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读书与买书

除了自己的无知，我什么都不懂。－苏格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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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读书与买书

- 卢昌海 -

这篇文章原本只想谈买书，但我不是藏书家，只买自己有兴趣读或有可能参考的书，因此免不了跟读书牵扯在一起，故变题为 “我的读书与买书”。

周作人在《书房一角》中曾引前人之语说道： “自己的书斋不可给人家看见，因为这是危险的事，怕被看去了自己的心思。” 谈读书与买书自然也同样可能 “被看去了自己的心思”，故而同样 “是危险的事”。不过爱书之人大都爱谈书，甚至炫耀书——哪怕平素是谦逊低调的人，不是危险吓得住的。

过去这些年，我读得最多买得最多的自然还是科学类的书，其中物理和数学占多数 (这里就不纠结于数学算不算科学之类的话题了)，天文占小部分，其他如生物、化学等则属 “痕量”。从另一个角度区分的话，那么在科学类的书中，科学史占了不小的比例，且随着学生时代的结束，这一比例还在变得越来越大。不仅读书与买书如此，我的写书也与之相若：名曰 “科普”，实有很大比例为科学史。我一向觉得，单纯的科普只是 “授人以鱼”，科学史却能 “授人以渔”，前者传播的是科学知识，后者传播的是科学精神，惟有对科学如何从错误与纠错中取得进步的历史有足够了解，才能有效地辨析披着科学外衣的教条，也才能避免把科学知识当成新的教条。

离题了…… 回到读书与买书上来。

美国华裔文学评论家夏志清曾在《书房天地》一文中写道： “我不贪钱，从不做发财的梦，想不到即届退休的年龄，求知欲竟如此之强，每种学问都想多懂一点，多 ‘得’ 一点。” 我虽远未到退休年龄，这种年龄越大，剩余时间越少，兴趣反倒越宽广的情形倒也深有体会。人生仿佛一个沙漏，上半部的沙子代表剩余时间，下半部的沙子代表想读的书和想做的事。前者越来越少，后者越来越多，实可谓人生之终极悖论。我对世界的兴趣原本集中于自然科学，在学生时代甚至不惜让某些功课不及格也宁愿把时间花在自然科学上，渐渐地，却对世界越来越多的方面产生了兴趣。

比如哲学就是一个我有一定兴趣的领域。如今回想起来，少时课堂上灌输马列主义引发的逆反心理没在我心中把哲学的牌子彻底砸掉应该是拜自然科学所赐。早年我对哲学的兴趣是对自然科学兴趣的延伸，从而关注的是科学哲学。但不无戏剧性的是，科学哲学后来成了哲学中我评价较低的部分，与科学关系较远的人文领域的哲学反倒是我评价较高的。具体地说，如今我对哲学的个人口味或评价是：古代哲学 (史) 因涵盖了古代科学 (史)，我最感兴趣；在近、现代哲学中，我评价较低的是科学哲学，评价较高的是诸如政治哲学、历史哲学、道德哲学、宗教哲学等人文领域的哲学。哲学的思辨式思维在科学领域里虽全面落后于现代科学，在某些连思辨都比较缺乏的人文领域却不无令人耳目一新处。

