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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引力的量子理论 (下)
- 卢昌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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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圈量子引力
早期量子引力方案的共同特点， 是继承了经典广义相对论本身的表述方式， 以度规场作为基本场量。
1986 年以来， 印度物理学家阿什泰克 (Abhay Ashtekar) 等人借鉴了几年前另一位印度物理学家森
(Ashoke Sen) 的研究工作， 在正则量子化方案中引进了一种全新的表述方式， 以自对偶自旋联络
(self-dual spin connection) 作为基本场量 (这组场量通常被称为阿什泰克变量)。
他们的这一做法为正则量子引力研究开创了一番新天地。 同年， 美国物理学家雅各布森 (Theodore Jacobson)
和斯莫林 (Lee Smolin) 发现阿什泰克变量的一种被称为 “威尔逊圈” (Wilson loop)
的环路积分满足惠勒-德惠特方程。
在此基础上， 斯莫林与意大利物理学家罗维利 (Carlo Rovelli) 提出把这种 “威尔逊圈” 作为量子引力的基本态，
从而形成了现代量子引力理论的一个重要方案： 圈量子引力 (loop quantum gravity)。
圈量子引力完全避免了使用度规场， 从而也不再引进所谓的背景度规，
因此被称为是一种背景无关 (background independent) 的量子引力理论。
一些支持圈量子引力的物理学家认为， 圈量子引力的这种背景无关性是符合量子引力的物理本质的，
因为广义相对论的一个最基本的结论， 就是时空度规本身由动力学规律所决定，
因而量子引力理论应该是关于时空度规本身的量子理论。 在这样的理论中， 经典的背景度规不应该有独立的存在，
而只能作为量子场的期待值出现。
圈量子引力所采用的新的基本场量并非只是一种巧妙的变量代换。
从几何上讲， 杨-米尔斯场的规范势本身就是纤维丛上的联络场，
因此以联络作为引力理论的基本变量， 体现了将引力场视为规范场的物理思想。
不仅如此， 自旋联络对于研究引力与物质场——尤其是旋量场——的耦合几乎是必不可少的框架。
因此以联络作为引力理论的基本变量， 也为进一步研究这种耦合提供了舞台。
罗维利和斯莫林等人发现， 在圈量子引力中由广义协变性——也称为微分同胚不变性 (diffeomophism
invariance)——所导致的约束条件与数学上的 “纽结理论” (knot theory) 有着密切关联，
从而使得约束条件的求解得到了强有力的数学工具支持。
圈量子引力与纽结理论之间的这种联系看似神秘， 在概念上其实不难理解，
因为微分同胚不变性的存在， 使得 “威尔逊圈” 中带实质意义的信息具有拓扑不变性，
而纽结理论正是研究与圈有关的拓扑不变性的数学理论。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 圈量子引力已经构筑了一个数学上比较严格的框架。
除背景无关性之外，圈量子引力与其它量子引力理论相比还有一个重要优势，
那就是它的理论框架是非微扰的。 迄今为止， 在圈量子引力领域中取得的重要理论结果有两个：
一个是在普朗克尺度上的空间量子化， 另一个则是对黑洞熵的计算。
空间量子化曾经是许多物理学家的猜测， 这不仅是因为量子化这一概念本身的广泛应用开启了人们的想象，
而且也是因为一个连续的背景时空看来是量子场论中紫外发散的根源。 1971 年， 英国数学物理学家彭罗斯 (Roger Penrose)
首先提出了一个具体的离散空间模型， 其代数形式与自旋所满足的代数关系相似， 被称为自旋网格 (spin network)。
1994 年， 罗维利和斯莫林研究了圈量子引力中面积与体积算符的本征值[注一]，
结果发现这些本征值都是离散的， 它们所对应的本征态与彭罗斯的自旋网格存在密切的对应关系。
以面积算符为例， 其本征值为：
A = Lp2 Σl [Jl (Jl + 1)]1/2
式中 Lp 为普朗克长度， Jl 取半整数， 是自旋网格上编号为 l 的边所携带的量子数，
求和 Σl 对所有穿过该面积的边进行。 这是迄今为止有关普朗克尺度物理学的最具体的理论结果，
如果被证实的话， 或许也将成为物理学上最优美而意义深远的结果之一。 圈量子引力因此也被称为量子几何 (quantum geometry)。
对圈量子引力与物质场——比如杨-米尔斯场——耦合体系的研究显示，
