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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室絮语 (2010)
- 卢昌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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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合并整理了我 2010 年发表在网友茶室的若干短文。 |
目录
晚饭后如果天气不好， 我通常会一边踩室内自行车， 一边在电脑上看些节目。 今天恰好看了一段 BBC 的 Vision of the Future
中有关生物技术的部分， 其中提到基因工程的发展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通过改变基因，
使人的某些能力——比如记忆、 智力、 体力等 (已在老鼠身上得到了成功的试验)——得到大幅改善。
该片对基因工程的潜力基本上是持赞许态度的， 主要是认为这将使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进步得更快。
但我觉得该片对基因工程在实际应用中可能带来的社会学后果似乎讨论得不够。 不知诸位怎么看待这种技术？
如果未来的富人通过基因工程取得了这些优势， 那么 “人生而平等” 这句安慰过无数人的话恐怕就要不成立了。
当然， 现在的穷人和富人也是不平等的。 不过有些差别当它没有大到足够程度时只是定量差别，
大到足够程度后却有可能变成定性差别。 打个比方来说， 现在的穷人和富人的差别好比是两台内存均为 16 兆的 486 计算机，
硬件差不多， 只不过富人有钱买到更好的软件， 但穷人有时也能搞到好软件， 追上甚至超过富人。
到了基因工程的潜力得以实现的那一天， 两者的差别则有可能变成内存 16 兆的
486 计算机和内存 4096 兆的 “Intel 旗舰 32nm 六核酷睿 i7 980X” 计算机之间的差别， 前者无论装什么软件都很难再跟后者相比。
那时候就有可能出现 run away 的情形， 即穷人无论怎么努力， 也不可能追上经过基因工程改造后的富人 (当然，
这取决于基因工程的具体效力及费用， 我们假定效力很大， 费用很昂贵)。
这种社会似乎有点恐怖……
另外有网友提到， 靠上面提到的那些基因改变也许是造不出爱因斯坦来的。 这我同意。
不过这远不足以消除基因工程可能带来的上述社会学后果。 因为若有两群人，
各自有很大的 diversity， 其中一群人由于基因工程的改造而普遍具有更好的记忆力及若干其它可以改造的指标
(假定这种改造没有可以抵消优势的副作用)， 那么被改造过的那群人很可能会有群体优势。
BTW， BBC 这套节目请了日裔美国理论物理学家加來道雄 (Michio Kaku) 做解说员
(不知是不是因为看上了他那一头有点像晚年爱因斯坦的白发)， 我很喜欢他的声音， 很有磁性。
二零一零年五月一日发表于网友茶室
在前面那个 有关基因工程的帖子 中我提到解说员是加來道雄 (Michio Kaku)， 这里八卦一下此人。
加來道雄是纽约市立大学城市学院 (CCNY) 的教授。 我以前在哥大听弦论讲座时曾经见过几次。
此人做科学节目的解说能力决不在专业解说员之下， 反正我感觉他的声音中有一种很能打动人的深邃感。
有一位师兄曾经说过一个有关他的故事 (真假不得而知)， 那就是有人做过一个调查， 问如果有朝一日地球人和外星人相遇了，
要从地球人中选出三个人作为代表去见外星人， 该选什么人？ 结果公众选出的人当中两位是只有泛泛的职业而没有个人名字的代表，
比如政治家、 科学家 (具体职业我忘了)， 唯独第三位是只有个人名字而没有职业的代表。 那人就是加來道雄
(即调查结果是类似于 “政治家、 科学家、 加來道雄” 那样的三个人)， 可见加來道雄在英语国家的科学爱好者中的知名度是相当的高。
加來道雄写过几本科普， 也写过几部教材类的著作。 几年前我看过他的一本科普《Parallel Worlds》，
不过有点意外的是， 他书中有些物理的表述似乎不是很恰当 (现在已想不起具体是哪些， 就不举证了——反正是八卦嘛)。
不过他引用的科幻作品非常多， 看来在那方面的涉猎相当广泛。 除理论物理学家外， 他还有一个头衔，
那就是未来学家 (Futurist)。
二零一零年五月二日发表于网友茶室
当年看金老爷子的《倚天屠龙记》时， 读到张无忌和朱长龄掉下悬崖后，