我对哲学的上述看法，以及我曾写过的一些令哲学迷不快的文章——比如小议科学哲学的功能退化和什么是哲学，使得我常被人扣上鄙视哲学的帽子。其实哲学始终未从我的兴趣领域中消失，甚至对科学哲学的所谓负面看法也仅仅是不认为其对现代科学的发展有贡献，不认为学科学的人需从科学哲学中吸取养分而已——若说养分，除科学本身之外，科学史才是最好的养分。在我眼里，科学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就好比体育评论员与体育技能的关系，不认为前者对后者有贡献不等于鄙视前者，甚至不意味着不看前者。事实上，对我这种理科男来说，科学哲学的休闲功能堪比小说，而某些科学哲学著作对科学史的涉及——虽往往是条框化的涉及，也是吸引我阅读的一大原因。哪怕在我近年所买的书里，也包括了一些科学哲学的书，比如美国哲学教授萨珀 (Frederick Suppe) 主编的收录了很多知名科学哲学家论文及相互论辩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Theories》，以及拉卡托斯 (Imre Lakatos) 和费耶拉本德 (Paul Feyerabend) 的带浓厚论辩色彩的通信集《For and Against Method》等。既然举这两本书为例，顺便也提一下：带论辩色彩且包含各方观点的书在我心中是于基本兴趣之外还可加分的，因为对任何感兴趣的东西，我都喜欢了解它的弱点 (我特别瞧不上那种把感兴趣的东西如神佛般供起来，生怕别人亵渎的人)，读论辩文字相当于在自己的脑袋之外，还有其他脑袋在帮着寻找和分析弱点，从而更合吾意。

文学是但凡识字之人就会有所涉猎的，我也不例外。但我的涉猎很偏，比如在小说之中，我最感兴趣的是三类——都是不登严肃文学殿堂的：武侠、科幻、推理，且每一类都只喜欢若干作者，其余则皆属 “路边的野花”，偶尔摘采。散文也是如此。不过我读书不愿受单一来源影响，而喜欢多线索相互参照，从而会无可避免地衍生出顺藤摸瓜的兴趣。比如喜欢奥威尔 (George Orwell) 的散文 (最初引起我兴趣的是他的回忆之作 “Such, Such Were The Joys”)，就不仅买了他的散文全集，以及他二战期间为 BBC 撰写的战争报道，还兼及了他的书信、日记、传记、别人对他的评论等等；比如喜欢《福尔摩斯探案集》，就不仅买了克林格 (Leslie S. Klinger) 的三巨册评注本《The New Annotated Sherlock Holmes》、柯南·道尔 (Arthur Conan Doyle) 的书信及其他作品——包括伪科学作品《The Edge of the Unknown》、他的传记，甚至还买了若干具有维多利亚时期英文风格的 “仿冒” 故事；比如对包斯威尔 (James Boswell) 的约翰逊传《The Life of Samuel Johnson, LL.D.》感兴趣，连带着对两人的通信、游记，包斯威尔本人的日记和传记，约翰逊 (Samuel Johnson) 的《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选编本等等也产生了兴趣；比如对卡罗尔 (Lewis Carroll，原名 Charles Dodgson) 的爱丽丝小说及其数学家背景感兴趣，则不仅买了马丁·加德纳 (Martin Gardner) 对其小说的评注本，还买了卡罗尔的书信集、传记，以及爱丽丝原型人物爱丽丝·李德尔 (Alice Liddell) 的图文传记等等。倒是科学类的书由于所知较多，眼界更苛，顺藤摸瓜的程度反而较低，只有两位作者——费曼 (Richard Feynman) 和温伯格 (Steve Weinberg)——由于是我偏好的，几乎地毯式地买了他们的著作。这种顺藤摸瓜有时甚至会引发如宇宙线中的 “级联簇射” (cascading) 那样的过程。