具有空间量子化特性的圈量子引力确实极有可能消除普通场论的紫外发散。
至于黑洞熵的计算， 圈量子引力的基本思路， 是认为黑洞熵所对应的微观态，
乃是由能够给出同一黑洞视界面积的各种不同的自旋网格位形组成的[注二]。
沿这一思路所做的计算最早是由罗维利和克拉斯诺夫 (Kirill Krasnov) 各自完成的，
其结果除去一个被称为伊米尔齐参数 (Immirzi parameter) 的常数因子外，
与贝肯斯坦-霍金公式完全一致[注三]。
因此圈量子引力与贝肯斯坦-霍金公式是相容的。
至于它为什么无法给出公式中的常数因子， 以及这一不确定性究竟意味着什么， 目前仍在讨论之中。
六. 超弦理论
量子引力的另一种极为流行——也可以说是最流行——的方案是超弦理论 (superstring theory)。 与圈量子引力相比，
超弦理论是一个更雄心勃勃的理论， 它的目标是统一自然界所有的相互作用， 量子引力只不过是其中一个部份。
超弦理论被许多人称为终极理论 (Theory of Everything， 简称 TOE)，
这一称谓很恰当地反映了热衷于超弦理论的物理学家们对它的厚望。
超弦理论的前身， 是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的一种强相互作用唯象理论。
与今天超弦理论所具有的宏伟的理论目标及精深而优美的数学框架相比， 它在物理学上的这种登场可算是相当低调。
最初的弦理论作为强相互作用的唯象理论， 很快就随着量子色动力学 (QCD) 的兴起而没落了。
但 1974 年， 法国物理学家谢尔克 (Joël Scherk) 和美国物理学家施瓦茨 (John Schwarz) 发现，
弦理论的激发态中存在自旋为 2 的无质量粒子。 由于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 奥地利物理学家泡利 (Wolfgang Pauli)
及助手菲尔茨 (Markus Fierz) 就已发现自旋为 2 的无质量粒子是量子化线性广义相对论的基本激发态。
因此谢尔克和施瓦茨的结果立即改变了人们对弦理论的思考角度。 这一改变， 外加超对称的引进，
使弦理论走上了试图统一自然界所有相互作用的漫漫征途， 并被称为了超弦理论。
10 年之后， 还是施瓦茨——与英国物理学家格林 (Michael Green) 等人一起——研究了超弦理论的反常消除
(anomaly cancellation) 问题， 并由此发现了自洽的超弦理论只存在于 10 维时空中，
并且只有五种形式， 即 I 型 (Type I)、 IIA 型 (Type IIA)、 IIB 型 (Type IIB)、
O 型杂弦 (SO(32) Heterotic) 及 E 型杂弦 (E8×E8 Heterotic)。
这就是著名的 “第一次超弦革命” (first superstring revolution)。 又过了 10 年， 随着各种对偶性及非微扰结果的发现，
在微扰论的泥沼中踽踽而行的超弦理论迎来了所谓的 “第二次超弦革命” (second superstring revolution)，
其迅猛发展的势头延续了很多年。
从量子引力的角度来看，圈量子引力是正则量子化方案的发展， 超弦理论则在某种意义上可被视为是协变量子化方案的发展。
这是由于当年受困于不可重整性时， 人们曾对协变量子化方法做过许多推广， 比如引进超对称， 引进高阶微商项， 等等。
那些推广后来都殊途同归地出现在了超弦理论的微扰表述中。 因此尽管超弦理论本身的起源与量子引力中的协变量子化方案无关，
它的形式体系在量子引力领域中可被视为是协变量子化方案的某种发展。
超弦理论的发展及内容不是本文的主题， 而且已有许多专著和讲义可供参考， 本文就不赘述了。
在这些年超弦理论所取得的理论进展中， 这里只介绍与量子引力最直接相关的一个， 那就是利用所谓的 “D-膜”
(D-brane) 对黑洞熵的计算。 这是由美国物理学家斯特劳明格 (Andrew Strominger) 和伊朗裔美国物理学家瓦法
(Cumrun Vafa) 等人在 1996 年完成的， 与圈量子引力对黑洞熵的计算恰好是同一年。
超弦理论对黑洞熵的计算利用了所谓的强弱对偶性 (strong-weak duality)， 即在有一定超对称的情形下，
超弦理论的某些 “D-膜” 状态数在耦合常数的强弱对偶变换下保持不变的性质。 利用强弱对偶性，
处于强耦合下， 原本难于计算的黑洞熵可以在弱耦合极限下进行计算。
在弱耦合极限下， 与原先黑洞的宏观性质相一致的对应状态被证明是由许多弱耦合极限下的 “D-膜” 构成。
对那些 “D-膜” 状态进行统计所得到的熵， 与贝肯斯坦-霍金公式完全一致，
甚至连圈量子引力无法得到的常数因子也完全一致。 这是超弦理论最具体的理论验证之一。
