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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成桐自传拾零 (下)
- 卢昌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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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斯年堪纪 (A Special Year)
1980 年， 丘成桐跟随陈省身出席后者在北京主持的微分方程和微分几何会议， 再次访问了中国。
彼时的中国百废待兴， 很多方面跟国外有着遥远距离。
北京虽无需像丘成桐前一年造访的广东蕉岭那样临时铺设道路， 以全面子，
却也采取了非常措施： “为了显示整个会议级别的尊贵， 车子载着我和妻子以及其他同行人员从机场驶向酒店时，
总是沿着马路的中线走， 其他的车辆只能回避两旁…… 我们的车子不断鸣笛， 驱使大量自行车让出路来。”
跟前一年相类似的是： “吴文俊的门人又登门求见了， 他咄咄逼人地要求我推荐他拿一个重要的奖项，
我拒绝了， 大家便争吵起来， 愈来愈激烈， 以致我的血压飙升， 差不多要昏倒了。 经此可怕的一幕，
当地负责接待的老一辈数学家小心翼翼， 不让我再受到不速之客的骚扰。” 这位 “吴文俊的门人”
应该就是第六章提到过的那位，
此处的记叙则显然是呼应那里所说的 “这位学者当然甚为不快， 为一年后一次激烈的争辩埋下伏线”。
除 “吴文俊的门人” 外， 其他各种求请也跟前一年一样络绎不绝：
“友云和我见了一些想移民美国的亲戚， 我们没法子帮忙。
在这次旅程中， 类似的要求陆续提出， 但都被我们委婉地推掉了。” 这里提到的 “友云” 是丘成桐的妻子、
台湾物理学家郭友云 (也正是第三章提到过的那位在图书馆遇见的女孩)。
丘成桐 1980 年访问中国所遇到的最敏感的事情是这样一件——其敏感性体现在了中文版的删节上：
一天晚上， 陈省身请了十位受邀来华的重量级嘉宾参加茶会。 在茶会上， 陈省身批评了华罗庚领导的中科院数学所，
并提议在座的十人联名上书， 吁请中国政府将之永久关闭。 这个惊人的提议使得全场鸦雀无声。
最后——据丘成桐自己记叙， “我打破缄默， 说： 我们都是中国请来的客人， 我们只是来访问，
不宜喧宾夺主， 这样做不恰当…… 其他人也纷纷表态支持， 对陈先生的提法都不愿沾手。”
中文版的记叙到此为止， 但英文版还有下文， 其中提到陈省身对丘成桐的表态极为不满 (“Chern was furious with me”)。
丘成桐并且评论说， 陈省身的提议若付诸实施， 不仅会对华罗庚及中科院造成很大伤害， 对整个中国数学都将是一场灾难。
这一事件虽不了了之， 但丘成桐表示， 他的直言不讳进一步恶化了他跟陈省身之间的关系
(“my forthrightness contributed to further erosion of our relationship”)。
这一章最大的删节则是关于丁石孙的——删除的是一件被丘成桐视之为后果更加严重
(“had even more negative repercussions”) 的事情。 这一删节涵盖了英文版的三个段落， 大致内容是：
原北京大学校长即将卸任， 陈省身希望时任北大数学系主任的丁石孙能升任该职。 为了这个目的，
丁的简历上需增添一些更拿得出手的职位。 于是陈省身要求当时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丘成桐为丁石孙在高等研究院谋个职位。
但丘成桐表示他唯一有权任命的职位是自己的助手， 但那个职位已给了美国理论物理学家 Gary Horowitz。
除去那个， 他能做的就只是向其他职位推荐人选， 但推荐一个像丁石孙那样据他所知并无杰出贡献，
且研究领域 (代数) 与他自己完全不同的人是既不合适也不可能成功的。 因此丘成桐拒绝了陈省身的要求。
此事的后果之所以更加严重， 是因为——据丘成桐记叙——它不仅使得陈省身不高兴， 而且还得罪了丁石孙。
丁后来于 1984 年当上了北京大学校长， 从而使整个北京大学与丘成桐的关系都随之变坏
(“Peking University, a leading Chinese university, soon became less friendly toward me”)。
丘成桐对此事的最后总结是： 这一切都是 “陈、 华不和” 的体现。 他并且表示，
在以华罗庚为首的中科院系统与受陈省身左右 (“under Chern’s sway”) 的北京大学的权力争斗中，
自己常被夹在其间， 搞得很不愉快。
这里值得补充的是： 这一章从多数内容所属的年份来看， 其标题 “斯年堪纪” (A Special Year) 指的应是 1980 年，
但上面这则有关丁石孙的事情却并非发生在 1980 年， 而应是 1982 年年底或之后——因为文中提到了丁石孙正在哈佛大学进修，
那进修是从 1982 年 11 月开始的。 至于删节部分所述之事有多大的可信度， 我难下断语但颇有怀疑， 因为它跟我手头的一本
