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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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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个梦， 晕乎乎地回到课堂， 老师点名让我说一个愚人节玩笑。 我心想不就是胡诌吗，
于是就说引力波是中国下岗工人提出的。 老师很生气， 说真实发生过的事不能当愚人节玩笑。
我心想那民科不能用了， 他们什么都提出过， 于是改换思路， 胡诌说有院士称科学的巅峰是佛学。
老师大怒： 还敢说真事？ 是嘲讽党国吗？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再说真事整门课就不及格了！
我两股战战， 脑袋里空空的真不记得这些事， 只想着胡诌的全发生了， 愚人节玩笑还怎么编？
看来只能说国外了。 为万无一失， 干脆把童话人物说进去， 总不可能再是真的吧，
就回答说美国选了皮诺曹当总统。 老师猛一拍讲台： 你不及格了！ 我一吓， 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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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一点有关回忆的零星看法。
也许很多人有过这样的经历： 你清楚地记得某件久远的事情， 但当你向相关之人求证时，
对方却很扫兴地表示毫无印象。 仔细想想， 这其实没什么奇怪的， 每个人的过去， 能忆起的细节只占很小比例，
故而一个人忆得的细节， 另一个人碰巧也忆得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也因此， 我爱读忆旧之作，
尤爱不同回忆间的交互验证， 却只是偶尔如愿过——因为对文字来说，
在上述很小的可能性之外还要叠加上不止一位当事人留下文字这一本身也很小的可能性。
当然， 如果事情有特殊的重要性， 涉及的又恰好是一群作家等， 得到交互验证的可能性就会显著增加。
在这种情形下， 得不到交互验证甚至足以让人质疑回忆的可靠性。 但在普通情形下，
仅仅有人表示不记得某个细节并不构成对回忆的实质质疑——虽然它可能让回忆者感到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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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信上跟友人讨论基督教与科学关系时所写的一些话：
现代科学出现在基督教统治地区， 确实给分析两者关系带来了很大的操作空间。 基督教的支持者视之为因果，
或起码也是相关； 相反的观点则视之为人类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甚至不是像基督教那样强大的意识形态控制能永久扼杀的。
就两者的总体关系而言， 我比较倾向后者。
这就好比苏联科学的成就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在时间、 地域上重叠， 但不能视之为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的贡献。
如果说基督教对科学的发展有相关甚至因果意义上的促进， 那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先有漫长的中世纪，
只有等到宗教和理性的力量开始出现此消彼长的变化后， 才有科学的复兴；
同时也很难解释基督教统治之前灿烂的古希腊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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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昨天话题的另一些话：
早期的基督教确实有过 passion to know， 而且那时没有硬事实与宗教矛盾， 却有大量疑问没有很好的答案，
因此那时的宗教确实有条件也有底气真心地认为自己是真理所在， know 之后会证实上帝的伟大及宗教经典的正确。
这种 passion 不仅基督教有过， 伊斯兰教也有过。 阿拉伯世界在科学传承过程中起到巨大作用的阶段也正是伊斯兰教最有
passion to know 的阶段。 但这种 passion 跟古希腊就有的 passion 相比是附带枷锁的， 即限定了结果必须与宗教相容，
否则不仅不鼓励， 反而会打压。 因此我无法对这种 passion 给予太高的评价。 也正因为这种 passion 附带枷锁，
因而一旦意识到枷锁锁不住结果， passion 就会消失，
