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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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年轻才做得出好研究, Hoyle 认为那是错觉, 因为过去的人寿命本就短, 而现代则因社会结构变了,
有才华的科学家中年后几乎都担任了社会职务, 这才做不出好研究, 是社会而非年龄毁掉了研究能力。
作为反例, 他认为艺术家因没有这一问题, 因此很老了仍能有好作品。 不无道理, 虽然我并不完全认同。
有博友问及我自己的看法, 在此简述一下: 首先我同意博友提到的艺术与科学不具有太大可比性的看法;
其次是有各种证据显示人脑壮年之后开始退化, 因此我认为年龄影响研究能力是很有可能的, 未必是错觉。
再者如 Einstein 那样不担任社会职务的人晚年也无成就。 因此我说 Hoyle 的看法 “不无道理”, 但我 “并不完全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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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秀山的 “我还是要买书的” 一文中有段书人逸事令人印象深刻, 转在这里与博友们分享:
“贺先生渐渐地行动不便了, 不能再去逛书店; 后来眼睛不好, 连伏案工作都难了。 有一天, 我去看他,
只见他坐在轮椅上让人推着沿书架 ‘巡视’, 威严得像个将军, 深情得又像个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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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网友在我网站转了一段法国数学家 Alain Connes 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的话, 大意是说数学家像费米子, 研究方向彼此分散;
而物理学家像玻色子, 喜欢追逐热门。 我觉得原因在于数学偏于纯思维, 自由度大, 因此研究方向容易分散;
而物理因注目于现实世界, 容易形成彼此公认的热门方向 (比如因新现象的发现而形成热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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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宋以朗驳斥《上海青年报》文章, 读了原文, 发现那些所谓 “张迷” 简直一直生活在幻境中, 对自己的偶像一无所知,
那些所谓的晚年窘境, 早在十年前就已不是新闻。 常言道: 闭着眼睛哭的孩子最难哄。 “张迷” 真该多睁开眼睛,
以免少见多怪——要不就干脆一直闭着, 连这回的 “窘境” 也别看。
其实张爱玲在 1988.3.13 给庄信正的信中曾表示过自己的信除有相反声明外都可发表。 虽然涉及近况的信她表示想过目后再决定,
但按我的理解, 那只是不想让人知道近况, 当近况成为远况后, “可发表” 这一大原则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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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一句! 我喜欢老郭 (或小郭?), 首先当然是喜欢他的相声。 另一个原因则是看过一个采访节目, 是到他家里采访的,
看到他有很多书, 而且平时很爱看书, 几乎颠覆了我对演艺圈人士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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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桥在《今朝风日好》一书中说丘吉尔那一代人爱书读书是习性, 书房里藏书不足五千本算不得藏书, 只算是
“a few books”。 照这标准, 我这辈子估计就是 “a few books” 了。 不过对理科来说, 这应该已经远超所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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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整理书稿, 发觉搜索完整人名真是苦差事。 很多人论文上的名字是缩略过的, 比如 Albert Einstein 被缩略为
A. Einstein。 当然, 搜索名人不是问题, 但有些人就不然了, 比如研究正质量定理的 M. Leite 就费了我很大气力。
而且原本希望对每个人统一给出国籍和生卒年份, 看来也难以如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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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羡慕过职业作家, 觉得他们自由, 可闲居乡间, 不必为求职而挤往都市。 但后来看过一些有关作家生存艰辛的文章及报道,
最近又读了李长声的《日下书》 (该书系短文合集, 各篇内容偶有重复,
但对日本作家及出版界的激烈乃至残酷的竞争有很深入的介绍, 值得一读), 又不禁感慨不必为饭碗而写作也是一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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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铁上读了董桥的《今朝风日好》和《绝色》, 都是谈书的, 觉得很不错, 虽中英文混杂、 风格闲散, 但极有韵味。
确如他自己所言: “平日卖文卖的只是心中的逝水腹中的墨水, 过分依赖资料, 通篇反而变成御花园那般整洁, 丧失野趣,
丧失闲趣, 丧失那份荒芜的慵媚和琐碎的悠游, 徒嫌堆砌, 也嫌正经。”
董老先生的中英文混杂我也觉得太闲散了点, 往往纯英文的人名用过之后, 隔了几段忽然改用中文称呼同一个人,
我常要愣一下才反应过来是同一个人。 这种随心所欲恐怕也只有出自老先生才不会被编辑毙掉。 不过倒是蛮独特的。
倒不觉得掉书袋, 只觉得字里行间洋溢着觅得好书的欣喜之情。 他引用的一位老藏书人的话我很喜欢:
“你慢慢搜寻, 慢慢老去, 多么幸福!”
