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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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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喜欢某些旧书店在图书上贴标签——商品标签或价格标签——的做法， 很多标签 (尤其是年久的)
很难除去而不留下一层粘糊糊的东西。 理解价格标注的必要性， 但不如用铅笔淡淡地写上为好， 既便于买书后擦去，
又因笔迹的可辨而无法被顾客篡改。 不过有的旧书店虽用铅笔标注， 却偏偏选在扉页极靠近书脊处， 亦擦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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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复旦念书时常骑一辆破自行车出行， 由于链条无遮无盖， 裤管常被蹭脏甚至有被卷入链条的危险，
我便拿回形针把裤管固定好。 本以为此乃穷书生的秘密招数， 没想到印度裔美国科学史学家 Mehra 记述自己
20 世纪 50 年代在哥廷根见到的德国物理学家冯·劳厄 (1914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骑车居然也用此招！
说起来， 我那辆破自行车乃是因入学前听说大学校园里偷车行为猖獗 (不知如今风气可好些了？)，
本着旧车比新车安全， 破车比旧车安全的指导思想， 特意让上海亲戚物色的。 此车也确实 “不辱使命”，
好几次忘了上锁皆无恙， 唯一 “美中不足” 的是车轮不够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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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hra 说海森堡弟子冯·魏茨泽克 (戈革先生译之为外才克尔， 且不屑其人) 的声誉较有争议：
物理学家视之为哲学家， 哲学家视之为物理学家——让我想起《伊索寓言》中的蝙蝠，
不知冯·魏茨泽克本人是按伊索版还是钱钟书版的 “蝙蝠” 行事？ (注： 钱版的 “蝙蝠” 有意在兽类里充鸟，
在鸟类里充兽， 以示不同凡俗)
冯·魏茨泽克 (Carl Friedrich von Weizsäcker) 有个名号叫做 “量子神学家” (quantum theologian)。
“钱版的 ‘蝙蝠’” 出自钱钟书的 “读《伊索寓言》”， 说的是人——寓言里的蝙蝠在鸟类里充鸟， 在兽类里充兽，
人聪明多了， 会反其道而行之， 表示高超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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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作家奥威尔 (George Orwell) 真有两下子。 核武问世后足有几十年，
很多人——包括科学家——担心人类末日即将来临， 并设想了 “第三次世界大战”、 “核冬天” 等场景。
奥威尔却在广岛核爆仅两个月后， 就提出苏联很快也会有核武， 且大规模战争有可能绝迹，
因核大国之间很可能会彼此默契不用核武， 以免相互毁灭， 核武威胁将主要针对无核国家。
奥威尔还提出， 中国是潜在的第三个超级大国。 另外他有一个观点：
一个时代的主导武器越昂贵就越有利于压迫 (因被压迫者无法得到那样的武器)， 因此坦克等是专制的利器
(这观点在如此靠近某个日子时才看见并转述纯属巧合……)， 而核武的出现似加深了他对未来社会为专制社会的悲观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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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也许还记得， 汶川地震后网上曾流传过一张图片， 显示自 2008 年 5 月 19 日 14 时 28
分开始的三分钟举国哀悼期间的谷歌流量图 (那时谷歌还未被驱逐)， 感动了很多人。
听说最近国内网络 “因故” 不正常， 谷歌已矣， 却不知尚有哪家有代表性的国内大网站能贡献一张流量图？
有博友说 “当年拉屎的那帮孙子很多已经不在了， 干嘛为难擦屁股的？”——其实我对当年的另一边也无好感，
擦屁股可以理解， 但连别人的嘴吧一起擦就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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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认这位“老大”是谁 (“小跟班” 就不必认了， 后来 “仅仅” 成为教授而已)？
看来 “老大” 很好认， 凡留言者皆猜对了 (也说明戴墨镜就以为别人认不出的都还不够有名:-)， 就公布答案吧： 是泡利，
1956 年 7 月摄于科摩湖 (Lake Como) 畔的意大利小镇 Varenna (对喜爱物理学史的人来说， 科摩湖因玻尔的 “科摩演讲”
而著名)， “小跟班” Heini Gränicher 后来成为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ETH) 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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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科学爱好者可能见过下面两本书， 里面连漫画都有。 今天在旧书店见后一本只卖 $1， 比白纸还便宜，
