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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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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学打字时对打字快的人不无敬意， 初学编程时将键盘操作麻利——打字写代码当然也快——的人目为高手。
后来见得多了， 发觉打字快的人未必是综合意义上的快手， 更未必是质量意义上的高手。 原因很简单：
编程也好写作也罢， 落实到打字上的时间也许只占 20%， 其余 80% 是构思， 那才是决定速度和质量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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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维护某样东西而辱骂异见者， 对所维护的东西是一种高级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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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真理由证据确立， 个人真理由信仰确立， 政治真理由无尽的重复确立。」——Neil deGrasse Tyson
(美国天体物理学家)。 容我续貂一句： 所谓政治的脑残粉， 就是把政治真理变成个人真理， 继而当成客观真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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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爱因斯坦回复民科的邮件 (1954 年 7 月 10 日， 回复一位宣称超越相对论的牙医的来信)：
「以你对这一课题的知识之肤浅， 你对自己的判断居然如此自信， 是相当奇怪和不正常的。
很遗憾我不能把时间浪费在外行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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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看到的新型遛鸟工具——人鸟皆在 “笼” 中， 或可名为 “笼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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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粗略而有趣的现象： 越是物理学发展迟缓的年代， 诺贝尔物理奖的得主反而越多。
没有重大进展却评出三位得奖者的年代， 有时让我联想起一大群人排在镜头前为一个小项目剪彩的情形。 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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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批评他国人权， 一边将明知会扰民的国际会议放在该国搞， 此国际社会之伪善；
扰民归扰民， 因国际会议花落本国而深感自豪的亦大有人在， 此国内社会之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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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许多不同的学科往往会用到相同的数学？ 这也是弄不清楚的问题。 一种解释是好的数学太少。
天下的高山就那么几座， 天下漂亮的东西总是不太多。 你到了北京， 去玩漂亮的地方， 无非是长城、
天坛、 故宫， 总之是不太多。 数学要讲应用， 就往往归结到那几种特别好的数学，
这种好数学也不多。」——陈省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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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我对杨振宁反对建超级对撞机一事有何看法。 我的看法是：
中国在建的最大射电望远镜和争议中的超级对撞机等都有一定比例的形象工程之色彩， 从这个角度讲杨的反对意见不无道理。
但另一方面， 若考虑到在中国的体制下形象工程的有无乃至总量皆非外界所能置喙， 单纯评论其分布，
则基于个人兴趣， 我乐见形象工程之一为超级对撞机——因为对形象以外的作用也不无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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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天灭祖”、 “悖逆人伦”、 “卖师求荣” 之类 “儒式罪行” 的鲜明特点就是在尊卑阶梯上
(比如君臣、 师徒、 父子、 夫妻) 由尊者 (君、 师、 父、 夫) 垄断诠释权。 而 “意狠心毒”、
“寡廉鲜耻”、 “令人发指” 之类的 “罪行等级” 则属于典型的 “儒式模糊”， 便于尊者随心所欲地 “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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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话叫做 “超常的主张需要超常的证据”。 我现在觉得， 超级正常的主张也需要超常的证据，
比如英雄人物头上的光环或反面人物头上的屎盆子。 英雄人物越高大上， 反面人物越罪大恶极，
就越有可能被乱戴光环和乱扣屎盆子， 也就越有必要出示过硬证据。 在好树典型、 好找替罪羊、
好讲正能量的社会尤其如此。
