让所有学生都去背那些八杆子打不着的细节， 不是很盲目吗？ 更重要的是， 对琐碎细节的强制性记忆大大破坏了学生对历史课的兴趣， 也大大限制了老师讲课的自由度。 其结果是， 一门完全应该是兴趣盎然的课程变得味同嚼腊。 不过在几个学期的历史课中也有过一次例外， 那天原本教课的历史老师请了假， 由当时任校领导的另一位老师代课。 那位老师的课讲得非常精彩， 精彩得出人意料 (那时久已不知道历史课居然还可以跟 “精彩” 二字联系在一起)， 破天荒地让我在下课铃声响起时， 竟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 我虽不知道那位老师的名字， 却一直记得那堂精彩的历史课， 只可惜后来再不曾有机会聆听那样的历史课。 ******** 写课程写累了， 添上一段插曲。 妈妈刚调到杭州时， 还没分到房子， 和我一起住在奶奶家。 十几年前， 要从单位分一套房子，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直拖到我念初三时才搞定。 此时我父亲也已调到了杭州， 在杭州铁路分局设计室工作， 一家人终于有史以来第一次得以在同一座城市定居。 由于妈妈所在的浙江丝绸科学研究院位于杭州西北角， 分到的房子也在那边， 离二中很远， 我每天上学要花五十分钟左右乘车， 逢雨天或堵车极易迟到。 于是我趁机把一个蓄谋已久的提案拿了出来： 骑自行车上学。 当时我已学会了骑车， 且兴趣极其浓厚。 但妈妈认为不安全， 一直不允许我在居民区范围之外骑车， 仅有的一次 “法外开恩”， 是某次和姑妈等人在南山路 (西湖东南侧的环湖道路) 游览完毕返回姑妈家时。 当时姑妈住在玉皇山脚 (离西湖很近， 是山明水秀之地)， 从南山路到姑妈家所经的是玉皇山路， 车辆稀少， 十分幽静，加上当时共有两辆自行车， 我不需一人独行， 妈妈这才答应我和姑妈一同骑车先行。 这件是想起来就像是昨天才发生的， 浑不觉十几个年头已经过去， 如今姑妈年事渐高， 早已不能再骑车了。 我写这件事情， 一来是因为印象深刻 (这反过来也说明我当时对骑车是何等的着迷)， 二来也是说明我要争取独自骑车穿越大半个杭州城去上学的 “权利”， 其难度有多大。 在磨过无数嘴皮子 (记得当时拿出的理由中有一条是某国科学家的一项调查， 结果表明骑车有益健康， 平均可延寿五年) 之后， 我终于在十六岁那年 “口试” 通过， 如愿以偿。 ******** 回到课程上来。 前面把许多功课都 “损” 了一下， 因此很明显， 在中学那些年里， 我的兴趣是集中到了没有被 “损” 的几门课上。 在这几门课中， 化学只是在初三刚开课时喜欢过两个学期， 主要还是因为其中关于分子、 原子结构等与物理关系比较密切的部分。 到了高中之后， 化学也逐渐被打入冷宫， 成绩有起有落， 平均来说还过得去。 剩下的于是就只有数学 (包括几何) 和物理了。 这便形成了我中学时代在学习上有别于童年的最鲜明特点： 偏科。 ******** 与童年相比， 中学时代的另一个特点是手头开始变宽裕了——因为自中学起， 我的零花钱开始由父母给。 从困苦岁月中走过来的长辈们， 通常是辈分、 年岁越高就越节俭。 因此父母给的零花钱比奶奶给的要多些 (当然另一方面， 长辈给的零花钱也是随小辈年龄的增长而增加的)。 有了钱， 逛书店、 买书很快成为了我的一大习惯。 我这人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从来是不惜花费时间精力的， 那时我每天午饭后必做的事情就是逛书店， 刮风下雨鲜有例外， 有一回雨天还因雨衣缠住车把而当街摔了个七荤八素。 当时杭州最值得逛的书店有两家， 恰好都离二中不远： 一家是当时清泰街上的旧书店， 那里不时可以发现在新华书店早以脱销的旧书， 常有猎奇之喜——只可惜后来在旧城改造中关闭了， 一直没有重开， 实为读书爱书之人的一大损失； 另一家是位于官巷口的新华书店， 离二中也不过两站路。 我买书基本上是地毯式的， 喜欢的书几乎是见一本买一本， 在书店买到一本好书常会让我一整天都兴奋不已。 我这种买书的劲头一直持续到本科毕业出国为止， 而父母对于我买书始终给予了 “中央财政” 的大力支持。 家中我的房间里除床和桌椅外， 就全是书架。 书店也差不多是那些年里我逛的唯一类型的商店。 在那些年的买书经历中， 也有过几次遗憾——都是发生在科技图书刚开始涨价的时候。 领衔涨价的不是别家， 正是我一直很喜欢的科学出版社。 当其它图书还在一元钱上下的时候， 科学出版社的同类图书已涨到了三至五元。 我买书虽然一直很舍得花钱， 但父母长辈们的节俭对我毕竟起了一定的潜移默化作用， 在涨价之初还是感到了不适应， 出现了买书史上少有的因价格而错过图书的情形。 其中最大的遗憾有两套书： 一套是汤川秀树的《经典物理学》 (上、 下)， 另一套是 Richard Courant 和 David Hilbert 的《数学物理方法》 (I、 II)。 等到我觉得后悔时为时已晚， 两套书均已售磬 (后来几经努力， 才总算每套各买到其中一册)。 由于新居离妈妈的单位——浙江丝绸科学研究院——很近， 寒暑假我有时也去那里转转。 结果有一次寒假， 偶尔发现那里的图书室有许多数理天文方面的书， 登时如获至宝。 