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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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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小说里的师徒关系平均而言要比流水线一般的现代学校里的师生关系亲近得多。 虽然余生也晚， 不可能有真实体验，
并且那有可能只是虚构， 但我小时候受《少林寺》等影片影响， 一度跟一位师傅学拳， 别的都淡忘了，
唯有一个细节记忆深刻： 他是那时除家里人以外唯一一位叫我 “昌海” 而不是 “卢昌海”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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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物理学家索末菲的物理课上约有 80-100 个学生， 他每周布置一次作业， 不打分， 但常常会在课上花 15-20
分钟时间叫一位学生上来讲题， 如果有问题， 则由他本人或助教进行纠正。 想象一下你是那个当着 80-100
位同学的面讲题的人， 旁边站着索末菲和他的助教——别不把助教当干部， 他有可能是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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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速路上开车， 有时看到反向车道堵塞得一塌糊涂， 直到几公里外才畅通——那里的车子正在欢快地飞驰。
这时会生出一种逆向时间旅行的奇异感觉： 因为我知道他们很快就欢快不起来了， 等待他们的是那段长长的堵塞。
若真有神话故事中那些洞悉未来的家伙， 他们看我们大概就像我看反向车道那些人一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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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几本新买的书： 对兰姆的兴趣是受董桥影响看了几篇《伊利亚随笔》之后产生的； 马克·吐温是我原本就感兴趣的
(不过也许跟多数读者不同， 我最欣赏的是他讽刺宗教的幽默随笔)； 最后一本是物理学家戴森的最新随笔，
虽然我对戴森越老越会和稀泥的文字不以为然， 不过物理学家写随笔的不多， 还是捧个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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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纪的英国， 妻子打丈夫是不受罚的。 女尊男卑吗？ 不， 恰恰相反， 是男尊女卑到了极致，
根本想不到妻子会打丈夫。 我有一次偶然注意到在现代的出版合同中有类似的不对称：
虽总体上对出版社有利得多， 但作者不交稿却是不受罚的。 究其原因， 大概是作者想出书的欲望太强，
出版社根本不必顾虑其会不交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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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说法叫做 “对外侵略扩张以转移国内矛盾”， 常用以抨击资本主义国家。 非资本主义国家也是有国内矛盾的，
但据说不兴对外侵略扩张， 咋办呢？ 可以靠 “多难兴邦”、 “把坏事变成好事”， 将内部的天灾人祸转变成突出领导、
弘扬精神、 感动国民的契机， 甚至以表彰大会告终。 这在物理上叫做 “自举” (bootst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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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早期的名人自传类作品在出版时经过家属或出版商的修改， 删除了对宗教不利的内容， 达尔文自传就是著名的例子。
最近翻看一本关于马克·吐温的书时发现了类似情形： 该书初版于 1960 年， 内容基于自传、 书信等，
其中有一段引述自传的话很暧昧地传达了祷告有效的意思， 而全本自传所表达的完整含义是大体相反的。
我先看的是前者， 由于知道马克·吐温写过很多讽刺宗教的文章 (生前基本上都未能发表)，
对他在晚年口述的自传里居然会简单地称颂祷告有效感到奇怪， 就去翻新近出版的全本自传，
结果发现全本自传中那一段的完整含义是大体相反的。 若不知背景只看删节过的前者， 恐怕会以为他是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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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森的书我真正读过的只有《宇宙波澜》， 是在复旦念书那会儿读的， 其中印象特别深的一处是：
普林斯顿的一位物理本科生为撰写一份作业， 从包括美国国防部在内的机构轻易打听到了关于核武器制作的机密信息，
让戴森深感震惊——震惊于美国核安全的脆弱。 戴森给这位学生打了最高分， 然后嘱咐他将作业烧掉！
如今回过头来看此事， 还有几点感慨： 一是感慨于某些美国作业对学生能力的激发及某些美国学生完成作业的高水准；