所谓 “超级正常的主张”， 系统地说， 是指落到思维死角， 或符合思维定势、 舆论定势，
容易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免于质疑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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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团圆》初次提到胡兰成 (邵之雍) 是张爱玲 (九莉) 看到胡撰写的张爱玲书评， “文笔学鲁迅学得非常像”。
从《小团圆》的记述看， 这发生在张、 胡见面之前。 但陈子善编撰的胡兰成文学评论集《乱世文谈》中最早的张爱玲书评是
1944 年 5、 6 月间的 “论张爱玲” 一文， 从内容看明显写于两人相识之后， 文笔也不像鲁迅。
不知《小团圆》所指的是什么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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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 年 7 月 7 日， 后来以撰写《约翰逊传》著称于世的苏格兰作家包斯威尔看望了临终前的著名哲学家大卫·休谟。
包斯威尔好奇于休谟不信来生的立场在自己面临死亡时是否有所改变， “我问他彻底消亡的想法是否给他带来过不安，
他回答说一点也不， 不比他出生前并不存在的想法更令他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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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和美女影星 Luise Rainer， 摄于 1937 年。 据说此类相片让 Luise 的丈夫很生气，
将多数相片中的爱因斯坦剪掉了， 这是漏网的几张之一。
顺便介绍一下， Luise 多次获得奥斯卡奖， 从爱因斯坦时代一直活到我们的时代，
于 2014 年才去世， 享年近 105 岁。
另外也说说相片背后的故事： 爱因斯坦在长岛某别墅消暑， Luise 等人乘游艇来到岸边，
打算转移到划艇上， 爱因斯坦上前帮忙， 扶到 Luise 时， 爱因斯坦把玩了一下对方的头发， Luise 慌乱
(就是 “心头鹿撞” 的意思啦) 之下差点把船踩翻， 让爱因斯坦落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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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介绍费米的故事时有博友称那故事太鸡汤了。 其实在我这不喝鸡汤者的眼里那只是显示费米质朴研究风格的例子。
这当然不是说费米只会做简单测试。 《天龙八部》有这样一句话： “船舱中地方狭窄， 施展不开手脚，
乔峰却是大有大斗， 小有小打”， 我觉得 “大有大斗， 小有小打” 也适合形容费米的研究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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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点忘了，今天 (9 月 9 日) 是氢弹之父 Edward Teller 及其他某个破坏性力量之父的去世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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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很多动物保护主义者是食素的， 以维持立场的自洽。 若伪科学者和宗教信徒等也讲究这种类型的自洽，
反对什么科学原理就不用基于那些原理的任何产品， 不知群体规模会缩小到什么程度？
这事儿可编个科幻： 设想某星球上不像人类这么奸猾的生物像人类标注食品成分一样，
在所有产品上标注生产中用到的具体科学原理， 反对某些科学原理者则像人类不选某些成分的食品一样不选有关产品。
这种星球上类似人类中伪科学者和宗教信徒的群体会如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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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觉得德云社仿佛现实社会的缩影： 有表忠心、 有秀和谐、 有清理叛徒、 有游子归来、
有八荣八——哦不， 德云家谱…… 不过有一点德云社强于现实社会， 那就是所谓 “台上无大小”，
起码在台上可以拿包括老大在内的人开玩笑， 可以自嘲、 互嘲， 因为德云社有 “衣食父母”
需要争取， 而现实社会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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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李敖对台湾、 美国、 大陆的态度： 对台湾最一贯， 一如既往地骂； 对美国最策略，
遭国民党打压时挟美自重过， 如今痛骂； 对大陆最被动， 曾以反国民党同路人的立场捧过，
被人小瞧成舔屁股后转为捧过去讽今朝。 作为看客的感觉是： 李的一生在大陆会被整死，
在台湾坐了牢也出了名， 在美国则成不了大名也出不了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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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张爱玲的传记还是自己的回忆里， 她那吸毒、 嫖娼、 殴打子女的父亲的形象都很不堪。
不过张爱玲的《存稿》一文在我看来却无意间留下了她父亲胜过一般父亲的一件事，
那就是在张爱玲 14 岁那年很认真地为她的《摩登红楼梦》代拟了章回标题。 一般父亲见女儿 14 岁就写小说，
哪怕不斥其好高骛远， 也不会认真去读， 更不会代拟标题。
