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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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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雨果奖在中国出名了， 想起我买过一本阿西莫夫点评的 1955-1970 年雨果奖获奖作品集。
阿西莫夫为该作品集撰写的总序和作者简介都妙趣横生。 其中介绍 1959 年得主 Clifford Simak 时提到自己跟 Simak
通信 20 多年后才在纽约首次相见， “一对老朋友终于用稍稍不同的方式——用声波而不是纸上的记号——交流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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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南·道尔最初给福尔摩斯和华生所取的名字分别是 Sherrinford Hope 和 Ormand Sacker。 我听到这两个名字的第一反应是：
不好听！ 远不如福尔摩斯和华生。 其实若有一个平行宇宙， 那里柯南·道尔用了 Hope 和 Sacker，
那里的人听到福尔摩斯和华生这两个名字多半也会觉得不好听， 远不如他们习惯了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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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一段 1975 年阿西莫夫接受采访的录像， 在其中阿西莫夫说了这么一句话： 在科幻小说中， 你可以偏离科学上已知的可能性，
前提是知道自己偏离了那种可能性并作出说明。 假如你作出说明， 读者会跟随你进入幻想的世界，
但假如你在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情形下进入幻想， 那是对聪明读者的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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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张爱玲的晚年， 坊间普遍有 “生活拮据” 一说。 其实， 她晚年的一切从简或可归因于频繁搬家或断绝社交养成的生活习惯，
而绝非经济上的 “拮据” 所致。 据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的记述， 张爱玲去世时在美国银行中有 28,000
多美元的存款， 在香港托好友管理的帐号更是有 32 万多美元， 经济能力绝不拮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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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数学家 Vladimir Arnold 在《关于讲授数学》一文中问道： “为什么我们总要用抽象的定义来折磨学生呢？”，
但他老人家自己书里的 “The smooth path x: Δ→M is called a motion of the Hamiltonian system (M, Ω2, H, N)
if ω2(., v(t)) = dF(x(t)) for all t∈Δ” 之类的定义怕也经不住此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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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禁枪格言： 禁枪是为了降低坏人以外的人的杀人效率。
看来这句格言足够模糊， 使一半人以为我反对禁枪。 其实我是支持禁枪的。 在几乎所有枪击案中， 无论枪手是不是坏人，
被打死的都不是坏人， 因此降低坏人以外的人的杀人效率也是有意义的。 至于那是否会增加坏人杀人的便利，
我的观点可参阅旧作 又见枪击案！。
关于禁枪还有几个想法也一并写一下。 美国法律对公共场所带枪的管制要比对拥枪的管制严格，
反对禁枪的主要理由几乎都可以用来反对前者， 却很少有人提出，
对前者的默认在我看来是反对禁枪者的不自洽或不自信。
反对禁枪者所支持的自己拿枪保护自己的模式， 类似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与现代社会的专业分工背道而驰。
从诸多枪击案中无人拿自己的枪保护过自己来看， 这种模式的效率也不比小农经济高，
而每年大量的枉死者所显示副作用却极为严重。
社会话题的争议和决策大都是利弊的权衡， 关于禁枪的争论也不可能一边倒，
举出个别方面或个别例子显示拥枪的好处是不成问题的， 关键是这种好处跟每年成百上千的枪击案死者的生命相比孰轻孰重
(统计数字是三万多， 但其中只有一部分是 “降低坏人以外的人的杀人效率” 所能挽救的， 故不用 “三万多” 来说事)。
拥枪者试图威慑的是罪犯， 实际威慑到的却恐怕是警察，
枪支泛滥造成的另一个最可见的影响是美国警察大概是全世界最惊弓之鸟、 最轻意开枪的警察， 哪怕面对妇孺小孩，
也有悍然开枪的可能——让我联想起昔日中越战争中因越南的妇孺小孩都会使用武器，
而遭致中国军队近乎格杀勿论的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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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了， 来点搞怪科普： 从分子运动论的角度看， 你被烫伤是因为高温东西里的分子过于激烈地碰撞你皮肤上的分子，
撞坏了你那点细皮嫩肉； 冻伤呢？ 恰恰相反， 周围的分子都比你的 “淡定”， 是你皮肤上的分子使劲骚扰对方，
硬要传递正能量， 结果使自己因能量损失太快， 像中了 “化功大法” 一样受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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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店翻书时， 会一边翻一边问自己： 想不想读这本书？ 若答案是肯定的， 就很可能会买回家。 今后有必要改变习惯，
除非是备作参考的书， 否则不该问想不想读这本书， 而要问： 跟家里已有的书相比， 啥时候会轮到读这本书？
这么一问， 很多书就可以不买了——今天便以此法将两本书拒在了家门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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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一位国内朋友聊天， 说起很多北美华人的生活是 “好山好水好寂寞”， 对方提醒说我有那么多微博粉丝，