读董桥那两本书有个感慨, 那就是昔日出版市场很小时, 图书常如艺术品一般精雕细琢 (软皮、 专人绘图、 装帧、
甚至采用专门字体等)。 而今市场大了, 技术高了, 却变得如大工厂炮制出来的消费品, 失去了秀美典雅的感觉。
也许当市场被电子书侵蚀到一定程度后, 图书又会重新回归到如艺术品的路数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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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发了几条有关藏书的微博, 貌似要混充藏书人, 其实我不是。 藏书人藏书形式重于内容, 我则是内容重于形式。
虽也买了 “a few books”, 但有电子书的我一般不买实体书, 老版、 初版就更不在意。 唯一的例外是对品相很注重,
不喜欢破损、 翘角及被涂写过的书, 尤以后者最痛恨——当然, 涂写者倘是爱因斯坦级别的人物那是可以通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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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强调现代战争是炮战”——金正恩指导前线时如是说。 (近来各方被小金的导弹及核武器所搅扰, 特引此话压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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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提到的中英文混杂在董桥作品中并非普遍, 他的《书城黄昏即事》就规范得多, 只在人名等初次出现时标注英文。
不过看惯了前两本书的闲散风格反觉得——如他自己所说——“丧失野趣” 了。 毕竟, 我是因对前两本书有兴趣才续看其作品的
(我的习惯是对一个人的作品感兴趣就会续看, 直至兴趣耗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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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歉, 要得罪文科生了, 董桥《书城黄昏即事》有一篇纪念法国作家 Roland Barthes 的文章,
不无赞许地提到此人否认一切世俗之见, 比如否认作者的生平与作品可能存在关联。
这种不值一驳的偏激简直就像小孩子用夸张的举止博取注意一样可笑, 文科界却似乎惊为新思想加以探讨,
实在有些无事找事。
董老先生又介绍 Barthes 幼年丧父, 并据弗洛伊德的 “恋母情结” 推断其因没有父亲可杀, 因此炮制出新的憎恶对象:
世俗之见。 我不熟悉弗氏理论, 对这段奇异的推理不便多评, 但老先生行文至此, 居然没提一下这种推理是对
Barthes 否认作者的生平与作品可能存在关联的反面注脚, 实在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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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hra 的六卷九本的《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Quantum Theory》真是难买 (堪称有 Amazon 之后唯一难买的书)。
戈革先生曾译过第一卷第一册 (后又听信书评以偏概全地贬斥之)。 前些天在网上看到全套, 价格也公道, 赶紧下单,
还梦想着收到后在微博上 “炫富” 一番, 可惜空欢喜了, 折腾几星期后, 对方没搞到书, 退款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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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算不如天算——拙作《太阳的故事》和《黎曼猜想漫谈》在科学松鼠会连载时都未附购书链接,
而最近《寻找太阳系的疆界》连载时破天荒地附了购书链接, 该书却没等到这一天就因滞销被清了库存, 无书可卖了。
不过该书不久会出修订版, 书名为《那颗星星不在星图上——寻找太阳系的疆界》, 在此广告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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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 “福楼拜” 这个名字, 俺这个文学盲总是第一时间误读成某酒楼 (或青楼?) 的名字。
印象中以前还看见过其它一些容易误读的人名, 可惜没有记笔记的习惯 (以后就以微博为笔记了), 想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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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点美国的商业用语: 不知是谁想出来的点子, Starbucks 的饮料大小分 Tall, Grande, Venti 三种。 其中 Grande