现代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如此——我到美国之初参加过一些教会活动， 从中已看不到任何 passion to know。
至于欧洲从阿拉伯世界引进希腊、 罗马的经典， 这虽然发生在基督教世界的内部， 且确实对科学革命有正面影响，
但如果没有基督教， 那些经典本就不必辗转一千多年才重返欧洲； 如果没有基督教，
像日心说这种古希腊就产生过的学说也不至于要等哥白尼来重新提出。 因此，
这种正面影响是在基督教自己造成的巨大负面影响的映衬之下才成为正面的， 故而对整段历史进行评价时， 我很难为基督教点赞。
至于中世纪的大学及神学研究中的理性， 放在中世纪这个基督教一手造成的黑暗背景里确实是亮点， 但如果没有基督教，
让柏拉图学园继续发展， 让科学沿着亚里斯多德、 欧几里德、 阿基米德等人的研究轨迹前进， 只要想想古希腊科学在不太长的时间里，
就从泰勒斯那种现代小学生都会觉得幼稚的思辨， 发展到欧几里德、 阿基米德、
阿波罗尼奥斯那种普通大学生都未必跟得上的水平， 假如没有失去那一千多年，
其水平当绝非中世纪的大学及神学研究可比。
总体来说， 我的看法是： 如果将中世纪当成一个独立背景， 那么确实可以找到背景之上的亮点，
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也确实可以诠释为基督教在其中有过一些积极作用的事件。 但如果考虑到中世纪并非独立背景，
而本身就是基督教一手造成的， 那么评价就会逆转。
当然， 我也意识到这类讨论具有难以避免的含糊性， 因为历史并不是没有基督教就一定会是古希腊的延续，
假如取代基督教的是更黑暗更动荡的阶段， 那么基督教的统治反而是幸事了。
但以此来为基督教说项， 好比是在讨论家暴时以受害者落在流氓团伙手里会更惨为由， 来为家暴开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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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本图书爱好者们津津乐道的书叫做《鲁拜集》
(Rubaiyat)， 据说有过一个镶嵌着一千多颗宝石，
号称世界上最昂贵的豪华版， 在从英国运往美国的途中， 随泰坦尼克号沉入了海底。 前几年听说国内也制作了豪华本。
不过很多图书爱好者也许不知道， 此书的作者海亚姆 (Omar Khayyám) 如今虽以诗人著称，
在世时更广为人知的身份却是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等。 他研究过三次方程和平行公理， 监建过天文台，
编制过日历和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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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团伊玖磨的《烟斗随笔》毕， 喜欢， 将在未来的微博里闲聊一二。 买此书是在去年年末，
纽约某中文书店新年前后照例降价售书， 我也像知道有鱼群出没的海豚一样照例 “路过”。
彼时并不知团伊玖磨是何许人， 但见此书装帧清雅， 随手一翻又碰巧翻到一篇 “闪腰”，
一阵同病相怜的感觉涌上心来， 就买了。
当然， 如今读任何文字——哪怕喜欢的文字， 能在观点上让我醍醐灌顶的几乎没有了，
至多是偶有惊喜， 更多的则是文笔上的欣赏和意境上的共鸣。 我对《烟斗随笔》的喜欢也是在这些层面上：
首先是欣赏作者恬淡克制的文风——这好像是日本作者较为共同的风格， 团伊玖磨已经算略带 “愤青” 色彩了，
但大体仍能纳入那样的风格里； 其次是跟作者的小岛生活， 以及除夕夜孤坐海堤，
仰望星辰那样的生活意境特别有共鸣。 此外还有一点让我有亲切感， 那就是他的随笔时而带一些离题之语，
以之为调剂或引子， 这让我想起阿西莫夫专栏科普的风格——当然，
在这两人之间看到相似大约是只有我这种阿西莫夫的大粉丝才会有的邪门眼光， 但不管怎么说，
这让我多了一层亲切感。 最后还可以补充的是： 也许是自己到了一定岁数之故，
有时间流逝感的作品较能打动我——《烟斗随笔》从作者 40 岁写到 76 岁，
半生的岁月缩影在书页间， 正属此类。
伊朗和伊拉克这两个名字相近、 地缘相近， 且小时候经常出现在同一条新闻 (两伊战争)
里的国家给我留下了相似的印象。 但团伊玖磨记叙的 20 世纪 50 年代造访两国的印象与之截然不同：
伊拉克保守而枯燥， 女人黑袍男人白巾， 大地万物是干巴巴的土灰色， “就像随时可能被点燃的干柴”；
伊朗却青山绿水， 男人多着西服， 女人虽有头巾， 衣着却非千篇一律， 连衣裙的也不少，
德黑兰更是 “不知怎样来形容它的美”。 这些印象在时间和空间上有多大代表性虽不得而知，
起码是增广见闻的。
三岛由纪夫自杀一事我在其他文字里读到过， 往往是作为传奇人生的传奇句号来着墨的，
团伊玖磨是三岛的朋友， 对此事却记下了这样的话：
“我看到死前刚闯进去的三岛在市谷的自卫队露台上煽动自卫队员起义的照片，
那是与我认识的那个作为作家才气横溢的三岛截然不同的、 感觉粗鄙、 令人生厌的照片。 我后悔不如不看。”