并不寂寞。 我说是的， 并且我也喜欢浏览器一关就重回寂寞世界的感觉， 仿佛闹中取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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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费劲， 再胖点就非一人能够合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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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奶奶的获奖是一个有趣的事件： 所涉及的工作是完全够格的， 因此诺奖委员会不失分，
但对于如此期盼自然科学奖的中国来说， 却似乎有一种虽得到了 “第一次”， 却因种种纠葛无法 high 起来的尴尬。
日前跟友人聊起此事， 友人说： 下次颁给在中国做转基因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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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 古龙、 倪匡小说之区别： 金庸读过一遍情节就基本不忘； 古龙和倪匡读时兴致勃勃， 过后却极易遗忘。
金庸可时常重读， 仿佛好歌可时常重听； 古龙可偶尔重读， 因悬念一经遗忘就重新成为悬念；
倪匡则无法重读， 因细节虽忘， 却偏偏记得他的悬念是只顾发散不管收敛的， 最后往往靠外星人来擦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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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中年之有别于以往的一个明显差别， 是几乎第一次对那曾经永远是 “来日方长” 的未来究竟有多长有了直观了解：
未来至多就只跟自己已经度过的那点日子一样长。 由此也开始对一些以往可以安心放入那个容量无限的 “来日方长”
八宝箱里的未读的书、 未做的事产生了紧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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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看了一本关于墨菲定律 (Murphy's Law) 的书， 内容很风趣， 开篇是这么写的：
“定律中的定律——墨菲定律——凌驾于一切定律之上， 就像筵席上的不速之客。” 该书对墨菲定律的大量趣味例子作了介绍和分析，
核心思想可归纳为两条： 1. 墨菲定律是一分事实加三分心理； 2. 墨菲定律的要害不是感觉 (sense)
而是注意力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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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 当我坐在椅子上， 感觉到之前坐过这椅子的人留下的余热时， 我总有点别扭。
这种感觉如今已不复存在了， 因为物理学告诉我， 热是某种完全非个人的东西。」——格罗斯曼 (Marcel Grossmann)
BTW， 这句话是爱因斯坦转述的——相当于 “大 V”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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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一个骗子的谎言味同嚼蜡， 看两个骗子的 PK 却不无趣味。 读国共两党的近代史也是这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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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家伙， 陈省身在 1989 年的一次讲演中对威腾 (Edward Witten) 的评价如此之高：
“我想威腾是现代最了不起的理论物理学家和数学家…… 现在世界上最有名的几何学家、
拓扑学家都在拼命念威腾的文章， 拿他的一句话两句话想法子证明它…… 我自己个人现在就花大部分时间，
想法子死啃威腾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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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一张最近火了的纽约相片。 网上有几句评论也写得不错 (略有删改)： “一半自然， 一半尘世； 一半风景， 一半繁华。
就像人的左右半脑， 一半文艺感性， 一半逻辑理性。” “既云集了金融精英和商业巨子， 又挤满了从天才到平庸的艺术家；
既有冰冷的水泥丛林， 又转过几个街角便随处可见人情味满满的家庭小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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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曼的第一任妻子阿琳是美女， 有件事为费曼赢得其芳心立了功劳： 阿琳学哲学学得很辛苦， 理解不了笛卡尔从
“我思故我在” 出发证明上帝存在的诡异推理。 费曼替她批驳了一通哲学， 最后还做了一个莫比乌斯带，
让她带到课堂上， 把她哲学老师爱说的 “每个问题都有两面， 就像每张纸都有两面” 都给推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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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闲事】 前周末趁小孩参加活动的间隙跟几位家长打乒乓， 一位搭我便车的女士忘了个杯子在我车上。
本周该女士跟我家那位都 “怠工”， 遂约定由她先生跟我交接杯子。 岂料我却忘了带杯子， 正尴尬，
我家那位转来该女士的电话， 说她先生忘了带手机， 交接取消 (因彼此不认识， 靠手机约地点)。
看来 “忘” 是这岁数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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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天文学家爱丁顿很喜欢骑车， 为了炫耀骑车功力， 他提出了所谓爱丁顿数 (Eddington number) 的概念：