就买了。 回家一翻， 背景堪称奇异： 是几十位日本学生撰写的， 让我想起 “解放” 后中国学生自编教材的黑色幽默。
当然， 此书绝非黑色幽默， 它在日、 美皆畅销， 其科学顾问及推荐者乃诺贝尔奖得主南部阳一郎。
据该书前言介绍， 撰写此书的日本学生来自私立机构 Transnational College of LEX (TCL)， 该机构本身也很奇异：
主旨是研究语言及学习过程， 学生入学前必须反复阅读 Heisenberg 的自传《Physics and Beyond》， 入学后则分组，
每组选一位量子科学家作为学习重点， 研读其著作并轮流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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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一下文言 “科普” 的风味： “初有波特者， 普鲁士伯灵之天文士也。 言火、 木二道距水星道，
约距递倍。 如地、 水二道距约倍金、 水二道距， 火、 木二道距约倍地、 水二道距， 推之土、 天王，
莫不皆然。 惟火、 木二道间太远， 与例不和。” (《谈天》卷九， John Herschel 著，
Alexander Wylie 与李善兰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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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牛顿的光学实验， 很多人会想起三棱镜实验， 艺术家们还绘过一些 “高大上” 的示意图。
比较不为人知的是， 牛顿也做过很多危险的小实验， 比如直视镜子里的太阳， 然后感受视觉残留，
这实验他做到了连续三天难以视物的程度； 又比如用小杆插到眼球下方， 向上挤压眼球，
以观察其是否会改变眼睛对颜色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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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最好的理由成为海森堡的钦佩者。 他和我是同一时期从事研究的学生， 有着大致相同的年龄，
研究着同样的课题。 在我失败的地方海森堡成功了…… 他由此开启了理论物理的黄金时代，
在那之后有几年任何二流的学生都能轻易做出一流的工作。”——1968 年， 在与海森堡共同参加的一次会议上，
狄拉克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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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的某些实验家据说发现了所谓的 “青蛙效应”， 即放在缓慢升温的水里的青蛙会因升温的缓慢而丧失警惕，
最终被烫死。 有时想， 人生的很多变化也如此， 孩子由整日绕膝渐至独立乃至叛逆，
中年后的精力下降乃至衰老， 都在不知不觉中被适应。 惟有回忆时常发出 “不和谐”
的警告——却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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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云： 日本抗议中国为南京大屠杀和 “慰安妇” 档案申遗， 中国拒绝。 看内容， 则技术性抗议理由为 “具体遇难人数尚存各种疑问”。
我觉得这是挑刺性的理由， 确可拒绝， 但同时， 被挑之刺也确该拔掉——作为档案提交给 “世界记忆项目”
(Memory of the World Programme) 的该是亲历记录、 相片、
影像等原始资料， 而非 “具体遇难人数” 这种推论性的东西。
也该为文革等重大历史事件申遗， 以 “避免集体性遗忘、 忽视、 被时间和气候条件故意及蓄意地破坏” (此系 “世界记忆项目” 之宗旨)。
若 “申遗” 者不限于本国， 则我倒希望日本以替中国申请此项 “遗产” 作为 “报复”。 如此， 则从长远历史的角度讲， 恐怕是一种
“双赢”——有些历史， 是唯有 “敌人” 才能替你记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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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的《原理》是以效仿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形式撰写并采用大量几何论证的。 不过， 据法国数学家棣莫弗
(Abraham de Moivre) 介绍， 牛顿 21 岁 (1663 年) 首次接触《几何原本》时曾将之视为是一本无聊的书， 因为
