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成桐自传拾零 (上)

除了自己的无知，我什么都不懂。－苏格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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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成桐自传拾零 (上)

- 卢昌海 -

丘成桐自传中文版和英文版

引言

读丘成桐自传之前就已知道，这本自传的中文版和英文版之间存在一些出入——当然，这里指的是刻意而非翻译瑕疵造成的出入。按我的经验，任何一本书的任何两个版本之间的刻意出入往往是很有趣味，甚至是值得玩味的。因此读丘成桐自传的时候，干脆同时读了中文版和英文版。这篇所谓 “拾零”，就是拾取读这两个版本所得的零散印象——其中相当部分正是关于两个版本的出入 (多数系中文版的删节)。

进入正题之前，先简略谈谈这两个版本给我的总体感觉。

丘成桐这本自传的原始版本为英文，书名是 The Shape of a Life: One Mathematician's Search for the Universe's Hidden Geometry，初版于 2019 年，由丘成桐与 Steve Nadis 合著，耶鲁大学出版社 (Yale University Press) 出版。这个书名跟丘成桐 2010 年出版的——也是与 Steve Nadis 合著的——科普著作 The Shape of Inner Space: String Theory and the Geometry of the Universe's Hidden Dimensions 有一定的 “对偶性”。这本自传的中文版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书名为《我的几何人生：丘成桐自传》，初版于 2021 年，译者是夏木清 (丘成桐称之为友人)。

这两个版本我读的都是电子版。两个版本之中，英文版的文字水准远高于中文版，读起来非常舒服，中文版则不仅文笔欠佳，翻译也有些粗糙，比如将列举无理数时的 “like the square root of 2 or pi, which cannot be expressed as a simple fraction” 译成了 “如 √2、圆周率和不能表达成分数的数” (这里的 “和” 字无论在翻译上还是逻辑上都是错误的，应译为 “像 √2 或 π 那样不能表达成分数的数”)；比如出现了 “我非应用数学家，写作技巧也不算强，如果由在下动笔，先要征求专家的意见” 这种同一个句子里既用 “我” 又用 “在下” 的不伦不类的文字；又比如把弦的 “振动” 译成了 “震动” (两者在物理上是不能也不应混淆的)，把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物理评论快报》) 译成了《物理评论》 (后者是一份不同的刊物)。此外，中文版还常常把 “学家” 译成 “学者”，出现了 “物理学者”、 “数学学者”、 “拓扑学者”、 “几何学者” 之类虽不算错误但有些别扭的译文。

当然，中文版并非作者自译，因此其中的文笔欠佳及翻译粗糙都应由译者背锅。不过另一方面，英文版在文字上的高水准估计也并非出自丘成桐，而应归功于合著者 Steve Nadis，后者在很多著名英文刊物——比如 Scientific American、 Nature、 Science、 New Scientist、 Sky & Telescope 等，以及网络刊物 Quanta Magazine ——上发表过大量科普及专业科普作品，并且是丘成桐几乎每一本大众读物的合著者，这一点外加前面引述过的丘成桐 “写作技巧也不算强” 的自我表述，使我斗胆判断，丘成桐与 Steve Nadis 的合作是丘成桐提供素材， Steve Nadis 执笔写作。

关于这两个版本，还有一点值得补充，那就是：尽管中文版的文笔欠佳及翻译粗糙应由译者背锅，但中文版和英文版之间的任何刻意而非翻译瑕疵造成的出入则——起码在素材层面上——只可能出自丘成桐，故应视为自传的一部分——且是 official 的部分，享有跟英文版内容同等的份量 (当然，出入若为删节，则谈不上份量，因此这里特指中文版相较于英文版的扩充之处——虽为数甚少)。

丘成桐是一位跟中国和美国都有密切关系的数学家，用他自己的话说， “无论在美国或中国，我都像半个局内人和半个局外人”， “这种感觉，使我置身于……南辕北辙的两套文化和两个国家之间”。两套文化和两个国家当然也意味着中文和英文这两种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讲，仿佛跟他在两个国家 “都像半个局内人和半个局外人” 遥相呼应，他的自传在两种语言之间，也都各写了一些也各隐了一些。

