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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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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了流沙河的《锯齿啮痕录》。 在同类回忆录中， 此书与季羡林的《牛棚杂忆》、 杨绛的《干校六记》、
巫宁坤的《一滴泪》同属我比较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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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点物理史话： 爱因斯坦获诺贝尔奖时正在远东旅行 (出发前好友劳厄等曾暗示他会得奖， 建议改变行程以便亲自领奖，
爱因斯坦拒绝了)， 结果瑞士和德国争着要替他领奖， 经过冗长的外交谈判， 瑞士 “胜出”，
由其驻德大使向爱因斯坦转交奖章。 另一方面， 爱因斯坦本人在旅行日记中却提都没提得奖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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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到一本堪称“物理杂文集”的趣书《A Random Walk in Science》， 既收录牛顿、 玻尔兹曼、 法拉第、 麦克斯韦、
彭加勒等名宿的文字， 开尔文勋爵的 “两朵乌云” 等， 也有 “A theory of ghosts” (幽灵理论) 那样的趣味胡扯。
布面精装、 除 40 年的岁月积尘外几乎全新， 却只卖 $2。 何故？ 原来是出版社给书评者的样书， 原则上属非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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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作家斯诺 (C. P. Snow) 的科学文化作品颇为出名， 比如《两种文化》(The Two Cultures)， 哈代传记等。
最近读了他的爱因斯坦传记， 却让我大跌眼镜。 为渲染爱因斯坦的独特性，
他居然将其 1905 年的五篇论文说成几乎没有数学 (也许那样更像专利局的职员？)。
事实上， 爱因斯坦那五篇论文含有大量而密集的数学， 哪怕粗略翻过也不至于有如此荒谬之论。
博友们充分开动脑筋， 替斯诺作了辩护。 有人 (斯诺肚里的蛔虫？) 以肯定的口吻说斯诺是以哈代的数学为标准，
也有人表示把初等数学说成几乎没有数学也行。 可惜斯诺辜负诸位了， 因为他明确说比较对象是 “其他理论物理学家”
(other theoretical physicist)， 爱因斯坦论文中的数学跟其他理论物理学家的数学是同一类型的， 并不更 “初等”，
更非 “初等数学”。
另一处也错得比较草率： 斯诺写道， 广义相对论一传到英国， 科学家们就认定它几乎必定是对的，
并称其为牛顿以来最伟大的思想革命。 然后才提到广义相对论对光线偏折有一个预言， 英国科学家决定利用 1919
年的日全食机会进行验证， 并最终证实了预言。 顺序颠倒了， 若不是对史料掌握有误， 就是表述方法欠妥。
不过斯诺的这篇爱因斯坦传记也并非没有优点， 除文笔很好外， 他阐述了一个观点，
那就是爱因斯坦及其 E = mc2 在研发原子弹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并不如通常认为的那样大，
那段阐述我认为颇有见地 (并且我也持类似看法)。
爱因斯坦的 E = mc2 常被视为是使原子武器成为可能的基础。 这可以有两种理解： 理解为
E = mc2 这一规律本身的存在使原子武器成为可能， 则大体不错；
但实际上常被理解为爱因斯坦对这一规律的发现使原子武器成为可能， 这在我看来是高估
(因即便没有该公式， 核裂变释放大量能量这一经验事实也可使人想到并研发核武器)， 斯诺指出的主要也是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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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卦完爱因斯坦再八卦一下 Linus Torvalds (不过下面这段故事来自 Linus 的自传《Just for Fun》， 来源更可靠)：
1993 年秋， Linus 在赫尔辛基大学当助教， 讲授计算机入门课。 有一次， 他布置的作业是让学生给他发一封当时还较新奇的
email。 结果有位女孩在 email 中邀他约会。 常言道 “女追男， 一层纸”， 数月后， Linus 就搬入了女孩家 (倒插门？)，
并破天荒地两周没碰电脑 (那两周做什么呢？ Linus 不无武断地宣称读者不会感兴趣——实在是太高估读者的趣味了)。
那女孩名叫 Tove， 曾六次获得芬兰空手道冠军！ 不久之后成为了 Linus 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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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数学家关注应用无可厚非， 但上升至危机高度似有些过了。 其实物理也类似， 很多应用领域曾经是物理，
现在却已不再由物理学家主导， 但人们并不担心物理学会沦为 “拉丁文”。 这世界也许更需要应用， 但哪怕以应用的眼光看，
也缺不了作为后盾的纯数学和纯物理。 这两者若衰落， 才是数学和物理的真正危机。
“想象一下， 如果牛顿当时有我们现在的计算能力， 会省出多少时间？”——这个例子也可商榷，
在基础成熟的领域引进计算技术是如虎添翼， 但想象牛顿时代有现代计算能力， 仿佛想象小学阶段就用计算器，
时间固然是省出了， 却恐怕会妨碍基础的形成。 当然， 假想性的问题有太多可能性， 这只是提供一个探讨角度。
其实鄂维南的演讲更像是在讨论应用数学这一特定分支的教学理念和课程设置， 若危机之说针对的是该分支， 我倒并无异议
(应用数学若无法插足应用， 确实是危机)。 但实际上危机对象却被说成了整个数学。