2013 年初版的《丁石孙访谈录》有一定程度的冲突。 据《丁石孙访谈录》记叙， 陈省身在筹建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
(后于陈省身去世后的 2005 年更名为陈省身数学研究所) 的过程中， 曾于 1983 年的 10‒11 月期间希望丁石孙出任副所长
(陈自己任所长)， 而丁当时已知道自己将出任北大校长， 于是主动将该信息透露给陈， 作为推辞之理由。
这段记叙所提到的陈希望丁出任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的副所长， 及陈对丁出任北大校长之事的进展不甚了解
(否则就不需要丁主动透露了)， 都跟丘成桐所记叙的陈希望丁升任北大校长并要求丘帮忙有一定程度的冲突——虽然倒也不是铁定矛盾，
因为也有可能陈先是希望丁升任北大校长并要求丘帮忙， 遭拒后才转而希望丁出任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的副所长，
并不再关注丁出任北大校长之事的进展。 细节究竟如何， 本文因本质上是拾零而非考证，
就只作罗列， 点到为止了。 感兴趣的读者自己去钩沉吧。
丘成桐 1980 年访问中国时还造访了杭州， 他对当时杭州的评语是未遭中文版删节的文字里尺度最大的批评之一：
“我们在风景如画的西湖乘船游览， 还到了名刹古寺参观， 可惜它们都在 ‘文化大革命’ 中被破坏殆尽。
一片又一片的狼藉残垣， 是那个狂飙时代的标志。 不到几个十年， 这些美丽而富含历史的建筑物被拆卸，
代之以难看的水泥结构， 美之名曰进步。” 不过这几句译文在细节上颇有暇疵： 比如最后一句里的
“不到几个十年” 看不出是指 1980 年之前还是之后， 要对比英文版的 “A couple of decades later”
(“几十年后”) 才知道是之后——从而是对一直延续到当代的 “美之名曰进步” 提出了批评。 但暇疵还不止于此，
因为前面还有一句 “它们都在 ‘文化大革命’ 中被破坏殆尽” ——既已 “破坏殆尽”， 又何来几十年后的
“这些美丽而富含历史的建筑物被拆卸”？ 对比英文版， 才知所谓 “破坏殆尽” 实为 “badly damaged” (严重受损)，
这种暇疵看似细微， 对文字逻辑却是不容忽视的破坏， 这也是我在引言里所说的
“英文版的文字水准远高于中文版” 的又一个例证。
第八章 弦筹共融 (Strings and Waves in Sunny San Diego)
这一章的删节相当多， 可粗略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仍是关于 “陈、 华不和” 及丘成桐与陈省身之间的关系恶化的， 被删除的是英文版的四个段落。 这其中 “陈、
华不和” 已渐渐走向尾声， 因为华罗庚于 1985 年 6 月 12 日在日本东京大学作学术报告时， 突发心脏病去世了。
丘成桐在记叙此事时写了一句带有指控意味的话， 称自己伤痛之余觉得陈省身和华罗庚的长期争斗也许对华的心脏起到了不良影响
(“I was extremely distressed when I heard the news and thought of the longtime feud that likely contributed
to Hua's heart condition”)。 丘成桐并且表示， “陈、 华不和” 甚至在华罗庚去世之后仍以某种形式有所延续，
而他与华罗庚的相识及他对华罗庚学生的帮助， 则被陈省身及其追随者视为了背叛。 他举出的一个例子，
是华罗庚最后一批学生之一的多复变函数论专家龚昇访问美国时， 一位陈省身的追随者指控丘成桐将华罗庚的学生召到美国来跟陈省身作对。
不过另一方面， 丘成桐又表示， 尽管他与陈省身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恶化了， 但他从未终止与陈省身的联系，
他们之间的交谈、 通信及见面虽然不多， 却一直延续到了 2004 年陈省身去世。
另一部分是关于张益唐的， 被删除的是英文版的五个段落。 张益唐是近些年华人数学界最著名的人物之一，
自 2013 年在孪生素数猜想研究上取得重要进展以来，
一直是媒体关注的对象， 而丘成桐自传里的这部分删节是关于张益唐成名之前的经历的， 有一定的独家意味，
值得略作介绍。
丘成桐提到， 1985 年拿到北京大学硕士学位的张益唐给他写了封信， 希望找一份数论方面的工作。
丘成桐当时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UCSD) 任教， 就向该校的数论学家 Harold Stark 作了推荐， 打算让张益唐跟随
Stark 做研究。 但这一安排未能变成现实，因为——据丘成桐猜测——时任北大校长的丁石孙也许出于对丘成桐的不满
(参阅前文对第七章删节的介绍)， 搅黄了此事 (“These plans,
however, seem to have been thwarted by Shisun Ding, who had become president of Peking University in 1984.