《烟斗随笔》里有很多那样坦率的记叙。
《烟斗随笔》里的有些讽刺也颇有趣， 比如 1975 年的一篇随笔这样谈到日本首相三木武夫遭暴徒袭击摔倒一事：
“关于三木首相…… 我感到他的摔法简直就是不抵抗主义的标本， 就算是放弃了武力的国家的元首，
也不至于四脚朝天摔成这样吧？…… 从理论上讲， 既然是首相， 出于其地位不可能与暴徒过招对打……
果真如此， 平时起码应该研究、 练习一下， 如何才能不辱使命， 才是更符合总理大臣身份的摔法。
像日本这样暴徒比比皆是的国家， 做首相也不容易啊。”
还有一篇题为《领带》的随笔也有趣， 称每天早晨，“将整个日本的所有家庭剖开来看…… 不知有多少父亲、
兄弟在一本正经地用布条勒着自己的脖子呢…… 狗儿或猫儿仰看如此光景一定以为：
人这个东西的惯癖是非在脖子上缠上什么不可，
难怪非在我们的脖子上也套个环呢。”——不会系领带的我读这一段很感痛快。
在一篇题为《奠仪》的随笔里， 团伊玖磨说他问父亲， 葬礼究竟是为死者还是为遗属， 父亲说照理是为死者，
实际则往往是给遗属看的， 并举例说某大公司的社长夫人去世后很多人参加葬礼， 不久社长本人去世了，
反没什么人来， 因为前者可以做给社长看， 后者反正没人看了。 我想这恐怕是因公司还不够大，
没有媒体来报道， 否则可在天下人面前做广告， 才不管有没有遗属呢。
团伊玖磨提到战后日本出现过许多新的法西斯主义思潮， 分别打着 “和平”、 “民主”、 “环保”、 “反歧视” 等招牌，
封杀异己、 横行霸道。 这个观察颇有普适性， 非独日本， 也非独他所经历的那些年， 当今美国的若干 “主义”
亦是如此——多数思潮， 一旦越出自我表述的范畴， 而试图强加于别人， 便往往如此。
团伊玖磨在《弄虚作假考》一文中有一个观点很实在： 他说自己有一次在电视访谈中扮演采访者，
不得不问很多明明知道答案的问题， “不得不把自己打扮成彻头彻尾的傻瓜或白痴， 这种宿命让我十分痛苦”。
细想想， 采访者在采访前都得做功课， 而功课做得越足， 恐怕就越有扮演白痴的感觉， 确实有点宿命的意味。
关于《烟斗随笔》这个冷门话题， 今天发最后一条。 团伊玖磨在该随笔的最后一篇《再见了》中写道，
他每周花两天时间写随笔， 这个时间 “是难以言表的幸福”。 我能体会这种写某些文字本身就是幸福的感觉——很多年前，
我写过一篇题为 “童年” 的文章， 在主页上我曾表示
“这篇文章前前后后写了很久， 如今回想起来， 写作的那些日子本身就已经成为一段美好的记忆”。 读完此书，
唯一的遗憾是， 在《烟斗随笔》总计 27 卷约 1,800 篇里， 中译本只选了 60 来篇。
前两天有博友留言说有此书的日文文库版， 让我很羡慕。 我曾在一家日文书店见过一些日文文库版的书，
以价位而论大约对应于美国的 “mass market paperback”， 但后者的装帧和纸张都很差，
日文文库版却是精致甚至精美的小书。 倘若《烟斗随笔》的文库版也是那种样子， 27 卷在书架上一字排开该有多美？
只可惜我不懂日文， 与《烟斗随笔》的缘分多半就止于这 60 来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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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从学校带回一份高中数学竞赛题， 我这个号称此道高手的爸爸自然责无旁贷担任了讲解员。
家里那位破天荒地为我点了赞。 我听着有些寒碜， 该夸的不夸， 做中学数学题居然夸？
不过又一想， 自己念中学时， 做竞赛题也并非满分， 而现在其实也没什么理由就该比那时更会做中学竞赛题。
这么一想就释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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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一则笑话， 分享一下。 有位医生据说医术高超， 很多人慕名而来， 诊所里排着长龙，
其中有位老太太拄着拐杖， 腰几乎弯成了 90 度。 老太太轮到后， 不一会就看完出来，
腰完全直了。 众人大为钦佩， 问医生怎么能这么快就治好老太太的驼背？
“我只不过是给她换了根长点的拐杖” 医生淡淡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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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妻子欺骗了他， 或酸奶冰淇淋可以让人隐形，
他多半会要求跟任何其他人要求的同样多的证据， 并且只会被说服到与证据相称的程度。
告诉他他放在床头的那本书是一位看不见的神灵所写， 若不接受书中有关宇宙的任何一条荒谬宣称，
那神灵就会对他施以永恒惩罚， 他似乎什么证据都不要求。」——Sam Har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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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觉得， 某些领域的软件工程师越来越像博物学家。 二十多年前， Java 刚问世，