这种为推介某种主张而将现状——甚至超乎讨论范围的现状——说成危机的做法似有日益成为套路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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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在主页上编过一个功能， 显示在线人数。 女儿问我那是什么， 我说是正在看爸爸网站的人的数目，
她说我们自己也在看会影响数目。 那时她六七岁， 居然说出一句让我想起 “one must never forget that in the drama
of existence we are ourselves both actors and spectators” 的话来， 可小记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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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眼开博已逾半年， 粉丝数逼近了 4321 这个美丽数字 (但拉锯多日， 比斯大林格勒火车站还难拿下)。
这微博原拟用来发布文章链接， 后来才发觉我这平淡生活居然也每日可聊记一二。 在此要感谢博友们不嫌事小、 人微、
言轻， 前来捧场， 还赞我， 甚至连我闯红灯被罚都赞——估计是赞警察 (瞧我这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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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惭愧， 我这号称爱书的人居然是前段时间看了一些藏书家的著述， 才知道 “藏书票” (Ex Libris) 这玩艺，
知道它是藏书人标示书籍所有权的物件。 但我这新近获得的知识旋即又被更新近的知识搅晕了，
因为听说现在的某些新书——比如董桥、 甚至方舟子的书——附送藏书票， 这倒底是藏书票还是卖书票？
貌似有些博友将这条微博理解为了我对卖书时附送藏书票的做法不以为然， 在此澄清一下： 绝无此意。
藏书票是一件精美的小艺术品， 我还指望着今后有机会买到附送藏书票的书呢。
这条微博仅仅是对藏书票的含义由藏书延拓为卖书这一现象感到好奇， 略作记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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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读书的一个好处， 是大城市那动辄一两个小时的上下班通勤从来都不是苦恼或受罪， 相反，
它是一天里最不受干扰、 最有保障的读书时间之一。 有时甚至——连自己都觉得另类——会因为一本书正读到精彩处，
而期盼第二天早晨的上班之旅！ 当然， 这一切的前提是乘坐大众交通工具而非自己开车上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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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本台湾版《中国历代演义全集》的民国分卷在降价， 买了与国共、 抗战有关的三本， 皮面精装， 总计才 10
美元 (真为书店的前景捏把汗)。 这几本书的可靠性我并不高看， 即便不是演义， 估计也难逃拙作
历史的面纱 所述的局限性， 只是我对历史哈哈镜的另一面向来好奇，
还是愿略窥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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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助手回忆， 化学、 和平双料诺贝尔奖得主鲍林 (Linus Pauling) 死前只服用很少、 很弱的镇痛药，
“因为作为科学家他想研究自己的死亡。 尽管知道自己正在死去， 他保持了他的幽默感”。 他的医生也证实：
“到最后， 他的病仿佛只是做研究的另一种机会， 他积极地试用各种疗法， 仿佛在做一项大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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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家费曼 (Richard Feynman) 去世前说过这样一句话——最后的话： “I'd hate to die twice. It's so boring”。
就像爱因斯坦在回复玻尔对他获得诺贝尔奖的祝贺——玻尔在祝贺中因爱因斯坦在他之前获奖而高兴——时表示那是
“玻尔式” 的， 这句将生死之别淡看为了 fun 和 boring 之别的临终之言在我看来是典型 “费曼式” 的。
费曼这句话给我的印象极深， 我有时想， 老 (或病) 到一定程度我也许该留下一句 “遗嘱”，
那就是病重昏迷时若抢救回来也将失去一切活动能力， 则请不要抢救， 以免换取无价值的 “die twice”。
我还想起几年前去世的一位长辈， 一次昏迷后的抢救把整个胃切除了， 换来的仅仅是在病床上缠绵几个月后再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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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去世前的情形已广为人知， 但谈论科学家之死， 宁可重复也不能漏掉这位二十世纪的 “首席科学家”。 去世前，
爱因斯坦的动脉瘤即将破裂， 医生会诊后建议做一个修复大动脉的手术， 他拒绝了。 “人为地延长生命是无味的，”
他对秘书杜卡斯 (Helen Dukas) 说： “我已做完了我的事情， 到了该走的时候了， 我将优雅地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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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讨厌政治课上的说教， 常在心中——甚至口中——驳斥之， 但对那笼统的爱国主义感到棘手，
