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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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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 Brian Greene 与 Steve Paikin 的一段访谈， 是围绕 Greene 新书 Until the
End of Time 展开的。 科学家之中， Greene 是演讲能力特别出众的， 在这段访谈里，
他的言辞既优美又到位， 充分展示了这种能力。 看这样的访谈是一种享受。
不过其中关于宗教的一小部分是我不太认同的。
在被问及如何看待宗教时， Greene 表示他跟 Richard Dawkins 等人的分歧是： 他认为真理除客观真理外，
还有主观真理或个人真理， 宗教对很多人来说是追求后两者的途径。 我对这种说法素来不以为然。 哪怕撇开在
“真理” 之上冠以 “主观” 或 “个人” 之类与 “真” 无关， 甚至背道而驰的限定词是否有意义不论，
Greene 赋予宗教的主观真理或个人真理的概念， 信徒们恐怕是不会买账的。
因为哪怕温和派的信徒， 恐怕也不会承认自己的上帝只代表主观真理或个人真理， 而不具有客观性；
更不用说那些以包括暴力在内的种种手段扩张势力， 剿灭异己的激进信徒或组织，
他们何曾有丝毫将信仰局限在 “主观” 或 “个人” 范畴之内的意味？ 反过来说， 若宗教果真将自己局限在
“主观” 或 “个人” 范畴之内， 信徒动辄因别人的不认同而被冒犯的玻璃心又从何而来？
事实上， 傻子也知道假的东西不值得相信， 因此一切欺骗或自欺都离不开对客观性的标榜，
也都会因客观性遭质疑而被冒犯， 宗教更是向来就斩钉截铁地宣称上帝存在， 在这点上从未允许过半点含糊。
因此， Greene 赋予宗教的主观真理或个人真理的概念实属一厢情愿，
不是普通信徒——更绝非社会影响力巨大的活跃及激进信徒——的追求。
Dawkins 等人对宗教的剖析才是精准而深刻的。 这种理解上的落差是 Greene 跟 Dawkins 等人的真正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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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ematics as an organized, independent, and reasoned discipline did not exist before the classical Greeks
of the period from 600 to 300 B.C. entered upon the scene.」「... the Egyptians and Babylonians were crude
carpenters, whereas the Greeks were magnificent architects.」—— Morris K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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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有关台海战争及类似 “备战备荒” 的传言甚嚣尘上——希望是流言。 挟经济高速发展打下的 “鸡血”
挥军动武之事， 二战时的德、 日都是前车之鉴， 甚至大陆自己也浅尝过利害： 32 年前的对内操刀后，
很大程度是靠了港台才度过国际制裁造成的资本积累瓶颈。 如今卸磨杀驴，
继香港这只会下金蛋的鹅被烹成烧鹅后， 若再发动台海战争， 则中华民族将不仅自绝于国际社会，
而且将 “自宫” 掉最后一块自由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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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三年半， 陆陆续续在看 Star Trek: Voyager， 至昨晚看毕。
我曾不止一次说过， 在 Star Trek 剧集中，
我特别喜欢有时间感 (即涉及漫长时间流逝) 或有时间旅行的故事。
巧得很， The Next Generation 和 Voyager
这两个系列的大结局都既有时间感也有时间旅行， 很让我沉浸。
借这种沉浸， 在这里闲聊几句时间旅行背后的理论吧。 我在 “时间旅行：
科学还是幻想？” 一文中介绍过， 时间旅行会涉及因果悖论， 消除的框架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所谓凝固长河，
另一种则是平行宇宙， 两者中只有平行宇宙允许选择的自由。 Star Trek
的故事由于离不开选择的自由， 从而需要平行宇宙的框架。 但即便在那样的框架里， 故事的内涵其实也很难实现。
拿 Voyager 的大结局来说， 船长 Kathryn Janeway 通过时间旅行返回从前，
去挽救在 “真实” 历史中遭遇不幸的船员。 这故事在平行宇宙的框架里虽可实现， 却会失去内涵，
因为在那框架里， Janeway 其实没有挽救任何人， 而只是自己选择进入了一个船员并未遭遇不幸的平行宇宙，
在她原先的宇宙中， 船员的命运则依然如故。 当然， 这是很扫兴的分析， 不过 (不知算幸运还是不幸)
这些框架都是极有争议且极度渺茫的， 只作闲聊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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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将以前在新浪转过的话「“一国两制” 是一种很有意思的东西：
香港要， 我们不给； 台湾不要， 我们一定要给。」转到推特， 可能是拜当前台海局势所赐，
出乎意料地热了 (转、 评、 赞分别超过 600、 100、 3000)， 互动数甚至远远超过了粉丝数高出一个数量级的新浪。
当然， 新浪的根本特点是： 我的此类微博一旦热了， 就必遭屏蔽甚至导致禁言， 跟那什么运动员骤然消失一样，
热度自然就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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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闲事】 赴 Bear Mountain 州立公园观秋景。 那秋景本身应该算还行， 不过跟前一阵友人拍摄的新英格兰的秋景一比，
就黯然失色了 (我的拍照技术对这 “黯然失色” 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且这公园游人偏多， 在攀往 Perkins Memorial
Tower 的途中， 视野范围内总少不了有几拨游客， 时不时会在山径上与人 “狭路相逢”， 视野稍好些的观景台更是挤满拍照者。
此外， 适合眺望的方向都不幸有些逆光， 所拍相片皆不如 “平地” 处。
