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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自己的无知， －苏格拉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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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长在 Bluesky 新开了微博帐号 张纯如钱学森传中译删略部分译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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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丝：钱学森传》英文版和中文版 ******** 「整个 20 世纪 60 年代， 几乎没有任何关于钱学森在中国活动的新闻报道。 不仅如此， 一种弥漫于中国政府官员内的恐惧和秘密意识阻止了其他人， 比如《纽约客》 (New Yorker) 作者 Milton Viorst， 获得关于他的更多信息。 在我 1993 年夏天初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期间， 在应邀参加北京的一个晚宴时， 我深切感受到了这种秘密性， 当时钱的某些同事请求我不要写任何有可能冒犯到钱的东西， 因为他们害怕自己会受到惩罚。」 (Introduction, pp.xv-xvi) 这段话在中译本里只译了 “整个 20 世纪 60 年代， 几乎没有任何关于钱学森在中国活动的新闻报道” 这一句， 其余全数被删。 顺便也注释一下， 这里提到的 Milton Viorst 是美国记者、 作家， 曾于 1967 年为 Esquire 杂志写过一篇关于钱学森的文章， 标题为 “The Bitter Tea of Dr. Tsien”。 ******** 「钱学森否认了所有指控， 他否认自己曾经是共产党人。 事实上， 他坚持表示自己在哲学上是反对共产主义思想的。 俄国的共产主义在他看来不过是一种极权形式的政府， 跟民主或自由的政府比起来是 “邪恶” 的。」 (16. Suspicion, pp.149-150) 这段话介绍的是钱学森在美国移民归化局 (INS) 的听证会上的答问， 在中译本里只译了 “钱学森否认了所有指控， 他否认自己曾经是共产党人” 这一句， 译文跟此处略有差异 (为简洁起见， 对含义没有实质出入的译文差异， 今后将不再注明——换句话说， 今后但凡出现 “只译了 ‘……’ 这一句” 之类的文字， 指的都是中译本翻译了相应的原文， 而非特指译文跟本文给出的相同， 后者乃是我的译文)。 ******** 「钱学森有些怀疑他父亲是在共产党人的压力下写出那些试图引诱他回去的信件的。 他一度与杜布里奇 (Lee DuBridge) 及其他几位朋友讨论过这种担忧， 其中一位暗中将这一信息透露给了联邦调查局。 他父亲是否真的受到那样的压力也许永远都无从知晓。 但这种来自中国共产党政府的针对生活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的公开骚扰是有例可循的。 很多像钱学森一样的中国国民收到了来自亲友的信， 敦促他们返回中国大陆， 有人甚至发现自己成为了刊登在美国中文报纸上的公开信的目标。 据说有位学生因加在身上的压力而神经崩溃， 进了精神病院。 不过这类故事并无详尽记载， 也并非广为人知。」 (16. Suspicion, p.152) 这段文字在中译本里遭到整体删除。 文中提到的杜布里奇是美国物理学家、 教育家， 曾于 1946‒1969 年间出任加州理工学院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校长。 这段文字的时间背景为 1950 年前后 (当时的钱学森是加州理工学院教授)， 事件的背景则是钱学森父亲于 1949 年 10 月之后 (即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后) 频繁写信敦促钱学森返回中国大陆。 ******** 「“在美国和共产党中国发生冲突时， 你会为美国而战吗？” 钱学森沉思良久…… 最后说道： “我的效忠对象本质上是中国人民。 如果美国和中国之间爆发战争， 并且美国的战争目标有益于中国人民 (我认为会是如此)， 那么， 当然， 我会为美国一方而战。” 」 (19. Hearings, p.170) 这是 1950 年 11 月 15 日， 钱学森在美国移民归化局的听证会上对一个尖锐问题的回答。 中译本删除了 “我认为会是如此” 这句。 这个删除字数不多， 对含义的影响却不小。 因为钱学森的回答是在 “如果 A (美国的战争目标有益于中国人民)，那么 B (我会为美国一方而战)” 这一逻辑框架之上， 用 “我认为会是如此” 确立了 A， 从而实际上肯定了 B， 即肯定了在美国和中国发生冲突时会为美国而战。 一旦删去 “我认为会是如此” 这句， 就只剩下了 “如果 A，那么 B” 这一逻辑框架， 含义上的肯定性则消失了。 关于钱学森的这一回答， 还有一点可以评注， 那就是： 这一回答从美国的立场看是亲中的， 故而不够忠诚； 但从共产党的立场看， 则又是尴尬的， 因为当时的中国已是共产党的中国 (正因为如此， 原本是盟友的美国才会考虑和中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因此认为美国和中国发生冲突时， 美国的战争目标会有益于中国人民， 很大程度上等于是认为推翻共产党有益于中国人民。 ******** 「返回的美国战俘讲述了他们囚禁期间的残酷经历。 在战争初期， 他们被迫住在户外或土屋里， 人数密集到无法躺下的程度。 多数人遭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灌输： 每天八小时的听讲、 审讯及自我批评。 不服从的人遭到拷打， 某些人被迫赤足走在雪地里， 另一些人被迫连续立正 23 小时， 还有些人则被关进 5 英尺乘 3 英尺乘 2 英尺的箱子里。 媒体披露的这些暴行进一步提升了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敌意。」 (21. The Wang-Johnson Talks, p.186) 这个关于朝鲜战争期间中国虐待美国战俘的段落在中译本里遭到整体删除。 这里可以注释的是： 战俘问题之所以出现在钱学森传里， 是因为后来的钱学森返回中国一事是交换战俘谈判的衍生结果。 ******** 「人们可以看到钱学森在办公室里写着中文长信， 或谈论着回中国后的生活打算。 “我记得钱以遗憾的口吻谈论着即将到来的离别， 但偶而也会口出豪言， 这对那种处境下的几乎任何人都是寻常的。” 当时是喷气推进实验室 (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 助教的彭纳 (S. S. Penner) 回忆说， “他对离去显然有着复杂的感受， 但从根本上讲， 他是很不高兴离去的。”」 (22. "One of the Tragedies of This Century", p.191) 这段话的后半段 (从 “当时是……” 开始) 被中译本删去了。 这是既粗暴又粗糙的删节， 粗暴之处是 “他对离去显然有着复杂的感受， 但从根本上讲， 他是很不高兴离去的” 这句——它的删除实质性地扭曲了整段话的含义； 粗糙之处则是 “当时是……的彭纳 (S. S. Penner) 回忆说” 这句——它是完全中性的， 却居然被删， 使前面引号内的话失了出处， 只能视为粗糙。 这里顺便说一下， 我对照的中译本是电子版， 若有读者发现被我视为删节的内容是电子版的缺陷， 欢迎附上实体书的截图指正之 (虽然我对中国大陆的中译质量预期很低， 但上述粗糙之处实在过于拙劣， 使我不得不考虑其他可能性)。 ******** 下面的译文来自两个被中译本整体删除的段落， 因段落偏长， 都只作了摘译。 省略部分用 “……” 标出了位置， 个别注释性的辅助词则放在了 [ ] 内。 「……钱学森亲眼目睹过官僚机构掌控人生所带来的后果。 ……他作为科学家对美国的所有贡献， 都无法洗脱一个因模糊而无从辩驳的指控。 