是意大利文的 “大”, Venti 则通常指 20 盎司 (Starbucks 据说变更成 24 盎司), 最小的 “Tall” 听起来也是大的
(可能是想给人一个小钱买大杯的印象吧), 让我颇不适应, 每次点小杯, 我总是固执地说 “小”。
据说 Starbucks 创店之初的饮料大小是 “short” 和 “tall”, 后来逐渐变成现在这几种,
听说更大的 “Trenta” (30 盎司) 也要推出了。 肥胖症患者预计将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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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桥《书城黄昏即事》中居然粗话脏话荤段子俱全, 颇让我跌眼镜。 转一段有关翻译的文字 (有些荤, 但也有些内容):
“好的翻译, 是男欢女爱, 如鱼得水, 一拍即合…… 坏的翻译, 是同床异梦, 人家无动于衷, 自己欲罢不能, 最好只好
‘进行强奸’, 硬来硬要, 乱射一通, ……既亵渎了外文也亵渎了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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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倪匡也开过新浪微博, 还发过如此潇洒而有戏剧性的告别贴 (快一年了, 估计不会回来了)。 这段时间对微博有了些兴趣,
但又时常提醒自己: 此地是一个动辄会 “宰杀” 用户的网站, 将自己的任何兴趣过分依托于它都是冒险。
当我再也舍不得、 甚至离不开辛苦积累起来的粉丝和人气时, 就是给自己增添一处软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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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友提到复旦医学院的投毒案, 让我想起昔年清华化学系的铊中毒事件, 都很有专业色彩。 若猜而广之,
则深谙 F=ma 奥秘的物理系会靠 “锤杀” (身强者占优, 本博主这样的遭殃)。 文科好些, 政治系只能告密,
中文系唯有捧杀, 历史系可拼长寿 (生者可对死者 “鞭尸”)。 最安全的该是数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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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书店买了阿西莫夫的杂志科普汇集《Far as Human Eye Could See》。
阿西莫夫杂志科普的文笔比他的大部头生动科普幽默得多,
我很喜欢。 此书还有一点让我引为知己, 那就是我这个物理专业的人出版的前三本书皆非物理,
而阿西莫夫在此书序言中表示他这个化学专业的人撰写的杂志科普也正是以化学类为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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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新闻标题 “琼瑶 75 岁生日发表感言” 不禁吃了一惊: 这么老了? 细一想, 可不得是这个岁数了?
未读过她的书 (曾几何时, 琼瑶书成为幼稚的代名词, 读过也得否认, 但确实未读过), 大名当然很久以前就听过,
记忆似乎也凝固在了昔日, 以为她还是中年人, 直到此刻才惊觉这么多年过去了, 一叹。
对琼瑶 75 岁表示惊讶的博文发表后有博友指出那其实是我 “认为自己不是中年是少年”, 目光如炬啊!
想当年我跟网友称兄道弟, 后来有网友称我老师, 还以为自己终于混成有学问的人了。 直至称老师者日众, 终于大悟:
这哪是学问的问题啊, 分明是年纪到了。 但潜意识中显然还是喜欢忘记这个 inconvenient tr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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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言模仿] 这是有最多大师的时代, 这是有最少文化的时代; 这是有最多警察的时代, 这是有最少法制的时代;
这是有最多公仆的时代, 这是有最少主人的时代; 这是穷困得只剩下金钱的时代, 这是正义得只欠缺道德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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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大灾, 道德制高点上总是人头攒动。 记者有必要一窝蜂拥往灾区吗? 没必要, 但哪家媒体敢不去?