是学校计算机课的宠儿， 那时的 Java 编程， 每个 class， 每个 method 等等都要设计，
确实有工程师的感觉 (当然， 在 C 程序员看来， 那可能已经是博物学家了)。 然而很多年后再看
Java 编程， 重心变成了从数以百计的 framework 里挑选有用的， 明了其用法， 搞定各种
package 的依赖关系 (当然， 有 Ant、 Maven 等等帮你做这事， 你也得知道那些)， 知道各种
annotation 的用法， 等等。 class 和 method 则大都限定到了跟做填充题差不多的程度。
简直可以这么说， 某些领域的软件工程师依赖记忆越来越多过技术，
若不是对现成软件有博物学家般的知识， 几乎寸步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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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不转这幅图简直就没有存在感了…… 人人都在谈论， 我就不多说了， 想知道它的科学意义，
请读科学家或科普作家的微博； 想知道它的教育意义， 请读教育家的微博； 想知道它的文化意义，
请读文学家的微博； 想知道它的情感价值， 请读情感博主的微博； 想知道它的幽默价值，
请读幽默博主的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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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买的两本小书终于拣感兴趣的篇目读完， 写一条类似 “到此一游” 的微博吧。
该书作者常在旧书店看到带有作者题赠的书， 她说 “每一本都铭刻了一份背叛了的友谊”。 我有时也这么想。
不过这话当然不尽然， 因为很多那样的书也许是书主过世之后才流出的。
在名人签名售书蔚为时尚的当今则不仅不尽然， 恐怕是尽不然了， 因为那样的题赠本就不代表友谊。
该书作者跟两位著名作家的交集颇可一记： 一次是她曾在某个版本的 Nabokov 的《Speak, Memory》一书中发现
15 个印刷错误 (她说她全家都有 “强迫性校读症”)， 并寄给了作者。 三周后 Nabokov 夫人回信向她表示了感谢；
另一次是 1988 年她在《纽约时报》上见到有人指控 John Hersey 抄袭， 想起了此人 40 年前抄袭过她母亲的文章。
读到此文我好奇地搜了一下， 才发现 Hersey 居然是大名鼎鼎的《广岛》一文的作者， 且确实有 “强迫性抄袭者”
(compulsive plagiarist) 之名。
还有一则小事亦可一记： 该书作者提到 17 世纪伦敦的邮件服务曾达到了每小时都有的程度，
你可以上午写信请朋友喝下午茶， 在喝茶之前就收到回信。 忽然想， 倘若电话等一直未被发明，
或许全世界的邮件服务都会往那样的方向发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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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 3 月 27 日， 阿西莫夫第 N 次 “觐见” 编辑坎贝尔 (John W. Campbell)， 坎贝尔引了一句爱默生
(Ralph Waldo Emerson) 的话 “如果星星一千年才出现一晚， 人类将会何等地信仰和膜拜，
并为子孙后代留住上帝之城显灵的记忆啊！” 并问阿西莫夫： 如果星星一千年才出现一晚， 你认为会发生什么？
阿西莫夫回家后开始构想， 第二天晚上开始写作。 数十年后， 在自传里，
他依然清晰地记得那天晚上自己房间里的摆设。 20 天后， 他完成了全文，
那便是他的名篇《夜幕降临》 (Nightfall)。
《夜幕降临》在很多评选中被评为最佳——甚至有史以来最佳——的科幻， 对此， 阿西莫夫发扬了难得的 “谦虚”，
表示太过奖了， 他起码有三篇科幻比那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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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小算术： 大约 30 岁之后， 我就没有了周末睡懒觉的习惯， 基本上每天都是 6:30 起床，
而家里那位周末一般睡到 10:30。 如此， 我每周比她多 “活” 8 小时， 每两周多一天的有效时间，
每年约多一个月。 若这种差别不变， 而我有幸活到 75 岁， 大约能多 4 年，