二是感叹于美国曾经有过的在某些方面宽松得近乎儿戏的国内安全气氛， 这种气氛后来——尤其是 “911” 之后——已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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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几条道金斯的新微博： 「若你的信仰有任何价值， 你该能用比 “你的反对意见伤害了我” 更好的理由去维护它。
长大吧。」 「思考者们， 在没有比避免 “伤害” 信徒更好的理由时请勿 “尊重” 信仰， 告诉他们该长大了。」
「一种信仰若要人尊重， 它该用证据去赢得。 不要仅仅因为一种信仰被很多人深信而尊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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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余斌的《提前怀旧》一书。 作者虽比我大得多， 共鸣之处仍颇多， 且文字和视角皆有趣
(比如提到广播节目常以《东方红》始， 《国际歌》终， 前者唱罢 “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后者却道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西哈努克亲王”、 “温都尔汗”、 “人总是要死的”、 “英雄”、 “国际歌”
等篇都非常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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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和绿色和平在我看来都是好理念被日益偏执、 私利化， 同时又爱占据道德制高点的组织所败坏的例子。
最近媒体对女权主义组织尽拣像美国这样抨击起来没风险的 “软柿子” 捏， 却对 ISIS
残害女童的行为保持缄默提出了批评。 虽然这种批评本身也有道德色彩， 但作为 “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偶一用之倒也无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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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不久的 1948 年春， 美国物理学家贝特和奥本海默从日本物理学家朝永振一郎寄来的文章和信件中，
惊讶地得知其在量子电动力学方面得到了与施温格和费曼殊途同归的结果。 毫不受优先权及敌我意识左右，
奥本海默立刻将朝永振一郎请到普林斯顿大学。 后来朝永振一郎、 施温格、 费曼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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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产生幽默， 专制产生嘲讽。 连嘲讽都产生不了的， 叫做 “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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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系列片《Star Trek: The Next Generation》有一集讲到作为虚拟程序供船员娱乐用的莫里亚蒂教授 (福尔摩斯故事里的大坏蛋)
产生了自我意识并控制了飞船。 当船长最终说服他接受自己只是虚拟程序这一事实后， 他有句话简直说到我的心底里了：
“我看到的一切、 学到的一切…… 让我着迷， 我不想死去”——这也是我对这个世界的最大留恋。
人的一生， 最大的遗憾是只能看见这令人着迷的世界的短短几十年的小片段。 最有效的弥补则是：
读纪实类书——她向你微观地再现过去数千年间别人看见过的小片段；
学自然科学——她让你宏观地推测过去百亿年间发生过的事情； 以及读点好的科幻——她向你概率性地展现可能出现的未来。
人的一生， 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信息着迷、 为信息而活。 我曾想就此写篇文章， 后来读科普及科幻作家克拉克的随笔集《The
View from Serendip》时， 发现他有篇文章阐述了同样的观点： “人生的目的是信息处理”。 克拉克并且表示，
哪怕最有灵感的传教士也难在这一观点上构筑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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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见自己十年前的帖子， 重发一下 (若已不再适用， 就当怀旧吧)： 国内许多影片的群众演员完全是在混镜头
(当然导演要负主要责任)。 记得有一次看某大规模厮杀镜头时心血来潮， 紧盯住一对厮杀者， 想看看他们究竟是如何厮杀的，
结果发现两人竟然只是虚挥兵器重复一组简单动作， 简直太糊弄人了。 还有就是许多导演在表现古代犯人临刑游街的情形时，
都喜欢拍一个老百姓朝犯人扔东西的镜头。 这种镜头本身或许不无历史依据，
但许多糊涂导演往往让群众演员不分场合地扔菜叶子一类的东西——哪怕是在老百姓只能吃糠喝稀的极穷苦的村子里，
居然扔的也是宝贵的菜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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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 见刘半农被称为 “刘半翁”、 “半博士”； 废名被称为 “废公”， 不仅觉得好笑，