倒是有些小景致给我留下颇深的印象。 比如走在山路上， 偶见几片黄叶从树上无风自落， 间或被透过树影的阳光照到，
便悄无声息地闪亮一下， 有一种静谧的美感， 甚至让我想起了《天龙八部》中保定帝在拈花寺等候黄眉大师的情形：
“负手站在庭中， 眼见庭中一株公孙树上一片黄叶缓缓飞落。 他一生极少有如此站在门外等候别人的时刻， 但一到这拈花寺中，
俗念尽消， 浑然忘了自己天南为帝。” 很多年前读这段话时， 忽然明白了梁羽生跟金庸何以不是一个档次的，
情节之类姑不论， 他那几十部武侠中何曾有一句此种意境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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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did I write any of my books, after all? For the sake of the pleasure, for the sake of the
diffculty. I have no social purpose, no moral message; I've no general ideas to exploit,
I just like composing riddles with elegant solutions.」—— Vladimir Nabokov
Very well said, and very similar to what I always think of as the best motivation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for the sake of curiosity, as opposed to the nationalistic motivation often praised to extremes in China,
and often not only leads to but justifies plagiarism and corru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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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开始看 Star Trek: Deep Space Nine。 初到美国那几年，
曾在电视上零星看过几集 Star Trek， 但跟对 The Next
Generation 和 Voyager 的 “一见倾心” 不同， Deep
Space Nine 却不曾引起我的兴趣 (究其原因， 是前两者都有一看就喜欢的人物， 比如 Picard、 Data、
Tuvok、 Doctor、 Seven of Nine， 后者起码在零星看过的剧集中没有特别吸引我的人物)。 不过前不久
Voyager 从 Netflix 的 “下架” (系被竞争对手 Paramount+ “夺爱”)， 使我决定趁
Deep Space Nine 还在 Netflix 时， 将之看掉。
昨晚看毕第一集 Emissary (使者)， 情节和人物都暂无能改变昔日印象之处
(其中的 spiritual leader 之类的角色甚至是我一向最不喜欢在科幻片中见到的)，
不过这一集设下的框架——一个紧邻 “虫洞” 的空间站——倒是颇有 potential 的， 决定继续看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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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mRNA 疫苗和重症保护率颇高的新药相继问世 (后者还待进一步检验)，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谈论 COVID-19
疫情的终结。 谈论终结虽为时尚早 (因为那不光取决于人类， 还取决于病毒——取决于后者的变异走向)，
但盘点迄今为止的疫情已能看出， 与依靠准中世纪手段严防死守 (包括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却将 “制度优势”
常挂嘴边的国家相比， 快速研发出高效疫苗和药物的国家才真正体现了制度优势， 为全球抗疫立下了功勋。
对国民 “天网恢恢” 般的控制能力是极权国家对付疫情的法宝， 但哪怕撇开这一法宝同时也是极权国家诸多人祸和无数伤亡的根源，
以及此次疫情源自极权国家这一 “原罪” 不论， 严防死守的成果也只有靠将强迫隔离、 野蛮封锁、 关闭医院等手段造成的不挂在
COVID-19 名下的额外死亡视为国家机密， 封杀一切不利言论， 才能炫示。
极权国家的真正优势在低人权和无底线： 荼毒世界的疫情源于自己， 却能倒打一耙将屎盆子扣给别人，
且即便如此， 也不用担心文明世界会以牙还牙。 在这种优势下， 只要愿为国民花钱， 不拿自己的低效、 无效甚至有可能负效
(有抗体依赖增强作用) 的疫苗充面子， 是可以坐享其成搞到高效疫苗的。 只不过极权到了一定境界后，
面子往往大于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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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ret of its success was a direct result of my ignorance. Even today my knowledge of math extends
only through calculus, and even calculus I only dimly comprehend. As a result, I had to struggle to
understand what I wrote, and this helped me write in ways that others could understand.」—— Martin Gardner
Martin Gardner is famous for his math column on Scientific American,
and the above is what he considered the secret of its success, echoed a saying whose exact wording and
source I can no longer remember: the best way to learn something is to teach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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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书记】 在文史资料中， 书信和日记是我喜爱的， 因为比别种文字更原汁原味，
且有一种活到他人生活里的虚拟现实感——这对于 “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 的我们， 几乎是人生的延展。
