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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自己的无知， －苏格拉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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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本人文字的读者 童年
别笑爱做梦的孩子
读别人的故事， 常常惊讶于作者对久远细节的描述， 真希望自己也能有这样清晰的记忆。 这或许也不算什么奢望， 许多悠远的往事其实都忠实记录在大脑里， 可是尘积已久的记忆就像压在大石头下面的藏宝箱， 知道它在那里， 却怎么也拿不到。 常常在做梦时恍恍忽忽想起了什么， 醒来后想翻开石头看个究竟。 可是时间老人压上去的石头， 又有谁能翻得开？ ***** 现在回忆起来， 我所能记起的最遥远的场景是一辆翻倒在盘山公路旁的汽车 (没办法， 一点也不浪漫)。 那时我和妈妈一起坐长途汽车去临海 (浙江中部的一座小山城)， 那翻倒的汽车影响了交通。 我不记得那时我多大， 总之还没大到知道什么叫害怕。 临海是什么样子的， 我已完全不记得了， 但我的名字始终铭记着那座小山城。 我在杭州出生的那一年， 父母的工作地点分别在南昌和临海， 于是就有了我的名字： 昌海。 ******** 我出生后最初有几年是在嵊县 (浙江中部的另一座小城， 现在叫做嵊州市)， 跟外婆及三舅舅、 三舅母一起度过的。 我在真正懂事之前， 一直是极端调皮捣蛋的家伙， 外婆为了带我， 一定添了不少皱纹。 不过据说我虽顽皮， 却也十分讨人喜欢， 外婆又特别喜欢孩子， 我在她身边给她带来了许多开心的时间， 笑一笑， 那些皱纹想必就又舒展开了。 妈妈接我离开嵊县时， 三舅母哭得很伤心。 我那会儿睡觉时常常用手抠帐子， 时间久了， 帐子上被我抠出几个小洞。 我走以后， 外婆每次看到那些小洞就忍不住流泪。 我这一走隔了好多年才重新回到嵊县， 外婆还住在原来的地方。 知道我们回来， 她早早就在门口张望。 我离开嵊县时还很小， 并不记得多少人和事， 但我一见到外婆就认出来了。 吃完饭， 父母陪外婆说话， 我和表弟 (三舅舅的孩子) 就到屋外玩耍。 我们在屋外遇到邻居家的一位老人， 表弟和他打了个招呼后说： “这就是昌海啊！” 老人吃了一惊， 把目光投向我， 问： “啊？ 是昌海啊？” 我使劲点点头， 忽然觉得眼睛有点潮湿， 我知道面前的老人一定想起了我的许多往事， 可我却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时间无情地割裂了我的记忆， 离开的时候我还太小， 什么都还不记得。 我不知道去掉了顽皮的脸， 是否还能让老人看到昔日在他身边蹦蹦跳跳的孩子的影子。 我没有出声， 我怕已不会说嵊县话的我， 一出声就会让老人心里的记忆像水波中的月影一样支离破碎。 我默默望着他， 真希望目光能把我心中的感激和留恋告诉他， 真希望他能听到我心里的声音： “是啊， 爷爷， 是我， 是您疼爱过的昌海又回来了……” ******** 去临海的路上险象环生的交通状况， 使妈妈下决心要离开这座偏僻的城市。 在我出生几年之后， 她终于带我来到了金华。 