“只读了命题的陈述， 就觉得太容易理解， 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要寻开心地撰写它们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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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岁的儿子问了好几次： “爸爸， 现在是今天还是明天？” 让我这 “科普作家” 顿觉科普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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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微博后， 有博友提及相片， 贴一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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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博友问我是否会签售自己的书。 汗…… 我哪能这么没自知之明啊？ 流沙河说他有一次跟其他几位男作家联袂签售，
结果还是冷场 (一旁的毕淑敏签售热火朝天， 令流沙河等感慨不已)； 东野圭吾也说他获江户川乱步奖后搞了两次签售，
第一次全靠亲友捧场， 第二次惨遭冷场。 无名如我者若签售会有什么下场， 可想而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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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不少周作人传记， 略谈几句感想： 各家皆有 “解放思想” 处， 惟谈及 “附逆” 时不约而同摆出了正义面孔。
周确实 “附逆” 了——附了外来之逆， 但跟在文革那样惨无人道的本国之逆中比比皆是的攀附者相比，
实小巫之见大巫——起码他并未戕害别人， 甚至极少为逆者写软文。 附本国之逆者几人曾做到？
有博友让我 “推荐一本相对客观的周作人传”， 完全合意的没有， 除对 “附逆” 外， 评论左右翼之争时也大都预设了立场。
相对而言钱理群的资料较翔实； 舒芜的考证感较强； 止庵的预设立场较少； 耿传明的晚年细节较多， 皆有可参考处。
我在 旧作 中曾经说过：
“一个人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为了自己及家人的生存做一些违心之事是可以理解的”，
“与以残害他人的方式借乱世发迹是完全不同的行为”， 对附本国之逆与外来之逆我都这么看，
不是因为有人罪恶更大而同情轻罪者， 而是不认为那是罪。
我们惯常重看国家， 轻看个人， 仿佛生在国土上的每个人都欠了国家一个原罪， 有以身相殉的义务。
我不认同这种黑帮式的报效观。 每个自食其力者都是奉献与索取的大致平衡者， 不欠更多的。
愿做额外奉献的， 我们感谢他， 因我们都是受益人， 不愿的， 只要不反过来害别人， 也没什么可蔑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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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附逆” 拟再写几句。 写前先提醒一下： 认为说这种话者不值得关注的请直接 “取关” (建议免除先喊一声 “取关” 再正式 “取关”
的繁文缛节)； 认为这种话讨厌但尚可观望者请 24 小时后再来。 我写这些纯属表述个人看法， 不是为了说服人， 也不会与人论辨，
写完即罢， 若无意外， 24 小时后当不会再谈此话题。
我欣赏周作人的文笔， 赞赏他有自我意识的生存 (这在 49 年后尤其不易)， 也赞赏他在恶劣的家、 国环境下仍能读书写作，
以及历国、 共两朝而未在主要观点上见风使舵。 但除此之外并无特别推崇之处 (即并未超越
旧作 的印象)。 我谈 “附逆” 不是为了替周作人粉饰， 而仅仅是以他为例，
谈那顶我一向不以为然的大帽子。
我对周作人式 “附逆” 的看法， 不是因为有更坏的行为而原谅它， 也不会因为有更好的行为而鄙视它，
我的接受标准只有一条： 为自己和家人谋生存， 同时又不直接作恶且基本不鼓吹恶行。 关于国家和个人的关系前已谈过，
不重复了。 我不认为自己和家庭的利益是 “皮袍下的小”， 只要满足前述条件， 便虽不高尚， 亦不可鄙。
如果说周作人式 “附逆” 的罪恶在于间接支持了侵略者，
那么留在沦陷区的每个过自己日子的百姓恐怕都得同罪——因为百姓对统治者的最大支持就是本朝政府亦很看重的
“维稳”。 想不弃家又不 “附逆”， 大概就只能像伊拉克自杀攻击者那样 “玉石俱焚” 了。
一个很少善待百姓的国家动辄理直气壮地要百姓献身， 不能不引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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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我的几条微博影响， 一位朋友从图书馆借阅了冯·卡门自传的英文原版， 并反过来向我提供了一段被中文版删除的内容，
我译过来与大家分享一下。 冯·卡门回忆说， 他父亲在谈及马克思和恩格斯时曾对他说： “一个人如果年轻时不同情革命者，
他是没心肝的； 如果年老时还同情革命者， 他是没脑子的”。
在 “万能微博” 的提示下， 冯爸此言被发现是法国历史学家 François Guizo 名言的变种之一， 类似的话也挂在丘吉尔、
萧伯纳等大批名人名下。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 冯·卡门在中学章节中记述此事， 时间当在 1898 年前，