张无忌通过山壁上的一个长约十几丈的洞穴爬到一个巨大的山谷时， 我就觉得很奇怪。 今天忽然又想起此事，
在这里留个记录， 顺便请各位几何及拓扑高手发挥想象力， 替金老爷子描绘一下该山谷的地形。
我之所以觉得奇怪， 是因为当张无忌站在悬崖边上往来路望去时， 看到的是 “一望无际的雪地”， 既然如此，
从悬崖壁上的洞穴里再怎么爬， 岂不都是在那 “一望无际的雪地” 下面， 又怎么可能爬十几丈就爬到一个巨大的
“似乎亘古以来从未有人迹到过” 的山谷？
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日发表于网友茶室
几个月前逛书店时， 在唐人街某中文书店的特价区看到一本回忆录， 标题为《上学记》， 三联书店出版，
作者为何兆武， 里面记述了作者民国时期的求学及生活经历， 其中包括在西南联大的经历。 我买了一本。
何兆武这位作者的名字我毫无印象， 但他翻译过的一些哲学著作我以前倒是买过， 比如罗素的《西方哲学史》，
帕斯卡尔的《思想录》等。 他这本口述回忆录写得相当平实。 我以前看过国内一些其他人——主要是科学家——的回忆录，
对那些大科学家们在经历过那么多惨烈的动荡后， 居然仍能把幕后推手夸成天仙的政治弱智
(抱歉用如此大不敬的词语) 深感困惑。 是害怕吗？ 一个行将就木的人似乎没理由如此害怕， 更何况时世已变，
以他们的身份写几句实话根本不会有人来为难他们或他们的家人。 唯一的解释似乎是他们的确看不透那件 “皇帝的新装”，
这方面他们的回忆录比何兆武这本《上学记》差远了。
何兆武的《上学记》记录了他对许多人和事的观感， 比如他写到清华老校长梅贻琦极有绅士风度，
平时总是拿着弯把雨伞， 有空袭警报时别人都乱哄哄的， 他依然不失仪容， 安步当车慢慢走， 一边还疏导学生；
而当时就已是知名学者的吴晗遇到警报时连滚带爬地在山坡上跑， 神情惊慌失措， 面色都变了。
像这类回忆在书中比比皆是， 所涉及的很多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 (西南联大嘛)， 他一一道来， 毫不为尊者讳。
他书中的很多评述我印象也很深， 比如说到抗战结束后的国共内战时，
他提到了以前大家一直认为是国民党想打内战， 但国民党中其实也有一些重量级人物不赞成打， 而另一方面
“枪杆子里出政权” 却是老共的一贯主张， 因此他认为究竟哪些人真正想打， 哪些人希望和平， 恐怕是永远也说不清楚的。
这看法正确与否且不论 (这需要认真辩析， 该回忆录虽然也提到了一条旁证， 不过份量不重)，
在经历了几十年一面倒的洗脑式宣传之后能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 我觉得本身就很可贵。
像这样的记述和思考在书中也比比皆是， 比如他提到民国时期的学校里人们普遍推崇学问而不问出生，
国民党高官刘峙的儿子成绩很差， 父亲虽显赫， 在班上仍是灰溜溜的， 而到了新社会， 高干子弟登时变得极有权势，
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他也提到国民党的独裁， 但他同时提到当时的人们还有讨论的自由，
并且很多国民党高官和党员几乎从不把三民主义挂在嘴上， 与新社会的政工干部很不相同， 等等。
总之， 这本书里不仅有一位老人平实的回忆， 更有他用自己一生积累的阅历和智慧
(这种智慧我想是包括了像罗素那样被他翻译过的作者对他的影响) 对历史所做的反思和评述，
没有人云亦云的陈腐气息， 也看不出刻意的避讳， 在国内前辈的回忆录中比较少有， 特向大家推荐一下。
二零一零年六月十四日发表于网友茶室
非正式定义： 所谓 “中国式感恩”， 是指大家普遍遭打手欺凌受伤的情况下，
伤势较轻者向打手表达的感恩之情1。
例子：
钱伟长的感恩：
毛主席听到钱伟长被打成右派的消息， 说： 钱伟长是一位好教师， 要保留他的教授职务。
毛主席为钱伟长说了话， 钱伟长得以继续留在清华大学教授的岗位上。 他没像其他被打成右派的教授那样，
被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 但是副校长的职务被免除了，
且由一级教授降为三级。 钱伟长成为了被优待的右派， 这使他很感动。 他以创造为欢乐，
以奉献为目的， 力图将自己的生命转换成另一种形式。
摘自祁淑英撰写的科学家传记《中国三钱》(p211)
苏步青的感恩：
在史无前例的 “文革” 中， 我和许多专家学者一样， 受到严重迫害， 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毛主席 ......
