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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长在 Bluesky 新开了微博帐号 高等研究院的不高等之处
1932 年 6 月初， 创建不久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的首任院长弗莱克斯纳 (Abraham Flexner) 在爱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的乡间别墅所在地德国小镇卡普斯 (Caputh) 展开了邀请后者落户高等研究院的 “劳资谈判”。 爱因斯坦的开价是年薪 3,000 美元， 见对方露出惊讶的神色又随即问道： “比这更少也能生活吗？” ("Could I live on less?")。 也许是觉得双方的 “心理价位” 相差太远， 弗莱克斯纳将谈判对象换成更易对付的爱因斯坦夫人， 最终将爱因斯坦在高等研究院的年薪定为了 10,000 美元 (依据不同的比较标准， 这一年薪约相当于如今的 17—44 万美元)。 这则基于弗莱克斯纳回忆录的逆向讨价还价的小故事是科学史爱好者们耳熟能详的， 它成了高等研究院在搜寻人才时眼光和魄力的象征， 对树立后者的形象有着巨大助益。 不过这篇短文不打算从锦上添花的惯常角度来介绍高等研究院， 而是要从笔者读过的资料之中挑出些鸡蛋里的骨头， 谈谈其早期历史中的不高等之处——当然， 所谓 “不高等” 乃是标题党口吻， 意在吸引眼球， 读者勿太当真。 我们且把好话说在前头：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是一所星光璀璨的研究院， 首任院长弗莱克斯纳是立下过汗马之劳的功臣， 我们下面要谈的哪怕不算马后炮， 也是瑕不掩瑜的。 现在言归正传。 首先可以指出的是， 提供高薪往往只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才是对眼光和魄力的考验， 若资金雄厚， 则算不上什么事儿。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情形属于后者， 她的成立背后是一对犹太裔百货商人兄妹捐赠的高达 500 万美元的巨额启动资金 (相当于如今的 1 亿美元以上)。 如果再考虑到成立之初的高等研究院借用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办公室， 无需大规模基建， 自身人员又寥寥无几， 则资金的雄厚更是无与伦比。 这种情况下的出手大方， 是不需要什么魄力的。 而爱因斯坦这样的人才则是眼神很差也看得见的， 不需要什么眼光。 退一步说， 将爱因斯坦的年薪逆向讨价还价为 10,000 美元就算是象征了搜寻人才的眼光和魄力， 高等研究院的下一个举动却似乎是对眼光和魄力的 “高级黑”： 在同一年的稍晚些时候， 高等研究院用 15,000 美元的年薪， 外加赶得上一流大学普通教授薪水的每年 5,000 美元的配偶养老金， 从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挖来了拓扑学家维布伦 (Oswald Veblen)。 维布伦虽也并非无名之辈， 但以比爱因斯坦还高 50% 的年薪去挖他恐怕是谈不上眼光和魄力的， 以至于后来有人戏称落户高等研究院的维布伦为 “戴上了新帽子的旧同事”[注一]。 另一方面， 爱因斯坦在高等研究院的生活也并非没有烦恼。 爱因斯坦是一个有很多社会活动的人， 这跟弗莱克斯纳的办院理念有着显著冲突， 为阻止爱因斯坦参加社会活动， 弗莱克斯纳不惜采用了 “不高等” 的手段： 拦截爱因斯坦的邮件、 电报和电话， 甚至背着爱因斯坦进行回复， 有些回复还不太友善。 平心而论， 弗莱克斯纳的办院理念并无不可， 但爱因斯坦是怎样一个人在聘用之前就该是清楚的， 聘用在先， “不高等” 手段在后， 显然会激起爱因斯坦的不满。 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件中， 爱因斯坦将自己的地址戏称为了 “普林斯顿集中营” (Concentration Camp, Princeton)。 忍无可忍的爱因斯坦后来向高等研究院的董事会进行投诉， 称弗莱克斯纳粗暴干预了自己的私生活。 最终， 爱因斯坦以辞职为威胁迫使弗莱克斯纳作出了退让。 但爱因斯坦的烦恼并未就此终结， 在维布伦乃至其配偶身上一掷千金的高等研究院在爱因斯坦的助手这里却节俭了起来。 