另一类我有一定兴趣的是历史和人文。当然，这方面我的涉猎也是很偏的，绝非对全部的历史和人文都感兴趣。以历史而论我主要是对人类——或者广义地说，一种智慧生物——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感到好奇 (可惜迄今只有人类这一种样本)。更具体地讲，我对古希腊的历史、对科学与宗教的起源、对中世纪及文艺复兴、对近代和现代史上的若干非常阶段——比如战乱——最感兴趣。这其中前面那些很大程度上是对科学史兴趣的延伸 (因为越往古昔回溯，科学史与普通历史的分界就越模糊)，对战乱之类非常阶段的兴趣则出自我对所谓 “极端情形” 和 “边界情形” 的偏好。在时间旅行: 科学还是幻想？一文中我曾写道，研究时间旅行的动机之一是 “探索现有物理学定律的边界，探索在最离奇的情形下物理学定律可以告诉我们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对历史和人文的兴趣也有类似的动机，喜欢了解诸如战乱之类历史上的 “极端情形”，喜欢了解伦理的边界，以及在最悖理的情形下——比如在沦陷区、在纳粹的统治或文革的笼罩下——人的思想和行为。我对一战期间的化学家哈伯 (Fritz Haber)、纳粹时期的物理学家海森堡 (Werner Heisenberg)、中日战争期间的文人周作人、胡兰成等的兴趣都可在一定程度上归入此类——当然，这些人并非随机地进入我的视野，而是在学术、才识、或文字等方面本身就有让我感兴趣的地方。另外，我看待历史和人文一向有一个观点，那就是越是易受立场和习见束缚的东西，就越应当采用所谓的火星人视角，不把自己代入到任何一边。历史上的 “极端情形” 或伦理边界上的人和事正是因为被太多太有立场的描述所覆盖，才更引起我的好奇。

一直喜欢书，读了很多年书，买了很多本书，一件稍有些意外的事情是：居然直到几年前才对 “关于书的书” (books about books) 感兴趣，引起我这方面兴趣的最初是钟芳玲的《书天堂》 (关于该书我还写过一篇随感)，稍后是董桥的书话，再往后则五花八门了。不仅如此，前面提到的对包斯威尔、约翰逊等人的兴趣也是源自《书天堂》的绍介，从这个意义上讲，该书引发的就是 “级联簇射”。《书天堂》一书最初是从图书馆借阅的，既然喜欢了，便远隔重洋地网购了她的书话三部曲：《书店风景》、《书天堂》、《书店传奇》 (顺藤摸瓜之又一例)。董桥的书则全是从图书馆借的，自己所藏为电子版。《书天堂》引发的 “级联簇射” 还有很多，其中包括汉芙 (Helene Hanff) 的《84, Charing Cross Road》三部曲 (这是我胡乱命名的，指汉芙的《Q's Legacy》、《84, Charing Cross Road》、《The Duchess of Bloomsbury Street》这三本彼此相关的书)，我并且写过一篇有关《84, Charing Cross Road》的随笔。我收集的其他有关书的书包括纽顿 (Edward Newton) 的《Amenities of Book Collecting》 (电子书)、布鲁克 (George Leslie Brook) 的《Books and Book-Collecting》、巴斯贝恩 (Nicholas A. Basbanes) 的大部头姊妹书《A Gentle Madness》和《Patience & Fortitude》等。最新 “入库” 的则是最近回国时购买的苏枕书的《京都古书店风景》。

除单纯的兴趣外，我的写作对读书和买书也有一定影响，比如《圣经》本不是我的兴趣，但因撰写第三只眼看《圣经》之故，我购买并阅读了不少有关《圣经》的资料。在数学、物理、天文等领域里，这种基于写作的阅读当然体现得更彻底，不过由于跟兴趣本就一致，落实到买书上倒不明显，因为需要的书大都已经买过。我的很多文章——比如希尔伯特与广义相对论场方程、玻尔的错误、泡利的错误、罗素的 “大罪”——《数学原理》等等——都是完全凭借自己的藏书 (包括电子书) 撰写的，而且不是那种超出藏书范围就视而不见的偷懒意义上的凭借，而确实是藏书涵盖了参考所需。这种足不出书房就能凭借藏书写文章的感觉对我来说是一种成就感，因为它说明我买书买到点子上了，总量虽不甚多，在自己的核心兴趣上却达到了较高的覆盖率。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 (Jorge Luis Borges) 称他心目中的天堂就像图书馆，我的天堂比他的小：一间安静的小屋，几书架钟爱的图书，就是我的天堂。