也许，只有将两种语言糅合起来，在中文版和英文版之间取一个 “并集”，才是丘成桐更完整的自传。

在进入正文之前，还要强调这样一点，即本文虽偶尔会对所介绍的内容略作点评，或跟我知道的其他相关信息略作比对，但本质上是拾零而非考证，所介绍的大都只是来自这本丘成桐自传的 “一家之见”。考虑到丘成桐谈论了许多敏感的人和事 (对自传及对读者——起码对像我这样的读者——来说，这种不避讳或少避讳是巨大的优点)，有可能成为争议的源泉，强调这一点除充当免责套话外，也旨在表明本文无意在可能出现的争议中预先站队——因后者需以考证为凭据。当然，任何人的回忆本质上都是 “一家之见” ——只不过，丘成桐由于是重要的数学家，他的 “一家之见” 无论对错都有史料价值。或者换一个说法：如果丘成桐在自传里提到一件事或一个观点——姑称为 A，则人们对 A 的对错或真伪虽可见仁见智，但 “丘成桐在自传里提到 A” 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是 “对” 的并且是 “真” 的。而这个事实本身就有史料价值。

这也是写作本文的 “底气”——即尽管本文是拾零而非考证，尽管所介绍的只是 “一家之见”，却依然可以有史料价值。当然，拾零中若有误读，则不在 “底气” 的涵盖之内——除非拾零者本人也是重要人物，以至于 “✕✕✕误以为丘成桐在自传里提到 A” 也有史料价值，才又另当别论。

我当然不是那种级别的拾零者，因此读者诸君若发现拾零中的任何误读，请不吝指正。

下面言归正传，开始拾零——为便利对照，将分章罗列。

第一章童年颠沛 (Itinerant Youth)

丘成桐 1949 年 4 月 4 日出生于广东汕头，其 “童年颠沛” 之中的最重大事件是数月之后，于 “共产党夺取政权前夕” (just before the Communists completed their takeover of the government) 逃往香港。这一章记叙此事时写道，当时丘成桐父亲认为他们的留港会是暂时的，因为他相信 “共产党政权不可能持久” (the Communist regime would not last long)。这一判断被后来的历史证明为是错误的——这一点在中文版和英文版里都挑明了，所不同的是：尽管挑明了是错误，中文版仍删除了其中的 “共产党政权不可能持久” 这一判断，同时被删除的还有 “共产党夺取政权前夕” 这个对逃亡时间点的描述，只留下了认为留港会是暂时的这一判断，及 “历史已证明这种想法的错误” 这一结论——仿佛 “认为留港会是暂时的” 这样一个关于个人家庭的判断居然要用 “历史已证明这种想法的错误” 这么严正的语句来否定之。这样的删节不仅破坏了内容和逻辑的完整，对文字承接也是一种损伤，是中文版文笔欠佳的肇因之一。这样的删节还让我想起昔日中国学者戈革曾以提供 “批判资料” 为由翻译出版了 “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 Niels Bohr 的著作。那时候——其中包括了文革时期——通过将某种不见容于时代的思想或观点定性为错误或批判对象，往往仍可以进行介绍，而今似乎连这样的底气也没有了。

第二章何去何从 (Life Goes On)

在丘成桐一生中，对其学术生涯影响最大的人是陈省身。 1969 年，丘成桐首次见到陈省身，两人简短地交谈了几句，英文版于此处写了一句总括两人关系的话： “this terse exchange was the start of a long and fruitful — and sometimes difficult — relationship”，中文版删除了其中的 “and sometimes difficult” (有时候难以相处)，只留下了一团和气的 “这次短促的会面是一个长久而富于成果的关系的起点”。但实际上，一个早已不是秘密且在这本自传里也并不讳言的事实是：丘成桐和陈省身的关系并非只是一团和气，而是也间杂着分歧、暗斗乃至明斗，一旦删除了关于后者且兼具伏笔作用的 “and sometimes difficult”，则后文有关分歧、暗斗乃至明斗的内容 (那些内容本身在中文版里也有删节，但毕竟仍保留了一部分) 就跟总括相矛盾了。

这一章的另一个值得拾零之处是丘成桐关于 “天才” 的评论。丘成桐说自己不喜欢 “天才” 一词，也很少用它。他并且将电影 Good Will Hunting (心灵捕手) 里的主角将清洁工作丢下几分钟就能破解数学里的大难题的情节视为对天才的浪漫化。丘成桐表示，他的经验是： “解决数学难题需要艰辛的努力，没有快捷方式可走，除非问题本身其实颇易”。我大体赞同这一看法。对天才的浪漫化表面上是赞美天才或赞美科学家，其实往往是滋生 “民科” 的温床或成为媒体炒作 “扫地僧” 一类故事的套路。

第三章初履北美 (Coming to America)

