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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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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基米德的著作” 是我在传统媒体上发表的第 199 篇作品，
昔日发表过第 99 篇作品后， 我在《科学画报》上写了一篇 “作品一〇〇”，
以效仿阿西莫夫。 不过当时我的 “作品一〇〇” 与自己第一篇作品的时间间隔恰好跟阿西莫夫的 “作品一〇〇”
与他第一篇作品的时间间隔相同 (都是 19 年)， 但现在离我的 “作品一〇〇” 只隔六年， 少于阿西莫夫的 “作品二〇〇”
与 “作品一〇〇” 的间隔 (10 年)， 不复为巧合。 既无巧合， 便不写 “作品二〇〇” 了。 另一方面，
现在离我 “作品一〇〇” 的间隔虽少于阿西莫夫的相应间隔， 下次却不仅会大于，
甚至有可能会是无穷大——即永远不会有 “作品三〇〇”， 因为随着网络媒体的崛起， 加上渐渐疲于定期性的约稿，
我的文章会逐渐转往时间上更灵活的网络媒体， 在传统媒体上的文章数目将不会有过去几年的增速。
曾经觉得， 惟有铅字近乎永恒， 渐渐地， 却也要改变观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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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在杂文里说， 科学和艺术不是福利事业， 其正途不是关怀弱势群体， 而是冒犯强势群体。 说得很有道理，
且可有一定的推广度。 比如时评， 虽不像科学和艺术那样的不是福利事业，
却实在已有太多打着关怀弱势群体的旗号卖弄情怀， 甚至对拒绝卖弄者进行道德讹诈的人——每有可供卖弄的事情发生时，
他们便会讹诈式地质问别人： 你为什么不就此事表态？
惟有冒犯强势——须得是真正强势而非为着增加冒犯的分量而特意捧为强势的——群体， 才起码少些投机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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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在弱化宗教信念方面的作用是它对文明的最大贡献之一。」——史蒂文·温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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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赖以存在的最根本的特点是怀疑精神和纠错机制。 科学知识的可信度源自逻辑和证据，
同时也可以被逻辑和证据所推翻。 科学知识无论比宗教教义高明多少倍， 都不是新的教义。
科学家的日常工作既包含推进和推广科学知识， 也包含推翻科学知识， 科学界既褒奖推进和推广的贡献，
也褒奖推翻的贡献。 常常有人说， 科学是一种新的宗教， 这种说法在一个很根本的层面上曲解了科学，
持这种说法的人无论在具体的科学知识上多么渊博， 在一个很根本的层面上， 乃是科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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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沈西城《金庸往事》毕。 跟那些中规中矩、 语言乏味的制式传记相比， 此书无论文笔还是内容都有趣多了，
且因作者与金庸本人及诸多友人相熟， 八卦大大的有。 此书的不足是结构不甚流畅， 重复累赘，
时序倒置等屡有出现， 倒像是杂文汇集 (但其实不是， 故属不足)。 另一个特点则优缺参半：
此书不为尊者讳， 也不以自己所闻为尊， 不吝引述异见； 但引述时只作简单堆砌， 不作丝毫辨析，
稍显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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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匡曾说， 金庸是一流的朋友， 却是最吝啬的老板。 且看沈西城的八卦： 林燕妮让金庸加稿费，
金庸笑眯眯地说： “你那么爱花钱， 加了又花掉， 不加。” 亦舒让金庸加稿费， 金庸笑眯眯地说：
“你都不花钱的， 加了稿费有什么用？” 倪匡也呼吁加稿费， 金庸仍是笑眯眯地： “倪匡兄，
不要吵了， 我给你写信。” 倪匡登时晕倒——因为倪匡口才了得， 金庸不是对手， 但笔头却远逊于金庸，
一听金庸要写信， 就知道完蛋了。:-)
金庸手下 “大将” 王世瑜 (韦小宝的原型之一) 曾经说过： “我们佩服查先生， 他一句号令，
我们前仆后继， 毫无怨言， 《明报》工资、 稿费都不如其他报纸， 可我们从不计较，