当然，哪怕很小的天堂，用更小的人生来衡量仍是很大的。比如我的藏书以藏书家的标准来衡量是微不足道的——董桥在《今朝风日好》一书中曾引丘吉尔 (Winston Churchill) 时代的藏书标准称藏书不足五千算不得藏书，只算是 “a few books”，却依然早已超出了我一生有可能阅读的数量 (因此哪怕从明天开始世上再无实体书可买，对我来说也已不会有太大影响了)。买书的数量超过读书的数量当然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爱书之人常会被问道： “买了这么多书，你都读过吗？” 对此，前面提到的布鲁克的《Books and Book-Collecting》一书曾作出过一个半耍赖的回答： “当然没有啦，都读过了何必还收藏它们？” 鲁迅时代的学者陈源——多数人知道他可能只是因为他是鲁迅的论敌——在 “做学问的工具” 一文中作过一个更好的阐述：

学者做学问的功夫是与小学生初上学不同的。小学生初进学校，只要有了一本教科书，便可以读半年。学者在做学问的功夫时，也许一个小小的题目得参考百十种书，也许一本书非有不可，然而有了却不过只要看它的一页半页。

这段话是很可以为爱书之人的买书辩白的，尤其是这句 “也许一本书非有不可，然而有了却不过只要看它的一页半页”——当然，那 “一页半页” 并非事先所知，否则在如今这时代用数码相机拍下亦可。

顺藤摸瓜乃至 “级联簇射” 的兴趣可能给人一个买书毫无节制的印象，这一度是事实。《天龙八部》有云： "段正淳虽然秉性风流，用情不专，但当和每一个女子热恋之际，却也是一片至诚，恨不得将自己的心掏出来。" 这话用来形容我这种 “好书之徒” 也很贴切：虽涉猎庞杂， “用情不专”，但当和每一本感兴趣的书初见之际，却也是一片至诚，浑忘了家中已有读不完的书了。不过最近几年的情形已然不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空间不够了。曾经有一次我说我的稿费用来买书已绰绰有余，家里那位一针见血地指出我花在书上最大的开销不是买书而是书房。确实，我的书房虽不大，连壁橱都占用了也不过放了八九个书架，但在如今的房价下，依然不是区区稿费所能支撑的——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讲，稿费的微不足道也给了我更大的写作自由，使我眼里的读者不是需要取悦的衣食父母，而是能把酒闲谈的君子之交。

由于空间不够，自几年前开始，书房里那八九个书架上的位置变得像 “帝都户口” 一样紧俏起来了，我不得不隔三差五把一些 “失宠” 的书 “发配” 到地下室去。相应地，买书门槛也提高了，要求新买的书起码上得了 “帝都户口”，一买来就得遣送地下室的书干脆不买了。如果这算 “攘外”，那么渐渐地， “安内” 也成了必要举措：对一些不打算进一步阅读或参考的书，以及不算太喜欢且已有电子版的书作了 “清理门户” 处理——有的卖给旧书店，有的捐给图书馆， “两边不讨好” 的则只得作为回收垃圾扔掉。 “攘外安内” 皆属治标，为了治本，则时不时检讨一下顺藤摸瓜的兴趣，砍掉一些不必要的 “藤蔓”。

除空间不够带来的门槛外，我买书还有一些传统 “门槛”。首先是品相。我是一个不在意版本的人，什么初版初刻、签名本、限量版、毛边书等等我都不在乎的，就连自己所撰的书一旦收到新版，也立刻将所谓 “初版初刻” 淘汰到地下室。偏于理科的兴趣，加上对版本的不在意，使我彻底避免了跟别人的藏书兴趣撞车。我读藏书家们的故事，读到他们星夜赶往书市，与一大帮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几乎互为克隆的同好们挤在寒风里，待门一开便蜂拥而入，狂抢图书的事迹时，每每庆幸不好热闹的自己总算没被哪项兴趣逼得要跟别人贴身争抢。但版本可以随意 (严格讲也非随意，而是倾向于内容最新最全的版本)，品相却是我讲究的，推根溯源起来可能是昔日集邮留下的 “后遗症”。皱巴巴的、折了角的、快散架的、或一翻沾一手灰的书我一般不买，对被涂抹过的书更是零容忍，别说买，就连在图书馆见到那样的书也不借——这大概要算怪癖了，但这种与他人无涉的角落里的怪癖该是最无害的了。