跟女人平均寿命比男人多出的部分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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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一本苏联天文学家什克洛夫斯基的自传。
最早对什克洛夫斯基有印象是很多年前在国内买过他的一本《恒星的诞生、发展和死亡》。
那本书迄今仍在我的书架上， 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卡尔·萨根所撰的序言，
萨根说有一次跟什克洛夫斯基一同参加科学会议， 会上有个报告人宣称重大科学成果都是在太阳活动峰值年份附近做出的，
“‘是啊！’ 什克洛夫斯基对着我故意用使人听得见的低声评论道 ‘可是这篇论文却是在太阳活动极小年臆想出来的。’”
1941 年， 二战期间， 已是研究生的什克洛夫斯基挤在从莫斯科疏散的车子上，
身边有位本科三年级的男孩问他有没有物理书， 他就把自己读不懂的海特勒 (Walter Heitler)
的《辐射的量子理论》给了对方。 一段时间后， 两人再次相遇， 男孩将书还给了他。 他问读完了吗，
对方回答说当然啦， 虽有点难但很透彻。 多年后， 那男孩 50 岁生日时， 什克洛夫斯基把那本书作为礼物送了给他，
“我想我们的眼睛里都有泪花”——什克洛夫斯基在回忆录里如是说。
但那男孩——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则表示那是什克洛夫斯基过于丰富的想象，
他其实是直到 1945 或 1946 年自己是研究生时才首次读到该书。 这是回忆录彼此冲突的又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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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金在《时间简史》里讲过一个故事， 说有个老妇人宣称世界是由大乌龟支撑的， 在被问及大乌龟由什么支撑时，
表示是一串无穷无尽的大乌龟。 这在现代人眼里显然是笑话。 若不用一串大乌龟而只用一只无需支撑的大乌龟，
仍难免被当成笑话。 但把那大乌龟换成一个人形的东西， 就变成数十亿人心中的完美理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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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re Dame” 暴露了我的孤陋寡闻。 对它的最早印象来自几年前在书店见到的一本力学教程，
封面上写着 “Notre Dame 经典教程”。 此书名为力学教程， 300 多页篇幅里却有 80 多页讲述古希腊和开普勒天文学，
外加近 100 页的光学、 狭义相对论， 以及波粒二象性， 内容编排相当奇特， 于是最终买了， 却没在意
“Notre Dame” 是什么。 直到今天， 刚看到 Notre Dame Cathedral 失火的新闻时， 第一反应也是想起那本教程上的
“Notre Dame”， 后来才意识到是巴黎圣母院失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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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时代的到来使掩盖公共事件变得越来越困难， 因为人人都能随时拍照， 记录事件。
但随着手机的图片编造功能越来越丰富， 也许有一天， 这个 “有图有真相” 的时代会自我埋葬，
手机图片——尤其是华为手机的图片——会丧失信誉， 变得 “有图无真相”， 不被严肃场合所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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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一幅趣图， 上面有 12 个黑点， 可是无论怎么使劲看， 你的大脑也不允许你同时看到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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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莎士比亚书店创始人 Sylvia Beach 的回忆录毕——其实只重点读了跟乔伊斯及《尤利西斯》有关的部分。
很喜欢这部回忆录， 也因这部回忆录而很喜欢 Sylvia Beach。 她的有些记叙幽默中透着活泼女生的烂漫。
比如写海明威初到书店时脚上带伤， 于是两人聊起伤口， “Would I care to see it? Of course I would.