于是那个假期几乎每天一清早， 我就带上纸笔， 搬一张椅子坐在书架旁阅读， 直至午饭和下班时妈妈来叫我。 那个图书室鲜有职工光顾 (因小说不在该室)， 常常一整天只有我一个人待在冷冰冰的房间里， 日久之下， 和管理员都熟识了。 那个图书室里的许多书——尤其是数理天文方面的书——都积着厚厚的灰尘， 但那些书是中学图书馆里没有的。 我边看边做笔记， 看到喜欢的书还发信到出版社去询问是否有存书可供邮购 (也确实买到不少好书， 印象最深的是 Steven Weinberg 的《引力论和宇宙论》， 寄出书款后整整隔了三个月才收到书， 害得我天天到传达室查询， 还数度写信催问)。 后来管理员看到我实在很喜欢那些书， 而丝科院的职工又确实不需要它们， 就把其中一部分以旧书处理的方式卖给了我。 在丝科院图书室度过的那些日子， 是我中学时代很值得怀念的一段时光。 我喜爱的那些学科伴我度过了朦胧憧憬的小学和中学的时光， 伴我度过了在北国冰天雪地里摔爬滚打的军训生涯， 也伴我度过了大学校园里的那些个日日夜夜。 随着岁月的流逝， 外在的世界一天天地变化着； 随着小学中学的毕业， 童年的玩伴一个个地离去， 随之带走了许多快乐和记忆。 我怀念过去， 伤感时光的流逝， 但我的内心世界始终宁静如昔。 因为我所深爱的那些学科让我看到了这个世界最深沉的秩序和美丽， 那种美丽是尘世间的任何喧嚣和变化都无法掩去的。 在孤单寂寞的时候， 我有时会问自己： 如果我注定要孤独地度过一生， 那会怎样？ 这时候我总会想到那些学科， 纵然别的什么都没有了， 起码我还可以有一个内在的世界， 起码我还可以欣赏和思考自然界最动人心魄的美。 静静的人生、 淡淡的思绪未尝就不是一种体验和境界。 虽然我从来没有超脱到去选择永久地体验那样一种寂寞的境界， 但不可否认， 我对自然科学的兴趣爱好使我的内心能用更大的平静来看待外界的波澜。 对自然科学展现出的表象世界背后的壮丽秩序的欣赏， 让我看到了世上的美是多层次的， 世上值得追求的东西、 人生可以找寻的道路并不限于那些表面上很风光， 实则充满了世俗的东西。 在我中学时期的爱好中， 除了那些有名有姓的主流学科及与之相关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史之外， 还有一些其它的东西。 比方说那时我对几乎所有的神秘现象都很感兴趣， 像人体特异功能、 百慕大三角、 UFO、 野人、 外星生命等等。 我订阅时间最长的杂志不是物理、 数学或天文方面的杂志， 而是《飞碟探索》。 那些神秘的东西总能勾起我极大的好奇心。 后来到大学之后， 对那些东西中的大多数渐渐转为了怀疑， 因为我发现那里有很多欺诈， 也有很多伪科学。 从心理上讲， 我很希望这个世界能多一点惊讶， 有时甚至觉得像神仙鬼怪那样的东西也很 colorful， 但我更相信理性， 这也是我看待人生与社会的基本观点。 ******** 虽然很不喜欢考试， 但中学时有一类考试却是我 “自找” 的， 那就是学科竞赛。 好在从最后的投入产出比来看， 倒也没 “吃亏”。 因为学科竞赛的最终结果是让我免除了一场更大的考试——高考。 对我来说， 学科竞赛与平时考试的最大差异就在于， 学科竞赛及其准备阶段所学、 所练习及所考的大都是我感兴趣的东西。 那种智力上的锻炼不仅有相当多的趣味， 而且在思维中既培养了发散性， 也训练了周密性——对后者的培养其实从小学起就有了， 那时虽没什么竞赛， 但老师出题时常喜欢在文字上搞一些小花招， 比如说题目中一直用 “公斤”， 但最后问的却是多少 “斤”， 一不小心就会上当； 又比如说时而用 “增长了 3 倍”， 时而用 “增长到 3 倍” (这一点现在的许多新闻媒体还常常搞错)， 等等。 这些训练我个人是认为受益菲浅的。 中学时代在我记忆里的最后一幕， 是高考的那几天。 那几天天气炎热， 我们这些有幸逃脱考试的同学忙着往考场上运送冰块， 给考生们降温。 那时的高考不像现在， 我记得那年二中的大学录取率大约是百分之七十几， 就已是杭州各中学之冠了 (清泰门小学的老师们六、 七年前的点评还是很准确的)， 而现在全国中学的平均大学录取率已有百分之七十。 那时的独木桥比现在窄得多， 桥上人的心情也就紧张得多。 中学时代的一个小小的遗憾是没有拍上毕业照。 我在高三那年的二月至五月间曾在北京参加物理集训队， 返回杭州后因无需参加高考， 便没有再回班级上课， 最后一学期和班级的联系甚少， 拍毕业照也懵然不知 (无独有偶， 我大学也是提前离开了班级， 同样没能拍上毕业照， 也算是我一向疏于交际的一个 “报应” 吧)。 中学毕业后， 我在杭州的 “定居” 生活便算暂告段落。 从小学二年级进入清泰门小学 “借读” (后转为正式学生) 算起， 到一九九〇年从杭州二中毕业， 我在杭州度过了十一个年头， 正好是我学生时代的一半。 安宁的故乡岁月渐渐落下帷幕， 漂泊的航船即将扬帆远行。
无法阻遏的年轮， 卷走了我的纯真， 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写于纽约 站长近期发表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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