美中不足的是， 由于上述计算要求一定的超对称性， 因而只适用于所谓的极端黑洞 (extremal black hole)
或接近极端条件的黑洞[注四]。 对于非极端黑洞，
超弦理论虽然可以得到与贝肯斯坦-霍金公式完全一致的比例关系， 但与圈量子引力一样，
有一个常数因子的不确定性。
七. 结语
以上是对过去几十年来量子引力理论的发展， 及近年所取得的若干主要进展的一个速写。
除圈量子引力与超弦理论外， 量子引力还有一些其它候选理论， 限于篇幅就不作介绍了。
虽然如我们前面所见， 这些理论各自都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 但距离构建一个完整量子引力理论的目标仍很遥远。
比如圈量子引力的成果主要局限于理论的运动学方面， 在动力学方面却一直举步维艰。 直至如今，
人们还不清楚圈量子引力是否以广义相对论为弱场极限，
或者说圈量子引力对时空的描述在大尺度上能否过渡为我们熟悉的广义相对论时空。
按照定义， 一个量子理论只有以广义相对论 (或其它经典引力理论) 为经典极限， 才能被称为量子引力理论。
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们不仅不知道圈量子引力是否是一个 “正确的” 量子引力理论，
甚至于连它是不是一个量子引力理论都还不清楚[补注一]。
超弦理论的情况又如何呢？ 在弱场下， 超弦理论包含广义相对论， 因而它起码可以算是量子引力理论的候选者。
超弦理论的微扰展开逐级有限， 虽然级数本身不收敛， 比起传统的量子理论来还是强了许多，
算是大体上解决了传统量子场论的发散困难。 在广义相对论方面， 超弦理论可以消除部分奇点问题
(但迄今尚无法解决最著名的黑洞和宇宙学奇点问题)。 不仅如此， 超弦理论在非微扰方面也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
而且超弦理论具有非常出色的数学框架。 笔者当学生时曾听过美国物理学家格林 (Brian Greene，
不是那位超弦理论创始人之一的 Michael Green) 的报告， 其中有一句话印象至深。
格林说： “在超弦领域中， 所有看上去正确的东西都是正确的。” 虽属半开玩笑，
但这句话很传神地道出了超弦理论的美与理论物理学家 (及数学家) 的直觉高度一致这一特点。
对于从事理论研究的人来说， 这是一种令人心旷神怡的境界。 但从超弦理论精美的数学框架下降到能够与实验相接触的能区，
就象航天飞机的重返大气层， 充满了挑战。
超弦理论之所以被一些物理学家视为终极理论， 除了它的理论框架足以包含迄今所有的相互作用外，
常被提到的另一个重要特点， 是超弦理论的作用量只有一个自由参数。 但另一方面，
超弦理论引进了两个非常重要， 却迄今尚未得到实验支持的重要假设， 那就是十维时空与超对称。
为了与观测到的物理世界相一致， 超弦理论把十维时空分解为四维时空与一个六维紧致空间的直积，
这是一个很大的额外假定。 超弦理论在四维时空中的具体物理预言与紧致空间的结构有关，
因此除非能预言紧致空间的具体结构——仅仅预言其为卡拉比–丘流形 (Calabi-Yau) 是远远不够的，
描述那种结构的参数就将成为理论中的隐含参数。 此外， 超弦理论中的超对称也必须以适当的机制破缺。
将所有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之后， 超弦理论是否仍满足人们对终极理论的想象和要求， 也许只有时间能够告诉我们。
圈量子引力与超弦理论是互不相关的理论，
彼此间唯一明显的相似之处就是两者都使用了一维的几何概念——前者的 “圈” 和后者的 “弦”——作为理论的基础。
如果这两个理论都反映了物理世界的某些本质特征， 那么这种相似也许就不是偶然的。
未来的研究是否会揭示出这种巧合背后的联系， 现在还是一个谜。
最后， 让我引用罗维利在第九届格罗斯曼会议 (Marcel Grossmann meeting) 中的一段评论作为本文的结尾：
路尚未走到尽头， 许多东西仍待发现， 如今的某些研究也许会碰壁。 但无可否认的是，
纵观这一领域的全部发展， 可以看到持续的进展。 路——毫无疑问——是迷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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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三年二月八日写于纽约
二零零三年二月九日发表于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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