道德制高点上的人在看着呢; 名人有必要点蜡烛演戏吗? 没必要, 但谁敢不演? 道德制高点上的人在看着呢。
名人捐款也很微妙, 捐少了是人民公敌, 捐多了是同业公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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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博友问我现在逛 Strand (纽约的旧书店) 还有当年逛杭州旧书店的感觉吗? 答案是: 只能算接近。 因为现在买书容易,
只有不知道的, 却几乎没有买不到的, 看到好书不再有狂喜的感觉。 而且人也 “深沉” 了, 有时会老奸巨猾地记下书名到
Amazon 去找。 不过 Strand 仍是常逛常买书的, 比如今天就买了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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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王辛笛在 “旧书寻梦” 中提到当年书籍被视为 “封、 资、 修” 时, 他忍痛毁弃了很多藏书, 后来
“见到图片中毛主席书斋仍然是芸签满架, 则又有点嗒然若丧了”。 这让我想起昔年晋惠帝听说百姓饿死时的那句名言
“何不食肉糜?”。 帝王以为百姓与自己一样是蠢, 百姓以为帝王与自己一样是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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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川秀树在 “东方的思维” 一文中引述 “大多数现代日本知识分子的共识” 道: “不需赘言, 自然科学是从欧洲发展起来的,
东方没有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思想”, “东方的世界观一般都是非科学的”。 这篇文章发表于 1948 年, 是探讨东方 (尤其是中国)
文化的演讲稿。
老汤引述的这个 “不需赘言” 的观点在饱受自恋、 自夸 (乃至浮夸、 胡夸) 教育的吾国人眼里恐怕非但不是不需赘言,
而且还是数典忘祖, 起码也是标新立异的, 以至于我以前表述同类观点后还觉得有必要
“拉虎皮做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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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nes & Noble 又开始 75% off (即二五折) 的大打折了, 淘了一本《The Best of Jack London》, 800 多页还不到 $2。
很喜欢那些来自原始杂志的插图, 精美虽比不上油光铮亮的现代彩图, 但古朴典雅、 意蕴无穷。
以前买过风格类似的福尔摩斯探案集, 以及凡尔纳、 威尔斯的小说集, 也都便宜得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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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写作时常会见到或用到 “不争的事实” 这一短语。 什么叫做 “不争”? 我的经验是: 在非政治领域, 它的含义是不必争,
读者已经很明白; 在政治领域, 它的含义是不许争, 读者应该放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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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的很多东西是错的, “道可道, 非常道” 之类的东方 “智慧” 却只有看得懂看不懂之别, 不能说是错的。
这种模糊性是一种东方式的黑箱, 信者恒能附会, 不信者虽可不信, 却极难批驳。 所以西方文化能知错弃错而前行,
纯粹的东方文化却往往被困黑箱, 无论多么古旧破烂的东西都能流芳 (流毒?) 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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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叔河在《买旧书》中记述道: “五十年代开头几年, 是旧书最不值钱的时候。 土改中农民分 ‘胜利果实’,
最没人要的便是地主家的书, 只能集中起来用人力车或木船送到长沙城里卖给纸厂做原料。 街头小贩担头挂一本线装书,
一页页地撕下来给顾客包油条或葱油粑粑, 成了早晨出门习见的风景。”
姜德明在《琉璃厂寻梦记》里则记述道: 清末民国期间 “我们的政府软弱腐败, 日本人从清末便开始在琉璃厂来搜刮我们的珍本册籍了……
这就是我们的很多古籍版本在国内已经失传, 而在海外却有留存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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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真是无所不能啊! 苹果总裁库克 (Cook) 正在拍卖与他共进咖啡的机会, 距拍卖截止还有十几天, 价格已被顶到了 18
万美元, 无疑将成为最昂贵咖啡。 若改咖啡为米饭, 就是最昂贵米饭, 改米饭为窝头, 就是最昂贵窝头……
创吉尼斯记录如囊中取物。 唯一没把握的是若改成切糕, 是否也能是最昂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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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了从 Amazon 邮购的 George Orwell 的《Essays》, 硬面精装, 1300多页。
曾读过他的《Animal Farm》和《Such, Such Were The Joys》, 很喜欢他那幽默中带着讽刺的文笔。
大名鼎鼎的《1984》倒是不太喜欢, 觉得太刻意, 不如《Animal Farm》含蓄, 也许是因为我自己就是从那种地方来的,
没什么新鲜感吧。
这两本书估计不会阉割 (要么干脆不准出), 因为影射虽无处不在, 却没有指名道姓的针对性, 无处下刀。