幸运的是，在 Amazon (亚马逊) 时代，品相门槛基本不会对购书造成实质阻碍，若在旧书店看见喜爱却品相太差的书，我会转而去 Amazon 买。 Amazon 是这些年我买书最多的地方之一，有时在书店看见喜爱却太贵的书，我也会记下书名去 Amazon 买 (一般只买品相在 “very good” 以上的)，这算是价格门槛——所有并非富豪的爱书之人都难以避免的门槛。如果 Amazon 也不便宜，我会先把书加到所谓的 “愿望清单” (wishlist) 里，隔段时间再去看看是否有更便宜的卖家，如此 “守株待兔” 买到的好书亦不少。除 Amazon 外，纽约最大的旧书店 Strand 和长岛最大的旧书店 Book Revue 是我买书的主阵地，全美最大的连锁书店 Barnes & Noble 则虽是我常逛的地方，买书却不多，通常只限于买降价书或网购价格与 Amazon 相近的书 (出于支持实体书店的考虑，但凡网购价格相近，我会优先向 Barnes & Noble 购买)。

除品相和价格外，对若干领域，我还有一些领域性的买书门槛。比如对于历史和人文领域，中国大陆出版的近代史图书——特指历史书，越堂皇越在其列，随笔型的小品文则因无需对人物或事件定调，受意识形态束缚较弱，而属例外——我已越来越少买。我对此类书的基本看法是：哪怕其中开明的部分也往往只是洗脑大前提下的开明。这个观点我在微博上谈及时曾引来骂声一片，但好在读书与买书是自己作主的事情，不必征得别人认同。在近代史这个重灾区里，就连貌似原始资料的书也靠不住，比如我曾买过一本名为《中国文学史话》的大陆版胡兰成文选，结果在翻看其中的 “张爱玲与左派” 一文时，因以前在图书馆读过此文的港版，第一段就发现了删节。更恶劣的是，买此书时因顾虑着有删节，特意读了编者序。按以往的经验，有删节的书通常会在编者序里义正词严地宣称对一些 “错误观点” 进行了 “必要的删节”，虽口气可笑，其所传递的信息却是值得感谢的，是避免买烂书的重要参考。那本书却没有那样的话，而且在翻阅时我还注意到编者对国民党时代的删节作了 “原文如此，想是经检查之故” 的标注，给我留下了严谨的印象，没想到却是只针对别人的严谨。那件事情之后，我再不买中国大陆出版的争议或反面人物的文集了。当然，在这方面台湾出版的书——尤其是老蒋时代出版的书——也有类似问题，比如胡兰成的《山河岁月》一书就是台版有台版的删节，大陆版有大陆版的删节，可谓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在中、港、台三地的近代史图书中，也许是港版有相对超然的独立性。

有读者可能会说，我的上述选择是武断的。确实是武断的，事实上，除这种一杆子打翻一船人的武断外，我还常常因为读一个人的一本书发觉水平不高就从此不买不读此人的任何书，这几乎是 “顺藤摸瓜” 的 “逆用”。不过我的看法是：这种武断在别的领域虽然不妥，对于读书与买书而言却是不妨采用的，因为世上的书实在太多，真正爱读书的人哪怕很严苛地挑， “宁可错扔一千，也不枉读一本” 地挑，可读之书依然是穷其一生也读不完的，而且读书与买书纯属个人选择，完全不必瞻前顾后、举棋不定，更没必要勉强自己去给作者一个对方根本不知情的所谓 “公道”——那也太高看自己了。诚然，杨绛曾经说过，读书好比串门儿，可以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过作为自己也写过几本书的人，我深知写书绝不能自动使作者混迹于值得别人拜谒的 “有名的学者” 之列，杨绛所串的 “门儿” 也绝不会是随机挑选的。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以为读什么书都 “开卷有益”，以为读什么书都如同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在这个资讯泛滥的时代，有可能连一本像样的书都没读到就 “出师未捷身先死”——耗尽了自己的时间。读书是一件可以甚至必须搞智力歧视的事情，看不入眼的书绝不买，捏着鼻子都读不下去的书，绝不打着兼听则明的幌子去读它——真正的兼听是高水平观点之间的兼听，而不是在诸如爱因斯坦与民科之间搞 “兼听”，否则是 “明” 不起来的。人生有限，必要的武断乃选书之首诀。