一个 “半” 字， 一个 “废” 字， 把 “翁”、 “博士”、 “公” 等尊称都折扣成了诙谐。 又想起姓 “贾” 的， 什么 “爱国”、
“卫东”、 “淑贤”、 “美丽”…… 一摊上 “贾” 字念出来就都变味了。:-)
我所知最不幸的是我的一位大学同学， 姓 “费”， 有一个特别高大上的名字。 岂料军训时一位看花眼的军官将 “费”
字念成了 “贾” 字。 虽只是一次之误， 但不仅高大上的名字当场杯具了， 且这个从潘多拉盒子里蹦出来的 “贾”
字从此变成外号跟了他许久， 您说上哪儿评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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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闻《安妮日记》的大名， 今天在书店翻了一下才知道此书版本众多： 原始日记是版本 a，
她本人以发表为目的改写过的是版本 b， 由她父亲整理出版的是版本 c。 版本 c 删除了版本 b
中不利于教育目的的百分之二三十的内容， 安妮则由一位写日记的小女孩被拔高成为楷模。
直到她父亲去世若干年后才出了全本 (大都基于版本 b)。
著名物理学家西拉德 (Leo Szilard) 有一次跟贝塔 (Hans Bethe) 说自己打算写日记， “不是为了发表，
只是记录些事实供上帝参考。” “你不认为上帝已经知道事实了吗？” 贝塔问。 “是的，” 西拉德回答道：
“他知道事实， 但他不知道这个版本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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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魔鬼词典# 【罪不容诛】 古义： 罪恶极大， 杀了也抵不了所犯的罪恶。 形容罪大恶极；
今义： 罪行没有达到——即 “不容”——被杀的程度。 例句： 某老虎罪不容诛， 被判无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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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雕英雄传》中裘千丈与郭靖比武， 一掌 “平平正正地击在郭靖胸口之上”， 众人大惊， 郭靖却哈哈大笑道：
“师父， 蓉儿， 这老儿武功稀松平常。 他不打我倒也罢了， 打我一掌，
却漏了底子。”——貌似近日某周姓主席和花姓副主席的发言就起到了那一掌的作用。 其实左派右派各有铁嘴， 不知何故要扶如此阿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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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致张慰慈的信中从支持政治试验的角度对苏俄革命给与了支持。 我觉得他忽略了一点， 那就是政治试验的 “小白鼠”
是人。 因此在支持试验的权利， 并称许这种试验为 “有理想、 有计划、 有方法” 之前， 应首先留意一下这种试验是否有
“graceful exit” 的退出机制， 若没有， 则极可能演变成对全民的绑架。
这里套用的 “graceful exit” 是一个编程术语， 指的是能检测错误并以平稳方式退出。 物理上也用这一术语
(比如暴胀宇宙论里有所谓 “graceful exit problem”， 即暴胀如何终止的问题)。 在这种类比下， 苏俄和文革都是
“unhandled error”， 运行到 crash 了才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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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好电影、 一本好书或一个好设计常让我赞叹社会分工的好处： 各领域的天际线都是由最擅长这一领域的人顶起来的，
这是欣赏者的福分， 也是人类胜于动物世界的根本之一。 倘哪个社会将几位领袖或导师视为指导全领域的标杆，
它就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这一根本， 标杆越硬， 失去得越多， 天际线也就越失色。
在一个社会中， 人的智慧、 兴趣、 特长等往往千差万别， 仿佛一个涨落很大的系统。 一个社会若能充分利用涨落中好的部分，
它就是具有良好分工及良好筛选机制的社会。 反之， 若 “枪打出头鸟”， 掐掉肖邦的音乐、 爱因斯坦的物理、
乔布斯的创新…… 只允许中不溜秋的， 则是一个糟糕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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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作家留下遗嘱， 让人们销毁自己的日记、 手稿、 书信、 笔记等。 其实很多东西亲手销毁不过举手之劳，
却偏要写入遗嘱， 假手后人。 这种姿态总给我一种最后再给世界设一个局的感觉。 后人若真的遵嘱销毁了那些东西，
恐怕反倒辜负作家设局的苦心了。:-)
不过在数字时代里成长起来的作家不同了， 日记、 手稿、 书信、 笔记等等大都数字化了， 不想流传的话， 加个密，
让密码烂在肚子里即可。 甚至干脆将加密后的文件放在付费云盘上， 死后一段时间不付费，
服务商自然会像摧毁无主坟那样清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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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錢鍾書” 被简化为 “钱锺书” 的原因有些明白了： 《通用规范汉字表》保留了 “锺” 作为可用于姓氏的异体字，