转两个回目欣赏一下 (张爱玲称 “颇为像样”)： 「沧桑变幻宝黛住层楼， 鸡犬升仙贾琏膺景命」、
「萍梗天涯有情成眷属， 凄凉泉路同命作鸳鸯」。 不细读作品是拟不好回目的，
中式父母对小孩最典型的态度不是打骂就是宠爱、 溺爱， 都是视之为孩子而非对等，
张爱玲父亲起码在这件事上显出了对孩子才华的尊重， 以及对等而非敷衍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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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暑的季节天天都同样闷热， 有一种热天永无尽头的感觉， 然而到了一定日子之后， 一两场雨落下，
暑气便散了， 凉意以无可遏制的步伐侵蚀了过来。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生也是如此， 天天锻炼，
仿佛哪天都不会比前一天跑更少的路， 然而过了一定岁数之后， 一两场病下来， 身体便差了，
老态将以无可遏制的步伐侵蚀过来。
有博友说我的此类微博太悲观， 其实不悲观， 起码乐观地假定了能活到老态来袭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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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年， 麦卡锡主义笼罩美国， 爱因斯坦在参加为庆祝他 75 岁生日举办的活动上被问及美国会往何处去。
「我来到这个国家是因为我相信美国人有一种民族幽默感，」 爱因斯坦回答说： 「我认为终有一天他们会 “laugh him out”。」
爱因斯坦在很多场合评论过美国， 在所有赞许之言中， 这句 “我来到这个国家是因为我相信美国人有一种民族幽默感”
在我看来是他对这个国家的最高褒奖——尤其是在这个国家最缺乏幽默感的黑暗时期仍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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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一大困难是： 由于语种之别， 字面契合度高的译法有时无法忠实传递原文的隐含之意或语气，
若将后者显明化， 却又不仅降低了字面契合度， 而且也丧失了含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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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道德进步的副产品是： 正义的幌子比邪恶的思想更能让人邪恶， 道德高地上的宵小密度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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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学院派作者——比如陈墨——点评金庸的书， 忍不住要说一句僭越的话： 他们不懂武侠， 也并未将武侠当作武侠来读。
也翻过学院派作者点评阿西莫夫的书， 同样的感觉， 他们不懂科幻， 也并未将科幻当作科幻来读。
那样的点评也许会让原作者因被学院派器重而欣慰甚至欣喜， 对我这种武侠和科幻的读者来说却味同嚼蜡， 难有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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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叛徒侯健的出卖， 黄文炳同志不幸被捕。 在刑场上， 黄请求获得人道待遇：
“小人已知过失， 只求早死。” 刽子手李逵却拿起尖刀笑道： “今日你要快死， 老爷却要你慢死。”
从某种意义上讲， 在病人要求安乐死时， 偏以插管、 气切、 电击等手段令其缓死的做法貌似仁慈，
实与李逵相差不远。
当然， 这是仅就结果而言。 从性质上讲， 现代的医生不像李逵那样无法无天， 决定权其实在法律
(因此这条微博不是意在谴责医生)。 另外还可以提到的一点差别是： 黄文炳同学是害人在先，
现代的病人大都比他无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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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平行宇宙里的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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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这段描写 (关于张爱玲的)： 「她认真地工作， 从不占人便宜， 人也休想占她的， 要使她在稿费上头吃亏，
用怎样高尚的话也打不动她。 她的生活里有世俗的清洁。 在香港时， 路上一个瘪三抢她的钱袋， 夺来夺去好一会儿，
还是没给抢去。 一次是在上海， 瘪三抢她手里的点心， 连纸包一把抓去了一半， 另一半还是给她攥得紧紧地拿了回来了。」
张爱玲的好不仅在于 “用怎样高尚的话也打不动她”， 更在于从来也不拿高尚的话去打动别人。
很多人做得到前者做不到后者， 甚至做得到前者仅仅是因为 “高尚的话” 本就是从他们嘴里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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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岛某公园参加中秋活动， 主办者居然提供了 “滚铁环”。 它带给我的不仅是怀旧， 而且还有好奇：
时隔几十年， 手感还在吗？ 试了一下， 答案是肯定的。 其他同龄或年长者也纷纷登场，