外文书的中译本是另一类可以归纳出领域性的买书门槛的——当然免不了也有武断性。外文书的中译本曾是我中学时期的重要知识来源，比之同期的中文书来，无论题材还是语言都有一种清新感。直到现在我依然出于怀旧目的保留了一些中学时期购买的翻译著作，比如温伯格的《引力论和宇宙论》 (Gravitation and Cosmology)、泡利 (Wolfgang Pauli) 的《相对论》 (Theory of Relativity)、伽莫夫 (George Gamow) 的《物理世界奇遇记》 (Mr. Tompkins in Paperback)、瑞德 (Constance Reid) 的《希尔伯特》 (Hilbert) 等等。但渐渐地，从新闻上以及从自己偶尔对中英文版本所作的比对中，我注意到了很多翻译乃是程度不等的拙劣翻译，尤其是译文含义不合理或语句不通顺的地方，几乎无一例外是拙劣翻译所致。我对中译本的印象由此滑坡。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从此不买中译本了。归纳起来我目前仍买的中译本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系统性的，条件是原始语种不是英文，并且是从原始语种直接翻译而非从英文转译成中文的。这类书由于我没有能力阅读原文，故只能在英译与汉译之间作选择，虽然据我的经验，汉译的水准与英译相比有些类似于中国的商品比之于英美商品，但毕竟两者都是间接的，比较容易接受——正如我并非不买中国商品。这类中译本以原始语种为日文或俄文者居多，估计是由于学过这两种邻国语言的译者较多，而这两国作品的英译比例又不高之故，相比之下，法文、德文及若干小语种作品的中译本有很大比例是从英文转译的，这类中译本只会在英译本之上叠加错误，我一般不买。

我目前仍买的另一类中译本则是特殊性的，本身又分两个小类：第一小类是英文版特别昂贵的，有 Amazon 之后这类书不多了，但偶而还是有的；另一类则是外国人撰写的有关中国的书，其中免不了要引中文文献，这类书的中译本通常有一个好处，就是会把书中所引的中文文献还为原文，这比阅读英文版时当作普通英文来理解精确多了。这类书的一个例子是我最近回国时购买的荷兰学者安国风 (P. M. Engelfriet) 的《欧几里得在中国》 (Euclid in China)，它碰巧还同时符合了第一小类的条件——因为其英文版在 Amazon 上要一百多美元。

对于外文书的中译本，在阅读时我也有一定的取舍。很多科学类的书，包括专著、科普、科学史、科学哲学等，其主要的阅读愉悦来自信息的获取，而非文笔，其作者也并不以文笔见长。对于这类书，若同时有中译本和英文版，我依然会读中译本，遇到有兴趣深读、想要引用，或感觉译文不佳的地方才转而阅读英文版。由于题材与自己的专业背景相近，这类中译本哪怕有错译也不容易误导我。这种模式尤其适合于中译本为实体书而英文版为电子书的情形，因为读实体书比读电子书舒服，也便于前后翻查。而且中文作为母语，阅读速度毕竟超过英文，甚至能扫一眼而知整页之概貌，对于无需精读的部分优势更显著。我目前仍保留的外文书的中译本除少数意在怀旧外，多数都是出于这种考虑——不过这类书我总共只有几十本，因此这种阅读只占日常阅读的极小比例。当然这方面也是有例外的，比如作者以英文文笔见长，或我偏爱其英文文笔，这种情形下哪怕有中译本我也会读原文。这种例外在科学类里包括像罗素 (Bertrand Russell) 那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以及费曼、阿西莫夫 (Isaac Asimov) 那样我偏爱其文笔的人，在文学类里则几乎按定义就是全部作者。