工作于查先生麾下， 与有荣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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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陆读金庸时， 金庸早已封笔不写武侠， 对金庸武侠的数量是 “有限” 而非 “无限” 一事，
虽也不免长吁短叹， 终究不像昔日香港那些 “实时” 的金迷那样有 “切肤之痛”。 对后者，
沈西城是这样回忆的： 「1972 年， 《鹿鼎记》在《明报》连载毕， 书迷都失落哀伤 (内里包括了我)，
如丧考妣。 当我看到 “全书完” 的三个黑体大字， 沮丧、 绝望， 一涌而上。」
读一部好的小说， 看一部好的连续剧， 渐渐会把书里剧里的某些人当成好友， “全书完” 或 “全剧终”
时则仿佛好友离去， 不免怅然若失。 前一阵看《琅琊榜》就有这种感觉，
那些追随金庸小说连载几年的读者的感受也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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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很多人觉得， 我对宗教只有 “差评”， 但其实我的批评一般是集中在现代宗教 (尤其是一神教)
的愚民化的传教逻辑， 始终如一的排他性以及对社会的巨大干预力上。 宗教引致的艺术、 建筑、
音乐等等我一向不觉得一无是处。 只不过， 跟一味推崇的人不同， 在我看来， 哪怕在那些领域里，
在承认其特色成就的同时， 宗教的排他性使我们有必要把被其扼杀的其他可能流派也——作为一笔负贡献——记在它的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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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刷屏中， 被数学新闻刷屏是最有正能量的之一， 今天又遇到一次： 42 被写成了三个整数的立方和：
42 = (-80538738812075974)3
+ 804357581458175153
+ 126021232973356313
这是 100 以内最后一个在这方面被搞定的数字。 42 这个数字很早就 “暴得大名”， 因为在畅销小说《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里被设定为是经过极困难的计算才得到的 “关于生命、 宇宙及一切的终极答案”。
极困难的计算这一特点跟此次的新闻不无共性， 宣布这一立方和的网页也因此选了 “生命、 宇宙及一切”
这个分类上一塌糊涂的组合为标题。 我没读过那部小说， 看到新闻后快速查了查， 作者选 42
这个数字似乎并无数学上的高深考虑， 因此是一个有趣的巧合。 当然， 其实每个数字都能找出一些有趣的性质或巧合，
只不过这次的巧合确实比较高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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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号称是事实或真理的东西， 假如一经质疑， 就会让质疑者受到删除文字、 关闭帐号、 围攻辱骂、
停职反省等等的处置， 则哪怕不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也往往掺着谎言的成分——只有谎言才需要那样的杀气腾腾。
大家自幼学来的 “事实” 或 “真理”， 随着阅历的增长， 不妨从这个角度重新梳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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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 Trek: Voyager》第 2 季第 18 集 “Death Wish” (死亡之愿) 是一个情节有些儿戏
(Q 居然让相对于他们无限低级的人类来仲裁他们的事务)， 但从哲学角度讲很有趣味的故事。 想要自杀的
Q 为了向人类证明自己死亡之愿的正当性， 将大家带到一个象征性的生活场景里： 永生的 Q
住在荒漠中的一座孤伶伶的屋子里， 外面是一条已走过多次的永无访客的道路，
屋子里的 Q 也互不说话——因为能说的话全都已经说过…… 这种永恒的乏味确实比死更可怕。
这个故事也间接呼应了《Star Trek: The Next Generation》里 Q 的那些恶作剧行为——因为生活实在太乏味了。
我在一条旧微博里也谈过永生的可怕性——是从一个更宏观的视角谈的，
因此与这个情节本身有些乏味的故事心有戚戚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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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人转给我一则新闻， 让我评论。 该新闻称福州有人证伪了黎曼猜想， 理由是发现黎曼的原始论文有错误，
并称数值计算找到万亿个非平凡零点是因计算只是近似的。 回曰： 不值一评。
此人连现代零点计算是怎么回事都不懂，