在一次党中央的会议 “解放” 了我们。...... 毛主席一时记不起我的名字， 说还有一个搞数学的。 周总理马上接着说：
“叫苏步青。” “对， 苏步青， 七斗八斗， 没有命了。” 毛主席一句话传到上海， 当时我还在宝山县罗店镇
“劳动改造”。 一个工宣队的头头跑来对我说： “苏步青， 毛主席解放你了！” 第二天， 我便从被关押的楼房回到家里。
我心里很明白， “四人帮” 迫害我， 毛主席救了我的生命。 从那以后， 我就下决心， 余生之年，
一定要为党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鞠躬尽瘁， 为人民服务。
摘自苏步青晚年撰写的自传性儿童读物《神奇的符号》(p164)
补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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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网友提醒， 我才发现我所定义的 “中国式感恩” 基本上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Stockholm syndrome)， 非中国所特有。 因此，
真正中国式的地方不在于症状， 而是 “打手” 的超级厉害、 患者的超级众多， 以及主流媒体将症状视为美德的做法。 [2011-01-03]
二零一零年八月四日发表于网友茶室
不知诸位有没有看过凤凰卫视 “千禧之旅” 中巴基斯坦篇末尾的印巴边境降旗仪式？ 如果没有的话，
我强烈推荐看一看， 实在太搞笑了。 我以前在余秋雨的《千年一叹》中读到过有关印巴边境降旗仪式上相互攀比的情形，
印象颇深。 近日看了 “千禧之旅” 巴基斯坦篇末尾的降旗仪式实拍， 比文字精彩多了， 简直是叹为观止。
双方的动作不仅全都是极度夸张 (比以前澳门回归降旗时让我觉得很搞笑的葡萄牙降旗动作还要搞笑十倍)，
而且几乎一模一样 (因为从前世界上只有一个印度， 印度和巴基斯坦同属一个印度)， 简直是互为宇称反演，
也不知平时是各自单练还是两国合练的。 更搞笑的是， 那些动作双方都既想做得庄重夸张， 又想做得快，
结果就好比是用正步走的姿势跑步 (没有军训过的读者可能不知道什么是正步走)， 或踩着模特步逃命……
凤凰卫视的主持人还注意到巴基斯坦军人的鞋子比印度逊色 (不是正宗马靴)， 为了不在气势上落后，
巴军人在鞋底上钉了铁皮。 这一招我倒也不陌生， 当年军训时军校的老学员 (即军校本身的学员，
不是我们这些来自高校的山寨学员) 的鞋底也钉了铁皮， 为了在走步时能有更响亮的声音。
二零一零年六月六日发表于网友茶室
我正在替杂志写一篇 有关今年物理奖的文章，
不过受杂志篇幅所限， 有很多内容无法放在那篇文章里， 烂在肚子里又可惜， 就在这里随便写一写，
算小花絮吧。
花絮一：
获奖者之一的诺沃肖洛夫去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提到， 他们有关石墨烯的第一篇文章最初是投给《自然》的，
结果被拒， 审稿人表示他们应该做更多的测量才能发表， 并列出了甲乙丙丁让他们测量。 他们拒绝了审稿人的要求，
转投《科学》， 晚了半年左右才发表。 诺沃肖洛夫没说审稿人要求测量的甲乙丙丁究竟是什么东西，
只表示那些东西直到现在也还没人去测， 听口气是审稿人认为重要， 其实并不重要的东西。
花絮二：
获奖人之一的盖姆在早些时候也接受过媒体采访， 他说了这样一件事情： 他曾让组里的一位中国博士生用抛光机研磨石墨，
磨得越细越好。 那位博士生磨好后他用显微镜一看， 厚度大约有一千层， 于是他让对方继续磨。
那位学生表示那需要一块新的样品 (每块样品要 300 美元)， 盖姆不同意， 认为磨更小的微粒并不需要从新样品入手。
两人话不投机之下， 语气都不太礼貌， 最后那位中国博士生表示： “如果你那么聪明的话， 自己去试吧。”
(“If you're so clever, try to do it yourself”)。 于是盖姆决定自己做， 并用后来被媒体大肆渲染的
“透明胶大法” (那种媒体渲染有一定误导性， 我 那篇文章 会加以说明) 获得了成功。