而很多说教偏偏是打着那旗号进行的。 后来见到胡适先生的名言 “争取你自己的权利， 就是争取国家的权利；
争取你自己的自由， 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 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从来不是一帮奴才建成的”，
不禁相见恨晚。
就引用名人名言稍作说明： 引用的名言通常是我欣赏的， 但无意因此而抬高其效力， 那些名言往往只在特定角度、
特定时期对我有启发， 或使我有同感， 而未必普适。 引用的目的主要是分享， 其次是推荐， 但绝非作为真理推销。
我曾写过一篇关于引用的短文， 针对的虽是其它话题， 仍略可参考：
从 Planck 的一段话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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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作家斯蒂文森 (Robert Louis Stevenson) 最后几年定居于南太平洋上的乌波鲁岛 (Upolu)， 除写作外，
每日徜徉于椰林海滩， 或与土人闲谈， 44 岁病逝。 他生前所拟的挽歌写道： “在辽阔的星空下， 掘好墓穴让我躺下。
快乐的生快乐的死， 我愿意这样躺下。” 跟金庸笔下明教教徒的 “挽歌”——生亦何欢， 死亦何苦——之对比虽属虚拟，
但颇可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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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鲍林、 费曼、 爱因斯坦， 没机会以死亡为研究对象或留下睿智话语的玻尔 (Niels Bohr) 无疑是幸运者： 1962 年 11 月 16 日，
主持了丹麦科学院会议； 17 日， 接受了有关量子物理史的录音采访； 18 日， 午饭后上楼例行午睡， 不久喊了一声： 玛格丽特
(Margrethe——他夫人的名字)， 后者冲上楼去发觉玻尔已昏迷， 并就此长眠。 死因为心力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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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了一下 web font， 深感在这方面像英文这样的字母文字有着天然优势。 与之相比， 中文单字太多、 字形太复杂，
font 文件对于 web 来说实在太大了一点。 忘了是谁说的， 在外国人眼里每个中国字都像一幅画， 这特点平日或觉其美，
这时就只显其 “大” 了…… 有心在自己网站也用用， 却因此只得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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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物理学家泡利 (Wolfgang Pauli) 晚年钟情于解释 137 (精细结构常数的倒数——其实那并非整数) 及心理学家荣格
(Carl Jung) 的理论。 去世前他的助手去看他， 他问后者是否注意到病房的号码， 后者表示没注意， 泡利就告诉他：
137！ 另据其秘书说， 泡利最后只想与一个人交谈， 那就是荣格 (关于泡利与荣格的交往， 可参阅拙作
泡利效应趣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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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在去世前的两个多星期时常陷入昏睡， 清醒时则与亲友交谈。 据亲友回忆， 牛顿受剧痛折磨， 汗水从脸上淌下，
但他既不埋怨、 呻吟， 也不显露烦躁， 而是尽量维持平常、 愉快的神情。 在接近最后一次的神志清醒时，
他向外甥女婿表示拒绝接受临终时的宗教仪式， 成为罕有的一次公开表露对主流宗教观念的不认同。
关于牛顿去世前的情形， 可参阅 G. Christianson 的《In the Presence of the Creator》或 M. White
的《Isaac Newton: The Last Sorcerer》。 有博友对宗教部分感到讶异， 其实没什么可奇怪的， 牛顿在宗教上用功甚勤，
还做过考据性研究， 但恰恰是那种独立研究——尽管目的在于显示神的伟大——使他偏离了教会限定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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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命题逻辑中， 由错误前提可以推出任何结论， 这一点常让人觉得困惑。 法国科学家 Henri Poincaré
在介绍这一点时引述了逻辑学家 Louis Couturat 的一个有趣的说明， 那就是： 任何审阅过错误数学论文的人都能理解这一点，
因为那些论文总是费很大气力推出第一个错误方程， 然后就能很轻松地推出所需要的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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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影——
对于大学或研究所，
那样的背影实是胜却大楼无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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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略带影射意味的科幻片 “Elysium”。 影片的结局是让如阿富汗那样落后的地球上的所有人都获得了仙境般的太空城