这一章的一个翻译错误是： “我把普雷斯曼的结果推广到具有 ‘非负’ 曲率的空间上去，这类空间包含负曲率空间和零曲率空间” 里的 “非负” 乃系 “非正” 之误。这不仅因为英文版的相应术语是 “nonpositive”，而且也可从句中的 “这类空间包含负曲率空间和零曲率空间” 看出。这个 “非负” 在本章中总共出现三次，全都是错译。

这一章比较有意思的记叙有这样一些：

1. 丘成桐因孤身一人，圣诞假期无处可去，就在图书馆看书，结果遇见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女孩——时为 1969 年，丘成桐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UC Berkeley) 的一年级研究生。这种圣诞假期——乃至其他假日——无处可去的情形让我觉得非常熟悉和亲切，因为我在美国念研究生时也常是如此。

2. 丘成桐 1970 年初参加博士资格考试所得的成绩是：几何和拓扑 B+，分析和微分方程 A，代数和数论 A+。用他后来的工作来衡量，这些成绩恰好是 “本末倒置” (“不无讽刺地，这次考试的成绩和我后来工作的成绩刚好反过来”)，因为几何和拓扑是他最核心的研究领域，分析和微分方程是他最重要的研究工具，代数和数论则是他很少涉猎的。

3. 丘成桐所记叙的陈省身府邸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陈府地处埃尔塞里托山上，在伯克利的北面，可以远眺旧金山海湾和金门大桥，非常壮观” ——简直让我想起电视剧 The Lincoln Lawyer 里的大律师豪宅，那豪宅也地处山上，可以俯瞰洛杉矶，也非常壮观。一位数学教授有如此府邸，实在很厉害。与之同样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丘成桐自己的生活条件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一直很寒伧——比如跟同学合住过月租 90 美元、位于酒吧楼上的彻夜喧闹的单人公寓；比如直到 1982 年，当他已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教授，且已成为菲尔兹奖得主时，依然开着一辆 200 美元买来的连顶皮都没有的破车，以至于 “高研院的秘书们都觉得教授开这样子的破车很丢脸”。

4. 虽是陈省身的学生，丘成桐却是通过研读德国数学家 Friedrich Hirzebruch 的著作 Topological Methods in Algebraic Geometry 才学到陈省身最著名的成就——陈类 (Chern classes) ——的。中文版记叙此事时略去了陈省身的名字，只称之为 “论文导师”。

5. 1970 年 8 月，陈省身在普林斯顿跟法国数学家 André Weil 交谈之后，很兴奋地向丘成桐转述 Weil 的看法，认为 “当前数学的发展，已使数论上著名的黎曼猜想变得只有一步之遥了”，陈省身并且希望丘成桐能破解黎曼猜想。不过丘成桐对几何问题的兴趣远比对解析数论的大，没有从命 (丘成桐记叙此事时表示 “也许我的本能反应是对的，黎曼猜想至今尚未破解”)。我由于写过《黎曼猜想漫谈》，对此事自然不无好奇。不过回顾起来， 1970 年这个时间点在黎曼猜想研究史上似乎并无特殊性，也并未出现过特别重大的进展。如果这个时间点没有记错的话，那么我可以勉强猜测的是： Weil 所提出的 Weil 猜想的很多部分在 20 世纪 60 年代得到了解决，而 Weil 猜想所含的命题之中，有一个跟黎曼猜想有一定的相似性——在拙作《黎曼猜想漫谈》中被称为 “山寨版 Riemann 猜想”。如果 Weil 在 1970 这个时间点上对黎曼猜想产生了乐观看法，可能跟那些进展有关——不过 Weil 猜想之中当时已得到解决的部分并不包括 “山寨版 Riemann 猜想” (后者直到 1974 年才被解决)，遑论跟 Weil 猜想并无从属关系的黎曼猜想。

6. 1971 年暑假，陈省身让当时仍是研究生的丘成桐讲授一门投影几何课，以积累教学经验。结果由于丘成桐的英语带有浓重口音，很多学生听不懂，甚至到系里去告状。这个英文口音问题在后来很长时间里都时不时困扰着丘成桐。写这篇文字之前，我特意看了一些丘成桐的新近讲演片段，英文口音果真很重。不仅如此，那些讲演片段的遣词用句跟自传英文版的文字水准也颇有落差，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前面作出的 “丘成桐与 Steve Nadis 的合作是丘成桐提供素材， Steve Nadis 执笔写作” 的判断。