对外人来说， 金华最出名的大概要算金华火腿了。 许多年后， 我在纽约的第一任室友——一位台湾学生——问起我杭州以南有哪些城市时， 我说有福州和厦门 (为了给国军弟兄们留一点面子， 我略过了南昌)。 他说福州厦门太靠南了， 往北一点还有什么城市？ 我说有几座小城市想来你不会知道的。 他说你说来听听， 于是我就说金华， 没想到他一听就叫道： “金华火腿！” (顺便说一下， 当我提到绍兴时， 他就大叫： “绍兴酒！”， 看来台湾同胞还是胸怀大陆的)。 妈妈是做丝绸研究的， 到金华后就在金华丝厂工作。 我最早有记忆的童年就是在丝厂厂区度过的。 直到今天， 我还能依稀记起当年厂区的格局： 进了厂门是一条笔直的水泥路， 路的尽头是锅炉房， 办公室和宿舍大都在路的左侧。 有几幢宿舍是长长的平房， 中间是黑乎乎的走廊， 堆着些各家各户的杂物， 走廊两侧各有十几个房间。 妈妈和我住的就是那样一座平房内的一个房间。 斗转星移、 时过境迁， 那些简陋的平房如今一定早已不存了， 但在我的记忆里， 它们依然是我的家， 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偶尔还会悄悄在睡梦里回去看一看。 顽皮是顽皮者的身份证。 很自然的， 我把我的顽皮带到了金华， 厂区的每个角落都留下了我和其它小孩玩耍的足迹。 那时我们最爱玩的除常见的打弹子、 捉迷藏、 抓知了、 打乒乓 (我那时刚开始学乒乓， 被人 “欺负” 得惨不忍睹) 等等之外， 还有许许多多叫不上名字的游戏和玩具。 其中一种很令我着迷的玩艺儿是把一根铁丝的一端弯成钩状， 用它推着一个铁圈在地上跑。 我从小就对带轮子的东西情有独钟， 恨不能自己长出两个轮子来捉迷藏跑得快。 看到这么有趣的玩艺儿自然不甘人后， 赶紧缠着妈妈请人替我做了一付。 这推铁圈还颇有些技术性， 一开始那铁圈就如阿凡提的毛驴一般， 让它左来它往右， 让它走来它躺下。 学会后有一段时间， 我成天就推着个铁圈到处乱转， 成为厂区一景。 我对带轮子东西的沉溺在许多年后学骑自行车时又一次达到了高潮。 但奇怪的是， 到美国后我却对学开车意兴阑珊， 或许是童年时对轮子的感情透支了， 或许是因为坐在车里看不见轮子。 几年如一日的辛勤玩耍极大地拓展了我的医学知识： 红药水、 紫药水、 碘酒、 消炎粉等当时常用的药品， 就是在那会儿 “身体力行” 地认得的。 不过顽皮的我也有很听话的一面： 妈妈怕我被坏人拐走 (这种事在厂区以外发生过)， 就告诫我不要一个人离开厂区， 这话我一直牢牢记着， 无论别的孩子怎么劝说引诱， 我都不为所动。 在上小学之前， 我从未独自离开过厂区。 家是我的另一个活动场所。 我的小床上平时总是堆满了形形色色的玩具， 当然小狗小猫洋娃娃之类我是不玩的。 我喜欢汽车、 火车、 坦克、 积木， 以及平时玩耍时拣来的乱七八糟的小玩艺。 那些玩具被我拆了又装， 装了又拆， 床上混乱得像个手工作坊。 妈妈认为小孩玩玩具有益于智力开发， 又一直很宠我， 不仅给我买了许多玩具， 有时还让邻居家的孩子到家里和我一起玩。 出差的时候， 妈妈不放心把我托付给别人， 总是带着我一起走， 那时的我出远门也一定要带上玩具， 妈妈就常常拉着我的手， 背着一辆很显眼的玩具大汽车上路。 在我能记得的所有情形下， 妈妈对我的照看都称得上无微不至。 当时人们的经济条件还很差， 大家出门一般就用一把普通的锁把房门反锁上， 那样的锁安装最简便， 价钱也最便宜。 有小孩的人上班时常把小孩锁在屋里玩。 