也不懂证伪黎曼猜想需要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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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教师不会让学生被自己的个人影响所左右。 他激励自我反思。
他引导他们将目光从他自己转向鼓舞自己的精神。 他不会有信徒。」——谨以美国教育家阿莫士·奥尔柯特
(Amos Alcott) 的这些话作为教师节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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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本通过笑话讲述哲学的书里读到一条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 大意是： 资本主义是你剥削人人，
社会主义是人人剥削你。——虽是戏言， 但如果考虑到 “法不责众” 这一特点，
对两种主义的某些表象倒是不无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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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像我小时候看《动物世界》那样迷上了《BBC Earth》系列的节目， 要我陪他看，
我也乐得重温一下昔日的感觉。 昨天看了《Nature's Great Events》中的一集， 讲述海豚、 塘鹅
(cap gannet)、 鲨鱼、 布氏鲸 (Bryde's whale) 捕杀沙丁鱼群。 场景壮观之极，
犹如一场大规模多兵种海空联合作战。 其中讲到其他几种动物跟随海豚这一 “沙丁鱼捕杀专家”
寻找沙丁鱼群时，解说词云 (大意)： 最高的技巧是利用别人的技巧。 动物如是， 人类又何尝例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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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周前， 到 Google 的纽约总部参观了一下。 对 Google 的公司文化久有耳闻， 但亲见终胜于耳闻。
简单地说， Google 内部几乎是一个迷你型的 “共产主义”， 一切 “按需分配”：
一般公司只提供免费的咖啡和茶， 这里的餐饮选择却堪比游轮， 且全都免费； 乒乓、 电玩、 LEGO、
健身房等等亦随时可玩； 工作则像在游轮上读书那样， 地点任选， 既可在室内， 也可到
“甲板”——某些楼层的露台花园， 与蓝天白云和曼哈顿的楼群为伴； 甚至还可住在公司
(不过睡觉的小间比较局促， 有点像日本的 “胶囊旅馆”)…… 仔细想想， 这种公司文化真是一种智慧的选择：
提供这些也许相当于在每个员工身上每年多花一万美元， 但同是一万美元， 若成为工资，
不过是在高薪公司俱乐部里挪个位置， 以这种方式来花， 却树立了与众不同的形象。 另外，
从某种意义上讲， 这种公司文化似乎也为 “共产主义” 的实现条件提供了注解： Google 走的明显是精英路线，
经过严格周密的程序进入 Google 的大都是真正的人才而非靠小聪明和应试技巧混日子的人，
只有真正的人才达到极大的比例， 才能在如此 “无为而治” 的环境里不耽于享乐，
甚至更激发出上进心和创造欲。 而国家——尤其是大国——哪怕移民政策再严，
单凭自己的人口基数就不太可能走真正的精英路线， 稍诱人的福利就足以滋生和吸引寄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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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有一句名言——我主页上的 “科学园地”
栏目一直以之为题记——很好地道出了科学的价值： “我们的一切科学， 以实在来衡量， 都是原始而稚气的，
但它仍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可贵的东西。” 我觉得， 这句话的趣味之处还在于， 若把句子结构倒一下，
则又恰好道出了科学的真谛： “我们的一切科学， 虽已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可贵的东西， 以实在来衡量，
却仍是原始而稚气的。”——正是视自己为 “原始而稚气” 的清醒， 使科学不断进取，
迥异于那些没什么干货却自居为真理， 不思进取甚至打压进取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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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傲江湖》里的 “三尸脑神丹” 虽然渲染得惊心动魄， 其实并不比能致死的普通毒药更厉害。 说到底，
有心反叛的人吃了哪一种都是难免一死——明白了这个道理， 则差别仅仅就是吃 “三尸脑神丹”