爱丁顿数 E 定义为至少有 E 天骑车超过 E 英里。 据说爱丁顿自己的 E=87。 这个数当然也可以套用至跑步、
走路等， 或将长度单位换成公里。 诸位不妨估计一下， 迄今为止自己的爱丁顿数是多少？
博友们够得上 “博” 字， 很多人提到了 h-index， 那应该比爱丁顿数晚得多。 顺便提一下， “爱丁顿数” 这个术语还有另一个含义，
那就是宇宙中质子的总数， 这是纪念爱丁顿的——但其实爱丁顿对这个数字及精细结构常数的推算是他所有研究中最不靠谱的。
咱们还是多缅怀一下他的骑车功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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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称败退为转进， 国军输了， 于是 “转进” 变成笑话； 共军称逃窜为长征， 共军赢了， 于是 “长征” 成为坚韧的代名词。
假如国共的输赢倒过来， 则恐怕变成笑话的是 “长征” ， “转进” 则会成为韬略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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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科普或教材有一种老师对学生、 甚至老爷爷对小孙子的讲授风格， 费曼给人的感觉却不是单纯的讲授，
而带有一种朋友般的分享感， 既分享知识， 也分享体验与情感， 从而即便你已熟悉那些知识， 也依然会深受吸引。
正因为如此， 费曼讲授的哪怕是普通物理， 也依然有教授来听。 这是一种令人高山仰止的境界。
当然， 这种分享是以水平为后盾的， 水平不到而一味分享体验与情感， 则形同注水， 反而更让人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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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物理学家韦斯科夫 (Victor Weisskopf) 在回忆录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情： 二战期间他很担心德国先于盟国造出原子弹，
其中最忌惮的是海森堡。 在得知后者将于 1942 年春访问瑞士时， 他向奥本海默提议绑架海森堡， 并表示愿亲自参与实施。
此提议因未获军方批准而作罢。 韦斯科夫事后惊讶于自己居然作出如此鲁莽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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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大学的时 (20 多年前) 曾有个如今看来微不足道的梦想： 看到好文章能随时免费复印该多好？
后来数码相机乃至手机拍照普及了， 这个梦想成了实质上实现了的为数不多的早年梦想之一， 却似乎又不算什么事儿了，
因为不仅手头资料已多的是， 电子书和网络版更是早已让人目不暇接， 再没有昔日那种资料难得的饥渴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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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美国研究者最近发表论文提出， 地球作为一个适合生命栖息的行星，
在我们这个宇宙所能产生的所有此类行星中是较早出现的——位于最早的 8% 之列。 更多的此类行星将出现在未来。
这一研究以具体数值而论注定是极度粗糙的， 但将此类研究的关注点由惯常的空间分布转向时间分布，
视角非常独特， 值得一赞。
由于宇宙的加速膨胀， 我们这种出现得较早的智慧生物是幸运的，
在遥远未来才出现的智慧生物——如果有的话——将看不到璀璨的星空，
微波背景辐射也将微弱得难以探测， 他们将在黑暗中老去， 并且有可能对宇宙的起源永远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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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时候， 开个玩笑引来一本正经的质疑， 因为有些人缺乏幽默感； 也有的时候， 开个玩笑引来一本正经的质疑，
因为有些人认为有些东西太神圣， 不能开玩笑， 那些人缺乏的不仅仅是幽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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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某女权组织的成员带着骂费曼是猪的标语到美国物理教师联合会给《费曼物理学讲义》颁奖的现场，
抗议费曼在讲义中写了一位跟警察争辩速度定义的女司机， 有损女性形象。 费曼问她们， 讲义中的警察也不怎样，
为何不抗议？ 对方表示警察本来就是猪。 “对不起，” 费曼说： “我忘了提了， 讲义中的警察也是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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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那位用平板电脑自拍了几张相片， 洋洋得意地向我展示大眼睛。 不得不承认， 也许是近距离拍摄的特有效果，
眼睛显得超大， 不过色调则大概是受当时光照的影响， 不仅苍白， 且还泛着点蓝色。 我于是夸奖道： 拍得真不错，
万圣节快到了， 可以挂起来当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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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话年少时不当回事， 现在觉得是经验之谈。 昨天傍晚想到个念头， 觉得是写微博的好材料，
但当时不在电脑旁， 便搁下了。 等吃完饭回到家， 只记得想到过一个能写微博的念头， 具体却记不起来了。
这种事已发生过多次， 没微博时对这种小念头并不在意， 如今才意识到丢失率还真不低。
可笑的是， 因为有过忘记的先例， 当时还自问： 会不会忘记？ 然后在心里回答道： 这么简单清晰的几句话怎么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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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制原子弹期间， 美国物理学家、 后来的氢弹之父泰勒 (Edward Teller)