7. 丘成桐记叙自己 1971 年拿到博士学位的心情时写道： “那应该是欢欣鼓舞的时刻…… 但有几件事给这喜事蒙上了阴影。” 英文版于此处接下去表示，他与陈省身的关系变得紧张了，因为博士论文的课题是丘成桐通过美国数学家 John Milnor 的著作和论文自学的，并未得到陈省身的指导，从而导致 “他认为我没把他当作我的导师” (he thought that I didn't regard him as my advisor)。中文版删去了这些内容，却保留了 “但有几件事给这喜事蒙上了阴影”，使那 “几件事” 既被提到却又没了着落，可谓前言不搭后语，逻辑亦变得支离破碎。这种比普通删节更等而下之的顾头不顾腚 (或顾腚不顾头) 的粗糙删节在中文版里还有不少，极大地影响了中文版的质量。除此之外，对陈省身与丘成桐因后者的博士论文而关系变得紧张这一说法本身，我也有一定的怀疑，因为丘成桐的博士论文课题其实是陈省身 “钦定” 的 (“陈先生让我就发表在《数学年刊》上有关普雷斯曼工作的文章做报告。报告很顺利，会后陈先生征询了其他人的意见，反应都很好，他断定这足以作为我的博士论文了。”) 既然是遵照陈省身的意思选了博士论文课题，哪怕论文本身不是出自陈省身的指导，照说也不至于导致关系紧张——尤其是，应不至于造成 “他认为我没有把他当作我的导师” 那样的后果。持这种怀疑的另一条理由是：丘成桐在后面第六章里记叙他跟陈省身的关系演变时，将两人关系变差的时间粗略界定为了 1978 年。

8. 丘成桐在这本自传里谈到了他跟许多同时代数学家 (以华裔居多) 之间的 “恩怨情仇” 及五花八门的缘由。其中比较有趣的一类是：跟项武义、项武忠两兄弟的失和有可能都是源于对方想替他做媒 (结果全都 “败” 给了前文提到过的丘成桐在图书馆看书时所遇见的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女孩)。比如 “项武义……请我到他家出席隆重晚宴，开始时并不知道那是有所图的，他打算将他太太的亲戚介绍给我。当我知道后，便开诚布公对他说我心中另有所属。项武义很失望……”；项武忠也类似： “他请我吃晚饭，到了晚饭时才知道他夫妇想撮合我和他们的一个亲戚，当我告诉他们我心中已有人时，他和武义一样显得很失望。” ——看来贸然做媒是一种 “高危” 行为。:-)

第四章仰望卡峰 (In the Foothills of Mount Calabi)

虽然这篇拾零主要是介绍丘成桐自传里的传记类素材——即所提到的人和事，但值得顺便赞一句的是，这本自传对所涉及的某些数学课题也作了不错的介绍，且还时不时穿插了一些有趣的比喻或花絮。比如这一章介绍卡拉比猜想 (Calabi conjecture) 时，将这一猜想所猜测——但当时尚未找到任何例子——的一大类几何性质极其漂亮的流形比喻为： “Suppose a new planet were discovered, and a scientist soon came forth with a detailed plan for mining gold there — spelling out exactly where the mineral could be found and the quantities that could be extracted — before a single atom of that element had actually been seen on this world.” (中文版文字稍逊，但大致也算 “信”、 “达”，就不重译了： “假设发现了一颗新的行星，科学家很快便提出一个在行星上开采金子的详细计划。在一颗金原子也没有看见的时候，便说出了矿石要从哪里开掘，蕴藏量又有多少……”)

前一章谈到过其与丘成桐失和之缘由的项武义、项武忠两兄弟在这一章里正式得了 “差评” 或出了丑。其中项武忠是得了 “差评”： “项武忠……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能耐，不用刻意做就能冒犯别人。我也是他这种 ‘天赋’ 的受害者…… 项太太却是十分和气的人，她不断补救丈夫的过失，纵然如此，在下认为她只有部分成功而已。” ——这几句话同时也是前面提到过的中文版 “同一个句子里既用 ‘我’ 又用 ‘在下’ 的不伦不类的文字” 的又一个例子。项武义则是出了丑：在听说丘成桐用微分几何手段解决了一个拓扑问题后，宣称该问题显而易见，只用拓扑方法就能解决，但在演示自己那 “显而易见” 的拓扑方法时，却 “差不多过了一个钟头，还是没有找到头绪”，最后像《射雕英雄传》里的裘千丈以 “出恭” 为名逃之夭夭一样， “说要上洗手间去，可是过了大半个钟头，还没有回到办公室来。”