1937 年 2 月， 为了给担任自己助手的波兰物理学家英菲尔德 (Leopold Infeld) 申请每年仅 600 美元的小小薪水， 爱因斯坦亲自出马到教授会议上去游说， 结果居然被拒了。 不过这个烦恼倒是有一个不错的结局， 因为它戏剧性地促成了爱因斯坦和英菲尔德合撰的《物理学的进化》 (The Evolution of Physics) 一书的问世， 不仅赚得了远比 600 美元更多的酬金， 而且为后世留下一本名著， 算是 “无心插柳柳成荫” 了。 除了在维布伦身上的铺张和在爱因斯坦助手这里的 “节俭” 外， 高等研究院在若干其他人事判断上也颇有可议之处。 1933 年秋天， 哥德尔 (Kurt Gödel) 来到了高等研究院， 这位两年前就已发表了划时代的 “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 (Gödel's incompleteness theorems) 的逻辑学家只得到了一个 “工作人员” (worker) 的头衔。 直到 1953 年， 在高等研究院连续工作了 13 年之久的哥德尔才以 47 岁的大龄成为了教授[注二]。 比哥德尔年长 3 岁， 却早在 20 年前就已是高等研究院教授的数学家冯·诺伊曼 (John von Neumann) 对此有一个幽默的评价： “在哥德尔还不是教授的时候， 我们当中怎么可以有人被称为教授？” 1934 年春天， 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的薛定谔 (Erwin Schrödinger) 访问了普林斯顿。 在访问期间， 普林斯顿大学以学术地位最崇高的 “琼斯教授席位” (Jones professorship) 相邀， 愿聘其为终生教授， 但薛定谔与爱因斯坦是好友， 并且也更中意高等研究院的高薪， 希望能在高等研究院谋得一职， 便拒绝了普林斯顿大学。 然而高等研究院并没有聘请薛定谔的意思， 就连爱因斯坦的一再要求也不管用， 两头落空的薛定谔最终返回了欧洲。 当然， 那时的薛定谔已经 47 岁， 虽有崇高的学术声望， 并且刚刚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却已过了学术高峰期。 但如果年龄太大是不聘用的理由的话， 则很难解释另外一些人的聘用， 比如数学家外尔 (Hermann Weyl) 被聘用时已 48 岁， “天价教授” 维布伦更是已年过半百。 “工作人员” 哥德尔初到高等研究院时倒是才 27 岁， 却也未因年轻而受青睐。 后人对高等研究院不聘用薛定谔的原因有过诸多猜测， 其中之一是说维布伦与爱因斯坦不睦， 有意排挤爱因斯坦喜爱的人选 (维布伦在高等研究院拥有行政职权)， 这若属实当然也是 “不高等” 的。 再往后， 1936 年， 著名哲学家兼逻辑学家罗素 (Bertrand Russell) 也想在高等研究院谋一个职位， 却也被拒之门外。 虽有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若干重量级人物的支持， 罗素锲而不舍的努力只换得了 8 年之后——即 1944 年——在高等研究院的一小段没有 “名分” 的逗留。 而比上述一流学者的遭遇更 “不高等” 的， 则是两位 N 流经济学家——斯图尔特 (Walter Stewart) 和沃伦 (Robert Warren)——被聘到了高等研究院。 这两人不仅学术水平乏善可陈， 还都已过了高度很低的学术高峰期 (被聘用时年龄已在 50 上下)。 更严重的是， 弗莱克斯纳聘用这两人的手法堪称偷偷摸摸： 首先是聘用决定绕过了与高等研究院其他有关成员的磋商； 其次是这两人都没有博士学位 (沃伦甚至只有学士学位)， 直接违反了弗莱克斯纳本人定下的被聘者须有博士学位或等价学历这一规定； 最后， 在董事会议上， 弗莱克斯纳还耍了一个口头宣称两人的职位为临时， 却在文字记录中悄悄改为永久的阴招。 这两人的年薪则双双高达 15,000 美元。 雄厚的资金也经不起如此挥霍， 这两位经济学家的落户使高等研究院的经济出现了问题——预算首次转为了赤字， 而弗莱克斯纳在这一事件中耍弄的 “不高等” 手法则激起了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很多资深教授的强烈不满。 1939 年， 弗莱克斯纳辞去了高等研究院的院长职位， 高等研究院的早期历史随之告一段落， 我们的短文也就到此结束了。
参考文献
2016 年 8 月 20 日完稿 站长往年同日 (9 月 12 日) 发表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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