有一次在军方主持的会议上被问及实验设备中的 U235 是否有可能自发聚集到一起， 发生意外的核爆炸。
“当然，” 泰勒回答道， “这是一种可能性， 但这种可能性跟这个会议室里的空气分子自发聚集到桌子下面，
把我们全都憋死差不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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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把军人偶像化的社会都是被集体癫狂所玷污， 最终容易走向灾难的。”——戴森 (Freeman Dy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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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是个少有的多梦之夜 (指记得住内容的梦)。 一个梦醒来后发觉太早就再睡， 于是又做梦， 醒来仍太早， 还接着睡，
结果居然还做梦。 最终醒来时记得后两个梦的内容， 其中一个的场景是 30 年前住过的旧屋， 但楼层不同了；
另一个的场景是图书馆， 内部结构不同于实际去过任何一个， 转了一圈嫌书太少有点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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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因公干赴曼哈顿， 用手机略一搜索， 发现近旁有家旧书店， 下班后顺道看了看， 居然发现一本伽利略著作《浮体论》，
由伽利略研究专家 Stillman Drake 翻译。 Drake 并且效仿伽利略后期著作的风格，
将译文以可区分的颜色嵌入了他据史料编撰而成的对话之中， 新颖有趣。 此书只卖一块钱， 简直是白拿！
Drake 在序言中提到， 伽利略特意用更贴近大众的意大利文而非学究化的拉丁文出版《浮体论》，
结果初版一个月内就被抢购一空。 考虑到此书在当时乃是 “学术前沿领域” 的 “专著”， 这种大众抢购的盛况是很有意思的——当然，
那时哪怕能读意大利文的大众也不像今天那样 “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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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伯格 (Steven Weinberg) 在跟道金斯 (Richard Dawkins) 的访谈中提到， 犹太教和基督教有一个很大的差异，
那就是犹太教对仪式的注重远远超过对信仰的拘泥， 因此很多人可以是正统的犹太教徒却不信上帝， 且不会因此受到排斥。
基督教却非常强调信仰， 不容偏离， 在这点上类似于伊斯兰教。
温伯格在访谈中还提到， 他在某次演讲时曾被问及 “上帝不存在” 这一观点是否可以被证伪？
他回答说当然可以——比如他若当场遭雷劈。 虽明知是玩笑， 且是过去时， 我还是替他捏了把汗，
怕哪位激进教徒以上帝的名义代行惩罚。 其实， 若雷劈能表示上帝的惩罚， 则教堂遭雷劈的历史就够让教徒们喝一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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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曼对自己的评价是这样的： “我……是一个片面的人， 没有渊博的知识， 我将自己有限的才智用在了一个特殊方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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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G. 威尔斯曾在 1895 年的小说中把时间作为第四维， 描写过类似红巨星的太阳未来； 曾在 1914
年的小说中描写过类似原子弹的炸弹； 并且——这是从一本统计学科普中看到的——还表示过：
“统计思考有一天将和读写能力一样成为有效率的公民之必需。” (查了一下， 出自 1903 年， 但并非原话)。
真令人叹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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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一胎政策” 的多年洗礼， 很多人早已习惯了众星拱月乃至亲朋攀比着雕琢一个小孩的模式，
也因此体会并习惯了养一个小孩有多昂贵， 估计 “两孩政策” 起码在城市里未必能刺激出多少 “两孩” 来。 我斗胆猜测：
若国家真需要 “两孩”， 可能会逐渐走上另一种强制之路， 比如生满 “两孩” 之前不得上环、 不得堕胎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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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很多有小孩的人家喜欢在车背后贴一个 “Baby on Board” 的牌子。 我一向很不以为然 (虽然在家里那位的要求下也贴了)，
因为避免撞车本就是每位开车者最基本的小心， 绝不会因为不知道你车上有没有小孩就特别粗心的，
因此这种牌子根本是多此一举。 最近读费曼的书， 发现他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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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那位读了一篇文章， 大为赞赏。 那文章主张小孩教育是长期任务， 关键要培养兴趣。 我说你原先不这么看吗？
她想了想说原先也是这么看的。 我说这表明根本不用读那文章。 很多流行文章——尤其鸡汤类文章——都是这种路子，
阐述一些大家本就知道的结论， 让很多人觉得 “于我心有戚戚焉”， 其实没有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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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打字时代的很多错别字都很独特， 比如我信件末尾的 “祝好” 二字有时会误打成 “煮好”， 若不小心发出去就闹笑话了。
今天险些闹出更大的笑话： 把 “我以前也买过” 误打成 “我以前也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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