有些还指导起了自己的孩子——毕竟， 有机会遇到一件比如今的孩子玩得更好的玩艺儿已不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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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讲” 这一限定包含两层含义： 一是存在 “某种意义” (且应足够显明) 使后文成立；
二是后文只在 “某种” 而非全部意义上成立。 驳这种话的途径则是指出不存在 “某种意义” (表明话说错了)，
或指出成立范围是全部 (这虽非错误， 但表明语气不确)。 单单举出一种不成立的意义不是有效驳斥。
除直接的用法外， 类比也隐含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 这一限定， 驳斥的途径及最常见的无效驳斥也基本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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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的荒谬之处并不在于假定了上帝的存在——因为你总可以把它塞到一个目前甚至永远证伪不了的角落里去，
宗教的真正荒谬之处在于不仅假定了上帝的存在， 而且还塞给它一本《圣经》之类漏洞百出的古书。
若真有拟人化的上帝， 那些用《圣经》之类经书将其弱智化的教徒实在是对其的高度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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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有上万种宗教， 数以千计不同的神。 像基督徒这种一神教的信徒对于成千上万的其它宗教来说，
本身就是无神论者——因为否认了他们的神， 而信仰一个在他们眼里不是神的东西。
面对 1000 个神， 无神论者否认 1000 个， 基督徒否认 999 个， 基督徒攻击无神论时宜首先为自己否认 999
个神的行为洗洗地， 否则攻击的炮火十有八九都会打中自己。
民科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一方面对自己的 “伟大成就” 深信不疑， 另一方面却对其他民科的 “伟大成就” 不以为然
(否则自己的 “成就” 就不唯一甚至不伟大了)。 基督教之类的排他性宗教虽比民科堂皇得多，
在这种自以为是和偏执上却非常相似， 视自己的神为唯一真神， 无形中排斥了其他宗教的 “伟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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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一本有关笑话和幽默历史的书， 其中提到早期的笑话和幽默在中世纪的欧洲一度消失， 被当时的阿拉伯世界所继承，
直到文艺复兴才重返欧洲。 这一历史与那一时期科学的历程何其相似， 跟我有关幽默的若干旧微博的内容亦不无关联。
实证、 纠错、 幽默对于神圣的东西往往是一种挑战和亵渎， 因此当某些东西被神圣化，
并据统治地位时， 科学和幽默遭遇相似的厄运是不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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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利 (Wolfgang Pauli) 是一位以批评尖刻和不留情面著称的物理学家， 但很多人也许不知道，
他成为教授后招募助手的第一项条件就是： “用具体的论据反驳我所说的每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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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蠢者以肯定的语气说出的往往仍是蠢话； 不负责任者以负责任的语气说出的往往仍是不负责任的话。
在语气与真值的关系中， 说话者的水平仿佛三段论中的小前提， 小前提若靠不住， 语气再强悍也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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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海有云： 大师是指有巨大成就而为人所宗仰的学者或艺术家。 在这里略微搞笑一下： 对学者而言，
大师其实还有一个年龄样貌的条件。 虽然很多大师做出主要贡献的年龄不超过二十几岁， 但若那时就死了，
如伽罗华、 阿贝尔， 就只会被称为天才， 而非大师； 只有能活长， 或有头发少胡子多的样貌， 才可称大师。:-)
活得不够长， 然而胡子够争气的大师有黎曼和麦克斯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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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张爱玲研究者注意到， 张爱玲曾在多篇作品中用过一个共同的文字意象， 即死者在亲近者去世时相当于再死一次。
比如：
祖父母却不会丢下她， 因为他们过世了。 不反对， 也不生气， 就静静躺在她的血液中， 在她死的时候再死一次。 (《易经》)
她爱他们。 他们不干涉她， 只静静的躺在她血液里， 在她死的时候再死一次。 (《小团圆》)
我没赶上看见他们， 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 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 看似无用， 无效，
却是我最需要的。 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 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 (《对照记》)
有意思的是， 前段时间翻看新买的《An Einstein Encyclopedia》 (爱因斯坦百科全书)， 见到一个类似的表述，
是爱因斯坦的遗嘱执行人内森 (Otto Nathan) 在纪念爱因斯坦晚年秘书杜卡斯 (Helen Dukas) 时所说的：