这一章比较有意思的记叙还有这样一些：

1. 丘成桐早年的政治立场似乎有些 “左倾” ——不知是否是受当时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美国 “新左派” 运动的影响。比如他跟项武忠、莫宗坚等华裔学者的聚会 “大部分时间在讨论《毛主席语录》” ——因为他 “希望进一步了解毛主席和他的著作”。不过随着讨论的深入，丘成桐开始感到厌倦——因为主持讨论的人，一位名叫胡比乐的物理系研究生，将毛的著作视为神圣，使他们 “基本不能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质疑或深入探究书中的任何东西” (we could barely question anything in the book or probe it in a meaningful way)。不过这个让丘成桐厌倦的根本原因在中文版里被隐晦得基本看不出了，只没头没脑地留了一句 “大家实在无法提问”。丘成桐在这方面值得称道的批判眼光也因此被抹去了——也许是不希望读者效仿吧。这里顺便说一下，丘成桐提到的这位胡比乐 (Bei-Lok Hu) 是美国物理学家 John Wheeler 的博士生，后来成了马里兰大学 (University of Maryland) 的教授，从事引力理论等方面的研究。

2. 在这一章里，丘成桐的英文口音问题 “卷土重来”。这次是在纽约大学石溪分校 (Stony Brook University)，讲授的课程是初等微积分，情节则似乎更严重了——简直称得上是 “课堂危机”： “第一个星期之后，班上的人数剧减，有的退选了，有的转到其他组别去。到了最后，原来四十人的班，只有四个留下来。” 不过丘成桐表示自己仍然算 “通过教学的测试了”，而且那硕果仅存的四个学生的成绩都 “好到不得了” ——倒也不奇怪，四十人减员至四人，自然都是 “十里挑一” 的好学生。:-)

3. 这一章对华罗庚与陈省身之间的 “竞争” 或不和有不少着墨，其中的很多故事是从概率论专家钟开莱处听来的。丘成桐记叙道： “在这些故事中，钟开莱对华罗庚每多溢美之词，早年他曾随华学习，而对陈则没什么好话。” “从这些交谈之中，再加上后来的四处打听，我知道了陈、华不和的部分原因……” 那部分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丘成桐表示： “根据钟开莱讲的故事，华罗庚是别人眼中的天才。他生长在贫穷的家庭，没受过什么教育，光靠自学，竟破解了数学上好些难题…… 1941年，中国政府成立了国家科学大奖，第一届的得主是郭沫若和华罗庚。这个奖类似于美国的国家科学奖，由国家领导人亲自颁发。当时两人住在一起，可以想象这是对陈的打击。随着岁月的推移，陈的愤愤不平也许愈来愈盛，因他从未得过这荣誉……” 丘成桐所记叙——或转述——的陈、华不和的上述原因让我想起以前在《徐利治访谈录》里读到过某些记叙。据徐利治回忆，华罗庚得到 1941 年的国家科学大奖 (《徐利治访谈录》称之为 “国民政府教育部学术审查委员会评定的首届国家学术奖励金一等奖”) 后， “陈省身先生当时说，连街上修皮鞋的人和小店铺的店员都知道华罗庚的名字了…… 他的意思就是说，国民党报纸把华罗庚宣传得过分了。” 不过，从徐利治的回忆中虽看得出一些不以为然的意味，却不足以印证 “随着岁月的推移，陈的愤愤不平也许愈来愈盛” 那样的猜测。关于后者，倒是有一些不利的 “证据”：比如陈省身本人曾于 2000 年在纪念华罗庚九十诞辰的会议上发言，回顾过他与华罗庚的交往，其中包括 1980 年华罗庚率团访美时曾在陈省身家住过两晚， “相谈如旧日，甚畅”，以及 1986 年华罗庚访美时陈省身曾驱车 400 余公里前去看他 (“这是我们最后一面了”)。这些跟 “随着岁月的推移，陈的愤愤不平也许愈来愈盛” 虽非铁定矛盾，却起码是不甚一致。