的人必须在毒发前自尽， 吃普通毒药的人可以待毒发了再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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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情节跌宕的电视连续剧时， 自己的平淡生活被剧中人物——尤其主人公——的多彩生活一反衬，
有时不免生出羡艳之心。 但转念一想， 像剧中人物——尤其主人公——那种步步惊心的日子， 虽是刺激，
若没有连掷十次硬币都能掷出正面的运气， 却恐怕撑不了几天， 就不知伊于胡底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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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要有创造性， 你就必须习惯于将你的大部分时间花在非创造性上，
静心于科学知识的海洋里。」——史蒂文·温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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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漆工： 我可以把黑的粉刷成白的。
律 师： 我可以把黑的论证成白的。
特朗普： 我可以把黑的定义成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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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介绍 42 被写成三个整数的立方和时， 有读者留言说随便找三个整数，
也可以算出一个立方和， 言下之意， 这种计算不稀奇。 这当然是搞错了此类消息的看点，
立方和本身确实不稀奇， 稀奇的是立方和特别小——比三个数的绝对值都小得多——的情形。
最近承一位友人提醒， 发现这方面又有了一个有趣的新结果： 3 这个数字有两组毫不稀奇的已知的立方和：
3 = 13 + 13 + 13
3 = 43 + 43 + (-5)3
然而昨天， 通过在一个由 50 万台以上 PC 机组成的网格上相当于单一 PC 机 400 万小时以上的计算，
人们找到了第三组立方和：
3 = 5699368212219623807203
+ (-569936821113563493509)3
+ (-472715493453327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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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篇《纽约客》文章里读到一则令人哭笑不得的故事： 1965 年， 一位法国律师跟一位老太太签了一份协议，
由这位律师每月供给老太太 2,500 法郎， 以换取老太太去世后的房子继承权。 签协议那年律师 47 岁，
老太太 90 岁， 法国人的平均寿命 74.5 岁， 数据对律师有利得不能再有利了。 然而不幸的是，
这位老太太名叫 Jeanne Calment， 后来成了迄今活得最长的人。 协议签署 30 年后， 77 岁的律师去世了，
120 岁的老太太仍活着。 此时律师付给老太太的钱已经两倍于老太太房子的市场价。
老太太一直活到了 122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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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看完《琅琊榜》后， 意犹未尽，
曾在网上搜看过北京卫视 “大戏看北京” 栏目里的《琅琊榜》 剧组访谈。
其中刘涛 (饰霓凰郡主) 讲到跟胡歌 (饰梅长苏) 演两人相认那段戏时， 胡歌哭得不行了，
鼻涕流到了嘴巴处， 刘涛不愿因补妆而破坏情绪如此投入的时刻， 就悄悄用手替胡歌擦去了鼻涕。
那个花絮使我第一次对演员产生了敬意 (倒不是轻看演员， 而是我欣赏任何领域杰出的东西时，
一般的情绪都只是感谢， 敬意的门槛则一向比较高)。 看电影电视时， 有些情节由于自己看着也感动，
甚至也能落泪， 往往便不觉得演员落泪有什么难。 但细想想， 观众其实比演员更容易有身临其境感，
因为影视技术里的一切逼真配置都是面向观众的， 对观众来说， 情节在眼前展开， 有真实生活般的未知，
且没什么可分心的； 演员则不同， 一切影视技术在他们面前都是脚手架， 而且演员一来预知情节，
二来反复背诵甚至排练过台词， 三来还有灯光、 摄像机、 剧组人员等等围在一旁， 全都是破坏身临其境感的。
相比之下， 很多其他片子里的演员在脸上并无显著悲戚表情的情况下， 眼泪却如超流体般地淌下来，
也是我对演员没什么敬意的重要原因——就好比不会因悬线吊出来的腾云驾雾而敬佩他们的轻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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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读者问瑞典物理学家阿尔文 (Hannes Alfvén) 的等离子体宇宙论是不是伪科学， 在这里简答一下。