现在他回到了这样一个国家 [中国]， 它的政府是一个巨大的官僚机构， 把直接且不间断地管控所有国民的行为视为自己的责任。 透过表观差异， 钱学森当然看得出两种做法的相似之处。 不受制约的 [美国] 权力将他驱逐出境； 现在， 不受制约的 [中国] 权力将要管控他人生和工作的所有方面…… 过去， 他用工作来排遣烦恼， 现在， 不仅排遣烦恼， 就连他的生存本身也变得有赖于工作了——做中国政府认为只有他能胜任的工作。 ……他们会给他资源和自由来做他能做的事吗？ ……他们能理解暂时的挫折吗？……」 (23. A Hero's Welcome, p.207) ******** 「原本打算延续三十年的中苏合作在《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签定三年之内就中止了。 中止的原因之一是苏联决定撕毁帮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协议。 但中苏合作破裂的最大原因毫无疑问是大跃进及毛泽东的狂妄自大。 赫鲁晓夫开始确信毛不仅是暴君而且是疯子， 一个只要有能力就会毁灭世界的中国版的斯大林。 1957 年， 毛曾经用他欢迎核战争的姿态震惊过苏联人： “我们也许会损失超过三亿的人口， 这又如何呢？ 战争就是战争， 一切都会过去， 我们会努力生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的婴儿。”」 (24. Missile of the East Wind, p.217) 在中译本里， 这一段落只有凸显 “一切责任全在苏方” 的前两句得以幸存， 从 “但中苏合作破裂的最大原因毫无疑问是大跃进及毛泽东的狂妄自大……” 开始的文字全都遭到了删除。 ******** 「中国的导弹项目只不过是以苏联的 R-2 导弹为样板， 外加中国学生在苏联从事的某些准间谍活动。 (1950 年代后期在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火箭技术的中国学生从学校的图书馆偷过书， 从健谈的教授处套过话， 从机密资料中抄过公式， 以获取有关苏联导弹的前沿信息。)」 (24. Missile of the East Wind, p.218) 这段话里， “中国学生在苏联从事的某些准间谍活动” 被中译本模糊成了 “中国留苏学生从苏联获取的技术材料”， 模糊不了的 “从学校的图书馆偷过书”， “从健谈的教授处套过话”， “从机密资料中抄过公式” 则连头带尾， 整体删除了。 ******** 「如果说加州理工学院的钱学森让学生们战战兢兢， 那么中国的钱学森则让他们彻底吓呆了。 当他走进房间时， 所有人都会起立， 包括比他年长的科学家。 然后， 钱学森会端坐在椅子上， 听取他们的汇报。 有时他会一动不动地思考某个提议； 有时他会背着手在房间里走动——显示出他对汇报者的智力感到不屑及不耐烦。 这让年轻的工程师们感到害怕， 因为钱学森的批评可以尖锐得让他们瑟瑟发抖。 在 “东风二号” 项目中跟钱学森密切合作过的林津回忆说： “我们都觉得自己像面对严厉老师的小学生一样。” 没有人想让钱学森失望， 或承受他的羞辱， 因此他们更加努力工作以博取他的欢心。」 (24. Missile of the East Wind, p.220) 这是一个段落的后半段， 其实算不上太负面， 却也被中译本删除了， 使得段落开首的一句 “钱学森对待下属常常恩威并施” 变成了有 “恩” 无 “威”， 逻辑破碎。 在粗制滥造比例甚高的中译世界里， 判断删节的技巧之一就是： 逻辑不通的地方往往正是翻译的不当之处——删节则是最恶劣的不当之一。 ******** 接下来的第 25 章 “Becoming a Communist” (“成为共产主义者”) 是译介序中提到的被中译本整体删除的一章， 因篇幅长达 29 页， 将只挑几处略作译介。 从标题上讲， 这一章是讲述钱学森转变成一位共产主义者的过程， 这样的转变照说是很长共产主义志气， 很灭资本主义威风的， 是满满的 “正能量”， 却偏偏遭到删除。 这其中的原因是很有讽刺意味的——因为对钱学森这样一个人物来说， 这样的转变是一种痛苦的堕落， 是转变成一种他自己曾经非常讨厌的人， 一种官僚。 