也许再加上对钱先生自己习惯的尊重， “鍾” 被简化为了 “锺” 而非终极版的 “钟” (“鐘” 和 “鍾” 原则上都简写成 “钟”)。
“錢” 和 “書” 的运气差些， 钱先生早先虽也习惯繁体， 但与《通用规范汉字表》不相容，
还是被简化为了 “钱” 和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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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科生读文科书时， 偶尔会注意一些不是重点的东西， 比如读旦丁《神曲》的地狱篇时我就在想： 那些无时不受酷刑
(比如火焚) 折磨的人居然能正常地思考和说话， 莫非受刑太久痛觉麻木了？ 若如此，
真正的折磨恐怕就只剩下逃不掉的乏味了——而论到乏味， 天堂又好得到哪里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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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赞成票是宪法和基本法赋予港人的神圣权利， 少数香港立法会议员竟然 “出于私利” 放弃这种权利，
“背离香港社会主流民意”， “他们要为此承担历史责任”！
民意调查的一个诀窍： 如果现状是 A， 民众希望的是 C， 政府允许的是介于 A 和 C 之间的 B， 那么为了说明 “主流民意”
支持 B， 可以这样设计问题： 你支持 A 还是 B？ 你希望看到 B 被通过还是宁愿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也希望它被否决？
像 B 这样的循序渐进好还是在 A 原地踏步好？…… 要点是把 C 放在 “鸟笼”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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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一本怀旧书， 想起了多年前见过的种种吵架场景。 离开 “礼义之邦” 后， 目睹吵架的机会大减， 但记忆仍在。
印象最深的不是吵架炽烈时彼此鸡同鸭讲的智商清零现象， 而是 “长尾“ 部分：
大局平定后往往总有一方会以自言自语的语气把己方观点的正当性再唠叨一遍， 对方若听不下去，
妄图订正一二， 则常常重燃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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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如雨下地搞完卫生、 装完家具、 除完杂草…… 正打算休息休息， 忽听家里人祝我——父亲节快乐！
(咋不早点儿提醒啊， 多好的偷懒借口木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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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上遇见一辆老式敞篷车， 勾起了副驾驶座上那位的兴趣， 说她老板年轻时的愿望就是开一辆敞篷车， 旁边坐个美女。
说完后话锋一转， 问我年轻时是不是也有开敞篷车的愿望 (重点是在敞篷车吗？)。 我说我年轻时开自行车，
通通都是敞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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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很多人谈毛边书， 甚至有人自称 “毛边党”， 弱弱地问一句： 如今的毛边书究竟是啥标准？
在网上搜了搜， 鲁迅时代的毛边书是 “三面任其本然， 不施刀削”， “你要看书， 得耐着性子， 将书页一一裁开，
摸起来， 毛茸茸的”。 我这种 “无党派人士” 手里的不必 “自裁”， 且只有一面毛茸茸的 (见图) 算不算毛边书？
看国内书迷的微博， 毛边书显得很隆重 (不知价格是否也要贵上若干毛？)， 甚至关涉到赠书档次的问题。
不过像图中那样的毛边书在美国很普通， 价格跟相同纸质的其他版本相比也并不更贵，
貌似我自己不知不觉间也买过大量的毛边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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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回忆。 其实， 我的人生——乃至大多数人的人生——若算作一部连续剧的话， 是不值得看第二遍的。 之所以还是喜欢回忆，
并且感到温馨， 不是因为情节， 而是因为怀念那曾经有过的年轻， 以及曾经跟自己 “同台” 过的 “演员”。
有博友留言说 “怀旧都是这样， 真让人返回那个自己怀念的年代， 没几个人愿意回去”——确实如此，
怀念是因为知道回不去了， 假如真给我一个回去的机会， 若只能 “重走长征路”， 我会觉得乏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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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年， 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了 1000 部足本《金瓶梅》， “仅供专家研究和高级干部参考”。