妈妈是当时左邻右舍间唯一在门上安装弹簧锁的人， 她怕万一发生火灾或其它危险情况时， 反锁在屋里的我无法逃生。 直到今天， 我已经这么大了， 妈妈和我上街买东西时还下意识地想把重的东西拎在自己手里 (当然这时她的孩子不再 “听话” 了)。 我在金华的那几年， 父亲 (我在书面文字中习惯于用 “妈妈” 和 “父亲” 这组不太对称的称谓， 算是应了 “慈母严父” 这句老话吧) 已经从南昌调到了上饶 (江西东北部的一座小城市) 工作， 城市虽然小了， 但离妈妈和我近了些。 父亲每周来金华探亲一次——来的时候， 总会在晚上给我讲一段《西游记》的故事。 父亲是讲故事的好手， 很平常的故事被他讲出来也会变得精采纷呈、 妙趣横生， 更不用说《西游记》那样原本就很引人入胜的故事了。 父亲讲故事的时候， 我总是坐在一张小凳子上， 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仿佛眨一眨眼睛就会让什么小妖怪从我眼皮底下溜走似的。 妈妈则在一旁做些家务。 父亲总是把故事里的猪八戒和妖怪的话语模仿得特别有趣， 不仅让我笑得前俯后仰， 有时连妈妈都被逗笑了。 我和妈妈直到今天都记得， 有一次父亲模仿妖怪的语调说： “小的们， 把猪八戒用板刷刷一刷， 煮了吃！” 笑得我们直不起腰来， 也不知这 “用板刷刷一刷” 是妖怪的意思， 还是父亲替妖怪出的损招。 父亲对《西游记》的故事虽然十分熟悉， 但为了讲故事， 每次在火车上仍会像备课一样， 把晚上要讲的部分重新看上一遍。 他还常常买一些《西游记》的连环画给我， 那些连环画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书，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其中许多人物的图像。 后来《西游记》讲完了， 他就给我讲《封神演义》。 父亲是工程师， 从事铁路电信设计， 常年在铁路系统工作， 也常给我讲铁路上的故事。 潜移默化之下， 我迷上了火车，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立志长大要当一名火车司机。 每次父亲来， 我总要让他带我到铁路道口去看火车。 那个道口在几里路以外， 四周是开阔的农田。 我总是一边等火车， 一边要父亲给我讲那些永远听不厌的铁路上的故事。 父亲在讲故事之余， 也给我讲一些诸如铁路信号灯的含义之类的小知识。 当蒸汽机车的烟柱冉冉出现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时， 我就会高兴地叫起来。 列车带着隆隆的节奏驶过道口， 疾风吹拂着父亲和我的脸， 不知车上的乘客可曾在笑话车窗外那兴奋得手舞足蹈的看火车的孩子？ 我恋恋不舍地目送火车在另一侧的地平线上渐渐消失， 眼前又只留下那两条亮闪闪的铁轨， 带着我童年的想象和憧憬， 伸向遥远而神秘的远方。 父母的呵护陪伴我走过了无忧无虑的岁月， 让年幼的孩子感受到了人世间那份平凡而又伟大的爱。 长大之后， 在人只影单的漫长漂泊岁月里， 无论走到哪里， 无论离故乡多远， 那份爱就像黑暗中疲惫旅人眼里的桔色灯火， 充满了温馨， 充满了宁静， 让孤单的我在这个世界上永远能够看到光亮， 看到美丽。 ******** 花开花落、 春去秋来， 渐渐地， 我到了该上学的年龄了。 