Elysium 的公民权。 我对这种 “共产” 式的解决之道很不以为然， 它与其说是拯救地球人， 不如说是最终只会毁掉
Elysium。 当然， 它背后的伦理、 哲学、 社会等问题我不敢深议， 也不认为能议出共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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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跟家人逛 IKEA (宜家)， 见陈列于店内的书架上摆着很多书， 居然习惯性地趋前细看是什么书——“直把宜家当书店”，
成职业病了。 不过细看之下倒也发现了一个有趣之处， 那就是 IKEA 书架上摆放的是真书 (有些家具店是用假书填充书架的)，
但其中很多书用的是一种我辨认不出语种的文字。 回家一查， 才知道原来是瑞典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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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为自己无法看到任何一种可能的未来而感到惋惜。 像哈里·谢顿 (Hari Seldon) 一样， 我能看到我的作品环绕着我，
让我觉得欣慰。 我知道自己曾经研究、 想象， 并且写下过许多可能的未来——仿佛我到过那里。”——阿西莫夫
(其中提到的哈里·谢顿是基地前传的主要人物， 去世前他所研究的方程式的三维影像环绕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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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了一本有关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藏区战争的号称客观的书。
作为非专业读者， 辨析原始材料的能力有限， 阅读重点就放在了分析和逻辑上。
此书在这些方面表现不佳。 比如谈及某次战役的伤亡时， 罗列双方数据后未述理由就直接采信了藏方数据；
又比如对无外人在场的个别喇嘛战死前的行为作了详细乃至感人的描述。 凡此种种， 且清一色粉饰一方，
使我很难相信其客观性。
补充一点： 怀疑此书的客观性并不意味着相信中方的记述。 事实上， 正是由于对中方的记述高度不信才想阅读其它记述；
也不会因为在其它记述中同样看到缺陷而减少对中方记述的怀疑。 在这种具有高度争议性的历史课题中，
最大的遗憾就是很难看到为研究而研究、 无政治立场、 不预设前提、 且有能力的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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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叶灵凤读书随笔顺藤摸瓜找来了一本出版于 1903 年的有趣的书： George Gissing 的《The 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ecroft》(中文名为《越氏私记》)。 该书作者一生贫苦， 假托一位晚年暴富的虚拟朋友的名义撰了此书， 可称白日梦，
但文笔优美， 还有许多精彩的沉思之语。 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会引述一二。
Gissing 说自己并不麻木， 心中的宁静会因社会的阴暗而破坏， 但他有时故意不往阴暗处看， 因为宁静是他的天性，
而他相信多一个顺应天性、 维持宁静的人， 只会让世界更好， 而不是更坏。 这跟我们常被教导的 “以天下为己任”
之类恰好相反， 却颇发人深思， 这世上 “以天下为己任” 的人造下的孽恐怕远多于行过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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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读过一则笑话： 甲乙二人遇事必争， 后来甲醒悟了， 对乙说： “所有问题都有三种答案： 我的答案、 你的答案，
和正确的答案。” 彼时只觉好笑， 后来想想这其实也是对某些政治、 社会或宗教宿敌间争端的写照， 即便将现实中
“正确的答案” 所具有的模糊性考虑在内亦大体如此， 所欠缺者， 醒悟了的 “甲”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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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集过邮， 且一度痴迷， 每至亲朋家必询及旧信， 路过邮局必进入视察， 书刊上的集邮文字读了又读，
彩印于纸上的邮票也剪下自欺， 逛邮市更是胜于书店…… 如此先后集了七八本， 直至出国后兴趣渐转冷，
后又闻旧藏因久不翻动受潮发霉， 终于断了念， 尽数卖掉。 从此除一样东西外， 不再与任何炒家有同好之物。
那 “一样东西” 是房子， 我不喜欢与大众兴趣相竞逐， 可房子是避不过的坎， 且对好房子的看法没法特立独行，
从而只能竞逐。 至于书， 我喜欢的书通常不是炒家感兴趣的， 即便出现例外——比如牛顿《原理》的首版初印炒家一定感兴趣，
也能轻易避过， 因为炒家的重点在版本， 而我只重品相和内容， 不重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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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NetFlix 上又看了一部——特别不靠谱的一部——灾难片， 忽然意识到很多灾难片有一个有趣的共同思路，
那就是人类发明的最危险之物——有 “撒旦” 之称的核武器——在灾难片中往往是拯救世界的最后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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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尔伯特的形式主义 (formalism) 只重形式不论含义， 对此庞加莱有一个 “不怀好意”