后来有人在报上撰文弱弱地问： 足本《金瓶梅》供专家研究还说得过去 (其实从 49 年直至文革前，
有关《金瓶梅》的论文总计才十余篇， 专著更是空白， 专家貌似也没 “专” 出东西来)，
高级干部参考它干什么？
最能说明中国人保密水平的， 是 “金瓶梅现象”。 《金瓶梅》是大家都知道的， 是许多人点头说好的，
是有专家在研究、 有学者在探讨的。 秘密的事情保密理所应当， 公开的事情依然保密， 要研究、 要称赞、
又要查禁， 没有很高的水平是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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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美国物理学家 Susskind 撰写的一套物理学讲义 (已完成两卷)。 该讲义号称面向大众， 但简洁而不失严谨，
对物理专业的学生也不无裨益。 其中 “Theoretical Minimum” 的提法仿自 Laudau， 不过 Susskind 调侃说 Laudau
的 “Theoretical Minimum” 几乎就是 Laudau 自己的全部知识， 天下无第二人能达到， 他的才是名副其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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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使我们安心的， 无论什么东西放在地上， 绝对没有被偷被抢的担忧”， “不会有做大乡里， 被车夫或店员欺骗的忧虑。
市无二价， 路不拾遗”， “这是一个无盗窃， 无扒手， 无赌、 烟的城市”——读曹聚仁上世纪 50 年代的这些大陆见闻时，
“恐怖分子一出车站炸弹就会被偷” 那样的当代笑话不合时宜地浮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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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朝阳区群众” 举报了拙作《小楼与大师》中若干处 “语气类似于毕×剑” 的文字。 从下一次重印起，
那几处语气将遭删除或变更。 假如拙作的版本演变也有可追忆之处的话， 则 2015 年 5
月的版本是可以记上一笔的——订正了迄今所知的全部笔误， 且只订正了笔误。
由于这事儿给出版社带来压力真有点不好意思， 不过应该是仅此一回， 因为这是我唯一一本谈及吾国学人和往事的书，
在其他书里登场的几乎清一色是老外， 想塞个同胞都塞不进去， 反倒也就不会出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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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霍金外， 在新闻上还见过断臂书法家用嘴巴衔笔写字、 无掌女孩用手臂夹笔写字、 瘫痪妇女靠眨眼示意写字等等的故事，
佩服他们的毅力。 以前还只是抽象地佩服， 后来试着玩微信， 在手机上用一个手指艰难地打拼音、 选字，
才真正体会到了个中艰辛 (当然， 也只是冰山一角)， 并因缺乏毅力 “戒掉” 了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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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 科学探索仿佛具有分形 (fractal) 结构： 资料匮乏时固然有不少问题不得其解，
但随着资料的逐渐增多， 问题未必就渐次消失， 相反， 往往还有新的问题在越来越细致的层次上探出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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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完闪电的机制后， 费曼引述了一位古代 “军师” Artabanis 的话， 说闪电之所以击向高大之物，
是因为上帝讨厌自高自大者。 然后他问听完他课的学生， 是否觉得自己比 Artabanis 更有智慧了？
“别自高自大， 做起来只会更没有诗意”——费曼用这样一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话结束了该章。:-)
这句话当年印象深刻是因为风格生动， 若引申其义， 则或可有这样几层：
首先——很巧——是我前一条微博刚刚谈过的新问题会在更细致的层次上出现； 其次是科学面对现象应维持谦虚，
无论已取得多少进展， 都应有随时纠错的准备； 再一层则是保持幽默， 它是避免神圣化、
教条化和极端化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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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了是谁说过这样的话 (大意)： 人的知识仿佛圆的内部， 接触的未知仿佛圆的周长， 知识越多，
接触的未知也就越多。 这观点或可延伸一下： 人的知识随年岁而增多， 人的好奇随接触未知而增多。
结果是年岁越大， 反倒对越来越多的东西有了好奇， 而时间和精力却在走下坡路， 真是很大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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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博上批评中国时事者不少， 也常惹 “群众” 不高兴。 几年看下来， 有两类 “群众意见” 很有趣：