二零一零年十月八日发表于网友茶室
记得去年翻译 杜布里奇访谈录
时， 我曾猜测张纯如的钱学森传记《蚕丝》之所以没在大陆出版，
原因之一是它包含了一些有别于正统钱学森形象的材料。 这其中包括钱申请加入美国籍、
钱与同事商量把父亲带离红色中国前往香港等 (参阅 杜布里奇访谈录
的附录 张纯如的钱学森传记《蚕丝》片断)。
前些天在书店里看见叶永烈的新作《走近钱学森》， 随手翻了一下， 发现他对这两件事情给出了堪称离奇的解释：
申请加入美国籍是因为对国民党试图拉拢自己感到不胜其烦， 决定加入籍美国让对方死心。
与同事商议将父亲带离红色中国云云， 则是为了麻痹美国。
我对叶永烈此说高度怀疑， 觉得十分牵强， 不知是来自钱自己的说法 (那也很可能是为了粉饰或自保)， 还是另有消息来源。
关于钱学森当年那些事儿， 即便撇开申请加入美国籍一事不论， 当美国移民局打算将钱驱逐出境时 (1950年)，
钱曾非常努力地反抗这一决定， 争取留在美国。 假如他果真像包括《走近钱学森》在内的国内传记所描述的那样，
从 1949 年底开始就心向 “新中国”， 那被美国驱逐岂不正是最好的回国机会？ 何必辛辛苦苦地反抗？
叶永烈的奇特解释实在无法与钱学森的上述行为相协调。
最后顺便说明一下，我讨论钱学森回国前的那些事儿， 纯粹是出于对史实的兴趣， 而非意在对钱当年的行为进行是非评述。
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九日发表于网友茶室
以下罗列的是我与网友们讨论余秋雨时所写的部分文字。 该讨论源于一位网友就拙作
随笔之余秋雨篇 提出商榷的来信 (我将该信转到茶室进行了讨论)。
以下文字有些是单纯的观点陈述， 有些则是讨论中的回复， 整理时懒得区分了， 不过从文字上应不难辨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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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余秋雨的某些言论， 比如 “含泪劝告” 等， 确实让我大跌眼镜， 甚至让我自己都觉得我那篇
旧作 有点不合时宜了。
这里首先要说明的是： 我 旧作 对他的评价不能延伸为对那些新近言论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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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在《借我一生》中确实承认写过批判胡适的 “胡适传”。 那篇 “胡适传” 我虽然没看过， 但不影响我的评价。 因为我一向认为，
文革时只要不主动害人就算不错了。 把像胡适这样远在台湾的学者当成靶子显然起不到害人的作用。 相比之下，
那些批自己身边的人， 批刘、 邓等当时靠边站的人（这其中包括了几乎所有老一辈的著名学者）要更有杀伤力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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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在《霜冷长河》中侃侃而谈， 很多人可能因此而厌恶他， 认为他很虚伪， 因为他自己的道德操守对不住他的文字。
对此我的看法是， 一个作者的文字与他的道德操守原本就是两码事， 就像一个歌星的舞台形象和为人是两码事一样。
对余秋雨为人方面的问题可以抨击， 但没必要因为他曾经写过那些文字而罪加一等。 如我在那篇 旧作
中提到的， 他的《霜冷长河》其实用很犀利的文笔揭露了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很多人的人性弱点，
我认为说得很到位， 是一部不错的作品。 我不会因为他本人的操守不佳就把那些话视为矫情的垃圾。
反过来， 我也不会因为欣赏他的某些文字就对他的道德操守进行高估。
当然， 道德操守一旦影响到了文字， 比如造成文字造假， 那自然是垃圾文字。