这层含义不仅通过第 25 章的大量描述得到了间接展示， 且在之后的 “Epilogue” (“尾声”) 中被明确说了出来。 这些正是张纯如这本钱学森传的优点， 是译介序中所说的 “无论多么 ‘成熟’ 的中国大陆作者也难以企及” 之处， 对中译本来说则是 “不可承受之重” (“尾声” 中的那些文字也一并被中译本删除了， 我们将在后面译介)。 「他过去的经历使他变得冷酷， 倾向于迫害多过同情——起码是更倾向于确保在美国发生过的事情在中国不会重新降临到他身上。 1957 年 7 月 17 日， 钱学森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声明， 谴责他以前的朋友钱伟长。 钱学森宣称， 钱伟长不过是一个 “说谎话耍政治手腕的人， 没有一点科学家的味道”， 是 “最恶劣和狠毒的政治野心家”。」 (25. Becoming a Communist, pp.236-237) 这种为自保不惜迫害朋友的做法是前文所说的 “对钱学森这样一个人物来说， 这样的转变是一种痛苦的堕落， 是转变成一种他自己曾经非常讨厌的人” 的一个例子， 因为当年在美国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 (虽然程度及后果远逊于中国的政治运动) 时， 钱学森毫无疑问是痛恨那些捕风捉影、 上纲上线的迫害者的。 「在邓小平的权力处于低谷时， 钱学森在一次高层党代会上发言谴责张爱萍， 指控张爱萍协助邓小平颠覆毛泽东的计划。 他并且写了针对张爱萍的大字报…… 在大字报上， 钱学森重述了 1960 年代他陪张爱萍前往某发射基地时的事情。 张爱萍曾经指着一幅地图说， “这是蒙古， 以前是中国领土。” 钱学森用这句话指控张爱萍是野心勃勃的民族沙文主义者， 想从苏联手中夺回蒙古。」 (25. Becoming a Communist, p.254) 邓小平无需介绍。 张爱萍是 1955 年授勋的上将， 1960 年代曾主持国防科技方面的工作， 并具体负责过 “两弹一星” 工程， 是钱学森的领导。 「毛泽东于 1976 年 9 月 9 日去世…… 1976 年 9 月 16 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钱学森的文章， 题为 “终身不忘毛主席的亲切教诲”。 这篇文章……严厉批判了刘少奇、 林彪及邓小平， 称他们为 “我们要走革命道路的科技人员的死对头”。 钱学森将会很快意识到自己的文章是一个可怕的错误。 10 月 6 日， 军方发动了针对四人帮的政变…… 邓小平以肯定会让钱学森目瞪口呆的速度二度复出…… 钱学森忙乱地修补着因其政治立场造成的损失。 他宣誓了自己对新时期的忠诚并谴责了四人帮…… 对钱学森来说不幸的是， 邓小平的崛起使张爱萍重掌了权力并重新成为了钱学森的领导…… 钱学森开始失去他在中国导弹体系里的权力…… “我相信 1976 年之后钱学森的处境开始不顺，” 著名科学史学家兼民运人士许良英猜测道。 钱学森逐渐被推举成了一个名义性的人物， 地位尊崇， 但在重要会议上普遍受到忽视。」 (25. Becoming a Communist, pp.255-256) 以上片段所述的有关钱学森的事件都发生在毛泽东去世之后， 但钱学森继续沿着毛时代的轨迹运动， 直至邓小平复出。 这也是钱学森经历和参与政治运动的尾声。 张纯如在这一章中也介绍了钱学森在 “除四害” 运动中挥舞竹竿打麻雀， 以及为 “亩产万斤” 之类的 “大跃进” 狂言提供 “科学支持” 之事， 但这些事情的知名度颇高， 甚至我在国内时也看过不少， 就不重复译介了。 「钱学森变成了某种类型的票友。 从 1970 年代后期到 1980 年代， 他担任过科学杂志的顾问， 当过无数科学协会的领导， 替航空杂志写过序言…… 似乎没有哪个议题是钱学森没有发表过见解的。 他长篇大论地谈论过针灸及在农村使用沼气发电， 他敦促过将 UFO 包括到地理学课程中…… 钱学森同时也变成了中国政府的喉舌， 赞颂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1981 年 7 月 25 日， 在人民大会堂的一次会议上， 钱学森表示： “我们要情不自禁地大声宣布，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 光荣、 正确的。” 