Perhaps Ding was still angry at me because I had not made him a member of IAS a couple of years earlier”)。
张益唐后来去了普渡大学 (Purdue University)， 成了丁石孙朋友莫宗坚的学生。 由于莫宗坚的研究领域是代数几何，
因此张益唐也不得不转而研究代数几何。 对于仅仅因为丁石孙与莫宗坚的私交而不得不放弃自己钟爱的数论，
丘成桐表示张益唐是不满意的 (“Zhang resented the fact that he was forced to change his major to algebraic
geometry rather than being allowed to pursue the subject he had a passion for, number theory, simply
because of the pers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Ding and Moh”)。 这些记叙虽只是丘成桐自传的 “一家之见”，
但关注新闻的读者也许知道， 跟随莫宗坚确实大大增加了张益唐学术之路的艰辛。 这种艰辛也得到了其他资料的佐证，
比如张益唐的北大校友汤涛撰写过一篇题为 “张益唐和北大数学 78 级” 的文章，
其中提到张益唐博士论文所援引的一项莫宗坚的研究被发现错误， 致使 “几年的主要心血付之东流”，
博士论文也未能发表。 不仅如此， 博士毕业后， 莫宗坚甚至没有为张益唐写推荐信。
接下来的很多年， 张益唐不得不以送外卖之类的方式维持生计…… 虽然最终， against all odds，
张益唐依然以巨大的毅力， 缔造了神话般的成功。
这一章还有一处值得拾零， 那是关于丘成桐的两部重要专著——《微分几何讲义》
(Lectures on Differential Geometry) 及《调和映射讲义》
(Lectures on Harmonic Maps) ——成书过程中的一段早期挫折的。
那两本专著都是丘成桐跟他的学生 Richard Schoen 合作的， 其雏形是两人自 1982
年开始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数学科学研究所开设的讲座。 为了将讲座编辑成书，
需要首先有人对讲座内容进行记录和整理。 丘成桐表示， 他希望将这个记录和整理工作交给一位中国学者，
使之 “既能体验一下研究的气氛， 同时又能挣点钱”。 为此， 他向中科院的数学家杨乐打听人选， 结果一位
“姓许的研究人员” 毛遂自荐， 拿下了这份工作。 但此人从丘成桐那里领了超过一年的酬劳， 整理出的东西却全无价值。
更糟糕的是， 到了要向中科院呈交进展报告时， 为掩饰弄砸了的工作， 这位 “姓许的研究人员” 倒打一耙，
将报告写成了对丘成桐的攻击， 说他营结 “丘党”， 图谋反对陈省身…… 丘成桐表示， 那份报告是如此拙劣，
“中科院的人都看出他无中生有”。 丘成桐之所以知悉此事， 则是因为 “杨乐知道后非常意外， 他把许的报告信件给我看了，
并且对派遣他来一事道歉……” 丘成桐和 Richard Schoen 的那两部专著最终还是出版了， 但整理人换成了钟家庆、 许以超、
丁伟岳、 张恭庆等， 时间也推后了几年。
第九章 适彼乐土 (Harvard Bound)
这一章有不小的篇幅是关于田刚的， 且中文版内容罕有地略多于英文版。 田刚曾是丘成桐的博士生，
但两人的关系后来也恶化了。 丘成桐说他早年对田刚期许甚高， “故此鞭策甚勤”， 后来则怀疑田刚
“太心急于成名， 不免走上侥幸的歪路”。 这里所谓的 “歪路”， 是指田刚卷入的一场学术纠纷，
所涉及的是如今被称为 “丘‒田‒唐纳森猜想” (Yau-Tian-Donaldson conjecture) 的数学猜想。
丘成桐认为， 这一猜想的证明是由英国数学家 Simon Donaldson 及两位合作者完成的， 田刚则试图攫取荣誉。
有关 “丘‒田‒唐纳森猜想” 的纠纷一度闹得很公开， Donaldson 及合作者曾公开发文，