彼时俄国革命尚未发生， 马克思主义尚是 “一个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 丘吉尔不到 25 岁 (不过萧伯纳等足够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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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一本 $2 买的书， 大开本， 352 页， 大量精美插图， 介绍自但丁 (Dante) 以来的各国名作家与地域的渊源。
亚洲有日本而无中国， 不知是编者的孤陋寡闻还是文学地位的合理反映。 翻扉页， 则有赠言： “生日快乐，
爸爸——爱你的， 马克”， 乃子赠父书。 以己度人地看， 这样的书流入旧书肆， 多半是书主已不在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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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加德纳在自传中说自己不信圣经， 但信神， 原因一是希望生命在死后续存， 二是认为世界的复杂性无法自行出现。
前者是心理需求， 跟普通信徒一样； 后者主要是指生物， 而非天上那些气体或尘埃球，
但除非认为神是比地球生物更简单的东西， 否则是在拿复杂的东西解释简单的东西， 水准也跟普通信徒相差无几了。
“拿复杂的东西解释简单的东西” 之所以是低水准的， 是因为复杂性之所以需要解释， 是由于复杂使得其出现不够自明。
但假如更复杂的东西——比如神——的出现可被视为自明， 则解释的必要性就被颠覆了，
因为不如把所要解释的复杂性像神一样视为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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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过矢量叉乘者都知道中学电学里分出 “左手定则” 和 “右手定则” 是多此一举。 今天下午跟女儿的幼儿园老师 (老板)
喝茶聊天 (因女儿参加她女儿的生日派对)， 对方说起自初三起就不喜欢理科， 原因就是栽在了那两个定则上——明明只用右手就够了，
考试却偏偏要问该用左手定则还是右手定则， 让她总也搞不清楚。
我为如此八股的题目感到汗颜 (别笑我， 在这种小范围聊天中， 我常被人视为物理的代表， 因此被迫产生了荣辱与共的感觉)，
几乎道歉地对她说， 初三时知道 “只用右手就够了” 其实大是高明， 真正的物理题， 该问的是物理， 而不是
“左手定则还是右手定则”——那不过是两个名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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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知道玉林出了这么大的 “狗事”， 我在评杀狗的旧贴中曾表示 “动辄将自己或族群的喜好上升为道德去压人，
往小处说是狂妄， 往大处说是很多歧视与争端的导火索”， 看来不幸言中。 有人认为玉林事件显示出 “说理的能力不够，
说理的平台不多， 说理的机制不足”， 我觉得漏了关键的一条： 说理的心态你死我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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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曼念研究生时曾旁听过一次哲学讨论， 论题为英国哲学家怀特海的《Process and Reality》一书， 讨论中 essential object
一词 (注： 怀特海书中并无此词， 估计是 essential element 之误) 被反复用到。 不懂此词含义的费曼随口问道：
一块砖是不是 essential object？ 没想到讨论登时陷入了彻底的混乱， 让费曼叹为观止。
另一则故事的寓意也类似——显示出某些东西表面堂皇实则千疮百孔： 费曼在 Los Alamos
期间有人给他看一张很复杂的工程设计图， 上面有大量阀门之类的标记， 费曼指着其中一个看不懂的标记随口问道：
这个阀门如果堵塞， 会有什么后果？ 没想到对方紧张地检视之后， 当场称费曼为天才， 因为他指出了设计中的破绽！
费曼这本自传与他另几本书一样是据录音整理的， 虽已流行到不必推荐的程度了， 仍愿再推荐一次。
书中关于他在普林斯顿初次做报告的故事我读了不下五次， 实在是精彩绝伦。 初到美国时，
我一位朋友曾以此书赠与新结交的美国朋友， 对方登时为之倾倒——不过别想歪了， 对方乃花甲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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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来往书信选》所录 1942 年 5 月 10 日吴健雄致胡适信有云： “Dr. Pauli 没有机会拜见您， 很是失望，
下次他去京时， 您能允许他再去晋谒您么？”——Dr. Pauli 当是指 Wolfgang Pauli 了， 但以前从未听说过泡利想见胡适，
也未听说他有过访问中国的打算， “下次他去京” 云云颇令人不解。
当然， 此句也并非完全不可索解， 吴健雄仰慕胡适， 而泡利对吴健雄印象不错， 有可能吴对泡利提及自己的偶像，
泡利 “爱屋及乌” 地表示有机会可以见见， 或有机会愿访问中国， 等等。 细想起来，
这种有可能出自闲聊的信息不见于其他资料也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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