不过很多微妙的幽默一经翻译恐怕会失色不少。
谢谢博友们提供的有关 Orwell 小说中文版的信息。 确实, 影射的书比较容易找到出版空间。
比如昔日台湾的威权社会也可以部分地被 Orwell 小说所影射 (虽不如对极权社会的影射来得强), 但据我一位台湾朋友说
Orwell 小说在那时的台湾不仅出版了, 还是学生读物, 可能是意在讽刺大陆吧, 显示了影射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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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错的秘诀是: 挑到就放大, 如此层层挑, 层层放大, 确保了挑到的全是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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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讨一个稍觉汗颜的小错误: 我一直以为书名号《》只该用来标示图书或其它单独成册的出版物的名字,
以前看见有人用书名号标示文章名还一直视为不严谨, 直到最近因一篇文稿与编辑交流, 才知道到篇名、 曲名、
画名等也都可以用书名号。 不过我个人还是喜欢用引号标示其它类型的名字, 而把书名号留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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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 Tom Cruise 主演的影片 “Oblivion”。 影片本身一般, 逻辑也不太严整。 不过 Post-apocalyptic
型的影片向来是我喜欢的, 早年只要有闲暇向来是 “一部都不能少”, 地毯式地观看的, 就不多埋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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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新闻标题 “美媒批安倍: 德国可以面对历史 日本为何不能”, 重点大概在 “美媒”, 不过那问题其实 “中媒” 也常问,
却似乎从未公布过答案。 答案会不会是东方文化共有的 (因此不便公布), 即面子观念浓厚? 国、 共皆是重面子轻里子的好手,
日、 朝、 韩、 越等似也皆有 “煮烂的鸭子——嘴硬” 之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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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Strand 买了 Toby Huff 的《Intellectual Curiosity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该书对 17 世纪欧洲与东方的科学发展进行了对比。 其中一幅来自 1615 年某中文典籍的插图很有意思,
所述内容来自伽利略 1610 年的《Sidereal Messenger》。 传播、 翻译、
出版的时间加在一起居然几年就完成了, 速度之快令人惊讶。 不知可有博友知道其中文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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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了钟芳玲的《书店风景》, 喜欢, 但程度逊于《书天堂》。 因为其所介绍的烹饪、 宠物、 诗人、 女权、
同性恋之类我决不会光顾的专题书店对我来说兴趣较小 (我对书店的兴趣是有选择的, 只对我有可能买到书的书店感兴趣),
不像《书天堂》介绍的书人及与图书本身有关的故事那样有着与图书类型无关的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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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cArthur Study Bible》开篇提出了一些尖锐问题, 如:《圣经》的撰写历时 1500 多年且经翻译, 如何保证未遭篡改?
令我刮目相看, 但对问题的回答更令我刮目相看, 居然是小学生都该避免的循环论证: “A study of the Scriptures alone
settles all questions to the extent that there is no need to be bothered by them again.”
(单单研究《圣经》就能将所有问题解决到再也不必困扰的程度), “Scripture gives this assurance”
(《圣经》确保了这一点), “Take the Bible and let it speak for itself” (接受圣经, 让它自己来回答)。
传教逻辑之弱智令人瞠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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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一件琐细见闻: 美国有些厕所隔间的门是往外开的, 且插销常插不紧,
轻微震动——比如相邻隔间的人开门关门——就能使其松开。
更悲惨的是, 这种隔间往往还是比较宽敞的 (便于带婴儿车或坐轮椅者使用), 如厕者的手够不着门,
只能眼睁睁看其开启, 使自己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 狼狈不堪。 设计者实在是太欠考虑。
接前面的厕所话题再聊几句: 记得我出国前那会儿我朝的厕所隔间是连门都不装的, 且还是蹲坑, “用户”
形象之不雅远甚于坐抽水马桶, 更不时有急寻坑位之人眈眈巡视, 彼此却也不觉尴尬,
就像远古时代谁也不以赤身露体为怪一样。 有些礼仪、 约束、 廉耻乃是文明的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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