而且我不否认两个同等水平的人当中， 道德操守差的人写出垃圾文字的概率会更大， 因为除了疏漏、
先入为主等因素外， 前者还有蓄意犯错的可能。 但对那样的文字， 我依然主张从文字内容上加以否定。
我对文字的评判标准是文字， 而不是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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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虽然嘴巴很硬， 有死不认错的架势， 但在新近出版的文化散文丛书 (目前出版了《摩挲大地》和《寻觅中华》两本，
前者是旧作改写， 后者是新作) 中其实已改掉了许多硬伤。 他并且在序言中宣布自此之后他的文字以那套新丛书为准。
余秋雨的改错手段相当技巧 (或者说相当狡猾)， 对旧作的修改不是小修改， 而近乎于是重启炉灶。
我试着想要核对一些原先硬伤所在之处， 结果发现有关内容大都已完全不存在了。 我的判断是他其实是意识到那些错误无可挽救，
又不想认错， 所以用这种近乎重写的方式来掩饰。 那样他若一口咬定自己是重组材料， 而那些有争议的部分只是因为他觉得不再重要
(而非错误) 才被删去的， 别人也很难拿住他的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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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新作中的《寻觅中华》是我比较喜欢的作品， 是我读过的有关中国文化史的少有的具有逻辑感的评述。
不过我喜欢《寻觅中华》， 主要是喜欢它在大线条中显示出的逻辑感， 而不是喜欢每一处细节。 比如他有关唐山地震的联想，
在我看来就是半迷信式的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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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今天来重写有关余秋雨的评述， 我自然会用一定篇幅来写这些年发生的包括 “含泪劝告” 和 “诈捐门” 在内的新事件。
但对于已经写过的部分， 我的观点并无太大变化。 比如对于文革行为， 我的评价标准并无变化， 余秋雨是写过 “胡适传”，
但 戈革
还写过批判玻尔的长篇文章呢。 这在正常年代自然是污点， 但在文革时我认为要另当别论。 比如对于他的文字，
我依然有欣赏的部分， 同时也依然认为金文明的考证要比余秋雨的自辩可靠得多， 如果我要引余秋雨的文史细节的话，
必定会首先查阅金文明， 以初步判断其可靠性。 对于曾经提到过的具体事件， 比如余秋雨杜撰细节、 金文明炮制剽窃案、
余秋雨对金文明的很不光明的影射、 余秋雨对古远清官司的很不妥当的处理方式等， 我今天的看法也大致如此。
-
喜欢余秋雨的人中的确有很多是如偶像崇拜一般罔顾事实、 盲目喜欢的， 但我认为自己显然不属于此列。
因为我是一个不尊任何偶像的人， 别说余秋雨， 就连爱因斯坦也不是我的偶像。 当我写一个人， 无论那个人是
余秋雨、 李敖、 王小波、
戈革 还是 束星北
(这是我迄今写过专评的五个人物) 时，从心底里就并不觉得对他做有利辩护要比揭示他的问题更让我感到愉快，
或更让我有成就感。 这一点我想读者从那几篇人物评论的风格中应该能看得出，
虽然这并不能证明我就不存在连我自己都不曾意识到的偏向性。
-
网友提到了 “作为一个青年偶像式的人物， 他 (即余秋雨) 必须承受这种要求或者苛求”。
我那篇文章的不合时宜之处除了来自于我和别人看待某些事情的标准和方式有差异外， 还有一个原因也许就在这里。
我一向很反对那种动辄把歌星、 影星、 文化人或其他公众人物当成偶像的做法， 觉得那是社会风气幼稚的表现。
因此我在评论一个人物的时候， 基本上是不从偶像角度来评论或要求人物的。 我甚至认为那种动辄把人推崇为偶像，
然后再利用偶像标准来进行抨击， 指责其败坏了社会风气的做法是自作自受的折腾。 但在一个好立偶像的国度里，