“三天前， 当杜卡斯最后一次闭上她的眼睛时， 爱因斯坦又死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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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 年底至 1924 年初， 玻尔到美国讲演， 美国媒体天天追踪报道， 《纽约时报》还数度推出长文。
据当时的报道， 玻尔理论甚至在平时从不谈科学的人群中也成了流行话题。
考虑到玻尔在物理圈外并无爱因斯坦式的知名度， 也不像霍金那样有吸引公众的特殊原因，
当时公众追捧的应该只是科学， 热度则似乎远胜于今天。
有时候想， 过去 100 年间公众与科学的关系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应该不是简单的今不如昔。
是信息的纷繁耗散了注意力？ 是巧言的科普已道尽甚至透支了大众层面的科学妙趣，
只余下程式化的大同小异？ 还是别的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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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魔鬼辩白一句： 我们必须记住自己听到的只是一面之词， 因为书全都是上帝写的。」——Samuel But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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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诸位分享一首我最喜欢的歌曲之一： Céline Dion 演唱的 The Power Of Love。 最早是在某次开车时听到的，
我有十几张刻录了 MP3 歌曲的 DVD， 是多年前从朋友处 copy 来的， 开车时随机地放上一张听。
那天听到了这首歌， 有一种震撼式的喜欢， 一连听了许多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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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s Torvalds 在一次访谈中举了有关 singly linked list 的两段程序为例，
说明编程的品味有高低之分——上边的程序品味低， 下边的程序品味高。 为什么呢？ 他强调了一点：
上边的程序用了 if statement 处理特殊条件， 而下边的程序中特殊条件消失了， 变成普遍情形的一部分，
因而更优越。 这品味很像物理学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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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知识真是财富， 普及知识就该与富豪送钱相似， 实际却差得很远。 因为多数知识对个人而言并非财富，
而只是求知者的小众乐趣， 注定只能吸引一小部分人， 某些已接受了宗教和迷信的人甚至还会以敌意视之。
相比之下， 富豪送钱时哪怕手头已有大把冥币的人也会趋之若鹜——甚至扔了冥币也会在所不惜。
或者这么说， 知识是社会意义上的财富， 但其中大部分不是个人意义上的财富。
不过发这条微博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为了其中另一个比喻 (当然也只在特定意义上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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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一次有博友建议我别在 “坏媒体” 上发文章， 在这里简复一下： 我发文章是意在有更多读者，
而非展示正义品味， 别说是博友不喜欢的媒体， 哪怕是我自己不喜欢的媒体——比如《人民日报》——若想发我文章，
只要读者多， 我也是乐观其成的。 读者千万不要出于以为我有正义感之类的原因而读我的文字，
那将是谬托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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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好比持着一批金币——对多数人来说约为 30,000 枚， 每天至少花掉一枚， 可以铺张， 但无法俭用，
花完就结束。 人生的技巧就是尽可能别多花， 尽可能花得值一些。
“尽可能别多花” 是健康问题， “尽可能花得值一些” 是快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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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一个有远见的人， 我没有五年计划。 我是一个工程师。 我毫不介意大家边走边盯着云彩，
对着星星说自己要去那里。 但我留意的是大地， 我想在自己掉进去之前把身前的坑洞补好。
这是我的类型。」——Linus Torva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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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午饭时忽然想起诺贝尔季节快到了， 不知引力波探测能否摘取今年的物理奖。 上网一查， 真巧，
若干媒体这两天正在议论此事 (焦点在于该挑哪三个人)。 又不怀好意地想： 这获奖若是拖到后年，
跟拙作 时空的乐章——引力波百年漫谈 的出版同年，
拙作没准会火一把…… 白日梦做到此处， 午饭恰好吃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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