说到上学， 当时金华 (亦或不限于金华) 有个规定： 上半年出生的孩子可以六岁上学， 下半年出生的孩子则七岁才可上学， 我不幸以十几天之差没能赶进上半年。 这十几天之差后来还造成了连锁反应， 着实耽误了我不少时间。 早知晚十几天这么麻烦， 当初勤快一点， 少睡些 “懒觉”， 早十几天来到人间岂不是好？ 我当时上的学校是附近一家工厂——金华水泥制品厂——的子弟小学。 当时的孩子一般都就近上学， 那所学校是离金华丝厂最近的小学。 从小小的厂区走到厂区外相对开阔的天地， 学校生活在我眼里充满了新鲜感。 我深深喜欢上了学校的所有课程， 每个学期拿到新课本都如获至宝、 爱不释手。 直到今天， 我还记得小学的一些课文， 比如 “大海大海你等着”、 “神笔马良”、 “燕子飞回来了”， 等等。 随着识字的增加， 父母给我买来了一些课外读物， 当时我最爱看的有《动脑筋爷爷》、 《天文知识》等。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那些课本和课外读物让充满好奇心的孩子的视野越出了狭小的生长环境， 让他看见了 “外面的世界”， 让他知道了云层背后隐藏着灿烂的星空， 让他从此喜爱上了气象万千、 缤纷夺目的大自然。 我曾经保存了大部分的小学课本和课外读物， 可惜后来多次搬家， 那些书本终于还是没能躲过岁月的洗礼。 我在金华大约上了三个学期的课， 父母觉得金华毕竟还是太闭塞， 学校的教学质量和视野也都不如省城杭州。 由于当时他们依然是两地分居， 早晚是要调动工作以求家庭团圆的， 于是决定一步到位， 全家分头调往杭州。 “大军未动， 小孩先行”， 我首先离开金华到杭州念书。 那时我奶奶住在杭州清泰门外， 我到杭州后就和奶奶在一起， 并就近在杭州清泰门小学入学。 杭州和金华的小学在教学侧重点上有些差异， 初来乍到的我有一段时间不怎么适应杭州的学习。 屋漏偏逢连夜雨， 我在金华时担任学校的中队长， 衣袖上别着两条杠的中队长徽记， 到杭州后还一本正经地戴着上学。 当时班上还没有中队长， 我这来路不明的中队长很快引起了班上小队长的警觉。 有一次分组做练习， 我和小队长分在一组， 结果我表现不佳， 于是那小队长——一个小女孩——就嘟哝着说： “练习都不会做， 还中队长呢！”， 说完瞟了我的徽记一眼。 女孩子眼尖， 一瞥之下当场看出本中队长的 “破绽” 来。 原来金华和杭州的少先队徽记制作方式不同， 金华的徽记是布做的， 红杠是缝在白布上的， 而杭州的徽记是纸做的， 外面包着塑料外壳。 那小女孩一看就说： “哼， 你这两条杠是自己缝上去的！”。 我这时也发现两边的徽记不同， 顿觉窘迫， 心里却想： “我哪里会缝东西了？ 你那纸做的画起来才容易呢！” 但不服气归不服气， 从第二天起， 我就不再佩戴徽记， 少先队从此 “痛失” 了一名中队长。 搞清状况之后， 我很快就适应了杭州的学习， 并一如既往地喜爱所有的课程。 在课堂之外， 学校还替同学们订了一些杂志， 像《儿童时代》、 《少年爱科学》等等都是当时非常受大家喜爱的杂志。 清泰门小学还有一个小书库， 不过那书库没有直接的外借服务， 学生看书是由班主任拿几十本书到课堂上， 让学生选。 那时选书的情形有点像拍卖： 老师拿起一本书问大家谁要看这本书， 想看的同学就举手， 通常每本书都有很多同学想看， 老师就从举手的同学中选一位。 过一段时间， 大家把书交回， 由老师重新分配。 那些书从小说、 童话到天文、 地理都有， 内容相当丰富。 那时候书店里的书远没有后来那么多， 而且多数同学家里也买不起多少书， 从课堂上借书是大家最主要的图书来源。 