“从 ‘原创性、 先后性和数学的正确性’ 三方面反驳田刚”。 在那场纠纷中， 丘成桐明显站在了 Donaldson 一方， 表示
“唐纳森才华横溢， 声誉极隆， 兼且是公认的谦谦君子。 我不认为有任何人， 包括田本人， 能有力地反驳唐纳森等三人对他的指控。”
他并且对 “丘‒田‒唐纳森猜想” 这一命名不以为然， 视之为田刚攫取荣誉 (“田有时把自己的名字放上去， 称之为
‘丘‒田‒唐纳森猜想’”)。 丘成桐自己则称这一猜想为 “丘猜想” (Yau conjecture) ——因为他是这一猜想思路上的提出者。
关于田刚的这部分内容在中文版里非但没有删节， 相较于英文版甚至还略有扩充， 显示出田刚在中国数学界虽已有不小的影响力，
甚至涉足了政界 (担任过的职位包括政协委员、 民盟副主席等)， 但跟丘成桐相比， 看来仍是 “胳膊拧不过大腿”。
当然， 关于田刚的内容也并非毫无删节 (但恐怕都不是为了维护田刚)， 后文将会见到例子。
这一章有两则 “花絮” 也值得拾零。 一则是： 丘成桐的学生约有三分之二是华裔， 比例之高甚至引起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注意，
以至于有几年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打电话来探问丘成桐在做什么。 丘则回答说他和学生及访客在研究卡拉比‒丘流形、
里奇流、 杨‒米尔斯场论等。 几年后， 中央情报局终于不再打那样的电话了。 对此， 丘成桐幽默地表示， “明显地，
情报局的官员认为国家安全没有受到威胁， 而几何分析也不在他们管辖的范围之内。”
另一则 “花絮” 是关于丘成桐的国籍的， 这部分也罕有地是中文版内容略多于英文版。
丘成桐于 1990 年申请加入美国籍， 英文版没提原因， 只写了一句 “I applied for U.S. citizenship in 1990”，
中文版则提到了是 “由于发生车祸， 我被卷进刑事案件 (之后由法院判决无罪)， 居留权可能出现大问题。
为了保护家人的安全， 我决定加入美国籍， 开始申请成为美国公民。” ——这样的入籍原因确实是不便于堂而皇之写入英文版的。
这里提到的车祸发生在 1989 年， 是颇为严重的，
直到今天仍能在网上查到信息——因为它造成了访问美国的中科院数学所副所长王启明遇难。 王当时搭乘的是丘成桐的车子，
警方怀疑是丘鲁莽驾驶所致， 中文版提到的 “卷进刑事案件” 想必是指卷入由此引发的官司。 加入美国籍之前，
丘成桐有十几年处于无国籍状态 (因为他的香港护照在获得美国绿卡之后被英国取消了)。 在自传里，
丘成桐提到自己曾于 1980 年代考虑过成为中国公民， 并向华罗庚的大弟子陆启铿提过此事， 但陆启铿
“和有关部门讨论以后， 托人向我解释， 时机还未成熟。”
第十章 矢志兴中 (Getting Centered)
虽说 “矢志兴中” 是该被弘扬的， 这一章实际上却删节多多。
首当其冲的是一个关于文革的段落。 那是丘成桐 1991‒1992 年间在台湾时的感受。 他提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台湾的中国传统文化远比中国大陆强， 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中国大陆的文革期间， 毛泽东下令 “破四旧”。 丘成桐并且表示，
文革对中国传统信仰的颠覆使中国人生活在了一个哲学与精神的虚空里。 这些都是大实话， 但也惟其如此，
更不见容于时代。
丘成桐与国内外华人同行间的关系是整本自传的 “主旋律” 之一， 这一章也不例外——只不过舞台有了改变，
变成了围绕建设晨兴数学中心 (Morningside Center of Mathematics) 及申办国际数学家大会等活动而展开的 “博弈”。
这部分内容不仅有删节， 哪怕未删节的部分， 中文版与英文版也有许多小出入， 但因太过琐碎， 就不逐一罗列了，
只举几个例子吧。
比如关于 2002 年在北京举办的国际数学家大会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Mathematicians)， 丘成桐表示，