4. 丘成桐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证明了卡拉比猜想 (Calabi conjecture)，确立了如今被称为卡拉比‒丘流形 (Calabi‒Yau manifold) 的重要流形的存在性。丘成桐证明卡拉比猜想的过程颇为曲折，其中包括一度以为自己已找到几个足以推翻卡拉比猜想的反例，甚至做了报告，几乎说服了包括猜想的提出者——意大利裔美国数学家卡拉比 (Eugenio Calabi) 本人——在内的很多数学家，但后来出现了 “剧情反转”。这些在这部自传里都有精彩的记叙，而 “剧情反转” 过程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契机是 1973 年秋天来自卡拉比的一封信。当时丘成桐仍处于以为自己推翻了卡拉比猜想的状态里，卡拉比在信中客气地表示听了丘成桐的报告后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深思之余对某些方面还感迷惘”，他建议丘成桐把思路扼要地写成文章，以便他能更好地理解。中文版在这里缺失了好几句话，而且缺失得莫名其妙。中文版的缺失大都有显而易见的原因，多数是为了避讳——避政治之讳或尊者之讳。那些缺失由于是刻意的，可称为删节，但这里的几句话却跟那样的原因对不上号，可以说全无理由，简直像漏译。这里补上那几句话，以飨中文读者： “I hadn't gotten around to doing that yet, but Calabi was right: I needed to take things to the next level — or, to put it in other terms, get back on that ‘mountain’. For if my counterexample truly held up, this conjecture — which had been kicking around for nearly two decades — was dead in the water. Maybe I hadn’t taken the next step because I liked the conjecture and wasn’t ready to write its obituary.” (姑译为 “我还没有开始做这件事，但卡拉比说得对：我应该将此事推进一步——或者换句话说，重返 ‘山峰’。因为我的反例若真的成立，这个已存在了近二十年的猜想就 ‘胎死腹中’ 了。我之所以没有启动下一步，也许是因为喜欢这个猜想，还没做好为它写讣告的准备。”)

5. 作为这一章的最后拾零，介绍一处很有趣的花絮，这处的英文和中文都不错 (对中文版来说，堪称是文笔上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故同时摘引一下。英文版： “When Chern and his wife visited... Mrs. Chern made fun of me because the hotplate, which I used for cooking rice, was right next to the bathroom. ‘What you're cooking will come out right here’, she laughed, pointing to the toilet.”；中文版： “陈先生和师母来看我，师母看见我把电煮炉放在洗手间旁边，便指着马桶开玩笑说：这叫作量入为出！” 这种风趣且带着亲切感的花絮不仅能为全书增色，而且对客观性也是一种无形的加分——因为它使得人物脱离脸谱化而变得立体。这种立体感给人一种无形的印象，那就是这本自传不是为了对生活际遇里的人和事进行某种黑白分明、心有定见的臧否——起码不是完全为了那样的臧否而选择性地堆砌素材，而确实是出于对生活本身的怀念和记录。在我看来，这是一本好自传应有的视角，也是我对这本自传总体印象不错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五章高峰挺进 (The March to the Summit)

丘成桐跟同时代数学家之间 “恩怨情仇” 的一个非华裔的例子，是跟俄裔法国几何学家 Mikhael Gromov 的不和。在这一章里，丘成桐提到 1973‒1974 年间，在他作报告时， Gromov 多次对他用侧重偏微分方程的分析手段研究几何问题的思路提出诘难，而且 “对我说话的态度，好像我是个差劣的学生，没有好好地做作业”。用侧重偏微分方程的分析手段研究几何问题是丘成桐极有成就的研究思路，在他后来获得的 1982 年菲尔兹奖 (Fields Medal) 的获奖理由中，除卡拉比猜想等具体课题外，也包括了对偏微分方程的贡献。这样卓有成就的思路当然是经得起诘难的。在这部分记叙的末尾，丘成桐提到 Gromov 最终 “默默接受了” 他的思路。不过中文版于此处添了一句英文版所不包含的话： “几年后，他将我的几何解释应用于其他几何问题上，他的追随者甚至将这些结果冠上他的名字。” 这句暗涉优先权或冠名权的话是说得有些重的，之所以没写在英文版里，可能是不想引发纠纷——毕竟， Gromov 亦是重要的数学家，声望不在丘成桐之下。我有些好奇这里所指究竟是什么结果，可惜我对 Gromov 的工作没什么了解，以 Gromov 名字命名的结果又实在太多，就不妄加猜测了。

丘成桐曾在洛杉矶住过一段时间，他对洛杉矶交通状况的描述是典型的数学家式的幽默。他说从他家开车到他当时工作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交通顺畅的情况下约需半小时，但实际的开车时间一般要超过一小时，因为 “‘交通顺畅’ 和 ‘洛杉矶’ 两词是很难共存的”。我想起波兰数学家 Stanisław Ulam 在自传 Adventures of a Mathematician 里，也曾用数学家式的幽默揶揄过洛杉矶的交通状况——而且跟丘成桐的描述完全一致： “洛杉矶是一个 ‘离散’ 拓扑空间，任何两点之间的车程起码是一小时。”