当过学生的人， 大都不会对写检讨感到陌生。 有借口云： 常在河边走， 哪能不湿脚， 再好的学生也难免有写检讨的一天。 比较要命的是， 写完检讨照例还要家长签名。 当时我和奶奶住， 奶奶就是家长。 奶奶在民国时候当过教师， 平时我有生字问她， 她常常会戴上老花镜， 从五斗橱里拿出一本《康熙字典》来给我讲解。 有一次我把检讨书交给奶奶， 她问明缘由后就签了字， 签完字意犹未尽， 又在我的检讨书上写道： “除检讨外还当罚字五百”。 看见我这检讨书， 老师也不禁笑了， 说： “你看， 你奶奶让你罚字五百， 怎么办？” 其实老师一向很喜欢我， 但我尽管调皮捣蛋， 却一向怕老师， 闻言不敢吱声。 这字有没有罚我记不清了， 不过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 奶奶现在已九十多岁了， 每天还拿放大镜看报纸。 我每次回杭州， 除父母外第一个看望的就是她， 她每次看到我也格外高兴。 有一句老话叫做 “知足常乐”， 当时各方面的条件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殊不足道， 但正因为如此， 我会为点点滴滴的小事而欢欣雀跃、 兴高采烈。 我记得很清楚， 每个大年初一早晨醒来， 我都会很兴奋地翻开枕头去找压岁钱。 那时奶奶给的压岁钱常常是一毛钱， 用一张小红纸包着， 我却像捡了大宝藏似的。 年三十晚上睡下去， 想到第二天有压岁钱， 心里就美美的。 常听人说 “苦中作乐”， 似乎是一种了不起的风范， 其实苦和乐本就是相对的， 渴了的人喝白开水如饮琼浆， 饿了的人吃白馒头如飨山珍。 老人们常说我们这一代的孩子是糖水里泡大的， 今天的孩子们也许会笑， 因为我们那水要是算糖水， 那他们整个就是用糖做的了。 ******** 尽管很喜欢学习， 但要说金华丝厂的顽皮鬼到了杭州就只知道学习， 那可就太低估党和人民培养一个乖孩子的难度了。 当时我主要的玩伴是两个堂弟——二伯伯和小伯伯 (二伯伯和小伯伯都比父亲小， 照说该称叔叔， 但不知是否是杭州的习俗， 我们一向称伯伯) 的孩子， 分别比我小两岁和四岁。 说起玩耍， 不能不说说当时的居住环境。 那时我们住的地方在杭州的城乡结合部， 周围有不少农田。 奶奶和一户邻居合住一个很大的院子， 院子中间用高高的篱笆分隔着。 邻居也是一位老奶奶， 和女儿住在一起。 那邻居和奶奶的关系比较紧张， 平日里除口角外极少往来， 不过那老奶奶一家都非常喜欢我， 我到杭州后无形中缓和了两家的关系。 奶奶这部分的院子在靠近屋子的地方有一个较大的天井， 往外成狭长形延伸到院子门口。 那院子除了大门外， 两户人家各自的部分还均有一扇较小的门， 我们院子的那扇门已经十分破败了， 上面大大小小的裂缝比比皆是， 大的宽达数寸， 小的也有一指宽。 由于那门在院子内， 并不起安全作用， 虽然破了奶奶也没去修它。 我们的院子里有一口井， 院子外面则是一个很大的池塘。 明眼的孩子一看就知道， 这样的环境显然是打水仗的理想场所， 以破门为分界， 一边有池塘， 一边有水井， 各有无穷无尽的补给， 那破门既不妨碍我们用水流交战， 又能给双方提供一定的掩护。 那时打水仗的双方一方是我们三兄弟， 另一方是附近的若干 “狐朋狗党”。 双方用的 “兵器” 是小塑料眼药水瓶， 吸了水用力一挤水就会射出。 为了能常常打水仗， 我们平时没少在池塘边寻寻觅觅， 收集眼药水瓶。 