他将中国科学的进展归功于社会主义。 他对社会主义的狂热赞颂如同一个刚入教的信徒赞颂宗教…… 1979 年， 钱学森对很有争议的特异功能表明了立场…… 在一篇发表于《科学技术》杂志的文章里， 钱学森指出中国各地已涌现出近千名具有特异功能的少年。 他表示特异功能也许跟气功有关…… 最著名的中医大夫也许是气功大师。 他敦促政府将更多资源投入大脑研究， 以进一步了解特异功能、 气功及针灸。 他宣称这些研究有可能成为下一个重大科学突破。」 (25. Becoming a Communist, pp.256-257) 这里的《科学技术》乃是译自张纯如书中的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该英文名可对应于《科学技术》《科技》或《科学与技术》， 我查不到这些杂志的早期目录， 无法直接确认是哪一个， 不过《科技》或《科学与技术》都创刊于 1983 年， 唯有《科学技术》虽未能查到创刊年份， 却查到方励之曾于 1980 年在其上发表过一篇题为 “正在诞生的粒子天体物理学” 的文章， 可见其创刊年份起码不晚于 1980 年， 时间上更匹配。 ******** 张纯如在这一章中也介绍了 “六四” 之后的钱学森： 「[1989 年] 6 月 14 日， 人们从电视上看到钱学森在怀仁堂聆听邓小平关于 “反革命动乱” 的讲话。 两天后， 钱学森主持了一个科学首脑学习讨论邓小平面向军队将领讲话的会议， 并作了发言。 钱学森宣布方励之为 “民族败类” 并谴责了他的 “叛国行为”。 钱学森还表示， 参与示威的学生并不比 “四人帮邪恶分子” 及普通 “暴徒” 来得好。 这些声明帮钱学森从中央政府重新获取了一些权力。 1980 年代后期， 当他的学生宋健被任命为国家科委主任， 钱学森的地位已经上升。 1989 年， 宋健的影响加上钱学森在天安门危机中对邓小平的支持， 使钱学森大体恢复了多年前失去的中国统治阶层对他的青睐。 两年后， 1991 年 10 月， 中国政府授予了钱学森该国科学家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 但可悲的事实则是， 钱学森不再是年轻人及理想主义者的偶像。 正是那些过去推崇过钱学森的直率诚实的科学家及知识分子们， 如今鄙视了他对政府镇压民主运动的支持。」 (25. Becoming a Communist, pp.257-260) 这是第 25 章的尾声。 不过张纯如在这里恐怕大大高估了中国的 “年轻人及理想主义者” 判断是非、 抵御洗脑的能力， 这也许是比她所说的 “可悲的事实” 更可悲的事实。 ******** 「钱学森故事的最大悲剧不在于他被美国驱逐及由此造成的美国国防损失和威胁增加， 甚至也不在于他被美国移民局控制及在历次中国政治动荡期间必然忍受过的无声折磨。 相反， 真正的悲剧在于钱学森回到中国后被体制同化及背弃自己人生原则的程度。 在那里， 钱学森也许变成了他自己的最大敌人——那种在麦卡锡时期的美国移民局和美国政府中曾让他深恶痛绝的僵化盲从的官僚。 青年和老年钱学森的对比何其鲜明： 青年钱学森将他的青春献给科学真知， 老年钱学森， 无论出于自愿还是被迫， 帮助了不仅一位而且两位独裁者散布谎言和混乱。 青年钱学森梦想着一个和平与平等的世界， 老年钱学森生活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并帮助制造着毁灭世界的武器。 青年钱学森既是中国人也是美国人， 心底里是两个国家的公民， 老年钱学森跟两个国家都格格不入。 也许难怪在一生的最后日子里， 这位曾经鄙视迷信的老年科学家转而拥抱了它， 并到气功中寻求慰籍。」 (Epilogue, p.263) 这是全书最末尾的两个段落。 对于这两个段落的删除， 本该评一句 “晚节不保”， 但对这个处处是删节、 不知节操为何物的中译本来说， 反倒谈不上了， 正所谓 “虱多不痒” 也。 2023 年 10 月 12 日完稿 相关链接 站长往年同日 (10 月 13 日) 发表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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