《陈寅恪集·书信集》就是某次回国时怀着对书信的喜爱而买的， 并于近日阅毕。 此书已有电子版，
不拟再留， 故撰此 “别书记”。
我对文史人物的兴趣萌生得很晚， 知道陈寅恪此人，
最初是因《南渡北归》等书。
印象最深之处， 除 “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不宗奉马列主义”、 “不学习政治”
这几句对当今中国已很陌生的理念外， 就是生活的困顿， 及晚年跟吴宓的会面 (遥想两位孤寂老人在炼狱般的
“新中国” 的相互牵挂， 每每让我感动于他们的友情)， 看了这本书信集， 发现后两者的基本素材都在吴宓日记及此书里了。
此书的另一处值得一记的文字是 1931 年， 陈寅恪在寄失了若干稿件后致傅斯年曰：
“将来或可以籍口说： 我本有如何如何之好文章， 皆遗失不传， 亦是一藏拙作伪之法耶！”
让我想起钱锺书在《围城·重印前记》里提到昔日遗失的《百合心》手稿时称 “剩下来的只是一个顽固的信念：
假如《百合心》写得成， 它会比《围城》好一点。”——当然， 我绝不是怀疑钱锺书用了这 “藏拙作伪之法”，
而是单纯觉得这种文字上的 “撞车” 十分有趣。:-)
最后从陈寅恪两位女儿所撰的后记里摘几句话：『我们从小就知道全家最宝贵的东西是父亲的文稿。
从抗战逃难直至 「文化大革命」， 父亲文稿都是用全家最好的箱子装载， 家人呼之为「文稿箱」。 避日军空袭时，
首先要带的就是「文稿箱」。』——很感慨， 这样纯粹的读书人家在物欲横流、 甚至常以嘲讽读书人为乐的时代怕是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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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防疫有一个 “时空伴随” 的奇招， 涉及的空间范围是 800 米， 时间范围是 14 天。
这意味着只要有一个到过天安门广场 (那是一个南北长约 880米， 东西宽约 500 米的矩形) 的游客被确诊，
之前之后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衮衮诸公们的健康码大概率得变色——除非开会前 14 天就开始封闭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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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Feynman entered hospital for the last time, two weeks before death, he told
a friend he had realized at age 7 that this would happen someday, and there is no
reason to start complaining now. He said he considered death his final observation, and he would
find it interesting.
The above (in my re-phrase) was from a book called Feynman's Rainbow.
Feynman's final observation, though, turned out to contradict his expectation. According to his daughter,
when the journey we call "life" ended, Feynman's last words were: "I'd hate to die twice. It's so b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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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遗孀日前宣布，将永远停止发行《丑陋的中国人》， 因为 “柏杨生前一再交待， 当大陆文明已经进步了，
就要废除这本书的发行。” 这位遗孀的眼力比柏杨真是差太远了。 柏杨昔日访问大陆时，
尚属大陆政治氛围相对温和的年代， 即便如此， 他也未被大陆统战手段所蒙蔽， 写下了对大陆一针见血的批判。
如今的大陆政治氛围比柏杨访大陆时严苛得多， 离 “文革” 或许比离 “文明” 更近， 柏杨遗孀却反而作出了相反判断。
其实停止发行《丑陋的中国人》本身倒也罢了， 那书起码对大陆来说已远远跟不上时代了
(那里的丑陋哪赶得上红蛆遍地的现状)。 但偏偏援引柏杨生前的交待， 实在是巨大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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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对美国的一个很可能永久的影响是： 越来越多的公司让越来越多部门的员工越来越多地在家工作了。
我所在部门也不例外， 于前一阵大幅调低了员工赴办公室的天数要求。 我算不爱交际的人 (用 Linux 创始人
Linus Torvalds 的话说， “I'm not a people person”)， 但听到老板说 “we will see each other less and less”
时， 也不禁被其落寞语气所感， 生出一种昨日不再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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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转到推特以来， 迄今已数月。 目前我的微博只有约 1/2 同步发在新浪
(皆为新发布的中文微博， 扣除被屏蔽部分， 实际约 1/3)。 令我欣慰的是， 尽管推特帐号起步不久，
“粉丝” 数只有新浪的 6%， 但每条微博的平均互动已大都在新浪的一半以上， 甚至时有超出。
这跟新浪粉丝数虚假度极高这一公开的秘密很一致， 也很符合这个国家大到国民经济数据，
小到网店销售数据普遍做手脚的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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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ver Is Composed of Nows」—— This is the title of an Emily Dickinson poem, quoted by a book from
which I saw it: Shakespeare and Company, Paris: A History of the Rag & Bone
Shop of the Heart. Attached is the page with a daughter & father photo that
attracted my attention at first sight.