那次原本打算申办的是 1998 年的大会， 他于 1992 年就作出了提议， 并于 1993 年为此事跟陈省身一同会见了江泽民。
这部分内容照说毫无敏感性， 但中文版刻意隐去了江泽民的名字， 将之改为了 “领导人”、 “时任国家领导人”， 乃至不伦不类的
“国家领导的人” ——后者不知是否系电子版的额外缺陷。 比如除隐去名字外， 书中还有另外几处提及江泽民的内容则不知何故，
干脆被中文版删除了 (那几处涉及的皆非政治， 而是诸如在清华大学建设数学中心之类 “矢志兴中” 的事情)。
在跟陈省身一同会见江泽民之前， 英文版还记叙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丘成桐原本打算出席在浙江大学举办的纪念数学家陈建功诞辰
100 周年的会议， 却遭到了陈省身的软禁——用丘成桐的原话来说， 是 “I was waylaid ‒ and essentially held hostage”
(我受到了阻拦——本质上是被劫持了)。 这件匪夷所思的事情被中文版彻底删除了， 值得在这里作一个简述。
据丘成桐记叙， 他当时住在一间跟陈省身的南开住所相连的客房里， 当他请人拿他的护照替他购买前往杭州的机票时，
他的护照被扣下了。 陈省身让他待在南开， 且只能跟陈指定的数学家交谈。 丘成桐总结那段经历时表示，
自己那几天实际上成了一名囚徒 (“I was, for all intents and purposes, a prisoner for those few days”)。
陈省身为什么要软禁他呢？ 丘成桐以转述一位匿名朋友的方式给出了解释： 是因为陈建功与陈省身曾有过竞争，
故陈省身不愿让丘成桐出席他的纪念会议。 这段记叙勾勒出了一幅相当小器， 甚至相当黑暗的图景，
因为当时陈建功已经去世二十多年， 用如此极端的手段跟一位已去世二十多年的数学家 “竞争”，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丘成桐自己或许也不想将自传的信誉跟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解释捆绑得太过牢固， 表示不知道这种解释是否正确
(“I don’t know if this explanation was correct”)。 但他随即又说自己有时候觉得中国的所有学术领袖仿佛都在相互争斗，
且某些争斗在当事人去世很久之后仍在延续 (“it sometimes seemed to me as if all the academic leaders in China were
fighting with each other. And these feuds continued, in some cases, long after the original contestants had died”)，
从而无形中又坐实了解释。
这章接近末尾时提到了陈省身的去世 (时为 2004 年)。 中文版于该处写了几句缅怀性的话： “对我们关系的不如当初， 我心中非常遗憾，
但他永远离开了。 回想他对我所做的一切， 感谢他开始时的提携， 包括帮我到伯克利。 陈先生的形象高大若神，
我记得师母刚去世后不久， 他搬回加州的旧居。 我专程从波士顿飞去加州拜候他， 陈先生一个人坐在客厅里，
将刚完成的一本书放在茶几上。 夕阳西下， 我走进客厅时， 感觉自己就如向由马龙·白兰度在电影《教父》中扮演的维托·柯里昂先生求助一样。”
在文字水准总体不佳的中文版里， 这几句是少有的意境优美之语， 不过具体到细节上， 却跟英文版不甚一致。
比如英文版的对应文字里有这样一句： “Visiting him in his office to seek assistance was for me, a young graduate student,
kind of like asking for a favor from Don Vito Corleone, as portrayed by Marlon Brando in The Godfather”
——它表明丘成桐 “感觉自己就如向由马龙·白兰度在电影《教父》中扮演的维托·柯里昂先生求助一样” 是学生时代的事情，