阿尔文是 “不忘初心”、 一辈子吃定一碗饭的物理学家的知名例子， 他在等离子体相关领域里功绩卓著，
得过诺贝尔奖， 但试图将一切都纳入自己擅长的领域里， 则并不成功。
等离子体宇宙论就是他的一个失败例子， 但仅仅是无数失败了的科学理论中的一个， 不是伪科学。
伪科学的重点在 “伪” 字上， 是明知错误而有意混充成科学。 等离子体宇宙论并非如此。 当然，
如果后人把这个理论重新拿出来， 在不解决既存问题的情况下， 欺骗性地包装并重新宣称为科学理论，
那就是伪科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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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力量的一个很大的源泉在于大众对未知现象的恐惧和对已知现象的无知， 因此研究自然对宗教是一种威胁。
教会对这一点很早就有所认识。 据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记述，
罗马时期的教会曾明确宣称， 研究自然是缺乏信仰的最鲜明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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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博友问及德国物理学家索末菲对纳粹的态度， 这里引两条资料作答。
虽然激励本国民众的国家自豪感一向是各类极权政府所擅长的， 但希特勒上台后不久，
索末菲就在一封给爱因斯坦的信里写道： “我可以明确告诉您， 我们统治者对 ‘国家’
一词的滥用已经使我与曾经如此鲜明的国家认同习惯彻底决裂了。 我现在希望看到作为强权的德国消失……”
战后， 爱因斯坦在给索末菲的一封信里严词拒绝了加入德国科学院的邀请， 但他补充道：
“我对少数几位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坚定反对纳粹的人有不同的感情。 我很高兴地知悉您是他们中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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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每个纽约人的相册里早晚都会出现一些 Hudson Yards 的相片。 那里——以及连接那里的架空步道
High Line——是我闲暇时最爱去的地方之一。 这一来是因乘长岛火车前往非常方便，
而我反正有月票； 二来是如旧微博所言，
受成长环境影响， 我一向爱看建筑工地及旧城改造， 而 Hudson Yards
一带乃是纽约甚至全美最有规模的建筑工地之一； 三来是 Hudson Yards 已开放的一期工程有一个巨大的购物中心，
在那里喝咖啡看书很是惬意。 总体来说， 美国当前的城市建设规模比中国小得多， 速度也慢得多，
不过也并非没有亮点， 比如精雕细琢的程度高得多， 扰民的程度低得多， 但凡占用人行道， 大都辟有替代通道，
往往还以类似骑楼的方式加以遮挡， 夜间照明等一应俱全， 建筑车辆的进出有专人指挥， 通常会礼让行人，
走起来没有不安全感， 建设扬尘也极少。 建筑标准及建成后的环境提升则具有持久性，
不会因人员入住而出现违章占道、 侵蚀绿地等现象， 更不会短期内推倒重建。 可以说速度虽慢，
却基本做到了建一处就提升和巩固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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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系列《Our Planet》的第三集有一部分讲了一种极乐鸟 (bird-of-paradise)，
其雄鸟求偶时的舞蹈简直活脱脱就是少数民族舞蹈， 真太有意思了， 也愈发觉得雨林世界的丰富和珍贵。
《Our Planet》这个系列时常穿插提到人类破坏环境的恶果，
对观看者也许会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保护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鸡同鸭讲的战斗，
呼吁者多不是破坏环境的直接受益者 (后者的例子之一是贩卖林木者)，
往往正是因不牺牲直接利益， 除唾沫星外并不付出什么， 才积极呼吁或抗议。
我支持他们的立场， 却也觉得其姿态不无伪善。 不知潜移默化的一代是否会有所不同。
人类不可能靠倒退和复古来保护自然， 只能在前行途中设法寻找科技手段减少或逆转破坏的趋势，
但愿热带雨林等能撑到那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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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中国的城市建设注重外观， 爱搞外立面粉饰， 哪怕败絮其内也要金玉其外——尤其是在有政治需要时，