除了打水仗这种 “暴力” 游戏外， 我和堂弟也玩文静的游戏， 比如搭积木、 打扑克等。 而最文静的当属讲故事。 我们讲的都是自己编的故事， 内容从侦探、 打仗到科幻、 鬼怪， 无奇不有， 而且事先从不准备。 讲的人眉飞色舞， 听的人聚精会神。 很多个繁星璀璨的夏夜， 我们就各拿一张小凳子， 坐在池塘边一边乘凉， 一边不停地讲啊讲， 直到夜色渐深， 奶奶来催我们睡觉为止。 除堂弟外， 当时和奶奶一起住的还有小伯伯。 以前妈妈和我从金华回杭州探亲时， 通常都是小伯伯到火车站来接我们。 火车驶进杭州站时， 我总是隔着车窗在月台上寻找小伯伯的熟悉身影。 小伯伯很喜欢电子技术， 同时也是建筑和木工的高手， 房间里总是堆放着形形色色的电子器件和工具。 在电视机还很稀罕的当时， 小伯伯就自己动手装配了一台九吋的黑白电视机， 使我们周末可以看一集动画片 (当时只有周六晚上才有半小时的动画片)。 小伯伯订阅的《科学画报》是我很喜欢的杂志， 他自己也常常给我们讲述知识， 教导我们一些为人处事的道理。 小时候的我可不是省油的灯， 记得有一次小伯伯批评我们吃饭时常把饭粒掉到桌上， 我当即很殷勤地替小伯伯盛饭， 却故意把饭堆得高高的， 稍一动就会掉饭粒。 小伯伯那顿饭吃得很辛苦。 不过调皮归调皮， 我对小伯伯是很敬重的， 如今回想起来， 在敬重之外更要加上许多感激。 小伯伯对我们的很多兴趣都给予了支持。 多数男孩子都喜欢在沙堆上垒城堡、 挖洞穴， 爬上爬下地构筑自己的梦幻世界， 我们自然也是如此。 只是沙堆并不是时常能遇到的， 小伯伯见我们喜欢玩， 就替我们挑来了一些沙子， 堆放在屋旁的空地上， 让我和堂弟平时也可以玩。 与今天蜇居高楼的孩子们相比， 我在杭州郊区度过的日子充满了野趣。 房前屋后鸡犬相闻， 田间水畔鸟雀飞舞。 除了狗惹不起外， 天上飞的， 地上跑的， 都是我玩耍的对象。 家里的几只老母鸡被我抱来抱去如玩波斯猫自不待言， 外面池塘里游弋的鸭子， 水草从中盘旋的蜻蜓， 枝头树杈鸣叫的知了， 乃至石缝土穴中的蛐蛐， 都是我们的 “关怀” 对象。 江南水乡小池塘星罗棋布， 去小池塘边捕鱼也是我们的一大乐趣。 我们捕鱼的方法很简单， 拿一个小竹篮， 装上些米饭， 然后把篮子放在水中， 片刻后猛然往上一拎， 来不及逃走的鱼儿便成了我们的俘虏。 用这种方法捕获的都是小鱼， 长一般不超过三厘米， 这一来是因为那些小池塘里的本就大都是鱼苗， 二来也是因为我们用的篮子太小， 稍大点的鱼上贼船易下贼船也易。 后来有农户承包了我们门口的大池塘， 在其中放养鱼儿。 面对新形势， 我们也鸟枪换炮， 果断地把小竹篮换成了钓鱼杆——当然那鱼杆是自己做的， 鱼钩是用一枚大头针弯成的。 这样简陋的鱼杆本来是没什么指望的， 可鱼塘里的鱼实在太多了， 连鱼饵都用不着， 空钩子就能钓上三五寸长的鱼来。 我们把捕到的鱼拿回家， 放在一个大水缸里养着， 每天放学回家就趴在水缸边看。 杭州是一座美丽如画的城市， 一年四季有看不完的风景。 来杭州的游客大都喜欢春秋两季， 我却对冬夏印象更深， 夏天有长长的白天， 长长的暑假， 晚上可以看星星， 白天可以捉昆虫， 晚饭后还可以吃西瓜。 那时没有冰箱， 小伯伯就常常在下午把西瓜浸入凉凉的井水里。 傍晚时分， 大家围坐在天井里， 边吃西瓜边聊天， 凉气沁人、 清爽解暑。 夏天的另一样好处， 是起床不像冬天那样痛苦。 小时候的我很怕冷， 天最冷的时候连手指都伸不直， 字也写不好 (虽然我的字本来就写得不好)。 