而不是中文版所说的 “师母刚去世后不久”。 陈省身夫人郑士宁是 2000 年去世的， 那时丘成桐自己也早已是顶尖数学家，
跟陈省身的关系则早已变差， 见陈省身当不至于仍有所形容的那种向 “教父” 求助的感觉。 因此在这一细节上，
无疑是英文版更可信——虽然中文版所勾画的那种陈省身独坐客厅、 面对夕阳的暮年图景无疑更加优美或凄美。
第十一章 庞氏余波 (Beyond Poincaré)
这一章的核心话题是曾引起过风波的关于庞加莱猜想
(Poincaré conjecture) 的证明。 庞加莱猜想是美国克雷数学研究所 (Clay Mathematics Institute)
悬赏百万美元的七个所谓 “千禧年大奖问题” (The Millennium Prize Problems) 之一， 也是此类问题中迄今唯一已被解决的。
2006 年 6 月初， 丘成桐出面力挺华人数学家曹怀东和朱熹平的工作， 使其在庞加莱猜想研究中的地位一度被中文媒体称之为
“封顶” 和 “第一”。 但不久之后风向大转： 数学界将主要功勋给了俄国数学家 Grigori Perelman
与美国数学家 Richard Hamilton， 曹朱二人的工作则被定位为只是对 Perelman 的证明进行详细阐释的三组工作之一，
且不仅在成就上谈不到 “封顶”， 在时间上并不是 “第一”， 甚至还被发现了引用不规范的问题。 丘成桐则因出面力挺、
亲自审稿， 并在自己主持的刊物上快速发表曹朱二人的论文， 而受到了很多批评。
在这一章中， 丘成桐回顾了那段历史并解释说， 他当时曾邀请过包括 Hamilton 和 Perelman 在内的专家审稿，
都被回绝了， 才自己当了审稿人。 他审稿之后， “并没有发现任何修补不了的问题”， 于是又转给其他编辑传阅，
结果 “无人反对亦无其他意见”， 于是 “依照学报既定的程序”， 接受了论文。
这一章的记叙还有一个值得注意之处， 那就是： 在经过了所有这些风波之后， 关于庞加莱猜想的证明，
丘成桐的观点似乎有了 180° 的转变， 由狼烟四起时的力挺， 变为了尘埃落定后的怀疑。 他说他的怀疑
“如果大声说出来， 又会招惹麻烦”， 甚至会被当成 “妖言惑众”， 但他仍决定说出来， 因为
“说到底还是数学比较重要， 别人的看法没这么要紧”。
具体地说， 他表示自己虽不否认 Perelman 等人的杰出贡献， 同时却也 “真的不肯定证明已完全明确”，
因为 Perelman 已然退隐， 而 “现今说证明为正确的所谓专家， 大部分都不是这个领域的人”， “佩雷尔曼的证明结尾处最为晦涩，
至今我尚未碰见过一个专家说完全了解”。 丘成桐最后总结说： “我总觉得问题并非绝不含糊地解决了，
或者要留待涵盖异常广泛的定理出现后， 才能扫清这些迷雾。”
作为那场风波的一部分——且也许是可见度最高的部分，《纽约客》(The New Yorker) 杂志于
2006 年 8 月刊登了一篇题为 “Manifold Destiny” 的文章，
对丘成桐以及他在庞加莱猜想研究中的作为进行了负面描述 (用丘成桐自己的话说， 是 “把我描画成一个恶霸”)，
引起了后者的极大不满， 甚至一度宣称要控告那位《纽约客》作者。 但控告一事后来不了了之，
据杨振宁在《百年科学往事：
杨振宁访谈录》一书中说， 丘曾问过杨的意见， 杨认为丘打不赢官司。 在这一章里， 丘成桐对那篇文章将田刚称为他
“最出色的学生” 也提出了否认， 并反击说， 自己有理由相信， 田刚参与了针对他的一系列抹黑行动，
理由是： 攻击他的文章往往出现在他批评田刚的时候， 且有些文章包含了他只对田刚透露过的信息。
那些反击之语被中文版删掉了——是关于田刚的内容遭遇删节的一个例子
(不过跟前文那些对田刚更为不利的内容未遭删节相比， 此处的删节似乎缺乏外在缘由，
容我斗胆猜测的话， 不排除是丘主动隐去的， 比如不想让中文版读者知道田攻击他的文章里包含了他只对田透露过的信息)。
第十二章 东风西风 (Between Two Cultures)
这一章是全书的最后一章， 从标题可以看出， 其所涉及的是中国与美国、 东方与西方的对比。
这在近几年可算敏感话题， 因此毫不意外地， 中文版的删节相当多。