丘成桐在这一章记叙的一件有趣的事情是：由于一度错误地以为自己推翻了卡拉比猜想，因此后来 (约三年后) 转而证明卡拉比猜想成立时，他变得格外谨慎， “用上了四种不同的方法，小心翼翼地把证明检查了一遍又一遍”，他并且还表示 “如果这次再错的话，就放弃数学改行，就是去养鸭也行。” 这种口吻有点像昔日爱因斯坦评论丹麦物理学家 Niels Bohr 等人的 BKS 理论时所写的话。当时爱因斯坦表示，假如 BKS 那样的理论是正确的话， “我宁愿去当一个修鞋匠，甚至赌场的雇员，也不愿做物理学家”。对科学来说幸运的是，爱因斯坦没有去当修鞋匠或赌场的雇员——因为 BKS 理论很快就被证伪了，丘成桐也没有去养鸭——因为他对卡拉比猜想的证明很快就得到了公认。

第六章故里难通 (The Road to Jiaoling)

丘成桐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期间再次遭遇了 “课堂危机”，但这次不完全是英文口音问题，而也是因为课上有很多念经济或文科的学生，对数学本就毫无兴趣。这些学生对丘成桐的教学评估很负面，以至于 “最后要靠一些斯坦福的研究生，告诉 UCLA 数学系我教书的能力很好。” ——不过这里的 “我教书的能力很好” 相对于英文版有些美化，后者仅仅是 “I could actually teach” (我实际上可以教书)。

这一章还记叙了几件比较重大的事情：

1. 关于丘成桐与陈省身的关系。 1978 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创立数学科学研究所 (Mathematical Sciences Research Institute) 并任所长的陈省身希望当时在伯克利访问的丘成桐留在伯克利，并表示他若留在伯克利，以后可以接自己的班。但丘成桐觉得自己对从事研究更有兴趣，对权势或领导别人没有兴趣，因此拒绝了。丘成桐述及此事时表示 “从这刻开始，陈先生对我有了不同的看法”。不过他同时也表示 “在此之前，已经有人在挑拨生事，离间我们。” 他举出的 “嫌疑人” 则是项武义，因为后者在几个月前的一次晚餐时， “在我和陈先生面前，谈起陈先生最近的一次中国之行。他问陈先生有没有跟别人说，我在解决了卡拉比猜想之后，成就已超过他了呢？” 结果 “陈先生听了之后非常意外，一下子脸都红了。” 丘成桐并且表示自己当时 “如坐针毡，浑身不舒服。” 跟第三章所记叙——并且我表示过怀疑——的两人关系因丘成桐博士论文而变得紧张相比，我觉得这里所述的事件更有可能是丘成桐与陈省身关系变差的真正肇因。关于这里所述的事件，还有一点值得指出，那就是英文版在记叙丘成桐拒绝了陈省身的邀请时，提到陈省身罕见地喝斥了丘成桐，表示若没有他的支持和保护，丘成桐在数学界的地位将会迥然不同。 (“Chern yelled at me, the first time I ever heard him yell at anyone, telling me how privileged I had been to be under his wing. Without his support and protection, he told me, my status in the mathematics community would have been very different.”) 这几句被中文版删去了。

2. 丘成桐在这一章里用不小的篇幅回忆了他 1979 年访问中国的情形，其中谈到了吴文俊与华罗庚的不睦。关于吴、华不睦的原因，丘成桐提到的是 “吴文俊在法国留学…… 他曾经受过陈先生的栽培，长期跟华罗庚不和”，言下之意，吴、华不睦是陈、华不和的延续或延展。丘成桐并且提到了吴、华不睦的后果： “他们之间的矛盾导致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的分裂”。这种分裂的一个例子则是 “当时吴正在创立一个新的独立于数学所的数学研究中心，即系统科学研究所。” 我对那一时期的中国数学史了解不多，不过据我所知，系统科学研究所并非吴文俊所创——起码不是他领衔的，他甚至不是第一任所长 (第一任所长是关肇直，吴文俊只是副所长)。对于吴文俊 “创立” 系统科学研究所一事，丘成桐的评语是 “作为一个纯数学的拓扑学者，对应用数学所知不多，却去建立系统所，确使人大惑不解。” 关于这一点，我觉得也不无商榷余地——或者说不无替吴文俊辩解的余地。因为自 1976 年起，吴文俊的研究领域就已由拓扑学转到了数学定理的机器证明，因此到了丘成桐访问中国及系统科学研究所创立的 1979 年，吴文俊其实已不再是 “纯数学的拓扑学者”，加盟系统科学研究所似乎也不足以 “使人大惑不解”，更算不上 “数学所的分裂”。在记叙 “陈、华不和” 或 “吴、华不睦” 时，看得出丘成桐是比较倾向华罗庚的，不知是否算是他与陈省身关系不太和谐的一种体现。