若批评者在国内， 往往被嘲讽为 「这么多牢骚， 还呆在中国干什么？ 有本事你走啊！」
若批评者在国外， 则会被嘲讽为 「都走了还这么关心中国？ 真想爱国你回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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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余斌的《旧时勾当》毕， 只写两条感想吧： 一是作者要是杭州人该多好！
此书与我的共鸣大到了只差作者不是杭州人， 从而无法对他所提到的地点也产生共鸣的程度； 二是早晚要将此书买来，
断不容其在我的书架上缺席。:-)
几周前推荐过余斌的《提前怀旧》， 《旧时勾当》为彼书之续篇， 着重于对日常生活的回忆 (《提前怀旧》回忆的是
“国家大事”)。 《提前怀旧》前不久在纽约某中文书店看到已经买了， 《旧时勾当》现占据着我 “扑克牌通缉令” 的
“黑桃 A”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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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团体的发展轨迹是这样的： 弱小时是一群怀有某种理念的人抱团取暖的工具， 然抱团后发热的却是脑袋；
稍稍壮大后便出现等级， 并且由团体利益替代个人理念， 由相互遮掩替代相互纠错这一本该是一群人优于一个人的最大好处。
最后， 这种团体一旦分裂往往走向另一个极端， 由相互遮掩转为相互攻击、 斯文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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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看到这样一个世界， 它的教育目的是为了心智的自由， 而不是把年轻人的思想囚禁在精心算计的教条甲胄之中，
让他们终生抵御公平证据的箭矢。」——伯特兰·罗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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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钱人嘴里的 “钱没意思”、 “没钱更快乐” 等等话有很多可能： 可能是真话， 可能是酸话， 可能是阿 Q 话……
因为钱不是说有就能有的， 故没法判断他是因为这么想才没钱， 还是因为没钱才这么想、 这么说。
但有钱人嘴里的这种话基本可以断定是虚伪——除非他真的把钱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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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们被赋予全知和全能， 以及数百万年的时间去建一个完美世界， 你们难道建不出一个比有三 K
党和法西斯更好的？」——伯特兰·罗素
不知罗素为何用 “数百万年” 这一时间， 不怕信徒拿上帝只用六天来呛他吗？
也或许那会儿就已经有信徒将六天——这本身也是《圣经》的软肋——附会成数百万年了。
BTW， 对《圣经》创世时间感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拙作
第三只眼看《圣经》之创世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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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天没晒书了， 今天晒一本新近买的， 是萧伯纳以读者来信形式发表的信件精选。 其中包括他跟同时代其他名作家的辩论。
比如泰坦尼克号沉没后， 他跟柯南·道尔就当时的新闻报道热衷于歌颂 “好人好事” 一事展开了激烈辩论， 读来十分精彩。
两人的文笔都极为老到， 像鲁迅跟…… (还真举不出文笔旗鼓相当的另一方)。
不过这种成名高手之间的辩论——尤其是文科话题的辩论——虽然好看，
却也有一大弊端， 那就是面子所系， 谁也不会认输， 总能用各种手法 (包括诡辩) 回击对方， 并用高超的文笔包装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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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一则柯南·道尔的轶事： 柯南·道尔带他的一位已长大成人的儿子在南非坐火车旅行，
他儿子看见一位长相不太好的女人从过道走过， 就评论了一下对方的丑， 结果话没说完， 脸上就挨了一记耳光，
并听到他的老父亲对他说： “记住， 没有一个女人是丑的。”
顺便推荐这本关于柯南·道尔的随笔集。 作者是柯南·道尔的大粉丝，
小时候曾特意等到一个家人都外出的雨夜才读《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害怕并快乐着，
留下了毕生不忘的印象。 BTW， 讲完那则轶事后作者引了柯南·道尔墓志铭上的话：
“Steel true, blade straight” (姑译作 “钢铁般真， 刀锋般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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