首先是： 英文版里的两个关于中美差异的段落遭到了删除。 在这两个段落里，
丘成桐提到自己在美国远比在中国更容易找到杰出的合作者。 这本身应该是没什么敏感性的，
因为像美国这样规模的英才汇集之地是独一无二的， 与之相比有所不如的并非仅仅是中国， 而是所有其他国家。
真正敏感的大概是丘成桐直言不讳地表示， 中国不仅人才数量少得多， 而且封杀了谷歌，
连电子邮件也受到一定的管制。 这些当然都是像国王没穿衣服那样的不可明说之事。
接下来遭删节的内容， 谈论的是中国特色的学界高层与政府的密切关系。 丘成桐表示，
在中国， 学术界人士有比西方同类人士高得多的动力沿行政阶梯往上攀登，
因为行政级别跟工资和待遇是挂钩的。 丘成桐并且举了丁石孙作为例子， 提到他不仅当过北京大学校长，
而且出任过民盟主席， 拥有巨大权力， 并用那种权力扶持过田刚。 说到田刚， 丘成桐又单写了一个段落，
宣称在田刚参选中科院院士的过程中， 其硕士导师张恭庆以有违评选章程的手段， 为其拉到了关键一票，
才使田刚成为了院士。 那个段落也遭到了删除——是关于田刚的内容遭遇删节的又一个例子
(但这个删节与其说是维护田刚， 恐怕不如说是为了维护院士选举的声誉)。
作为中国与美国、 东方与西方对比的一部分， 丘成桐对美国科学院与中国科学院也进行了对比，
这一对比也遭到了大幅删节， 值得拾零一下。 丘成桐介绍说： 美国科学院的院士是一种荣誉，
但没什么物质意义上的特权， 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则享有许多跟共产党高官相同的特权； 不仅如此，
中国科学院的院士还具有意见层面上的权威性， 使得高校、 城市乃至省份之间不仅会比拼院士数量，
而且会因院士竞选或为争取院士意见而展开贿赂…… 丘成桐是以批评的口吻介绍这些特点的，
这些当然也确实是不无弊端的， 但这篇 “拾零” 写到这里时， 美国的 2024 年总统大选已然落幕，
美国已注定要重新落入 Donald Trump 之手， 美国的反科学风气也因此而空前盛行。 与之相比，
倚重院士——哪怕是以不无弊端的方式倚重不无水分的院士——反倒是满满的 “正能量” 了， 一叹。
这一章对中国敬老文化的弊端也提出了批评——其中的很多也被中文版删除了。 丘成桐认为，
中国的敬老文化已走得太远， 它带来的一个弊端， 是中国的老人掌控着最大权力， 在学术界尤其如此。
他举出的一个例子是杨振宁。 杨振宁——据丘成桐说——曾向清华大学物理系提议不要再聘粒子物理或核物理领域的新人，
因为那些领域在他看来正在消亡， 他也曾以垂暮之年出面反对中国建造大型加速器。
丘成桐认为， 像杨振宁这种年纪的人应放松对中国科学的干预， 让年轻一代的研究者们可以有机会留下属于自己的印记。
拿杨振宁举这样的例子， 显示出丘成桐跟杨振宁的关系并不和睦。 这种不和睦并非 “古已有之”， 相反， 杨振宁曾于
1994 年撰写过一篇题为 “丘成桐： 世界级数学家” 的文字 (收录在翁帆编译的杨振宁文选《曙光集》里)，
显示两人那时的关系相当不错； 而若丘成桐确如杨振宁所说， 在是否控告《纽约客》作者一事上问过杨的意见，
则说明两人直到 2006 年的关系也还过得去。 但两人如今的关系不再和睦已是公开的秘密，
一个新近的例子是《百年科学往事：
杨振宁访谈录》一书曾因触怒丘成桐而遭紧急删节。 该书是丘成桐弟子季理真参与编辑， 于 2021 年出版的，
丘成桐震怒之下甚至将季理真逐出了门墙。
当然， 考虑到杨武之杨振宁父子与陈省身渊源颇深， 当丘成桐与陈省身的关系恶化到一定程度，
乃至跟陈省身的圈子渐行渐远后， 丘杨二人的关系隐性乃至公开变差大约也不算意外。
这一章的结尾——也是整本自传的结尾——写得不错。 丘成桐说他对中国怀有感情和使命感， 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却居住在美国；
他对美国没那么深厚的情感， 但美国是他工作的地方， 是他的家， 也是他孩子们出生和成长的地方。
除去使命感 (那是普通人往往高攀不上的)， 这种情感上的 dilemma 或许是很多海外华人的共同感受。
丘成桐解决这种 dilemma 的手段是数学： “说到底， 只有一样事物能不受这两个国家和不同文化的支配，