3. 丘成桐还记叙了 1979 年访问中国期间的这样一件事情： “有个曾师事吴文俊的学者登门求见，并出示他写的一篇论文。我没时间细看文章，只是随口说它不错。但吴即向有关领导报告，说我认为这学者做出了重要的工作，值得拿一个国家级的奖项。华的一些同事，对此感到不快，觉得这人的工作不值得这个奖项。他们找到了萧荫堂。萧坚持要我上书，纠正我客气话导致的错误。我本无意做这种烦恼事，只是经过萧多次游说后，才勉强上书说明，这项工作不值得国家级的奖项。事情在最后关头才起波折，这位学者当然甚为不快，为一年后一次激烈的争辩埋下伏线……” 丘成桐的该次访问中国是他自襁褓时期离开中国之后，三十年来的首次，除来自吴文俊门人的上述麻烦外，也首次见识了中国的开后门文化。比如在广州受到一顿 “蛇宴” 招待后， “主人家向我请托，看能不能帮他们儿子到美国申请大学”。丘成桐由于不认识他们儿子，就出了几道测试题， “结果发现他不怎么行”。丘成桐并且提到 “这类的请求很快便见怪不怪了”。借着这些往事，丘成桐顺便批评了一下中国学生的风格： “一些中国学生读研究生时，都没有花工夫做学问，挣钱乃是念书的主要目的，而研习某科某目则为其次。数学上，他们只关注细小的问题，得到一丁点儿结果便急急发表，以此作为升职升等从而加薪的凭借。”

4. 丘成桐 1979 年访问中国所遇到的最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是：他想回广东蕉岭去看一看他父亲的出生地，结果 “这个颇为简单的要求，却被一些理由婉拒了。开始时是说那乡镇在地图上已不复存在，接着又说因国防的理由那一区不接待外宾，总之是诸多推托搪塞”。不过在拖了几个月后，他的蕉岭之行又得到批准并付诸了实施。直到几年后，他才知道当年 “诸多推托搪塞” 背后的真正原因是当地需要为他的访问临时铺一条体面点的道路。不过这个道路面子工程并不足以维持所有的面子——因为一个国家最根本的面子其实是在于人。丘成桐的蕉岭之行遇到了大批伸手要钱的亲戚，一开始他给每位亲戚十元，但来者越来越多，只得改为五元、一元，直至花光了兜里的全部人民币 (总计约两百元)。但即便如此，也没法摆平亲戚，因为 “有些人拿得多，有些人拿得少，有些人拿不到，乡亲们起了争执。” 这种 “洗劫” 式的求请是那个年代很多回乡探亲扫墓的海外人士都遭遇过的，我从自己为数不多的海外亲友那里也听说过——从面子角度讲是远比硬件破旧更能给人负面印象的。丘成桐在记叙这些事情时表示这种对亲戚的诸多索求 “令人失望”，并总结道： “在中国传统里…… 求请有时会失去底线。只要你是他的亲戚，你便有义务去帮他，不管难易或对错，也不管场合。在蕉岭的乡下也好，在学术界的殿堂也好，事例层出不穷……” “更甚者，是这种心态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单位之间互相依赖变成一种文化，人们丧失了自己事情自己办的心态，总是想着别人来帮忙。”

5. 对 1979 年的访问中国，丘成桐的最后总结是： “我带着复杂的心情回到美国。一方面我终于踏足故土，到过中国；另一方面，我对中国的想法变得更现实一点…… 这时 ‘文化大革命’ 结束没几年，经过这段风雨飘摇的日子，中国可谓 ‘一穷二白’。” 中文版于此处又有一段删节，删去的是对 “文化大革命” 的概述： “an era of widespread purges, mass killings, and almost unimaginable upheaval — China’s economy was in poor shape. The Great Famine that had caused the deaths of tens of millions of people had occurred less than two decades earlier...” (姑译为 “一个包含了大清洗、大屠杀及几乎难以想象的动荡的时代。中国的经济状况很差，造成过数千万人死亡的大饥荒与之相隔还不到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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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9 月 23 日完稿
2024 年 9 月 24 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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