我的这种评述方式也许就跟在一个人人都不守法的社会中大谈司法至上一样地可笑。
-
我很欣赏金文明的考证， 虽然他也曾经有过像炮制剽窃案那样轻率甚至有可能是蓄意的错误，
但他批评余秋雨的书我基本上会见一本就买一本。 我前面说到我比较喜欢余秋雨的新作《寻觅中华》，
我希望经过这些年的事情， 已经成为众矢之的的余秋雨在新作中能做得严谨一点。
我也期待金文明或余秋雨的其他 “诤友” 为此书 “把关”， 指出其硬伤。 Feynman 曾经说过： “追寻一种理论足够远，
直到看清一切——包括它的所有麻烦， 也许使你有一种成就感”。 我很赞同， 虽然我对文史细节并无特殊兴趣，
但既然喜欢一本书， 我就有兴趣去了解它的缺陷。
-
网友提到了我们在对待余秋雨文史硬伤时是否已适应了 “与假共存” 的问题。
就我个人来说， 是不仅不适应与假共存， 而且还很忧虑这种前景的，
我在 学术腐败的几个间接后果 中曾经提到过这一点。
我对余秋雨的那篇评述可能给很多读者留下一个我对此人过于宽容的印象， 甚至有可能留下一个我对造假之人宽容的印象，
这个我愿意在这里补充说明一下。
首先， 余秋雨的文史硬伤是造假还是错误， 我个人认为并不是铁板钉钉的事情。 他的很多文章都是写于旅行途中，
而他的文化沉淀据他说主要乃是来自文革后期在一座藏书楼里的埋头苦读。 相对于他的写作范围来说，
区区几年的阅读恐怕是比较单薄的， 因此我倾向于认为他那些错误是他的文史功底不足， 加上旅途中无法查阅资料，
以及对有些论题先入为主， 使得记忆差错有倾向性地为自己已经设定的错误主题服务所致。 像将 “庐山” 改为 “潜山”
那样铁证如山的错误， 如果是看着手头的资料有意篡改， 那是太过弱智了。 余秋雨并不是靠那一篇文章吃饭的人，
完全没必要有意炮制如此烂文来砸自己的牌子。 进行如此弱智的造假虽然不是完全不可能，
但我认为指控这一点需要进一步的证据。 因此我在文章中只把他的文史硬伤当硬伤对待， 我的评论也是针对硬伤而言的，
相对于认定他造假的读者来说， 这可能是我的文字显得比较宽容的原因之一。
我对于指出余秋雨硬伤的文章一向是很支持的。 但这是我所支持的针对余秋雨文史硬伤的唯一行为。
而那些因为讨厌余秋雨就用谎言来抹黑他， 比如捏造他爱上美女作家， 马兰要跟他离婚， 或对他进行谩骂等，
我认为是卑劣的行径。 我不主张封杀余的作品， 我在 从乱讲量子力学与乱讲论语说起
一文中曾经说过， 对于文化类的东西如果我们认为有错， 可以揭露它， 但只要那东西不违法， 那么在揭露后大众若仍喜欢，
那是大众的自由， 我只主张揭露， 而不主张干预。
另一方面， 我对惩处造假者的看法其实并不像一些读者评论的那样宽容， 我在
健忘的民意与霸道的网络舆论 一文中曾经表述过一个意思，
那就是我觉得网络舆论的一个弱点， 就是它看似尖刻， 实则往往只注重最吸引眼球的一两处表面现象， 起哄的多，
有深度的少， 而且缺乏持久性。 在那些方面， 我的主张有时实际上要比网络舆论更 “不宽容”，
比如对有些事我会主张追查到底， 而不是热闹劲一过就放过对方。
我也很反对对大量高校教授及院士剽窃案的不了了之的处理方式， 那就算不违法， 也是有违行规的。
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 我对余的文史硬伤之所以只主张揭露， 而不主张其它， 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现在是一个自由职业者。
假如他还是高校教师， 在讲授一门文史课程， 那么当他的文史硬伤多到一定程度后， 我除了主张揭露， 还会主张重新审核他的授课资格。
二零一零年九月六日发表于网友茶室
网友所转的蒲慕明邮件中的这段话：
I do not think drastic changes in the system will
necessarily bring a more fair system. If there is no self-discipline
and ethical standard on the part of scientists involved in the review
and funding processes, no system will yield fair results.