那么美国似乎恰好相反， 很多建筑的内部现代化了， 外观却大体维持原貌。 也因此，
曼哈顿的很多老楼里藏龙卧虎。 比如前些天介绍过的 Google
纽约总部就盘踞在一栋已有八十多年历史的老楼里， 内部有着最先进的设施， 外立面却全然如故，
只简简单单挂了个公司名， 甚至连老东家纽约港务局的名字都仍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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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源代码世界里的取名字的想象力真丰富， Envoy、 Gradle、 Hadoop、 Helm、 Kibana、 Kubernetes、
Nagios、 Prometheus、 Puppet、 Samza、 Selenium、 Spark、 Storm…… 若非碰巧知道，
根本看不出是干什么用的。 相比之下， 物理学家在这方面规矩多了， 狭义相对论、 广义相对论、
原子、 亚原子、 强相互作用、 弱相互作用、 传播子、 圈图、 弦论…… 虽然学起来复杂 100 倍，
起码名字很面善。:-)
忽然想起， 以前发过一条类似的微博， 搜了一下， 果然。
但有趣的是， 那时所举的例子跟此次的居然无一重复！
当然， 异数总是有的。 物理术语里最大的异数是 “夸克” (quark)， 提出这一术语的美国物理学家盖尔曼
(Murray Gell-Mann) 本身也是一个异数——他对语言和发音有特殊兴趣， 且好炫示这方面的渊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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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友人前些时候在微信上清理朋友圈， 请 “面目狰狞的爱国者” 退出， 我很欣赏。 “面目狰狞的爱国者”
一词用得极为贴切——长久以来， “爱国者” 这面堂皇旗帜下汇集了大批最具脸谱化的脑残者和投机家，
套用王小波的语汇， 是 “挤在一起像粪坑里的蛆”， 确实当得起 “面目狰狞” 的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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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女儿到哥伦比亚大学参加科学课程， 顺便在校园里逛了逛。 除一两栋新楼外， 几乎从所有角度看，
校园都依然如故， 竟一点都没被岁月所折旧， 甚至花草树木都多在原处——当然， 自我毕业以来，
花儿已凋谢过 19 次， 只不过， 花儿谢了还能重开， 只有人， 行色匆匆地向着唯一而终极的凋谢走去，
正所谓年年岁岁花相似， 岁岁年年人不同。
仔细想来， 哥伦比亚大学是我能在细节上重温的最久远的家， 再往远了回溯， 我本科所在的复旦大学、
我在杭州、 金华、 临海、 嵊县住过的所有地方， 都早已沧海桑田了。
去新建的科学和工程图书馆看了看——原先在物理系的物理和天文图书馆也搬到了那里，
居然不仅没看到什么特别喜欢却并不知道的书， 甚至大都是我已有实体书或电子版的。
看来这些年我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里不算太落伍——起码没有落后于图书出版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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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两本新书。 今年是爱丁顿验证广义相对论光线偏折效应
100 周年， 迄今已先后有两本详述此一事件的书问世。 先是在 Strand 见到了《爱因斯坦全集》的编撰者之一 D. Kennefick
(拙作《时空的乐章》不止一章提到过此人)
的《No Shadow of a Doubt》， 半价， 买了； 不久又见到了 S. J. Gates 和 C. Pelletier 的《Proving Einstein Right》，
也是在 Strand， 也是半价。 Gates 是超引力和超弦研究者， 20 多年前， 我曾在暑期学校 TASI 97 听过他讲授超空间
(Superspace) 的课， 在当年的日记里留下过短评
“pretty good”。 尽管有此 “交谊”， 原本也没打算买两本同一题材的书， 可没多久， Strand
居然将其中一本《Proving Einstein Right》放到了 5 元架上， 看了看也没什么破损， 就终于还是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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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祖国即将迎来七十岁的生日， 祝大家长假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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