的比喻， 说那样的话数学家仿佛是一端输入肥猪， 另一端输出火腿和香肠的机器 (他称之为 “芝加哥机器”， 不知典出何处)，
只不过换成以前提为输入， 定理为输出而已， 他们不必比机器更知道自己在干什么——BTW， 这是在计算机问世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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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i Poincaré 对逻辑主义 (logicism) 作了很朴素的批评，
即指出数的概念在语言上是如此必不可缺， 以至于逻辑主义者在定义 0
或 1 时会不知不觉地在字面或符号上用到数的概念本身。 比如 Louis Couturat 对 0 的定义用到了 “二元关系”， 对 1
的定义用到了 “任意两个元素都相等的集合”； Cesare Burali-Forti 对 1 的定义则用到了表示数 n 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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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一部分许良英、 李慎之书信集。 许良英是《爱因斯坦文集》的主要译者， 该文集是我早年的最爱之一， 可惜直到 2011
年才买全 (那时已只为怀旧而不再需要)。 此老有些见识确实不凡， 比如对唬住大批华人学者的唐德刚 “三峡论” 存疑；
比如早就意识到李约瑟问题为伪问题； 比如看出海外民运在骨子里是毛思想武装起来的。
唐的 “三峡论” 断言中国自 1840 年起 200 年后可进入民主社会， 另断言未来至少 1000 年的中华史为民主史，
这些缺乏论证的宏大断言实为 “大嘴巴论” (对其缺乏论证的分析可参阅芦笛的 “中国缘何倒退百年”)；
李约瑟问题为伪问题一说可参阅我网站上的短文
关于 “李约瑟问题”， 后来我陆续见到更多的同类看法，
但皆不如许良英早； 关于海外民运， 在海外见过其绞杀异见的做派者对其不屑并不难， 许在国内能洞悉其本质却不易。
许晚年对极权统治深恶痛绝， “三峡论” 和海外民运大可成为心理安慰， 他却能察其缺陷， 更令人赞许。
最后要说明的是， 我对许良英若干观点的赞许首先是因为我支持那些观点， 而这当然只是我的个人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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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想到在微博上花费了不少时间， 有一种玩物丧志的愧疚感， 但转念又想， 我已多年不写信， 甚至连 email 也不常发，
电话也不常打。 相比之下， 前辈文人虽无微博， 在写信上却往往花费大量时间， 甚至为一封信耗去几天也是常有之事。
这么一想就又心安了——人有时难免要耍耍这样的安慰和自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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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字科普# 地下空间为何冬暖夏凉？ 因为依照热传导方程， 地表温度的周期性变化传往地下时变化幅度会指数衰减，
且周期越短衰减越快。 对于典型土壤， 深度半米以下日均变化就基本消失， 从而温度约为日平均温度；
深度九米以下年均变化也基本消失， 从而温度大体恒定在年平均温度 (即冬暖夏凉)。
(Ref: 武际可《拉家常•说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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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名字中最混乱的中译名 (或许只有编程者知道符号的含义)： [彭庞邦][加卡伽][雷莱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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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扶桑社 2001 年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曾引起轩然大波， 招致中、 韩两国及日本左派人士的抗议。
台湾中研院将争议部分译成中文， “為國人對教科書事件的爭議焦點， 以及教科書事件所蘊含之政治及社會變遷的時代容貌提供知識背景”。
我对不同视角的历史资料向来好奇， 便也找了一份看， 并将摘引一二。
该书提到， 与中国类似， 日本的门户也是被西方列强——他们也用这词——武力打开的， 但在类似的威胁下， 两国的应对完全不同，
因 “日本的江戶時代是一個武士社會， 因而對列強的武力威脅反應敏銳， 能立即改變政策轉而學習西方文明。 而中國、
朝鮮因為是文官所支配的國家， 所以對列強的威脅無法充分對應”。
该书还提到，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落败对日本的震动极大， “連戰敗的中國人自身所受的衝擊也不像日本這樣大”，
因为 “中國自古就多次受到异民族的……統治。 但……統治的异民族反而……至終被同化。
再者， 中國儒家的思想……視崇尚武力者為野蠻…… 因此， 雖然在鴉片戰爭中敗給了英國，
但自認為是武力的失敗， 而非德行不如， 對自己文明的信心並未動搖。”
谈及前期历史时， 该书立场偏于以中、 日为一方， 对垒西方。 无独有偶， 据凤凰网的资料，
日本侵华军官石原莞尔也有过此立场， 在辛亥革命成功后曾流泪高呼 “中华民国万岁”， 但实地考察中国后却转为了蔑视：
“这个国家官乃贪官， 民乃刁民， 兵乃兵痞， 中国的爱国学生是世界上最烂的， 他们起哄闹事， 把老百姓推到最前线，
然后他们转身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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