我很赞同。 我对国内学术界了解虽不多， 但也知道以前出台的很多表面上有一定合理性的制度，
落实到国内的环境下都没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 比如从论资排辈改为依论文行赏， 不能说不是进步， 可很快催生出一批炮制论文的专业户。
- 比如从单看论文数量到看引用数， 也不能说不是进步， 可又很快催生出一批自己引自己论文的 “自摸” 专业户。
- 比如重金聘请高层次人才原本不是坏点子， 实际上却为骗子捞钱大开方便之门。
- 不知国内高校有没有 tenure 制， 如果有的话恐怕也会成为很多人混吃混喝的捷径。
并不是制度建设不重要， 只不过制度建设与人的自律缺一不可。 否则只会是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警察局可以做黑帮，
反贪局可以行贪污，...， 如果没有自律的人， 我实在看不出什么样的制度能胜得过国人在违反制度及钻制度漏洞方面的天赋。
不过我也理解多数人希望制度建设多于个人自律的心情， 毕竟前者的可操作性要高于后者， 后者在目前基本上只是呼吁。
而且虽然单纯的制度建设不太可能造就一个真正公平的环境， 但在新制度颁布后的短时间内，
一些人的生存境况可能会得到一些改善， 直到在不自律的人的努力下， 新的不公平 “平衡态” 建立起来为止。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七日发表于网友茶室
这个周末去一位朋友家玩了两天， 返回途中， 一开始小丫头还叽叽喳喳的说着话， 但五六分钟后就进入了梦乡。
也难怪， 这丫头疯玩起来时连吃饭的时间都挤出一部分来玩， 输入的能量很少， 输出的能量却很大，
这会儿如果还不睡觉， 能量守恒定律就要被推翻了。
小丫头睡了， 就只剩下妻子和我一边说话， 一边提醒我别开得太快。 二十分钟之后， 她的声音也轻了下去。
我从反光镜里一看， 后座上两人都睡着了。 车里忽然变得很冷清， 只剩下了 CD player
里传出来的克莱德曼的钢琴曲及低沉的引擎声和风声。
忽然之间， 觉得这种氛围似乎是我在北美生活的缩影： 天是那么蓝， 草是那么绿， 云彩是那么纯净， 树木是那么葱翠，
整个世界安静得就像一幅画卷， 点尘不惊， 却冷清寂寞。 很多时候我觉得这是最适合自己性格的生活。
自小以来， 觥斛交错、 宾客满座的盛宴就离我很远， 人太多了我甚至会觉得不自在。 我一直能感觉到寂寞，
却很少因为寂寞而伤感。 但最近这些年来， 却常常怀念起以前的某些热闹的日子， 也许是老了。
在毕业之初的一段时间里， 在纽约的几位朋友 (都是哥大或复旦的校友) 彼此住得不远， 平均每个月都在餐馆聚会一次，
有时也打打牌。 后来多数人结了婚， 但还没有孩子， 也依然维持着这种聚会。
但等到大家陆续有了孩子后， 各自都比原先忙了， 聚会就越来越少， 聚会时看着彼此拖儿带女，
有时会感慨时光飞逝。 再后来， 有几家搬离了纽约， 聚会的次数和人数都更少了。
人到了这个岁数， 结交新朋友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了， 对我这种不擅交际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说起来我算是幸运了，
因为网站的关系新结识了几位在纽约附近的非常好的朋友， 偶尔可以走动走动。
发在茶室的东西就胡乱写写， 写到哪算到哪了， 见笑之处诸位多担待。
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九日发表于网友茶室
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 标题是： “活着活着就老了”， 还以为是哪位前辈的文章， 点进去一看，
作者居然跟我是同岁的。 其实这些年， 我自己也颇有青春已逝的感觉， 只不过一再提醒我这一点的， 与其说是自己真的老了
(当然那也是无可抵赖的事实)， 不如说是因为看到许多长辈的老去。 前些天看相册， 又看到了在复旦念书时与父母的合影，
觉得那时的他们真年轻啊， 与现在判若两人。 而奶奶、 外婆、 大舅、 姑妈等亲人在过去数年间相继故去，
更是让我觉得那一段段的童年故事就像秋天的落叶一样随风飘逝了——因为我再也不能跟他们一起聊聊那些往昔的日子了。
自从某网友给我建了词条后， 我的岁数再也不是秘密了， 明年就满 40 了。 蔡智恒 (痞子蔡) 40
岁生日时曾用他一贯的幽默在博客中写道： “今天滿 40 了， 真是傷感。 雖然外表看起來仍然是 20，
但還是不能掩蓋 40 歲的事實啊。” 是啊， 40 算踏入中年了吧？ 曾经是那么遥远的 “中年人” 概念，
居然很快就要跟我连在一起了……
虽然每次与亲友小聚后总是微笑着挥手道别， 但人生之路走得越久就越怀旧， 越恋恋不舍于每一位亲友，
也越珍惜与他们每一次相聚的时光。 祝他们健康幸福！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发表于网友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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