So business at Shakespeare and Company was suspended while he removed his shoe and sock……”
由于接下来的几条微博将主要介绍乔伊斯及《尤利西斯》， 这里既然已说到海明威， 就再补充一条有趣的：
海明威常带刚出生的儿子来书店， 他抱儿子总是小心翼翼的， “though sometimes upside down”。
美国生物学家沃森 (James D. Watson) 写过一本书， 叫做《避开乏味之人》 (Avoid Boring People)。
Sylvia Beach 回忆录里的乔伊斯却恰好相反， 永远饶有兴趣地听任何人讲任何话， 哪怕坐出租车到了目的地，
如果司机还在讲话， 他也会听完对方的话才下车。 乔伊斯称自己从未遇见过乏味之人。
继续聊 Sylvia Beach 笔下的乔伊斯的趣事： 乔伊斯不喜欢高级修饰， 比如 “非常”。
他曾说： “为什么要说 ‘非常美丽’ 呢？ ‘美丽’ 就足够了。” 我没读过乔伊斯的著作，
不知他在著作中是否贯彻了这种想法， 但我听说， 他用词本身是毫不吝啬的， 也因此，
他的某些书对非母语读者来说是 “非常” 难读的。
《尤利西斯》问世于 1922 年 2 月 2 日， 乔伊斯 40 岁生日那天。 当时只印了两本， 一本给了乔伊斯，
另一本被放在了莎士比亚书店的橱窗里， 结果第二天尚未开店， 订购此书的人就在店外排起了队伍。
《尤利西斯》曾经是禁书， 尚未出版就已被最大的市场——英国和美国——所禁
(但包括海明威在内的偷运协助者们很快突破了禁区)， 很多购买者则视之为色情书籍 (其畅销大约也部分地拜其所赐)，
一位爱尔兰牧师向 Sylvia Beach 购买《尤利西斯》时顺口问道： “还有没有其他够味道的书？”
关于 Sylvia Beach 的回忆录， 最后再写一条微博。
二战期间， 德军占领了巴黎。 1941 年的某天， 一位德国军官来到莎士比亚书店，
想买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夜》， Sylvia Beach 拒绝了， 称那是自己的最后一本， 不卖。
德国军官生气地走了， Beach 赶紧把书藏好。 两星期后， 德国军官又来了， 发现书已不见，
大怒， 表示要带人罚没店里的物品。 Beach 不待对方前来， 先一步将东西搬空，
并关闭了莎士比亚书店。 德军后来带走 Beach， 关了她半年。 释放后 Beach 仍留在巴黎，
盟军夺回巴黎后的某天， 楼下有人大声喊她的名字， 原来是海明威，
她冲下楼去， 海明威一把抱起她转了个圈子， 并且亲了她。 回忆录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么群星璀璨的书店， 与这么多名作家有这么深厚交谊的书店， 在书店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
在传统书店正在走下坡路的今天， 想必也是绝后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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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富了， 很多大公司应该远不止小康， 而是流油了， 但吃相可不可以不要还那么难看？
最近微博开始建议我把它放到主桌面上， 这种建议本身没什么不可以， 但我选了 “CANCEL”
之后可不可以不要每次用微博都继续跳出这个建议？ 在这么小的事情上放用户一马，
别持续骚扰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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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过纽约大学的书店， 在特价区见到一本希姆莱书信， 翻了翻， 是希姆莱夫妇自 1927
年相识到 1945 年德国战败前夕的往来书信。 该书信的由来有些曲折： 1945 年春天， 战争刚结束，
一位美国情报官遇到两名从希姆莱家搜刮了文件的美国兵。 该情报官是历史学家， 意识到文件的价值，
就提出购买， 结果一名美国兵同意了， 把包含希姆莱夫人致希姆莱信在内的文件卖给了情报官。
20 世纪 80 年代， 希姆莱夫妇通信的另一半——希姆莱致夫人的信——出现在了以色列
(被认为有可能来自情报官遇到的两位美国兵中的另一位)。
这本希姆莱书信便是这两部分书信合并之后翻译而成的， 书中并且附有对每封信的详细注释及背景介绍
(注释者之一是希姆莱家族的后人)， 是一本有趣的史料。 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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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中年的一个悲剧是： 走在街上， 明明还像以前一样怀着好奇的心思、 好奇的眼光，
见到高楼还会像小时候那样数一数层数， 见到路边的小石子还会踢上一脚…… 套用一句郭德纲的台词说，
“我还是那个✕✕✕的小学生”。 然而冷不丁地， 一位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喊你一声 “叔叔”， 仿佛提醒你 “请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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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Sylvia Beach 的回忆录， 忽然想起漏写了一点， 那就是乔伊斯是这本回忆录的重点，
也称得上是 Beach 的偶像， 然而——如果我没漏看的话——书中却丝毫未提发生在该书时间跨度之内的乔伊斯的去世；
无独有偶，Beach 的书信选集我也有， 其中也丝毫未提乔伊斯的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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