在本文的最后，也谈几句电子书 (其实上面已有所谈及)。今天的读书人乃是有幸 (或不幸) 目睹电子书崛起、实体书没落的一代，摆在面前的一个很大的悬疑则是：未来还会不会有实体书店？对于这个悬疑，很多实体书爱好者担心见到否定答案，我虽也把自己视为实体书爱好者，倒并不担心，一来是不认为那会在我的有生之年就出现；二来是相信那归根到底是未来读书人的自由选择，无需届时早已作古的我来替他们惋惜；三来则是因为如前所述，我所购买的实体书早已超出了一生所能阅读的数量，从而哪怕那一天提前到来，对我也不会有太大影响。除此之外，我不担心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已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电子书。事实上，我收藏的电子书数目甚至超过了实体书，而且绝非只藏不读，不仅出门的必带物之一是电子书阅读器，就连手机上也存了几本电子书。在某些不便阅读实体书的场合，我就会读电子书。当然，从阅读的角度讲，今天的电子书仍有一定的不便性，首先是不便于前后翻查 (不是不可以，只是远没有实体书方便——哪怕将电子书的检索功能考虑在内)，只适于读那些流读一遍即可的书；其次是我的电子书多为 PDF，其中只有一小部分能放在电子书阅读器上而不显得字体太小，其余则只能在电脑上读。

由于已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电子书，因此一本书若已有电子版，考虑到 “帝都户口” 的紧俏，我通常就不买实体书了。不过例外也是有的，比如温伯格的《Lectures on Quantum Mechanics》我虽早已有电子书，不买实体书却始终觉得遗憾，因为温伯格是我最喜爱的现代物理学家之一，他的其他著作我大都买了实体书，几乎独缺这本。而且在潜意识里，电子书毕竟只是一个文件，有赖于格式、阅读软件及阅读器之间的相互兼容，实体书却只要自己的眼睛还在，就是永远兼容的，因此对于特别喜欢的书，终归有一种购买实体书的欲望。碰巧的是，几乎从不出新版的温伯格在这本书上破了例，初版问世才三年就出了第二版，而一向对短时间改版不以为然的我也破例感到了庆幸，因为那给了我一个最好的借口去买实体书。

关于我的读书与买书大体就写这些。一个人从小到大，兴趣一直在变，比如小时候的种种玩具，渐渐就不再有兴趣了，年轻时的种种追求，渐渐也会变成过眼云烟。如果说有什么兴趣能真正贯穿一生的话，对我来说大概就是读书与买书了。出国之后，不止一次在梦里回到杭州，梦见得最多的居然是谋划着如何逛书店。离开纽约外出旅行时，一想起回家也总会顺带想起纽约的书店，仿佛回家的题中之意就是又可以逛那几家书店了。行文至此，重又想起博尔赫斯的那句 “天堂就像图书馆”，我不信什么死后的天堂，唯愿生前能生活在由钟爱的图书组成的小天堂里，直至尽可能接近生命终了的那一刻。

阿西莫夫曾经这样想象自己的死亡： “我一直有一种奢望，那就是在写作时死去，头倒向键盘，鼻子卡在两个键之间。” 我写作远没有阿西莫夫勤快，但有一个跟他类似的奢望，那就是在阅读时死去，书从手上滑落，书页分开着盖在脸上。

2016 年 10 月 8 日完稿
2016 年 10 月 9 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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