不过冬天自有冬天的好处， 那就是雪， 人多的时候可以打雪仗、 堆雪人， 人少的时候静静地站在屋檐下， 看着雪花把熟悉的庭院染成银白。 “千山鸟飞绝， 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苙翁， 独钓寒江雪”——也许是动极思静吧， 顽皮如我， 却时常为静寂所感。 记得有一次我们去苏堤观景， 我独自走到堤畔面向西里湖 (西湖在苏堤以西从北到南有三片水域， 分别称为岳湖、 西里湖和南湖) 坐下。 当时四下无风， 湖面水波不起， 湖畔花枝轻垂， 远处绿柳青山倒映水中。 刹那间只觉尘嚣尽去。 寂静就是天籁， 那一刻的无边宁静给我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 ******** 我小学一共念了六年， 因为我五年级时， 恰逢全国小学统一改成六年制。 追根溯源， 这也是下半年出生惹的 “祸”——早一年上学就赶上五年制的末班车了。 不过人生的得失很难单纯以年月来衡量， 小学六年在我记忆中充满了求知的喜悦， 上学开开心心地听课， 回家快快乐乐地玩耍， 学期末盼放假， 假期末盼开学， 一年四季都在美好的憧憬中度过。 年轻是无与伦比的幸福， 那时候心中满是美丽的梦幻。 不像现在年岁大了， 许多东西错过了就再没有了， 那时候未来就在前面， 每个梦都在前面， 每个梦都仿佛触手可及， 就像天花板上悬挂着的满天星。 回忆中的童年， 就像是滤光镜下的渔舟唱晚图， 朦朦胧胧看不清细节， 但却有一种无可言状的美， 美得让人沉醉、 让人眷恋。 这种感觉粗想起来似乎很奇怪， 因为我上小学时， 中国刚从文革中伤痕累累地走出来， 从城市到乡村、 从山川到海滩， 满目疮痍， 实在并无多少美丽可言。 可是时间有时很宽容， 它把沧桑痛楚从记忆里渐渐洗去， 却细心地为人们保留下一些美好的镜头， 让世事变幻、 劳累奔波中的芸芸众生能在自己的往昔中找到一份纯洁和安宁。 岁月的年轮一圈一圈不知疲倦地转着， 浮生若梦、 往事如烟。 我忽然发现， 原来我最快乐的时候是无忧无虑的童年。 那时没有富裕的生活， 却觉得世界很完美； 那时没有繁华的都市， 却觉得生活绚丽多彩； 那时的我懂的很少， 却也因此而深信人世间充满了良善。 几年前的一天， 我回国探亲， 那时奶奶已经住进了楼房， 我陪奶奶到原先住过的地方去散步。 那里的池塘和田野都变成了楼群， 那口井也已被填掉了。 我站在楼群间， 忽然觉得一阵迷茫， 我不认得路了。 “奶奶，” 我问： “您还认得原来的院子吗？” 于是奶奶就带着我走到一幢楼房前说： “就在这里。” 她甚至还记得那口井的大致位置。 接着她又指着周围的地方叙说以前各个邻居所住的位置。 童年的景物渐渐在奶奶的叙述中回到了它们原先的地方。 在冬日的阳光里， 我仿佛又看见我和堂弟绕着池塘玩耍的身影； 仿佛又看见了昔日我们玩过的沙堆、 搭过的积木； 仿佛又看见小伯伯从井里拎出一个甜甜的西瓜来； 仿佛又听见了小伙伴们打水仗的喊杀声…… 夕阳渐渐拉长了我和奶奶的影子。 楼群间的风吹得人有些凉了， 我拉着奶奶的手说： “奶奶， 我们回去吧。” 注释
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发表于本站 站长近期发表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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