它就是数学， 它早已变成我真正的护照了。”
丘成桐说他从在伯克利当研究生时算起， 研究数学已差不多有五十年了， 仍 “尚未有高挂直尺和圆规的打算”。
但他同时表示： “我也不想赖着不走， 到老来发表一些不及格的证明， 令同事和朋友尴尬。 当再无法做研究时，
我会专注教学…… 到了再不能教书的时候， 我只能退下来， 但愿到时是心甘情愿， 不会变成我一直与之争斗的老顽固吧。”
最后， 丘成桐表示他这一生能踏上数学这条路， 觉得很感恩。 他称自己是一个 “从汕头来的穷孩子，
一头扎进了对自然奥秘的探求， 又有幸在其中有所收获。” 他说数学就像一条奔腾的河流， “我曾有幸在河上航行，
乘时清理支流上的一两件障碍， 从而使水流到以前未到的地方。 我会再继续探索一会， 然后站在河岸， 退后一点，
观赏风光， 或为别人打气。”
除正文外， 丘成桐自传的中文版还包含了三篇序言及五篇附录。 其中附录全都是中文版独有的， 但并非自传体文字，
多数甚至在题材上也跟自传无关， 就不拾零了。 倒是序言需要补充提及一下： 三篇序言之中， 我起初只看了第一篇，
那篇是中文版独有的， 文笔则是仿文言的。 虽然我的文言鉴赏力很差， 却也觉得那篇序言很一般， 其中甚至出现了
“此中有赖中央之扶持” 之类在文言语境里有些滑稽的句子。
那篇序言让我想起杨振宁在《百年科学往事：
杨振宁访谈录》一书中对丘成桐的一句评论， 他说 “丘成桐是很有文化的， 比如说他会写八股文”
(这样子夸人家 “很有文化”， 焉能不触怒对方？ 但读那篇序言倒确实容易联想到 “八股文” 三个字)。
由于对那篇序言印象不佳， 我一度跳过了后两篇序言， 直到最后才补读了一下。 结果发现那两篇大致是英文版序言拆分而成的，
其中后一篇系 Steve Nadis 所撰， 基本上肯定了英文版是他执笔的——他甚至称其为 “a full-length biography”
而非丘成桐的自传 (autobiography)。 因此我在引言中作出的 “丘成桐与 Steve Nadis
的合作是丘成桐提供素材， Steve Nadis 执笔写作” 的 “斗胆判断” 可以论定为事实了。
结语
对丘成桐自传的拾零到这里就将结束了。 读这本自传， 觉得丘成桐与同时代华人数学家之间的关系真是一个 “江湖”
(或一团 “浆糊”)： 与老师、 与同辈、 与学生皆有争斗。 相比之下， 华人物理学家之间的
“李杨之争” 虽更出名、 更公开、 更高调， 却只是 “单打独斗”，
所涉事项也单一得多 (只是优先权)， 规模相形见拙。
在结束之前， 最后要说明三点 (有些是补充说明， 有些是再次重申)：
1. 这篇拾零是面向中文读者的， 从而自然而然侧重于中文版的删节部分，
相应地， 内容上的敏感度比较高。 这不是存心要揭华人学术界的 “黑幕”，
而只是由于删节部分本就大都是因涉及到敏感话题、 敏感人物、 敏感时间或敏感立场， 所谓 “黑幕” 不外如此。
这些删节的存在， 加上我反复提及并例举过的中文版文笔上的欠缺， 使丘成桐自传的英文版远比中文版好。
2. 丘成桐自传除记叙人物和事件外， 也包含了对所提及的数学概念及数学问题的若干浅显介绍，
虽然这篇拾零因侧重点之故对那些内容着墨甚少， 但那些是不错的科普， 为自传增色不少。
3. 本文是拾零而非考证， 除偶尔所作的点评及与我知道的其他信息所作的比对 (那些在文字上都是一目了然的) 外，
所介绍的大都是来自丘成桐自传的 “一家之见” ——少数文句是直接援引， 多数则为转述或综述， 哪怕用的是陈述语气，
哪怕没有添加 “据丘成桐……” 之类的强调语， 所述也只是丘成桐自传里的观点而非我自己的观点，
甚至并不代表我对所述内容的真实性抱有信心或给予支持， 而单纯是着眼于引言所说的
“丘成桐在自传里提到 A” 这一意义上的介绍。 这一点是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
2024 年 11 月 18 日完稿
2024 年 11 月 19 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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