Shakespeare and Company is perhaps the most famous independent bookstore in the world. American
booksellers Sylvia Whitman and George Whitman are the current and previous owners of the store, and
are the daughter & father on the photo. George passed away in 2011 at age of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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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疫苗人士爱拿某某人打过疫苗仍得了 COVID-19——甚至死了， 来说明疫苗无效。
若那人恰好推介过疫苗——比方说恰好是本博主， 仿佛就更 “重于泰山” (或 “罪加一等”)
地说明了疫苗无效。 其实， 任何人——包括本博主——的死在计算疫苗效力时的权重都只是 “1”， 疫苗效力只取决于对那些 “1”
的统计和比较。 这听起来有些冷， 但正是这种 “冷”， 使数学远比任何 “炽热” 的煽情更可信。
我以前引过的德国数学家赫尔曼·外尔的话很好地道出了数学的这种
“冷”：「数学具有星光般的非人的品质， 灿烂、 明晰， 然而冰冷。」——冰冷， 然而像星光般灿烂和明晰，
那是数学。 用 “炽热” 的煽情遮蔽数学， 倘属蓄意， 是一种恶， 倘自己也信了， 则是愚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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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最大的恐怖是由那样一些政权——希特勒的德国、 斯大林的苏联、 毛的中国——犯下的，
它们虽排斥了部分或全部的宗教教义， 却照搬了宗教最坏的特征： 永远正确的领袖、 神圣的典籍、 宏大的仪式、
对背道者的处决， 及一种视铲除外部势力为正义的群体意识。」——史蒂文·温伯格
这是温伯格随笔集 Lake Views (《湖畔遐思》) 里的一段话。 凭这段话，
就基本能断言该随笔集的中译本不会是全本——纵能逃过审查， 也早晚会被 “朝阳区群众” 所举报
(BTW， 这段话——即上一条微博——在新浪一小时左右就被屏蔽， 堪为风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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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数学趣话： Felix Klein 曾被誉为数学圣地哥廷根之 “王” (甚至 “神”)。 19 世纪 80 年代， 这位 “王” (或
“神”) 跟比他小五岁的法国数学家 Henri Poincare 在自守函数 (automorphic function) 领域里 PK 过一次，
从结果看基本打平， 但 Poincare 若无其事， Klein 却累倒了。 之后， Poincare 的声望和成就继续上升，
最终如 Constance Reid 的著名传记 Hilbert 所述， “提示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事实，
数学世界不是一个以哥廷根为中心的球， 而是个椭球。” :-)
不过 Klein 也不白累倒， “抱病” 写了一本 Lectures on the Icosahedron and the Solution of
Equations of the Fifth Degree (《二十面体及五次方程解的讲义》)， 成为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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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到处都是 Omicron 变异的新闻， 在这里梳理一下我所了解的信息 (“保鲜期”
大约不会超出两周)， 供参考。
【传染性】有待大样本检验——从基因突变的类型推测有可能较高。
【毒性 (致重症能力)】有待大样本检验——有迹象显示不强 (但样本太小)； 从病毒突变的一般趋向来说，
传染性若增高， 毒性往往会减弱 (但常有例外)。
【抗免疫能力】有待实验检验——从基因突变的数量推测有可能较强， 但使现有疫苗完全失效的可能性极小；
若需 mRNA 疫苗作出针对性调整， 至量产约需几个月。
【旅行限制】起码对疫苗充裕的国家意义不大——若传染性和抗免疫能力不若预期， 则必要性不大；
反之， 则迟滞作用极有限， 且迟滞期间能做的事情不多 (主要就是鼓励打疫苗， 但在疫苗充裕的国家里，
迄今未打疫苗的多为不信任疫苗者， 再迟滞也没用)。
顺便也介绍一下 Omicron 这一命名的由来。 国际卫生组织的这套命名本是按希腊字母顺序进行的，
之前已用掉 12 个。 此次按顺序应为 Nu (即第 13 个希腊字母： Ν/ν)， 但读音同 “New”， 易混淆；
下一个字母 Xi (即第 14 个希腊字母： Ξ/ξ) 则拼写跟某敏感国的敏感姓氏相同， 易纠纷，
都略去了， 故顺延为再下一个字母 Omicron (即第 15 个希腊字母： Ο/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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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thing that von Neumann gave me was an idea that ... you don't have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e world that you're in, and so I have developed a very powerful sense of social irresponsibility
as a result of von Neumann's advice. It's made me a very happy man since.」—— Richard Feynman
This “social irresponsibility” which I embrace as well should, in my opinion, not be interpreted
as acting irresponsibly. What I consider it implies is, for instance, not to pull the lever in the “Trolley
problem” to kill one person, under a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 save f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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